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江苏南通人,生于1927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51年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1952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副校长,西北大学校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初 识
1977年在我的生活史上是一个不吉祥的年头,整整病了半年,查不出病因,后来还是查出了。医生说要进行手术化验。化验的结果不是大病。我从北京宣武医院出院的那天,觉得天是格外的明亮,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出院后几天便匆匆赶回离别了数月之久的古城西安。
当时,高考制度恢复。高校仿佛一个久病的人突然恢复了健康。百废待兴。我所在的西北大学,气氛真好。我从北京回来不久,听说学校来了新领导,名叫郭琦。
一天,党委办公室来人告诉我:郭琦同志想和我谈谈,要我定个时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度过多年“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生活,现在突然要我确定见面的时间,这真有点反常。
见面好像是老朋友。郭琦同志首先开口:“1956年我在《人文杂志》上读到你几篇文章,那时你只有20来岁吧!”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接着他问起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并说读过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郭琦同志带有川味的普通话准确亲切,表情又是那么真挚,使我忘记这是我们的初识,仿佛我们早已经是文友了。
接着他的话进入了正题:“我们经过研究,决定请你出来担任历史系系主任。经过再三斟酌,要请你出来。”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
“我没有做过行政工作,而且我要经常去北京,帮外庐先生做点事情。”我坦率地说。
“我相信你会做好的。系主任最好由学术带头人来担任,这不会影响你的学术活动。”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当时我竟不知“学术带头人”指何而言。我觉得郭琦同志所谈非常新鲜,和我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听到的声音完全两样,好像大地翻了身。说实在的,我后来接受去做西大历史系系主任,大半是郭琦同志的诚恳态度,让我觉得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大学校长。
访 日
1980年春由郭琦校长任团长,组成西北大学赴日考察代表团。接待我们的单位是日本京都大学,以及京都的一批年轻汉学家。
这是西北大学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学校的名义迈向国际教育和学术界的第一步。现在看起来简单,可是在当时迈出这一步并不简单。
我们抵达日本京都的当天下午,京都大学派人来谈访日日程的细节安排。我作为代表团的副团长陪同郭琦校长参加日程的讨论。在我的印象中,郭琦校长平易随和,听完访问日程细节安排的说明以后,他说:“中国有句俗话‘客随主便’,主人为我们客人安排的日程,我认为很好,就这么办吧。”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的朋友说:“请郭先生提出修改意见。还计划到什么地方去,请先生不用客气地提出。”郭琦校长笑着说:“西北大学和京都大学是首次见面,今后我们之间的往来会很多。第一次来不要把什么都看了。看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第一章回的结尾写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对访问日程很满意,我们没有其他计划。”我们没有想去东京,或者离京都很远的地方,这不仅是考虑到日程很紧,也不想增加日本接待单位的负担。来日方长,何必急于一时?翌年,即1981年我应邀到京都大学作三个月短期讲学时,京都大学校长在接待我的时候亲切地问候郭琦校长,有这样的赞语:“郭琦先生上次访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长者,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长者。”这个评语是多么贴切呵!
郭琦校长访日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宴会,在这种场合他热情地回答日本朋友所提关于中国饮食、艺术、名胜古迹等方面的问题,双方增加了了解。不论在任何场合,郭琦校长始终稳重安详、挥洒自如,表现了我国一所重点大学校长应有的令人折服的教育家风度。这种风度给人的印象不是傲然,也不是自卑;不是得意忘形,也不是卑微委琐;不是语言乏味,也不是滔滔不绝;不是木然,也不是轻浮。他给人们留下了将学术和外交熔于一炉的长者形象,使人觉得他是那样的宽宏大度,而又非常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这次访日签订了西北大学和京都大学学术交流的协议书,而且初步奠定了西北大学和京都同志社大学日后交流的基础。郭琦校长此次访日和京都的年轻汉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成为西北大学和日本一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善 诱
在郭琦同志担任西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几年间,可能出于社会的影响,西北大学学生几次发生罢课的事。
历史系的学生时常卷入罢课的漩涡。不论这些罢课的性质和原因,作为系主任的我,是不愿看到这种现象的。史无前例的十年刚刚过去不久,像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人看到环境安定,学校教学秩序恢复,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衷心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抓紧机会坐下读几年书,以补偿过去我们浪费的时间。
有一次历史系学生突然宣布罢课,提出要和学校领导“对话”。我将此情况用电话告诉郭琦校长,并且说如果他觉得不方便来和学生见面,我可以继续做学生的工作。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今天晚上七时我一定和历史系同学谈谈,请你们安排吧。”
“文革”的阴影仍然残留在我们心上,今天晚上的会不至于成为蛮不讲理的“大批判”重演吧!?晚上不到七时,学生们已经挤满大教室。和“文革”期间不同,没有声嘶力竭的呼口号声,也没有野蛮的呵责声。学生们安静地等待与校党委书记见面。
郭琦同志准时来到,没有一个人跟着他。他同我们系的负责人打了招呼,要我来个开场白。我要学生们先讲话,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叙述历史系的某个同学挨打,学校迟迟不作处理;有的学生说,伙食不理想,吃饭时拥挤不堪;学生宿舍管理不善,经常出现夜半歌声,打断别人的美梦等。其中既有对于学校管理不善的批评,也有呼吁请尽快地改善学习环境的呼声……学生们宣布他们已经罢了一天的课,如果学校再不解决学生挨打的问题,他们将继续再罢下去。这时有同学高呼“请郭校长回答问题”。当郭琦校长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全场一片肃静。
他一开始就说,今天他到历史系来和同学见面感到十分高兴。今晚的会和他过去在“文革”期间受批斗时的情况完全两样。他畅叙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种种厄运,令人心酸。转而他又讲了国家在拨乱反正期间取得的成就,用具体的事实证明稳定来之不易,特别是大学复课来之尤其不易。今天高考制度恢复,同学们到学校读书,教育工作者们梦寐以求的事实现了。说到这里,他深思片刻,让学生们和他进行默默的感情交流。转而他大声说学校的管理存在许多问题,正在设法解决。他着重就学校一定要有纪律,学生被打,对打人者要按校纪处理。他劝告同学立即上课,如果学校的诺言不能实现,可以到校长办公室去找他。……他的话刚一结束,教室里便响起热烈的掌声。一下子我们和同学的心更加贴近了。
郭琦同志多次处理学生罢课的事,表现了教育家的宽阔胸怀和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既坚持原则,又考虑到多种因素;对学生既提出严肃的要求,而在人的处理上又是十分的慎重。不少从西北大学毕业的校友回想往事,老校长郭琦循循善诱的形象总和他们对于母校的怀念联结在一起。
不 倦
郭琦同志离开西大以后,由于他家不在西大,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1990年春节我到他家去拜年,发现他苍老了许多,动作有些迟钝,倦容非常明显,但吸烟的习惯一直没有改掉。我劝他少抽点烟,工作时间尽量减少些,并且告诉他,这一年的9月将在扶风县法门寺召开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请他一定去参加,并在会上讲话。他显得高兴,说届时肯定去,还说有件事想和我商量,就是计划编写一套关于陕西通史的书,分若干册出版,希望史念海先生和我同他一起担任主编。他深情地说:我们三个人都不是陕西籍,但我们在陕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对于陕西有深厚的感情,应当为陕西多做些事。郭琦同志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他心底真情的流露,朴素而深刻。
此后,关于陕西通史编委会的成立、经费的筹措、全书的体例要求,以及各个分卷的基本内容,都是郭琦同志思考和奔跑的结果。陕西师大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现在这一套书已经快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可惜此书的策划者郭琦同志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1990年8月,我们在陕西师大开陕西通史编写工作会议,郭琦同志因心脏病发住进病院。后来我们去看他,他不谈病情,他感兴趣的仍然是陕西通史的编写工作。我再次邀请他于9月份去法门寺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他说:“我一定去。”
法门寺国际学术会议开幕的那天,正好下雨,郭琦同志没有来。我想:第二天只要天气转好,他会来的,我希望天赶快转睛。当会议快到闭幕的时候,我们正在惦念他,突然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郭琦同志因心脏病再次发作,急救无效。……这难道是真的吗?好久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郭琦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他走得太快,71和72岁在今天并不算是高龄。
郭琦同志是一位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教育家。
郭琦同志是一位学人,他的坦诚的性格,他的渊博知识,以及他的分明的爱憎,他身上的优点和某些弱点都说明他毕竟是一位学人,是我国优秀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不会忘记郭琦同志,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不会忘记他。岁月在流逝,岁月在改变着一切,但人们奉献于世界的经验和学识却是永恒的。郭琦同志的经验和学识,人们将永远记得。
附记:《美文》要我写一点关于西北大学的回忆文章,我首先想到的是1991年秋我写的怀念郭琦校长的短文。我对他的怀念是深切的,我的这篇短文字数不多,但其中每一个字都是我心声的流露。
200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