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 1953年出生，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古典幽梦》、《俯仰之间》、《纸上思量》。出版学术论著多种。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一读到杜子美的这句诗，就会联想起古文人的私欲来。在古文人的万千私欲中，纳身于京华，成为皇帝身边的那个人，称得上私欲之首。
杜子美写下这句诗时，已经五十五岁了，霜雪上了满腹忧愁的诗人的头顶。除了肉体多病，还有生活的困苦，因为给予他生活无忧的严武先生过世了，一日三餐颇成问题。诗写得那么好又有什么用处呢，当不得饭吃，而夔府这个鬼地方，萧条晦暗，日暮风起就无比荒凉冷落，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秋天来了，肃杀之气严厉地侵蚀了他的心旌，可说是心灰意冷、
此时，眺望京华的方向已经成了杜子美习惯性的动作，或许这个动作是他内心有了一丝不切实际的抚慰。
胡思乱想，他想到那些繁华时日的意象，什么“日绕龙鳞”、“仙侣成舟”、“锦缆牙樯”、“佳人拾翠”，他喜欢做这些荒诞的白日梦，然后把它们写入诗中。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了，原以为中兴再起，却不料吐蕃、回纥乘虚而入，藩镇又拥兵割据，算是断了他迫切的再入长安之梦。我一直弄不清楚杜子美此时的生活是如何进展的，总是发一些毫无意义的牢骚，却不见做点实事，或者仿效一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吧，不能总是写诗和臆想。如果真的什么都不会做而导致生活穷苦，也只能怨自己了。他老是想着重返京华过好日子，能亲自对皇帝言说――那遥远的长安，进不去是他的心痛。
杜子美是二十九岁时第一次来到长安的。很巧，第二年唐玄宗就下了一个诏，让有文艺优长的人去应试，再择优者入仕。他理所当然地以为好日子到来了，倾尽全力把应试题目做成锦绣。可是福音没有如期传来，当他在长安的小客栈望眼欲穿时，李林甫已经做了手脚――无一人录用。李林甫向唐玄宗禀报，说民间已经没有遗贤了，这些应试者都达不到标准。对于杜子美而言，这样的结局真是黑暗，但有一点他认定了，再也不想离开长安了。别的地方是不能称为家园的，就像他二十岁以后周游的吴、越、齐、赵诸地，这些地方是没有家园感的，不是太小，就是太偏，要不就是太困顿，游历一番是可以的，体验一下新鲜，长居却万万不能。而现在，他踏入了长安的门槛，对比之下，心头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总算找到安身之处了。这个城市提供了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可以同时分享的许多利益。他铁下了心，再也不走了。
城市与城市是不一样的，长安是首善之地，能居住于此是无比幸福的，它有许多的意义和内涵，还有许多的实惠，称圣地也不为过。杜子美以他特有的方式展开了外交攻势。诗写得精彩，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可以撬开那一扇扇厚重的朱门。他几次三番地向官宦们投递华章，以求引进，谦恭低下。这一点有些像不要脸的孟浩然，孟氏写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他这么对当时在相位上的张九龄说：“执政的张大人啊，您能出来主政，我是十分佩服的，这是黎庶的幸事啊。不过我是在野之人，有心随时伺候于大人左右，却不能如愿，只能在内心徒然地表示渴望的心情了。”孟氏如此为，而杜子美的干谒诗如何写，是不是也如此肉麻，我一时不能下结论，可以想到的是，既有所求，诗中情调自然低三下四，分寸要掌握好，又要让官僚们明白你的意思。想来杜子美一定是斟酌再三，改不胜改。
为求官位而投诗，也算是俗中之雅了，总比送礼送银子多一点文气。
可惜，结果全无。
困居到四十岁的杜子美终于等来了机会。这一年唐玄宗举行祭祀大典，杜子美熬了几个通宵，呈上三大礼赋，文辞如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佳妙无尽。算起来十年了，他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管理军械库房的主任吧。
让一个神思飞扬的诗人管理这些硬邦邦的军械，杜子美当然不爽快，不过他也清楚，路子已经开通，可以在长安好好过日子了。
后来，唐肃宗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衔――是可以亲近皇帝的，他成了皇帝身边的那种人了。杜子美开始了他的官僚生活，殊不知，他笔下的诗歌，廊庙的气味也大了起来。
好景不长，不谙政务的杜子美因疏救房?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无缘了，身在山野，心怀宫阙，“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句诗的深处不难看出，对于长安，杜子美是一生都不死心的。
杜子美不过是我行文时信手拈来作为例子的一个人物罢了。有多少文人的内心，都打下了这样的死结啊。
望都、恋阙，在古代文人笔下，这一类文字可谓充栋宇而汗牛马。
从杜笃的《论都赋》开始，文人写都城的热情高涨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到左思构思了十年才写成的《三都赋》，都充满了文人的狂热，他们倾尽才华写吴都蜀都魏都，也写洛阳、长安。这些都赋在后人读来，已经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概念了，泼洒着艳丽的词藻，极尽于铺张，构筑了一个华丽堂皇的殿堂。像班固描绘的西都长安，华阙崇殿之巨丽，掖庭椒房之尊贵，离宫苑囿之壮观，无出其右，有如此文字：“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切，玉阶彤庭，筻碱采致，琳?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很明显，在这些泛滥的文字里，是精神的热切向往，毫不遮掩的羡慕和追求，试图跻身于此，成为一个京都中人，与帝王亲近，以至左思的《三都赋》一问世，“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自古以来，有多少这一类的文字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一边在淹没，一边是续写无休，在书写中将精神寄寓。京都的一些标志性建筑也被其他城市复制着，可是没有用，京都这个空间所含有的对于欲念的吸引，是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京都就是京都。
京都里边住着皇帝，这是关键所在，也是其他城市永远缺失的。就如同唐朝灭亡之后，鼎入汴梁，那么，唐时那些盛极一时的城市纷纷衰落和岑寂下来，道路上少人走了，长满葛藤与杂草。人气骤然削减的同时，汴梁却是冠盖相望，旗旌蔽目，五色藻绘，八音和鸣，城市像注入了新鲜的血浆，充满了生机的弹性。后来，宋室南渡，迁都到了临安，又轮到江南热闹了。
追逐都城，像水蛭一样地吸附在京都的宫墙上，这和逐水草而生存的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在这样的狂热中，他们不愿意去想，危险也在时时潜伏着啊。在很大的程度上，趋利时忘了避害――生命延伸到一定的时候，有一些浅显的道理反而失去了劝诫的作用。
不过有些人还是交了好运，以至让人羡慕不已。
这个人就是沈度。
沈度是明初写得一手好字的文人。当时写好字的人很多，但运气却没有他这么好。明成祖时招聘一批能书者入翰林，沈度亳不费力地进入宫廷。他那一手带着清秀而又雅致的楷书，要说精美之至这不假，却没有什么个性。皇帝喜欢这样的韵 致，这就够了。沈度成了一个大忙人，风光无限。大凡金版玉册、用于宗庙、祭仪所需文字，都由他一手包了。他能与皇帝说话了，靠得很近，皇帝一高兴信口开河，说沈度是“我朝王羲之”，这就够他吃一辈子了。沈度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办一些自己的事情。譬如，他对皇帝说：“我弟弟沈粲也写得一手好字，比我还优上一筹”，很快，沈粲也入了宫廷。
如果往前推，唐初的虞世南、褚逐良，也是因一手好字而受唐太宗恩宠的。
在皇帝身边，有的文人反而酿成惨剧，完全违背了当初入宫的初衷。
解大绅就是其中一个。
解大绅比沈度小十多岁，也是携一手好字来到京城。他日侍皇帝左右，修纂《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并且为总裁官，春风得意。谁也不会想到，解大绅的变数这么大――他的性格适宜在野，进入宫廷绝对是一个大错，只是当初还看不出来罢了。
一个人对于生存空间太不讲究，以为得皇帝宠爱就一马平川，却很少对这个空间的动荡、颠覆作出预测――并非对每一个倾心于此的文人都是一块福地。
看一看解大绅的草书就会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人了。综笔如挟海上波涛，脱屣千乘，笔调里夹带着野性和怪诞之气，摧枯拉朽。皇帝当初怎么会喜欢这样的狂傲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即解缙有另一套表现手法，能耐下心来写一手工稳清雅的楷书――朝廷应该对他用的就是这一套手法。进入宫廷时间长了，放纵的本性就遮掩不住，暴露无遗。解大绅的本性充溢着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更为适宜山野生活，像狂涨横生的荆棘，不知规避。他不知道在宫廷内三缄其口或左右言他是很有效的手段，他那张大嘴，仍然像乡间野老那样没有遮拦，就不能不付出代价了。
解大绅不能长久于皇帝身边，可以从他犯忌来找原因――他把乡村习气带到了宫廷。
苏东坡曾经很个性地说过：“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说自己不痛快，说了别人也不痛快，最终还是说吧，自己痛快要紧。苏氏之说固然在理，真要实行，麻烦就大了。
解大绅就是臧否他人毫不留情而惹祸端。
明成祖朱棣宠爱解大绅，这多少也助长了他的狂气。朱棣与解大绅的对话，有些是皮毛之事，而有的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因为在对话中活生生地见出了解大绅的脾性。
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朝中十大员评说了。
明成祖朱棣问：“蹇义这个人如何啊?”
解答：“其资厚重，而中无定见。”
问：“陈瑛如何?”
答：“刻于用法，好恶颇端。”
问：“宋礼如何?”
答：“憨直而苛，人怨不牺。”
问：“文0隽如何?”
答：“虽有才干，不知顾义。”
问：“陈洽如何?”
答：“疏通惊敏，亦不失还。”
问：“方宾如何?”
答：“簿书之才，驵侩之心。”
问：“黄福如何?”
答：“秉心易直，却有执守。”
问：“郑赐如何?”
答：“可谓君子，颇短于才。”
问：“夏原吉如何?”
答：“在德有量，而不远小人。”
问：“李至刚如何?”
答：“诞而附势，虽才不端。”
解大绅心里十分受用，能与皇帝如此单独答问是十分幸运的事，一吐胸中块垒，如矢中的。如果模棱两可搪塞推诿，那才是罪过呢。这真是人生的特殊时刻，特殊的问答。一边是有所指地问，一边是一针见血地答，听者痛快，说者更痛快。如果继续下去，还不知解大绅会如何书生意气，话语如弹丸脱手天马脱羁。这段对话在明代史册上要打下烙印了，它突破了朝廷一贯地虚与委蛇的说话形式，石破天惊。
对话的内容很快传了出去，解大绅的狂言使被言说的诸大员如坐针毡，咬牙切齿，解大绅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外表看不出什么变动，内在却涌动着怨恨的暗流。朝内毕竟是一个是非之地，有学问、写一手好字的解大绅显然不谙其中玄机，渐渐就生出一些问题。他稀里糊涂地参与了立太储之议，得罪了汉王高熙；永乐二年主持会试、殿试，他的老乡――江西籍学生登榜进士甚多，引起了朝廷官员的侧目；永乐五年，事态更为严重，此次殿试结束，有人就向皇帝弹劾解大绅阅卷不公，阿私偏袒，解大绅被贬出京城远至广西。永乐八年有了一个入京奏事的机会，此时皇帝正好北征，汉王以解大绅“无人臣礼”为由治其罪，投入监狱。到了此时，皇帝又是另一付嘴脸了。三年后，解大绅死于狱中。
事还未完。由于解大绅的进京，还连累了整个家族遭受灭顶之灾。
三十多年过去，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史上的英宗，他想起了解大绅，觉得当时的处置太过分了，便下诏归还解氏家产，恢复解大绅官职，又赠予朝议大夫。
解氏家族又如枯木逢春，生机充满门庭。
可这有什么用呢?解大绅早已是一堆白骨了。
一个桀骜不驯的文人，不乏写出金钟大镛之作的才气，却热衷跻身于京华，在锋利的刀刃上行走。他无法改变朝廷的规则，又无法委屈自己的个性，当二者产生矛盾时，解大绅的狂放、孤傲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来到皇帝的身边不是来送命的，而是求朱紫显贵。许多文人把命运的多种结局都想遍了，惟独没有想到失败。要不然，解大绅在江西吉水老家，那是些多么自由自在的时光啊。自唐以来的七百年间，解氏家族门庭鼎盛，声望卓著，如解大绅这样的人才，何愁前程。
入宫犹如飞蛾扑火。
现在，如果不是喜欢草书的人，谁也记不起解大绅了。明代离我们不算太远，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皇帝轮流做，更换得比时装还勤，好运和厄运，就像一只手的正面和背面，翻覆只在一瞬。
要是说起纪晓岚，知道的人就多了，有关他的逸闻趣事足以编成一部漫长的电视剧。说起来纪晓岚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二十四岁中举，三十一岁进士，入翰林院专司文笔，四十五岁已是侍读学士，天子身边常见其身影。纪晓岚先后当过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后来还升至协办大学士――以今日的职务来套，就是当过文化部长、国防部长、副总理，可谓高官了。同时纪晓岚的才华也运用到了极致，多次主持过全国大考，又是大型历史文献《四库全书》的总纂官，让多少文人红了眼。同时期的文人不乏迥出侪偶者，却远没有纪晓岚的荣华，所谓的心理不平衡，正是在比较中形成的。
纪晓岚混到这个地步，也需要有一套献媚的手段，巧言令色，得主子欢心。鲁迅曾认为纪晓岚是个“世故老人”，学会了世故，自然懂得趋利避害，左右逢源，既借力借势，又顺风顺水，说起来是很奴相的。纪晓岚的能言善辩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最有名的圆滑就是对于“老头子”的解释。他称乾隆帝为“老头子”，帝初不悦，却会在纪晓岚的三寸不烂之舌下，欣然接受。纪说“老”是万寿无疆方可称老，“头”则是天下元首，而圣、贵者方可称“子”。真是口吐莲花，撩拨得龙颜大悦。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如何当好皇帝身边的人，已经有了一整套路数，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可以效仿，把危害下降到最小的程度，而把利益上升到最大。这类御用之人，从来不怕失去自己的脾性、格调。个人的脾性、 格调是当不了饭吃的，它逆奴才的本性而走――如果真要活到有个性，那还来皇帝身边做什么?
纪晓岚在皇帝心目中是何位置，他不太清楚，是类似兄弟、同道还是师友?不能准确定位，但以为也差不到哪里去――他是从入宫之后的种种优厚待遇来进行判断的。
乾隆皇帝有个爱好，就是巡幸江南。所到之处盛典敷陈，宴集奢靡。譬如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乾隆皇帝进行了第六次南巡，经泰安、曲阜、杭州、江宁，直到四月十三日方才尽兴返回京师。可以想见，在这几个月里，所到之处，民脂民膏尽被搜刮，怨声四起。纪晓岚觉得自己应该出来说说话了，他婉转地说道：“东南区域的财力已告枯竭，皇上是否能考虑给予救济?”心里想，皇上应该会好好回味一下他的建议，毕竟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沉默片刻。乾隆皇帝的臭骂劈头盖脸而来：“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再也不是平素那副题诗赏画的斯文面孔，那声色俱厉的气势，使下边若干大臣噤若寒蝉。
直到此时，纪晓岚才知道自己在皇帝眼中是何玩意了。他想起汉武帝时的东方朔、枚皋等人，《汉书》曾说“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自己和他们一样，不过是戏子、娼妓一类角色，是供皇帝利用的、取乐的、玩弄的、戏耍的，只有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哪有什么资格来评论国事。
神智因此清醒，纪晓岚内心大痛。
“君如虎”，民间的语言如此简明准确，真是说到骨头里去了。
明知是虎却乐意伴之，结果屡被虎伤、虎噬。
就像幼稚的杜子美，他得了个左拾遗的官职，还以为皇帝真的会听从他的“拾遗”呢!
文人必须粉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点，也许那些于山野大泽中过着闲旷日子的人会看得更清楚。
赵瓯北在《瓯北诗话》中有几句话让人深思：“入京之后，角逐名场，奔走衣食，锻炼益深。”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入京不是来隐居的，而是来大展鸿图，非使出全身解数不可。赵瓯北的“锻炼”一说颇有皮里阳秋之味，无非是锻炼得更加滑头、世故、不择手段罢了，在锻炼中扭曲自己的品性、人格，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奴才。
近皇帝身边而不惜戕害自己的肉体，成为太监的人也不在少数。从资料上可以发现，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精神上放松了，手头上的活计却加重了。凡是朝廷大臣的奏札，都是他一手亲阅亲批，有自己不清楚者，亦亲身询问。巨细不论，每日批阅处理的文件达数干件之多。轮到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他们就不愿如此辛劳了，于是从太监中挑选“秉笔”，以朱笔楷书批之。能成为秉笔，这是何等尊贵。
秉笔太监顿时高人一筹，理所当然侍于皇帝身边，甚至比朝中大臣更让人放心。这也给秉笔太监留下了很大的权力空间，甚至大过内阁。有几任的皇帝居然让秉笔太监代批而毋须复查。这时，秉笔太监的权力大到难以想象，如何批阅完全是任由己意了。皇帝放心地让这些人在自己身边，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无家室，无血缘后代，而且这些人之所以称太监，也是让皇帝认为比较可靠的原因――为了入官，为了近皇帝，不惜付出了身体的代价，让自己男不男，女不女。现在，在电视剧中，经常会看到这么一些人，面容细腻红润，髭须皆无，看不出阳刚之色，不出声时尚可，一出声尖尖细细，吓你一大跳。这时，马上可以做出判断，这就是太监出场了。
每个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都不同，发肤血肉皆父母授之，理应珍惜而不受损伤，却不料为了进宫，让自己成了这般模样。
司马迁是视此为奇耻大辱的。
有人却不这么理解，男性的特征消失了固然痛苦，而所得的超越了这个痛苦。
在太多的文人昼思夜想能得皇帝恩宠的同时，警觉者还是有的，譬如阮籍。阮籍为人处世的警觉是有名的，与人交谈，全是云遮雾罩虚幻玄远，从来不对人、事表达自己的好恶，着实让人摸不清他在想什么，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逃避了一轮又一轮的灾祸，平安无事。司马昭灭了蜀汉后，手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此时，士林中人的各种表现日渐明朗，有献媚邀宠的，也有超脱远避的。阮籍依旧按着自己的方式行与世――嗜酒、慎言、任诞。没有想到的是司马昭却相中了阮籍的女公子，想和阮籍结为亲家。按常理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如果阮籍答应了这门亲事，让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娶了自己的女儿，自己不是也进入了权力的中心。司马炎是谁，就是后来建立了西晋王朝的晋武帝。这事在士林中成为焦点，人们想着，阮籍受宠若惊，一口就会答应女儿的婚事。
谁料，阮籍照样以老一套应对，嗜酒，酒醉，酒醉长达两个月。实际上这就是婉拒了这门亲事。司马昭当然清楚，从此也不再提起。
酒醉，真是一种规避的好办法。
后来的文人，如苏轼，也是频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再出京城，忽而黄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他最后还是弄清楚了：“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
我最近去的一个地方正是江南的占都。和当年一样，它的特点依旧是人声鼎沸，百业兴旺，所不同的是随着政治、经济、文艺中心的转移，更多的人不是来此求取功名，而是来游玩的，然后由此北上。这座城市的郊外，是六朝时期帝王的长寝之地。神道已不可见，浑穆气象在夕阳下山之前扩散开来，让人暗暗感叹它旧时的宏大开张。高大厚重的辟邪、天禄泡在泥水里，已经局部残损，却遮掩不住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有文史研究能力的朋友说这一片理应是哪个帝王之陵，而远处那一片又是哪个帝王之陵。讲者有心，听者无意，时间这么久了，连赫赫有名的帝王都模糊不清了，更何况那些曾经亲近于帝王的奴才们。
倘说自由自在，还是陶渊明选择的那种悠然见南山的山野生活，只是太清苦了一些。像范蠡那样会更宽裕一些，他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不是侍于勾践身边，以大功臣自居，而是携带美女西施毅然出走。身在烟水，远离充满杀伐的宫廷生活，成为商海中的一名大款。
范蠡对于去留分寸的把握，真可称为明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