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前辈说：“在中国报业上，李敷仁和《老百姓》报具有独特的魅力，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迄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曾攀上这样的高度。今天知道的人恐怕已不是很多了。”江平同志对我说，你爸办的“《老百姓》报教育了一代人，岂止一代人啊！”
我父亲李敷仁，生于陕西咸阳北杜镇一户贫苦人家，１９１３年考入咸阳县立高等小学校，１９２２年，他考入西安第三中学，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之一，参加了省学生会的工作，参与领导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１９２８年８月，他在上海一家叫《生华》的期刊编辑部做编辑、校对，边干边学，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闻事业，为他以后办报打下了一些基础。后来他应邀回到西安，在国民党省党部宣传科当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后任宣传科长，报社总编辑，写过《地皮将透的咸阳》、《空前大荒旱》等文，指出“天灾的原因是人祸――人祸就是军阀！”
１９３１年，在杨虎城资助下，父亲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到陕西，杨虎城的秘书问他：“你是当官还是办教育？”父亲回答：“我志在教书。”从此他先后在省立中等学校教公民课，一干就是十多年。
１９３６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以鲁迅的话悼念鲁迅》一文。
他像个莽原上奔流的壮丁。他瞧见许许多多的死魂灵！在热风冷草中彷徨，瞻仰着桃色的云，南腔北调地吟风弄月，他更瞧见坏孩子盗表，青年人苦闷的象征。他于是以自由之笔，在夜的故乡里，朝花夕拾，作成狂人日记，尽量地呐喊，要救救孩子！……
１９３７年，父亲在西安师范任教，我随父亲在西师附小上学。是年７月，他被陕西省教育厅派到国民党举办的庐山暑假训练团受训。１０月，他却秘密地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其实他早在１９３２年起就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在“七七事变”以后的烽火硝烟中，父亲和张寒晖、武伯伦、田克恭、余海波、郑竹逸等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办起了《老百姓》报，创办资金仅仅是同他办报人的两个新生儿满月的一百多元喜酒钱和他的薪金。这是父亲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在第二期刊头语中，他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父亲常说：“报纸要交给人民，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当年父亲住在学校一间小屋，办公室兼卧室又兼办报，每天人来人往，我常常被挤出门外，我是在《老百姓》报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
《老百姓》报是周刊，先是八开两版，后扩大为四开四版，内容有社评，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老百姓》报一共出版了１１３期，到１９３８年创办一周年时，共发行１００多万份，行销国内１３个省，是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的通俗报纸，而且在美、英、法、苏、加、瑞典、匈等国都有了订户。
在父亲主持下，《老百姓》报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辛辣，犀利的笔锋揭发贪污，痛斥奸商，宣传抗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其他报纸无法起到的作用，不仅替老百姓说了不少话，老百姓也通过报纸说了不少话。《老百姓》报因此被誉为“人民喉舌”，老百姓亲热地称《老百姓》报和编辑是咱《老百姓》。父亲索性以“老百姓”作自己的笔名，在那段时间朋友们也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百姓”。父亲多年所收集研究的歌谣、谚语、民俗学，也成为报纸的一大特色。
父亲的文章常常切中时弊，击中要害，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他在４２期发表社论《反对隔桌子打人》：而今是民国了，老乡！不要说以民做主，就是拿官来做主，试问老百姓跑光了，你能打日本，建立新国家吗？你连白蒸馍都吃不进嘴了！孔夫子说：做官人要“使民如成大祭。”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皇上不值一个“大板儿”。前次国民政府到汉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家商量好的议案，马上下令全国各省县政府，“如有违法滥权，侵害人民”，老百姓得依法上告或请愿，总要叫老百姓不吃亏才是。这是多么替老百姓操心的公事，所以我们大声喊叫，反对“非刑拷打！”“反对隔桌子打人！”
在《老百姓》报存在的不到三年中，它就经历了三次大收买，两次大分化。一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来是行动委员会和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战区司令部的政治部、陕西省党部先后找我父亲，请他干一份兼差，还继续主编《老百姓》报，他谢绝了。收买分化不成，等待着他们的就是禁止发行、捡扣稿件、上黑名单、逮捕编辑（常奋、董秋儒、佟添等三位青年为此坐牢，有的被迫害致死）等等。先是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是战区政治部新闻检查所，一字一句都要经过检查，目的就是要置《老百姓》报于死地。
１９４０年４月６日，父亲预感不妙，在１１２期刊出紧急启事，称“现一面交涉一面出刊”。４月１８日，父亲倒填日期“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７日”出版了１１３期，也就是终刊号，父亲流着泪连夜写出《与读者告别》文，回顾了《老百姓》报走过的曲折艰辛的历程，表示：中宣部下令各省新闻检查所，调验报社通讯社的登记证，《老百姓》报在１９３７年冬季创刊时，只得到省政府教字一六六七一号指令准予发行，四个字，而登记手续，从此就屡办不成。以至于４月１８日接长安县转下省府令，即日停刊！
《老百姓》报的停刊对父亲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对朋友说：“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老百姓》报不仅仅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刁难，而且还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跑警报时父亲拉着我，背着报社的账本、读者来信与通讯录，饥一顿饱一顿地坚持在防空洞中写稿按时出报。张寒晖在宝鸡试制土纸张支持办报。那时父亲的朋友们大多随学校迁走了。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父亲被派到重庆市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签名照片和短剑一把，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心。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父亲在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主办的西安《国风日报》开辟办《农村周刊》，为老百姓大声疾呼。当地群众奔走相告，“老百姓复活了！”在１１月１２日发表的《勿谈国事》中，他说：“原来在前清的时候，――不管皇上多么混蛋，朝政多么黑暗，谁还敢放个屁！”――后来孙总理起来革命，赶走皇帝，把专制政体改成“民主共和国”，就是说，国家大事应该叫老百姓来管，不应该叫皇上称孤道寡……现在世事变了，不但老百姓能够谈国家的大事，而且政府还要对这件事大加提倡；――大家越能谈国事，“国家才能变好，”大家也就能过幸福日子了，反正国事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然而好景不长，不过一个月零六天，到１１月２１日，《农村周刊》只出了六期就被绞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１日，陕西省教育厅所属民众教育馆创办《民众导报》，四开小报，每周一期，请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继承了《老百姓》报的传统，语言通俗，笔锋犀利，详细报道了咸阳灾情，县长刘发珏贪污及当地人民惩办贪官污吏的要求，刘重金聘请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告栏中逐条答辩。李敷仁亲自到咸阳农村深入调查，组织老百姓推出代表成立“控诉委员会”，还鼓动学生成立“咸阳旅省学生后援会”，召开“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声援议案。这一切《民众导报》都作了报导。他以记者身份参加驱刘大会，刘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当局也只得当场宣布将刘撤职查办，退还赃款、赃粮。从此李敷仁的名字就更传遍了咸阳城乡的父老乡亲。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民众导报》出版了２５期，在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下了功夫。１９４６年，当局开始追究《民众导报》的立场、背景及李敷仁和中共、民盟的关系。在当局的步步紧逼下，特务们明里暗里骚扰恐吓，朋友们劝我父亲离开《民众导报》。父亲决定了５月１日离开西安。但已经来不及了，国民党特务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对他下了毒手。他们把我父亲从西安绑架到咸阳塬上苏家庄的野地里，推下壕沟，向他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打准，第二枪从背部射入，穿过颈项两动脉之间，父亲昏迷了又苏醒了，被当地老乡救护脱险。
父亲惨遭暗杀，引起各界抗议，西安各界组织了自卫委员会，教育界组成“五一”李案后援会，通电控诉当局的罪行。民盟中央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我父亲随后去了延安。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９日，父亲因“心力衰竭”在西安逝世。终年５８岁。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向那些为赢得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先烈们致以哀思。我的三叔李文俊（中央军校毕业后，在３８军孔从洲部任营副）也牺牲于抗日前线。
（我父亲在世时，他一直像命根子一样珍藏着一本《老百姓》报合订本，他去世后不久，被陕西省政协的人借去，从此下落不明，如有知情者请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