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为父母写点文字，却迟迟未能动笔，直到今天，我寻思，无论如何；也要了却这个心愿。 父亲是木匠，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常年在外给人做木活，虽然有吃有喝，可干一天活只挣一块钱，还要给生产队缴八角。因为我们兄妹多，家里又没有壮劳力，母亲辛辛苦苦劳动一天只挣八分工，年底生产队分红的时候，老是倒欠，温饱问题成了我们家的头等大事。于是，母亲就给生产队长说，她有的是力气，希望和男劳力一块干活。于是，挖地、担粪、砍柴、扛树……这些只有壮劳力才能干的活，母亲和他们一样干，为的是多挣几分工、年底能多分几斤粮。一天的劳苦之后，常常累得喘不过气，回到家里吃不上现成的饭莱，还要忙乎着给我们做饭，但我从未见母亲发脾气，总是满脸笑容地把好吃的让给我们，自己却凑合着填饱肚子。
我小的时候，几乎没有吃饱过，常常是左邻右舍门槛上的看客。只要看见人家吃长长的面条、白白的馍馍，口水就直往下淌。起初，人家还客气地让我吃一碗半碗，时间一长，也就不理了，有时干脆对我说；“四娃，你大叫你回去哩。”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逐客令”。
因家境贫穷，经常吃了上锁没下顿。母亲拉扯我们姊妹10个，从来没有享受过“坐月子”应有的幸福待遇，常常是即将生产了还在地里劳动，我们的脐带未干她又下地干活去了。如此恶性循环，使母亲落下一身的病。如今，母亲的手颤抖得连碗都端不住，晚上，时常能听见母亲翻身时那撕心裂肺的呻吟声。
父亲上坡干活，裤带上总是少不了别一个口袋，天黑后走东家窜西家去借粮，有时能借一斗八升，有时却饿着肚子空手回来。借的多了，怕忘，父亲就在墙壁、房柱子上记着借粮的名单。直到现在，满墙上的记账单父亲还舍不得让抹掉。记得有天晚上，借的粮食只剩不到一升的包谷糁，母亲做的糊汤很稀。正当我们坐在院子里吃得正香时，大哥突然喊叫：“妈，这月亮咋跑到我碗里来啦?”顿时，全家的欢笑声投有了，母亲端着碗跑到房盾的栗子树下，不停地跺着脚、不停地在抹泪。
黄豆本是营养极丰富的了，可我们家如今谁都害怕它。过去，天天是豆面、豆饼、豆面糊糊……吃伤了。记得那年区上修路，要求每户参加的人须带10斤麦面。我家哪有麦面哩，三哥就带着豆面去了，尽管管灶的表叔走后门把豆面搅拌到大家的麦面里，但还是有人吃出豆面味来，骂声一片，表叔招架不住说实情后，有人顺手把一碗滚烫的饭泼到了我三哥的脸上，父亲知道后，唉声叹气地蹲在墙角，一口接一口的猛抽烟。
我7岁时，大哥的丈人有次来我家，嫂子给她父亲烙了碗口大的一个馍。别看我小，鼻子特尖，总觉得满屋子香香的，就溜进灶房去看，果然发现了新大陆。趁大人不注意，我悄悄把馍抱进了自己的被窝。中午吃饭时，母亲总是找不着馍，只好将计就计：“唉呀，实在对不起亲家，大老远来也没啥招待的，红薯糊汤你可要吃饱。”客人一走，嫂子就挨了大哥一顿揍；“给你大烙的馍也偷吃……”这件事，在我参军后的一次休假中才向嫂子道了歉。
每当我看到保存了30多年的这本字典，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那夭放学回家，母亲正盘腿坐在床上纺线，刚补好的衣服整整齐齐放在床边，我忐忑不安地对母亲说：“我想买本字典。”
“做啥用哩?”母亲边纺线边问。
“用处大得很!凡是不认得的字，都能寻着。”
“那得几毛钱?”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儿，盯着我。
“一……块……二”我嗫嚅着。
“一块二?”母亲有些吃惊。
是的，在当时我的家境中，一块二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它可以称，15斤盐、灌10斤煤油，全家能用半年。
母亲掀开满是补丁的粗布衣，在贴身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卷着的手绢，那里面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一分的，二分的的，一毛的，最大的票面是五毛的。
“才一块一毛钱。”一种难以察觉的愧色掠过母亲的脸。“小柜里还有两个鸡蛋，拿去卖了刚好够。”
“妈，您的身体不好，我借同学的字典用，鸡蛋不能卖。”
“胡扯!”母亲很生气，“日子长了，光借人家的不是法子。”
小学离家二里地，每天早上去上学，我都要提个大篮子，为的是放学后能捎带寻一篮子猪草。早上没饭吃，母亲就给我烧几个红薯或者拿几个柿子，我怕放学回家的路上饿，就吃一半在半路上的石炼窟窿里藏一半，结果常常不是被老鼠吃就是被蚂蚁啃，不知多少次饿得浑身没劲，头昏眼花。小学5年，这样的生活没有间断过。
上初中时我还13岁。学校很远，我就住校自己做饭吃。每周六回家，母亲总是给我带足一星期的粮，还要装上几个包谷馍。我知道，弟弟、妹妹在家是连包谷馍也吃不上的，便悄悄留一半装进弟弟和妹妹的书包。有时知道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即使回家也没有粮可拿，自己想办法――学校周围满是红薯地，尽管红薯已被挖过了，还没有镢把高的我，硬是扛着镢头在人家挖过的红薯地捡漏，虽然辛苦，一天却能捡半背篓呢。有次学校让缴5块补课费，星期六放学后我赶到30里外的舅舅家，扛了一块木板又连夜返回到街上去卖，半路上有人给8块钱我没舍得卖，总想赶到集市上去卖个好价钱。多走了几十里路，那块木板却只卖了6块钱。
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的缘故，弟兄们没有一个胖的，朋友们老是开玩笑：“看到你们，就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
吃苦，是一种资本。苦，可以折磨人，也可以锻炼人。没有经历饥饿的历史，没有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你无法塑造坚强的性格。
1981年冬，我参军到兰州军区某守备师。从离开家门、翻越秦岭的那一刻起，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名堂来，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从战士到志愿兵，又从志愿兵直接提干，也立过不少功，受了不少奖。
如今细细回味走过的路，有两件事叫人终生难忘：一是小时候洗红薯的景象。水桶里装满红薯，用木棒在里面搅拌，红薯在桶里转动，大小参差不齐的红薯，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浮在上面的，未必永远浮在上面，沉在下面的，也未必永远沉在下面。总是一会儿浮起来，一会沉下去，就像人的一生，或多或少，总是难免有沉浮，不会永远如旭日东升，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另一件是看一棵不及人高的红柳跟大雪搏斗的场景。雪落在那棵红柳的枝权上，越积越厚，它细瘦的身子渐渐被压弯；忽然间，它猛一抖身，把积雪弹落，又挺起身子。而雪，更急更密地压下来，使它又弯下了腰，但不一会儿功夫，它又弹掉了压在身上的积雪，挺起身来。弯下腰去，再挺起身来，循环往复不知多少次。
去年8月的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电话，说父亲病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父亲是很瘦，但结实，没有得过啥大病。我赶回家时却傻眼了。原本整天快乐的父亲因突患脑血栓，大脑失去记忆，认不得人了。
今年阴历二月初二，是父亲78岁寿辰。我知道，父亲的病不可能有大的好转了，为尽孝心，三哥今年给父亲过寿，还特意杀了一头猪。二月初一晚上，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来祝福，父母十分高兴。初三早晨，我和爱人要返回西安时，父亲居然两次叫出了儿媳“小军”的名字，且长时间抓着手、哭着不愿松开。这是一年多来我看到父亲最清醒的一次。
父亲躺在床上已经两年了，有时还在床上遗屎遗尿。两年来，母亲寸步不离地伺候着，本来就瘦弱的母亲累得骨瘦如柴。今年元旦前夕的一天深夜，母亲起夜时突然晕倒，跌断了肩锁骨。弟弟包车把母亲接到商州治疗，但因年纪大、体质差，做不成手术，只能做简单的处理和服用一些消炎药。腊月二十七，我从西安赶到商州把母亲接回老家过年。刚进门，母亲就扑到我父亲的床边，鼻一把泪一把哭得泣不成声。
过年期间，母亲吃不成啥，吃的没有吐得多。这个年，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痛苦的――父亲躺在床这头，母亲躺在床那头。
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根有，你摸我这咋这么痛?”我一摸，在母亲的肝脏部位长了拳头大的二个疙瘩，硬硬的。我感觉母亲病得不轻，因为尽管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却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如果不是被病魔击倒，她是不会这么难过的。因急于回省城开会，正月初六我回到了西安。三天后，大哥来电话说母亲病情加重，腿也肿了，明天准备去商南医院诊断。那两天，我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尽管不停地祈祷苍天，希望母亲得的不是什么大病，可第二天就传来了“肝癌晚期”的悲痛消息。我们原以为，父亲已病了两年多，肯定要走在母亲的前面。岂料，原本“健康”的母亲居然要走到父亲的前面了。我不相信县上医院的诊断，便让侄子把CT片和病历送到西安，经请多位专家会诊，给我的答案是：“不要折腾了，尽量让老人少受些苦。”
今天，是母亲73岁寿辰，小妹来电话说，母亲的病重很快，已不能侧着睡觉，右眼也失明了。因单位人手少、工作实在太忙，我不好意思请假回去陪母亲过这最后一个生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此时此刻，我终于理解“忠孝不能两全”的含义了。
我的父母啊!同为人予，在您们跟前，我究竟尽了多少孝心呢?
我真的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