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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永德的舅父 永德

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我的舅父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平凡得就像沙滩上的一粒沙子,像大海里的一滴水珠。   在我的印象中,舅父的个子不高,显得低矮瘦小,他平常对我们的关心,对集体家业的关心,虽然十二分的痴情和认真,但那时的我却觉得,尽是些不足挂齿的事情,有时甚至细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甚至同意舅父家门上有的人对他的指责,也认为舅父的心,也像他的个头一样,确实有些太矮小和细碎,有些太婆婆妈妈了。但是,这不影响我对舅父的爱。我们家虽然离舅父家不远,只隔一华里左右的路程,穿过镇上的街道便可到达,但按那时我对舅父的爱,即就是隔条山或者隔条河,也是挡不住我要常去舅父家的决心的。
  舅父对我的吸引力,恰好来自他对我的一点一滴的关爱。那时候,父亲在外工作,常年很少回家,我们那个十分艰难的家,全凭母亲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我童年的时候生性好动,也比较嘴馋,这些,在自己的家里是难以得到满足的。舅家的表兄弟很多,可以尽情地玩,而且,舅父对我这个外甥独有一份偏爱,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喊我去他的工作间,很隐秘地拿出来一个糖糕或者一块水果糖,塞在我的手里,小声地嘱咐我就在这儿吃,吃完之后再去找弟兄们玩,并且,不允许我告诉他们。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小小的心眼里,从里往外,溢的都是对舅父的爱。舅父那时候操的是焊锡手艺。镇上逢集的时候,他就早早地胡乱吃上几口饭,挑着担子上街了。他的担子,一头是烧火的炉子,一头是做焊锡活用的原料和工具,还挂着几个小凳子,一个他自己坐,其他是方便顾主坐的。担子是很沉的,因为我常常看见舅父是微弯着腰挑出家门的。记得有一回,乘舅父不在意,我拿起扁担试了试,竟连个窝也没有挪得动。那一阵,虽然我还掂不出担子的分量与舅家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一想到舅父带给我的糕点水果糖之类,是他在小凳子上坐了一整天之后换来的,心里就不免有了一种说不上来的酸楚和疼痛。但是,当我秘密地吃完糖果,又融入到大家的玩乐中的时候,又把这么一点点情意抛在了九霄云外。那时候,自己虽然人小,却也不乏虚荣心。有一回,我贴着耳边,把我和舅父的这么一点秘密,“泄露”给了与我极为要好的一位表哥,还要他千万保密。想不到,这件事在我们兄弟中很快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大伙儿不但加强了对我行踪的监视,胆子大一点儿的,竟然把手伸到了舅父的面前。舅父为此大为光火,但受到重责和批评的,却是我的那些兄弟们,而我不光毫发未损,舅父那里的特殊待遇,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后来,农村大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舅父虽然是贫农,但这样的手艺活同样是干不成了。他就又像那时的社员一样,扛起锄头下到了田里。舅父虽然力气小些,但他干什么也不愿落于人后。大伙儿看他忠诚老实,耐得了颇烦,又腿脚勤快,加之成分是贫农,就选他做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在那时的生产队里,保管员可是集体财产的大管家,是除过队长、会计之外的第三号人物,特别在我们舅家这个有好六七百口人的生产队,这就更是了不得的事情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舅父把这个职位当作事业来做,而绝没有当“官”来坐。他的工作范围,大到仓库里成囤成囤的粮食,小到杈把、扫帚、牛笼嘴,直到一根草绳,从地上拣起的一颗图钉,他都要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编了号,写上了标签,上面注明了品名和数量,并且,一发生变化,便及时作以变更和记载。他手头有个小本子,上面总是写得密密麻麻的,让人一看见便头晕。可一到晚上,舅父总要就着昏黄的油灯,把他的宝贝本子整理一遍,唯恐遗漏了什么。舅父对我是那么的偏爱,却从不肯领我上他工作的地方。他说,那地方放的全是集体的东西,孩子去了不好,免得别人闲话。在我的多次央求下,他才勉强带我去了一回。我一走进仓库的大门,那个干净,那个整齐,那个有条不紊,使我今天想起来仍然十分感叹――我常常想,现在的条件,比舅父那时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粗心大意的对待工作呢?刚出了库房的大门不远,我捡到了一截铁丝,已经生锈了。我拿在手上,思谋着回家扎个长钩,好钩槐花让舅母做麦饭吃。谁知让舅父看见了,便从我手中要了去,返身开了门锁,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个架板上。我着实生气了:这又不是从仓库里拿的,是我在院子里捡的呀!舅父却说,院子是集体的地方。在集体的地方捡的东西就是集体的,私人是不能用的。并安慰我说他帮我找铁丝扎长钩。尽管这样,我的心里仍是老大的不情愿。正在这时,有一个人来还借用的农具。舅父反复检查后,认为有了比较严重的损坏,要他有个交待。这人本来脾气就犟,但对舅父的为人却十分尊重。这阵儿不知犯了哪根筋,就是跟舅父要过不去,眼看着要吵起来,我一方面替舅父担心,另一方面又心里惬意:连捡的铁丝都不给我,活该!舅父却心平气和,耐心地对这人解释这是规定,谁都得这样的。要不,给大伙儿不好交待。终于,紧张的气氛和缓了,我却为舅父的这种死认真没受到“惩罚”而有些遗憾――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那个时候的“无耻”感到羞耻。
  舅父就是这样一个为了集体的事业如此忘私的人。正因为这样,他被选为了贫协组长。这样一来,舅父的地位更高了,权力更大了,连生产队长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贫协”是个特殊的产物,它和城市里的“工宣队”一样,红得发紫,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队长、会计成了舅父那间房子里的常客。他们常常从傍晚聊到深夜,好像有商量不完的大事似的。客人离去的时候,舅父必是送出门外,一定叮嘱他们注意脚下,不要跌着。队上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有事没事的都要来舅家坐坐,寒暄几句。有的人,就连儿婚女嫁这样一些单纯的私事,也不忘记听听舅父的意见或者主张。面对这样的巨变,在我觉得,舅父却还是原来的舅父,还是尊重着队长、会计,诚实地对待着乡亲们,一样认真地负责着他的保管员的工作,没有一丝一毫的矜持和骄傲。不光他从不这样,要是发现我们兄弟们的任何一点不是,他都是一脸严肃地批评。即就是我,也完全是一样的。后来在多舛的人生中,我才慢慢地理解了,舅父是在用他的身体力行,教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舅父一生只有姊妹两人。不知什么原因,贫困家庭出身的母亲,却嫁给了富裕人家的父亲。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这样的一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不仅给作为子女的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给那时的母亲、舅父以至于表兄弟们,也都毫无例外的程度不同的带来了灾难或者影响。
  那时候,“红卫兵”造反、抄家的风声正紧。我们家理所当然的首当其冲。(关于当时的情况,我写过一篇名为《抄家》的散文作了简要的回忆,并收在我们一家三代四人合著的小说、散文集《春满花枝》中)舅父当然十分关心自己的妹妹。在一个傍晚,他匆匆地来了,匆匆地关照提心吊胆的母亲不要害怕,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再说,孩子的爸咋说也是个革命干部(孰不知父亲当时已被当作“走资派”揪斗),事情百不抓(方言,不要紧的意思,这是舅父的口头禅),又匆匆地走了。后来,本村的造反派在我们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整整地搜查了两天,结果一无所获――我们这个背了个好名声的穷家,确实也没有什么啊――便恼羞成怒,一状告到了当时的公社革命委员会,认为是舅父通的风报的信。这还了得!在那时,可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事件了,而且是政治性的!正在把贫协组长干得如日中天的舅父,却可怜的从此背上了黑锅,保管员是不能当了,贫协大权的印把子更是不能掌了――在掌权者的眼里,你平日的诚实、认真,全是伪装的罢了。可靠,只不过是骗来的。这时候,你哪怕浑身是嘴,也是难以辩白的――舅父差一点就是上批斗会的份儿了。本生产队的人却是一声吼――“不行!”批斗会是没有上,但没完没了地坦白和交代,却让舅父伤透了心,那是对一颗善良的心灵的摧残和折磨。记得舅父曾流着泪对我说,人整人人害人害怕得很。一辈子啥事都能遇,千万不敢遇上有人整你害你。要是有人想着法儿变着法儿整你害你,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其实不是说不清,是说清了人家不信么!但是,舅父在这个他认为的大是大非面前,始终没有低过头,没有说过一句软话。事后我也从未听到过他对害他的人的耿耿于怀。通过这件事,舅父的形象,在我的面前一下子站立起来了,也给了我终生做人的智慧和力量。过去,我是曲解舅父了。由于自己的少不更事,不懂得舅父的行为中,蕴藏着对大众利益的大忠和至诚,蕴藏着对我以及兄妹们的大爱和挚情,蕴藏着对人的大度和宽容。他的内心深处的这种善良、挚爱和宽容,好似(起码在像我这样儿时的眼里)被他的细碎的行为遮掩了(如果可能的话),但是,就像沙砾能折射金辉,水滴可以闪烁太阳的光芒一样,她却最终放射出了人性的善和道德的光辉,就像他的“永德”的名字一样。
  对于舅父的这种感悟,是在母亲去世之时和去世之后,我从他对我们弟妹的更加细致入微的关爱中进一步理解和得到的。
  母亲虽然像舅父一样,个子也比较矮小些,但她端庄、漂亮,她的那一颗善良的心,比她的容貌更为动人。在妯娌之间,她吃得亏,让得人,对侄儿们的关心和爱护,甚至超过对自己的孩子。母亲去世已经三十六七年了,我的如今还健在的伯母,一提起母亲来,仍然眼睛发酸,仍为过早的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妯娌而心里疼痛着。母亲在门上的大人小孩中间,更是用自己的细微和善良,赢得了普遍的尊重,特别在嫂子妹子们中间,她的道德领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骄傲。但儿时的我,对母亲却是更多的抱怨和指责。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母亲的更多的爱在不声不响中,从我和弟妹的身边流走了,流到了别人的身上。为这类事,已经成了半大小伙(约十二三岁)的我,就公开与母亲吵闹过。
  但是,母亲也过于心小了(方言,意思是对别人或者事情往往过于牵肠挂肚,放心不下)。门上谁家父子兄弟夫妻妯娌出现了不和,谁家的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这些都在她的心里放不下,非得有个结果或者准信,要不,她自己就吃不好睡不安。自己亲人的安危,更是系在了她的心尖上,稍一牵动,便是痛彻心肺的疼。那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较长时间没有音讯,母亲的那种愁苦和担忧,她的那种坐卧不安,我从来是没有见过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人就瘦了半个。不管我的舅父是怎样的劝慰,她都不说一句话,只是泪流不止。她的内心,该是多么巨大的疼痛啊。
  就是这样一位心性的母亲,却怎么也想不到,滔天的横祸,时间不长就降临在了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给我的舅父带来了灾难的事件的演变和延伸。造反派没有从这个本来就十分普通的家庭里捞到什么,就大发淫威,以土改分浮财不彻底为由,只很短时间,我们家仅有的三间瓦房,在他们的喧哗和笑语中便化为乌有了。霎时,我们一家老小没有了安身立命之处:觉没处睡,饭没处做,来个人,就连放一个凳子的地方也没有了。母亲从来要强,自尊,对于这种现实,她怎么接受得了呢?她呆了似的,在满是狼藉的院子里坐了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直到夜幕像一口硕大的黑锅,扣到我们一家头上的时候,母亲好似记起了她的可怜的儿女们是要吃要喝的,才强打起精神,在临时搭建的锅台上,为我们做了一顿饭――那可是我今生今世也忘记不了的晚餐!
  从此,母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除了照常出工外,她再很少出门,见人也很少说话,街坊邻里的大婶大妈们都为她担心,舅父更是忧心如焚。可是,怎样的劝说,都不能使可怜的母亲动容。这样的事变,给她的打击太大,刺激太深了。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挺过了夏收。她把从五分多自留地里收回来的麦子,在房基的空地上脱粒、晒干、扬净,在我们暂时栖身的低矮黑暗潮湿的土窑洞里藏好,然后就病倒了,且一病不起。那些日子,舅父是我们家来得最多的人。眼看着自己今生今世唯一的亲妹妹成了这个样子,他心里的痛苦并不比母亲内心的轻松多少。他常常背着母亲暗自流泪。但他还要鼓励我们弟妹该上学上学,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母亲终于弃我们而去了,我看到舅父竟孩子似的抽泣不已,瘦削的脸上老泪横流。他的这种悲恸,在我的外爷和外婆先后去世的时候,我也是不曾看到过的。
  之后,让舅父最牵心的便是我们兄妹几人了。当时,父亲常年工作在单位上,在那个丧失人性的特定的年代里仍身不由己。我才刚刚二十岁,还没有结婚,最小的弟弟才一岁多。母亲的去世,使我们的家,一下子塌了天似的,我们的生活,便立即陷入到了黑暗之中。是舅父帮我们撑起了我们头上的这一片天,给我们点灯照亮,鼓起了我们生活下去的信心,舅父成了我们的主心骨。在接下来筹措盖房、安排我结婚等我们家的大事中,舅父更是操碎了心。即就是我有了妻子,弟妹们有了嫂子之后,舅父依然常常是天傍黑的时候就来到我家,夏天的时候,看看房子里的蚊虫多不多,窗子缝隙里进来的风,使蹬了被子的外甥们会不会着凉感冒。冬天,亲手摸一摸炕热不热,叮嘱我的妻子,炕烧得不冷就行。都是小孩子,过热了不但容易上火,还会失火,不安全的。即就是我的弟妹们相继有了自己的着落,分别在几个地方生活着,舅父的那颗心,又分成了几瓣相随着我们。特别是在各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工作和事业之后,舅父仍然放不下那颗为我们操劳的心。一见面,就家长里短地跟我们聊个没完。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他总是提起母亲的善良和为人,启发我们终生记着母亲的恩惠,像母亲那样做人和做事。他总是说,只要啥时候都记着个善,记着个诚,走遍天南海北都百不抓。我觉得,舅父是在替母亲尽着老一辈的责任,直到他的逝世。早年,舅父为了他这个由外爷、外婆、舅母以及六个表兄弟组成的大家,凭着他瘦小的身躯,挑着面粉,每天天不亮便出发,要赤脚渡过一条大河,翻越一座大原,去四十多里外的市上换钱,养家糊口。有一回,因为遇上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险遭不测。而如今,他又为我们这个家,一刻也不停顿的操劳着,消耗着他的心血。他就是用他的一辈子的艰辛,和看似细碎实则崇高的言行,在我们弟妹们的心中,成了一个大写的人。他以及母亲的这种至善至诚的心性,影响了我们两家十多个兄妹的一生。现在,大家基本上都事事有成,家庭和睦,儿女争气,况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或朋友圈中,以坦诚、实在著称。前年,我最尊敬的大表哥不幸去世。围绕着大哥的丧事,我们这个大家,实际上是把舅父奉行了一生的善和诚、友爱和谅解的精神,来了一次尽善尽美地“温习”和“演练”,村子以及周围的人们无不交口称赞。我以为,这是舅父精神的“克隆”和传承。从目前的情形看,在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上,舅父的这种精神还没有失传,它正像涟漪一样,虽然慢些,但还是向周围的水面洇散着。我也以为,舅父终生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正像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生长一样,是在他一生一世的“细碎”的言行中浸润出来和凝聚起来的,虽然在眼下的世道中似乎很有些萎顿和不合时宜,但是,正像德国的大思想家卢梭说的,“由于我们长期地对它(指良心和善――作者注)表示轻蔑,因此,我们当初花了多少气力把它赶走,现在也要花多少力气才把它召得回来”一样,它终究是会发扬光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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