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李组长在树下下棋。 我感受到宁静，还感受到乡间音乐。它们是知了的叫声，汽车、拖拉机与柏油路面沉重胶结的摩擦声，牲口杂乱轻快的蹄声，墙外羊咩和母鸡下蛋的欢叫声……。棋盘退色了。我抽出一支烟。……难得如此清静，更难得忙里偷闲。
李组长是县委农工部的领导，若在平日，他应该舒服地躺在县大院浓荫蔽日的瓦房里午休。二十多天前的一个会议，改变了他原本规律的生活：为期四十天的 “四术清理”开始了。县委书记带着浓重鼻音的一句话，让二十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前额直冒凉汗：县医院备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将亲自在大门口恭候乡镇的手术……。谁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作为县委下派的督导组，会议刚一结束，李组长就带着生活用品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乡里。
昨天后半夜的行动是令人满意的。数十名进入视野的育龄妇女陆续送到了车上。武装部长和一个副乡长将把她们送到县医院，其余乡干部继续在所包村排查，为下一次行动确定目标。医院人满为患，即使同时开展数十台手术，争执仍然难免。武装部长何时能回来，是没有准儿的，它取决于手术总量和每台手术的时间。
此刻，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扯破喉咙的叫喊。
叫喊沿着笔直的甬路传过来，在大礼堂那儿遇到墙壁和门窗的阻挡，被迫往两边扩散。它被扭曲和放大，形成嗡嗡的回音。音乐消失了。这叫喊扰乱了我的思路，让我警觉。警觉是必要的，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尤其必要。你不知道突然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冲着你来的。我跟李组长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扭过头去。
叫喊来自大门口。一声……又一声……一声高过一声，还夹着不堪入耳的咒骂。我走到甬路上，远远望见一个壮实的身影站在门楼下，堵住了进出的大门。他有些站立不稳，像投射在水面的倒影，给人不真切的感觉。他挥动双臂，臂端亮光闪烁。
撒酒疯呢，我想。
在乡下，你会遇到各色人等，他们随时以自己的方式无所顾忌地进入任何一间办公室，诉说他们遇到的五花八门的问题。闺女与人私奔，来乡政府要人。偷拔界石引起地邻纠纷。往人门前放花圈、倒大粪被逮个正着。偷猪被电死，亲朋好友前来讨取公道……最常见的还有醉酒，冬闲时更多见。酒鬼的身影游荡在中午或深更半夜。大门西边有一家小酒馆，对过有两家。他们喝多了，出门撒尿，尿湿裤子就冲乡政府大骂……往里扔石头，砸门敲墙。一般情况下，没人理会他们。他们骂一阵儿就会走开。
我不想理他，重新坐到棋盘前。我把马捏在手里，随后又放下了。不是举棋不定，是走不下去了。他点着名字骂人，骂乡干部，村干部，还有我。我得弄清楚为什么。
我朝大门口走去，离他不远停下来。他狂躁地站在那儿。你得承认，他的位置太重要了，在那儿等于扼住了乡里的咽喉。是的，不是我的，是乡里的。我看清了他手中光芒刺眼的东西，是两把刀子。不是水果刀，不是切菜刀，也不是剔骨刀――水果刀太小，切菜刀太宽，剔骨刀太重――是切肉丁用的那种细长的钢刀。刀锋银亮飞薄，透着寒气……好精致！那是门口小酒馆的。他在那里喝罢酒，顺手从厨房拎了出来。你不得不赞叹，因为那是全乡最快的两把刀子，是小酒馆高老板的得意之作。出身铁匠世家的他打制的刀子削铁如泥，永不卷刃。与“木匠家里没好门”不同，他把最好的刀子留给了自家的小酒馆。
那个人不理会我在看他，旁若无人冲着里面叫骂。我听清了。他骂我胆小，骂我不敢跟他照面。……我要割掉你的头……要你的命！……不杀了你，我就不是我爹的种！……可是，他根本不认识我。他看我的眼神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冲过来的意思。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身体，往大院深处搜寻。他的每一声叫骂，不过是冲着想象中的我而来。我让自己冷静，再冷静。我身处险境，阴差阳错在虎口栖身。如果他认识我，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他的叫骂让他越发怒不可遏。他的脸像一块燃烧的木炭。他随时可能爆炸。他身后远远围着一群人，面部表情各不相同。
我不认识他，没有接触过他，不可能跟他结怨，虽然他与我好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我排除了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最后只剩下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可能：当前的“四术清理”涉及到了他或他的家人。
在过去的二十多天，我们一直在凌晨行动。到任五个月来，我与乡干部之间达成一种默契。没有哨声，没有钟声，没有铃声，没有“起床了”的叫早声，有的只是我屋里的灯光。那就是命令。只要它一亮，大院一排排平房就会先后亮起来。大家走出屋子，在大礼堂前集中。他们随身带着手电，几个人腰里还挂着绳子。我点上烟，一声不吭走出乡政府。大家静默地跟着，不开手电。除了我，再没有人知道去哪个村。一个村庄逼近了。组长围过来，第一次把手电打开。他们接受了任务，迅速消失在大街小巷。他们设法跳进院子，把大门弄开。屋里的人惊动了，大叫起来。手电再次打开，强光照在惊魂未定的脸上。……乡里搞计划生育的，不要动，也不要怕！……在一个村里最多允许停留半个小时，长了怕出问题，接着往下一个村转移。一夜最多时进四五个村子，天亮回到乡政府。预先集中在一起的受术对象，将分批送往县医院，接受当班县领导现场检阅。
年复一年，一波又一波计划生育活动，很难有人能幸免结扎的那一刀。
老邢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
老邢是政办室主任，兼民政助理。他上了年纪，不适合再下村了，就留在乡里值班。那个叫骂的人是南边一个村庄的。他说出了他的名字。我心里沉了一下。这是一个我不曾见面就已熟知的人。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妻子生了两胎，最近有人举报又怀孕了。乡包村干部去找她，她避而不见。她的回避证明举报是真实的。乡干部只好耐着性子不厌其烦地上门……这就惹恼了他。
反复上门怎么就惹恼了他呢？这里有一个前提。他的妻子生产二胎之后，他实施了输精管粘堵术。这种技术为山西一家地区医院研究发明，后在周围省份推开。其基本方法是，经皮肤穿刺向输精管注射硬化剂，形成栓子，阻止精子通过，从而达到避孕目的。手术固然简便宜行，但弊病不少。一是极易在局部形成痛性结节，引起并发症，给受术者带来痛苦。二是非经熟练医生操作，可能注射到管腔外，造成避孕失败。另外一个情况更不容忽视。在迎接省市乃至全国检查的特殊背景下，一个县有数以万计的育龄妇女需要绝育，而地方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一些原本欠缺资质的医疗单位匆忙上阵，不免鱼龙混杂，假手术应运而生。他们收一笔钱，出具一张假证明了事。民间甚至一度出现了贩卖手术证明的违法现象。鉴于这种情况，在1985年，省卫生厅和计生委联合行文，禁止施行这种手术。作弊之风禁而不绝。1988年，省政府下文重申规定，不仅明令禁止，还指出以前手术一概不予承认。他妻子的外孕，说明了他的手术存有问题，同时说明，他的问题没有得到纠正。
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早挨骟了，老婆怎么怀孕？他把粘堵和输精管结扎混为了一谈。如果真有孕，肯定不是我的种。你们该找谁找谁，就是别找我。惹毛了我，先捅了你们！他把乡干部连推带搡轰出门外，再来就不客气了！
乡干部不会因为他的威胁就停止上门。他们司空见惯了。你陪着笑脸，带着感情，苦口婆心劝说，遇上这种人就不管用了。实际上没有人欢迎你。他们不喜欢你的笑脸，不接受你的感情，不认可你的苦口婆心……他们认定你没安好心。他们要孩子，不想别人毁灭他的希望。有人把狗放出来了，有人用剪刀对准自己的喉咙，有人把颤巍巍的老爹推到你面前，有人一丝不挂装疯卖傻，有人握着粪叉守在门口，掩护身后笨重的大嫂翻墙而走……。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哪一天不置气，不吵架，就不能过去这一天。没有办法，这是工作，还得硬着头皮上门。结果呢……我们找上门去，导致了他找上门来。
我想交代一下这个人的家庭背景。
他爷爷死于解放初期。有关他的死因传说不一，但基本情节是一致的。他是一个性格凶暴的人。他跟别人结下怨仇，遭遇了暗算，被抛尸野外。
他父亲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落在对方手里。他们用两条绳子把他结结实实捆起来。他们很费了一番功夫，才把他装进麻袋。如果他不再与人家为敌，低头求饶的话，有可能获得一条生路。但是，他太像他爹了。他们只好把麻袋口扎死了。麻袋咆哮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放过你们。我要一个一个杀死你们，杀死你们全家，叫你们断子绝孙！他们惊出一身冷汗，觉得再也不能解开麻袋口了，于是相互使了眼色，抡起棍棒一阵乱打。一根方椽打爆了他方正的头颅。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声音，就是头颅破裂时发出的奇怪的噗哧声。
从此，他们弟兄三人跟母亲相依为命。他们饱受欺辱和磨难，饥一顿饱一顿地活了下来。他祖辈的基因在冥冥之中发挥作用，他的粗蛮凶暴胜过了他们。他从小跟人干架就动刀子。二十多年过去，他长成了一个乡村无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溶在血液里的东西本来就无法过滤掉，何况又是那样的家庭背景。他的妻子是从外地买来的。他在外面胡搞，还让小姨子不止一次怀上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一直躲着，而她的小姨子却被堵在了家中，送到县医院引产……两件事加起来，终于惹恼了他。
乡干部们还没有回来，他来得不是时候。我暗自庆幸。这样，他就不能伤害无辜。天气越发闷热，围观者们有些失望，他们想要看到更为激烈刺激的场面，但迟迟没有出现。一个人跟空气叫骂，无异于疯人表演。他们显出不耐烦。这让他进退两难。酒精在体内燃烧，肉体开始升温，但目的远未达到。草草收场不仅违背他的初衷，还将损害他打拼多年得来的名声。他不能退却，更不能就此收手。
钢刀是嗜血的，它还没有找到目标。它每举起一次，都像重复一个恶咒，这个恶咒提示他绝不能轻易离开。
他对面站着四个人，我、李组长、老邢，还有妇联主任。那是乡里仅有的四个人。我反复斟酌，要不要冲过去制止他。我受够了谩骂、侮辱，我做不到充耳不闻。这时候没有乡党委书记，只有一个男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李组长一再告诫我，不要动，弄不住他，免得打虎不成反被其伤。我不得不暂时放弃我的企图。他更加嚣张。他显得不可一世，认为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不可一世。他把两腿岔开，让身体稳定下来。他燥热不堪，不时仰头吐出一口长气。他把刀子对准自己，在胸前划开了。结果证明高铁匠的刀子名不虚传。一刀接一刀，他的红尼龙背心一条条披散开来。红布条的颜色加深了。他把刀子扔到地上，撕扯背心。背心展示了它强大的弹性，系带越拉越长，就是扯不断。他的头跟两只胳膊形成一条绷紧的直线。他的双手跟他的头一会儿靠近，一会儿又远离。他咬着牙，面部都扭曲了。我能听到他牙齿咬合时发出的咯吱声，好像他咬的不是背心，而是一根骨头。柔韧的背心让他不得不重新拣起刀子。他把刀子伸进系带，噌噌两下就挑断了。他展开双臂，刀子使他的手臂看上去更长。他大叫一声举过了头顶，好像举起一只巨大的铜鼎，也像挣脱了一条无形的锁链。背心挺落在地。他肌肉暴起的上身让围观人群发出一阵喝彩。他轻蔑地扫了他们一眼，往破背心上吐了口唾沫，狠狠踩上去。
他低下头，目光落在短裤上。他没有把手伸进去，而是直接把刀伸进去了。他一用力，刀子从短裤里挺出来。他顺势伸进裤管，一边一下……这次利索多了。他的短裤像一块树皮剥落下来，露出贴身的三角裤头。裤头色彩斑斓，你分不清它是原来的颜色还是血染的颜色。
这个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几乎赤条条站在当路上。他已经不顾一切了。他再次把刀尖对准自己，从肩膀上划下来。他挥动刀子就像拨弄琴弦。他以某种节律应和着自己的叫骂。尖刀划过，血流像条条小蛇蜿蜒而起。他不停地划着，让一条条游动的小蛇汇聚到一块，最终形成一片鲜红的湖泊。
他坐下来。我以为他累了想休息，然而我错了。他把右腿伸开，左腿蜷起，跟地面构成稳定的三角。他用嘴唇含住刀刃，让刃口从唇间走过。刀刃更加光滑。他倒握住刀柄，低头，盯住左股内侧。他用左手掐住一块肉，想掂起来。汗津津的肉像鱼一样从他手里滑脱。他再次狠狠掐住，以发泄他的不满，但还是滑脱了。他终于捏紧它，掂了起来。他把右手凑上去，一刀刺下，刀尖陷入肉里。他拔出刀子，换一个角度，平行削过去。血淋淋的肉跟大腿部分地分开了。他生气了，又补了一刀。这次成功了。获得自由的那块肉被他捏在了手里。
他脸上没有丝毫痛苦，反而露出满足的表情。他把那片肉举起来，背着阳光观察，仿佛它是花钱买来的一块猪肉。他要看清上面是否有没有褪尽的猪毛。当他看清没有时，才心满意足地送到嘴里。他回望了一眼众人，他们有的惊叫，有的捂上了眼睛，有的跑开了。这让他开心，于是津津有味地嚼起来。
我的心情十分复杂，紧张、担心、难受、惊诧、愤怒、厌恶、克制、仇恨……无法尽述。凶暴的场面我不是没有经过。我见过砖窑工人干仗，用砖坯往头上砸，见过亲兄弟动用粪钩打架，但与眼前的情景相比就不值得一提了。这个场面挑战你的感官极限，太?人了。《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情节，是说一个人把射到眼里的箭头拔出来，结果连眼珠子都带出来了。这个人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我记得他的话，他说“父精母血不可弃也”，说罢把眼珠吞下去了。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孝子，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母亲或父亲吃。这两个故事都够残酷，但我能接受。之所以能接受，是因为它们毕竟表现了人性。眼前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不是人性，也不是兽性，是什么我说不清。他以非人性也非兽性的自残向人示威。他在传达这样的信息：我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何况你们！同时还表明，他不容冒犯，不能接近，更不可战胜！
他割下第二片肉，放进了嘴里。鲜血滴滴答答洇开一片。他一任它流着，看都不看一眼。他用劲嚼了几下，似乎没嚼烂，囫囵吞枣咽了下去。他嘴上满是鲜血，嘴角挂着肉屑。我担心他割到股动脉，那样非完蛋不可。我希望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地，又觉不妥。他一旦倒下了，就成了一个与我们有关的事件。我们逃脱不了责任。……最好是多割几处，多割一会儿，割得深一些，再深一些，但不要死去。
他不割了，又开始咒骂，包括咒骂围观的人。刀上的血迹慢慢变干。黑紫代替了银白。
时间不紧不慢流逝着。门外传来汽车声。人群向两边闪开。已经走开的重新围上来。绿色面包车出现了，它是地区农干校借给我们的，也是乡里唯一的一部车。它帮了我们大忙。
车没停稳，老邢跟妇联主任迫不及待跑了过去。他们一边一个拉开了车门。他们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快点吧，他要杀我们书记了。武装部长和一位副乡长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神色凝重地走进我办公室。我们简单交流了情况，商量该怎么办。放他走意味着甘受侮辱，意味着这里再没有一个血性男人。制服他要冒很大风险，甚至是生死考验。我们没有犹豫，否则，乡干部将无法出门，更别说工作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一些人的事，但又是一个人的事，一些人的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乡政府的事。它要求我们亮明态度，做出回应。
我们权衡了力量，预计了可能的后果，认为完全能够将其制服。后发制人让我们在道义和?论方面占了上风。武装部长从腰里解下尼龙绳子，对折几次拧起来。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派上用场了。副乡长从门后取下另一条绳子拎在手上。这条处女般的新绳，就要献身给那个男人了。
那人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意识到，只是觉得该收场了。他站起来，转身离开了乡政府。武装部长大喝一声跑过去，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认识。他甚至冲他友好地一笑，然后镇定自若地走回来。
老邢关上了大门。
他俨然以一个主人和英雄的身份归来了。他走过刚才站着的地方，往地上看了一眼。他的鲜血已经变干发污。他嘴里不断嘟嘟囔囔。他的步伐稳健多了。他从容得好像走进自家院子，似乎忘记了刚才发生过的一切。
走过公安特派员办公的那排房子了。武装部长突然抬起胳膊，将绳子朝他头上甩过去。我听到一声不由自主的嚎叫，就像他的第一声嚎叫不由自主一样。他像触电似地举起双手，一下子抱住了脑袋。刀子哐啷啷掉在地上。我从后面飞起一脚踢在他的小腿上。我的第二脚踢出去时，差点闪了腰，因为他已经跌在地上了。副乡长冲上去，一脚蹬在他的肩上。他扑倒了。他踩住了他的脖子。他的牙齿啃进土里，脸都挤扁了。他的双手向后抓挠，手臂却动弹不得。他的下肢像蛇一样扭动，但已无能为力。他瞪着眼睛还想骂娘，却吐不出一句话来。他割肉时的快感恐怕不复存在了。
武装部长从背后冲上来，有力的膝盖死死抵住他的后腰。我踩住他的脚踝。他像纸板一样僵硬地贴在地上。武装部长接过副乡长递来的绳子，紧紧捆住他的左臂，又紧紧捆住他的右臂。他的两只胳膊亲密地连在一起了。
公安特派员在门口闪了一下，随后又进屋了。这个人大闹乡政府的时候，我让他出面制服。那个胆怯的小个子特派员，以自己不是对手为由回绝了。我事后知道，那是他的借口。实际上，他们在屋里聊了半天，之后又一起到小酒馆喝酒。他们喝掉了一捆多啤酒。小个子回屋不久，大个子就提着刀子出现了。
在西墙根一棵梧桐树下，我们把他反吊起来。他的双脚似挨非挨着地面，他的表情似笑非笑。不过五分钟，他头上便冒汗了。肮脏的汗水聚集到下巴和鼻尖上，像雨水顺着屋檐一样流下来。
他不再说话，不再叫骂，也不再摇晃，而是轻轻打起摆子来了。武装部长和副乡长坐回到车上，他们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又赶着下村了，十几个育龄妇女等着送往县医院。我从棋盘那儿拿过香烟，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好好认识一下吧，真想要我的人头，今后不必这样折腾，直接来取就行了。
人们散去了。当他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整个大院随之安静了下来。我松了一口气，惋惜一局好棋给他搅了。
一个下午时间，村干部和他的家人没有谁过来为他求情，别人也没有。这太反常了，但我知道我们做对了。
我给县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去了电话。县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带着三名干警过来了。他们把他从树上解下来，带到大礼堂前，背铐在长椅上。一名干警用报纸包着刀子展示给他。他点点头。他们小心翼翼包起来，放进牛皮纸袋里。
他们打开了他的手铐，让他在询问笔录上签了字。他站起来离开了长椅。我没有看清两名干警如何出脚，只看到他突然跪倒了。我也没有看清两名干警从哪里抽出了绳子，只看到他们以比武装部长快十倍的速度把他捆住了。我们三个人费了那么大劲儿，都没有把他捆牢，两名干警好像没用什么力气，就把他捆好了。他们每拉一下绳子，他都会发出“娘啊娘啊”的大叫！
他被押到车上。汽车开出了大门。很长时间，我一个人坐在屋外。我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他付出了代价，而我也有些累了。
当晚，他被送进看守所，据说关进了重刑犯的监号。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排。那些带着脚镣的人整整折腾了他一夜。太阳在屋外升起的时候，一个人造小太阳也在他的光头上升起。阳光驱走了屋里的阴影，也照亮了他身上的伤痕。他一次又一次尿湿了裤子。他的裤子来不及暖干，就发起了高烧。他被送到县医院救治。应该承认这小子体格不错，他在那里住了七天，就完全复元了。他从看守所放了出来。
那个不太闷热的下午，武装部长踱出了乡政府的大门，远隔三四十米，他看到了那辆长途汽车。那人从车上跳下来，本能地往大门口看了一眼。他看见了他。他远远举起手来跟武装部长打招呼，异常激动地跑了过来。他一边跑，一边把手伸进裤兜，跑着、跑着，就从里面掏出一盒烟来。他跑到武装部长跟前，恭恭敬敬把烟递上去……叔叔、叔叔，你抽我一根烟，一定要抽你侄子一根烟……你千万别跟侄子一般见识……我不是人……麻烦你跟书记说一声，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们！
武装部长接住他递来的烟，平静地端详着这个大个子，就像看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你小子有认识，说明想改好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再不要充硬毛兔子了！武装部长跟他娘熟识，下村遇上她，总要递一支烟过去。他们平素以嫂子兄弟相称道。他说，快回去看你娘吧，见了她别忘给我带声好。他不停地点头，我一定记着。我娘到医院看我时说了，一辈子管不住你，这回叫人家把你管好了……我死也能闭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