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恭懿（1224-1294），字元甫，号潜斋。陕西高陵县人。金元时期关学大儒，天文学家。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被后人赞为终生讲学的“杨氏三代”。官至集贤院学士兼太史院院史，崇文馆大学士。与许衡、郭守敬等编著的天文学著作《授时历》对后世功业极大。元代大学士姚燧在《神道碑铭》中，誉颂杨恭懿为“学者宗之，西土山斗”。
客观地讲，元代是关学发展的蛮荒期，终元一朝，仅有“杨氏三代”一脉在孤力坚持着，其中成就显著的是杨恭懿，是莽莽荒原中的一颗孤星。
就其文化格局而言，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外患”的朝代，秦、汉、唐、宋、清等诸朝，“攘外”都是国家的大政，“外患”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危险。元朝吞金灭宋之后，强盛时期的疆域是：北到蒙古、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天的西藏、云南，西北至今天的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约为220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元朝是亡于“内忧”，主要的内忧有两个方面：一是蒙古族内部“正统派”和“革新派”的争斗，再是对广大的汉人区域，以及其它民族地区的失序治理。
史家讲的“大元代时期”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为“大蒙古国”，1206年由成吉思汗建立。第二阶段由1260年计起，忽必烈在是年5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经过几年的蒙古族内部的汗位战争，到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元朝”的建立由此开始。1272年建都“大都”（今北京市）。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虏5岁的宋恭帝及谢太后。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投海而死，南宋至此消亡。
一个朝代的建立和结束都有着极为复杂的过程和原因。迄今为止，元代仍然是史学界见仁见智争论话题最多的朝代，本是史学门外的人，我在此仅能概略地勾勒对元朝文化格局的认识。
典制缺限
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人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元代朝廷政府虽然没为四等人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都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
从前被读书人看作是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自元灭金（1234年）以后，仅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举行过一次。延?二年（1315年），元仁宗虽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但都没有有效的施行。据宋末遗老谢枋得在其所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文中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其无益于国也。嗟呼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后来经学者们根据宋末耆儒郑所南的著作《铁函心史》卷下《鞑法》的记载考证补缺，所谓人分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由此可见，元蒙统治以来，儒生们先前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完全的失落了，被时下嘲弄为娼妓、乞丐一流。
朝廷对儒文化的漠视
元朝和清朝是历史上两个由少数民族一统中原的时期。相形之下，清代是十分重视汉儒文化的，《四库全书》和《康熙字典》的编纂印行则是两个例证。清朝的科举制度也是比较完善的。清朝的皇帝除自身很注重儒文化的学习和修养外，同时也很重视皇家子嗣在这方面的学习。
元朝在大德11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对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种种称号，但基本上是流于形式。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加之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景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维系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要想登堂入室，诚乎其难哉！（参见《一个真正的元朝》）
关于杨恭懿
杨恭懿（1224-1294），字元甫，号潜斋，今陕西高陵县人。他一生亲历了宋、金对峙以及在元蒙铁蹄下南宋每况愈下的亡国之痛，是宋末元初不可多得的承接儒家学统和关学精神的著名学者。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以讲学为生，极力倡导关学“务实”的学统精神。虽然在当时学术思想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无奈、冷遇时期，应者寥寥，影响微弱，但却使关学在有元一代最终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杨恭懿的父亲杨天德于南宋末期考中进士，曾被任命为博州聊城（今山东聊城市）县令，但适逢“完颜之乱”，关中、河南、四川等地失守，尚未到任，即汇入逃避战乱的难民潮中。所以说，杨恭懿少年时代是跟随其父生活在颠沛流离的社会动荡之中，但他幼承家学，未失儒统真传。尤其是乃父潜心儒学，非常注重关学所倡导的名份气节，虽家贫如洗，但面对金人的多次重金招抚却一一坚辞不就，这对青少年时期的杨恭懿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十七岁时随父回到家乡高陵，“假室以居”，在为父的指点下，昼课夜赋，开始研阅《易经》、《礼》、《春秋》等典集。他历鉴古今之嬗变，发思古之幽情，回味宋朝的亡国之痛，以史为镜，谈得失、论兴亡、说王朝更替，颇多见地和感慨。二十四岁时，伴随着闽学北渐，喜得宋代大儒朱熹的《四书集注》、《太极图》及《近思录》诸书，反复揣摩研读，深感继承儒家学统的使命益重，遂子承父业，步入了且学且教、且述且作的人生历程，曾名噪一时。以至于陕西地方官署（宣抚司、行省）多次以加官为诱饵，招之致仕，均被他断然拒绝，并矢志不移地继续居家讲学，甘于清贫，淡泊名利，保持了一介儒生的清高和气节。
至元七年（1270），即元世祖忽必烈继位的前一年，杨恭懿四十六岁时，与好友许衡（号鲁斋先生）一同受朝廷诏晋，又被他拒绝。鲁斋先生应诏后由国子祭酒（学官名，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者），擢升为中书左丞（中书省副职，总领百官包括地方行政），常在右丞相安童处谈论并赞许杨恭懿的德望和才学，使其声名远播朝野。世祖忽必烈获悉后，便于至元十年（1273）派遣耶律申敬前来召他进京。杨恭懿心如止水，不为所动，称病坚辞，在朝野引起不小的轰动。至元十一年（1274），当朝太子再次与丞相酌商派遣郎中（丞相以下的高级部员）张元智致书杨恭懿入朝。年届半百的杨恭懿委拗不过，实不得已，奉诏赴京，由王子和安童陪同晋见世祖皇帝。忽必烈钦敬其才德，礼贤下士，与杨恭懿就推行许衡提出的“实行汉法”、“崇文尊儒”等建议，进行了比较投缘地长谈，听取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世祖的诚意和友善使杨恭懿始料未及并深受感动。于是乎，便驻足京城，受命与徒单等人制订“科举之法”，设法为朝廷网络人才。他积极建议当朝以《四书》、《五经》、《大小史义》为科考内容，从而匡正学风，以期务实致用，深受世祖赞许。同时他还受命与王恂、郭守敬等学者制订“改历”。改历任务完成后再受世祖诏见时，文武百官皆列阵跪拜，特免杨恭懿、鲁斋跪拜之礼。同时还授给他特权：皇室贵胄“年少者皆受学汝（杨恭懿）者”，杨恭懿均可不拘于礼，平起平坐，任其教诲，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而后，杨恭懿先后被授集院学士（掌理秘书图籍等事）及太史院史（掌管天文观测和推算节气历法的官吏）、崇文馆大学士（掌管国家最高学府的教授）。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杨恭懿六十八岁时，先后被太学属馆、中书省诏晋，均因年事已高，称病告辞，旋即告老还乡。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忽必烈病死，元成宗铁穆耳即位。杨恭懿病逝于高陵家中，享年七十岁。
从杨恭懿一生的经世履历看，他继承乃父遗风，以讲学为途径传播朱子学理，而朱熹推尊张载之学者甚多。杨恭懿作为关中学者，在学理精神上颇受横渠先生（张载）所一贯倡导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的影响。作为元初驰名朝野，以姚枢、许衡、窦默为代表的汉儒集团中的一员，杨恭懿为元朝制订“科举”制度和建立新的“历法”做出了重要贡献。晚年又以强烈的汉儒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悉心教导儿子杨寅继承家学，讲习儒家理学，弘扬关学精神。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以作碑志著称的姚燧（今河南洛阳人）撰写的《神道碑铭》中称颂杨恭懿为“学者宗之，西土山斗”。他的著作仅存《潜斋遗稿》若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