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引洮下程大张旗鼓上马了。要在距岷县二十多公里的古城筑坝，引洮河水解决甘肃中部十多个县的干旱问题，还要穿越华家岭，惠及陇东粮仓董志塬。这对祖祖辈辈遭旱魔威胁的人们来说，自然是多年的梦想。
那时，我在定西上高中，每天看着大卡车拉着高举红旗的农民和镐锹钢钎独轮车之类工具，从四面八方奔赴引洮工地，想象着工地上的热烈场景。我和几个有点画画特长的同学，被抽去在刷得雪白的墙上画壁画。画的是搭着梯子掰包谷、坐着火箭上北京一类“明天的现实”，当然，也少不了要画高山运河和天上的银河相汇合，人们划着小船，从古城开始，穿过九甸峡，一直游进了月宫。那时，我已迷恋文学，自然也写了一些引洮题材的诗。随后便选了几首，作为一组，以“引洮工地短诗”做题，贸然寄给了《诗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诗刊》投稿，未料，从此与《诗刊》结下终生不解之缘。
其实，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担心一点，一个中学生的诗，人家会不会考虑。那时作者和编辑部的关系很单纯。在我心目中，《诗刊》编辑的眼力，和他们的公平公正，丝毫不容置疑。后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复杂心理和行为方式，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心是踏实的。果然，不久后的一天，居委会的老主任便急急忙忙来找我。他没有什么文化。拿着一封诗刊社的公函给我看，问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喜出望外，告诉他，我的一篇稿子要登了，了解我家庭有没有问题。老主任一听明白了，瞧，人家工作多细。于是把我领到居委会，命我写了“该同志本人及家庭无任何问题，特此证明”云云的证明信，盖了居委会的大印，径寄诗刊社。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个梦。
这一年9月，我考上了西北师大中文系。接着，组诗《引洮工地短诗》就在《诗刊》1959年10月号刊登了。这便是我在《诗刊》第一次发表诗。仅仅隔了一个月，12月号《诗刊》又刊登了我的另一组诗《陇南道上》。这对我这个刚刚跨人大学的愣头青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居然一下子成个“角儿”了。不过，对我来说，《诗刊》仍然是神秘而遥远的。直到1962年夏天，有位白宛清编辑来兰州组稿，开座谈会，我才第一次见到《诗刊》的真人。她比我想象中的编辑还要真诚、严肃、可亲。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北京的信息，但始终没有提及，她经手哪个地区或哪类的稿子。后来听说，“文革”中她离开了诗刊社，在张家口师专还是什么地方教学，再也没有见过她。
三年困难时期，轰轰烈烈的引洮工程自然也下马了。后来，每当路过洮河一带，看着半山腰残留的引洮工程的遗迹，已被荒草淹没，不禁心生感慨，想起当年写的诗句：大朵大朵的早云／挤在棕旦岭之巅／就像一群野马／围着一眼清泉……可喜的是，四十多年后，在整个国力已经具备的条件下，经过充分论证，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新的九甸峡水利枢纽及引洮工程计划，并已重新开工建设。现在，如果我又能写出新的《引洮工地短诗》，那该多好。
何来，1939年生。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飞天》文学月刊社副主编、编审、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等职。出版有诗集《断山口》《爱的磔刑》《卜者》《热雨》《侏儒酒吧》以及《何来诗选》、中英对照《何来短诗选》等，并主编出版了《甘肃五十年文学作品选萃诗歌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