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这个词，因为过去有一个时期，被我们用滥了，所以后来一见到这个词，就觉得有些发硬，放到哪里都有一种跪下容禀的讨好感。有时即使非用不可，也得弯来绕去，尽量使表述软和一些。看了西安易俗社的有关社史，尤其是前二十几年的旗帜性新戏曲引领，我就突然感到，不用伟大不行了。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在旧戏、旧思想、旧意识、旧艺人处于常态，不太顾及演出内容，社会效果，而更多的是靠演戏挣钱、糊口、养家的当口，有两个分别叫李桐轩、孙仁玉的人以为：“社会教育感人最深，普及最广者，莫若戏曲。旧日戏曲优良者固多，而恶劣淫秽足以败坏风俗者亦属不少。”有鉴于此，他们发起了“编演新戏曲，改造新社会”、“不专以营业为目的”、“以补社会教育之缺陷”的办社倡议，很快得到了政界和学界诸多人的赞助，这样，易俗社便宣告创立了。
那是公元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九年后的同一月，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船上宣告诞生，后定七月一日为诞辰日。一九一二年，也是民国元年，那一年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可以说是风云际会，世事巨变的重大社会转型期。易俗社于此时宣告成立，自然有许多社会担当和责任蕴含其间。
创始人之一的李桐轩，时任陕西都督府修史局总纂。另一创始人孙仁玉，教师出身，受聘于修史局修纂。二人在修史过程中，有感于“人民知识闭塞，国家无进步之希望”的“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之迫切需要，遂商量成立“陕西易俗伶学社”，后又更名为“陕西易俗社”，隶属于陕西省教育厅领导。直到一九四九年西安解放后，又经历了西北文化部直接领导的管理体制沿革，后西北局撤销，才最终定名为西安易俗社。
为了廓清她的早期面目，在此不得不先当一下文抄公。
以下是抄自戏剧史家陈光尧写于一九三二年的《最近西安之戏剧》中的一些毫发毕现的史料：
易俗社
一、 社员编制
1、干事部：社长一人，社监二人，会计二人，庶务二人，书记四人，司务二人，交际一人。
2、平议部：评议长一人，会计检查二人，评议无定额。
3、编辑部：编辑审查二人，编辑无定额。
4、学校部：校长由社长兼人，教员无定额。5、教练部：教练长一人，教练无定额。
二、 戏曲种类
1、 历史戏曲：就古今政治之利弊，及个人行为之善恶，足引为鉴戒者编演之。
2、 社会戏曲：就习俗之宜改良，道德之宜提倡者编演之。
3、 家庭戏曲：就古今家庭中之各种问题，及有关系者编演之。
4、 科学戏曲：就浅近易解之科学，及实业制造之艰苦卓著者，编演之。
5、 诙谐戏曲：就稗官小说及乡村市井之琐事轶闻，含有教育意味者，编演之。
三、 学生功课
1、 高小班：三民，国文，算术，历史，地里，习字。
2、 初小班：三民，国语，常识，算术，习字。
四、 戏曲科目
1、姿势。2、做工。3、道白。4、声调。5、武艺。
五、 学生待遇
1、 学生以入社三年为戏曲毕业年限，合格者给予证书。
2、 学生于修业期内，得分别优劣，由本社酌给奖励。
3、 学生毕业后成绩优美，无它项过失者，得认为本社艺员或教练，当分别程度酌给薪金。
4、 学生于修业期内，不得中途告退，否则须赔偿已往衣食之损失。
5、 学生于修业期内，如犯重大过失，应受开除追费之惩罚。
6、 学生非经社长或社监之允许，不得擅自出社他往。
六、 学生交际规则
1、 学生须将会面及通讯之亲友姓名、职业、住址分别填表，如未填入之人，一概不准接见或通讯。
2、 学生（全为男性）不得与不正当之人私自来往，并不得受外界之赠与（注：“社会诱惑力之大之多，亦实不可思议。稍一知名，诱惑四起，流氓，暗娼，女看护，甚至女学生百方引诱。用其他方式与直接来往者不计外，直用书信达情者月必数起。且有特设机关代人介绍从中骗钱者，世事曷胜浩叹！夫诱力、流氓、娼妓……为社会整个问题，不易解决，惟愿各社负责人员对于学生严行整理，切实教育，庶免误人子弟，害人父母，兼扰及社会也！是望。”――摘自戏剧家封至模梨园记事语）。
七、 演戏规则
1、 每日派定之戏曲，非万不得已，不得更换。
2、 派定之戏曲，如有忘记情事，须预先声明教练，赶速补习，不得临时误事。
3、 无论扮何角色，均须按照教练所授音容节奏，认真表演，不得故意敷衍，自由变更。
4、 化妆宜学清洁，不得矜奇立异，贻笑大方。
八、 经费状况
1、 收入：捐款，戏价，茶资，房租，杂款。
2、 支出：经常费，学生奖励，学生衣服，临时购置。
另附：今后拟进行之计划
1、 加练西皮二黄，向外发展。
2、 印刷社中历年所编之剧本。
3、 购置最新之戏剧服装及器具。
4、 创办平民工艺厂。
5、 创办教育品陈列所。
6、 创办戏剧图书馆。
7、 购置机器，印刷西北名人著作。
从这些重要史料看，易俗社确实与其他戏班大为不同，其本质区别就在于，演戏人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都必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自觉推动者，盈利已不是主要目的，“力除从前秦腔中荒唐怪诞及淫秽龌龊之积弊”，“创制新腔”，“独树一帜”，已然成为他们的生命担当。由于这种特别的追求，甚至连演出场所，也显现出与其他剧场的不同，“谈话，吵闹，咳嗽，吐痰之事极少”。而当时的旧剧发达之地北平、上海、汉口、广东等处，仍“多为营业性质，虽偶尔也编演新剧，然其内容均只能为资产阶级谋娱乐，绝不肯为民众知识作宣传也。”戏剧大家封至模，在论及易俗社演出时，也曾赞美说：剧场“台下减小灯光，台上断绝闲人，文武场面，概行隐蔽，池内先期售票，对号入座，小贩叫卖，一概杜绝，空气光线，极求舒适，倘再能取消茶水，任人自便，禁止吸烟，另辟房屋，则更近代化矣”。那时的演出场所，台下比台上亮，“人声吵杂，厌烦对号，秩序不整，且演出时间过长。稍加改进，即有人喊叫太黑，或高声谈话，或叫买零食，甚或有大声喊叫‘某某滚下去’，要求加戏换戏者等等。”从易俗社演出的现场看，“移风易俗”之宗旨，无疑是先在自己的“布道”场所，得到了部分实现。
当然，戏曲是一种具有千百年历史沉淀的大众艺术，惟其具有大众性，任何改良，便显示出一种孤独和尴尬。萧伯纳说：“所有专业都是针对普通人的阴谋。”当这个“阴谋”几乎为某一地域的全部大众所掌握时，企图“变花样”、“出新招”，就显得异常艰难了。即使在今天这种思想与艺术多元化的时代，谋求戏曲改良，也是要遭到“连祖宗耳朵都会跟着发烧”的谩骂的，更何况在七八十年前。一九三二年，封至模在论《陕西四年来之戏剧》一文中说：“环境之对于戏剧，一方希望极高，一方倾向极低，两种极反对势力，各拽戏剧以走，故戏剧之进展，受很大阻力。上焉者费尽死力，收效绝微；中焉者彷徨歧路，无可是从；下焉者同流合污，趋入魔途。伊谁之咎，观众程度过低也。故吾们作戏剧运动，一方改良戏剧，一方仍不要忘记改造观众，提高其赏鉴能力，庶不至离观众太远，致成曲高和寡。几次打击，必致向现状投降。故演剧至少限度，不能与观众思想冲突。现代统非国立之剧院，以经济原故，根本离不开营业，在此两方矛盾的观众之下，谋戏剧之发展，难矣。”
易俗社之所以能在这种两难境地中，发展壮大起来，核心是靠当时具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那种其他艺术行业并不发达的时代，戏剧这个能最广泛接近民众的媒介物，被一群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热血知识分子簇拥着，思想着，推进着，甚至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就创作演出了三、四百部新戏，创始人之一的孙仁玉，一人就创作了一百一十七部，那种强大的时代激流的推动，是她在艰苦卓绝中赖以存活的根本原因。据记载，一九二一年春天，他们远离西安，到汉口演出，由于观众不及，入不敷出，最后甚至连梁启超、黄炎培、以及湖北之督军省长都出面支持，“易俗社在武汉遂收最后之成功。”
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鲁迅应邀到陕西讲学，前后二十二天，就在易俗社看过五场戏，并把在西北大学讲学所得的五十大洋，捐赠与易俗社，还在这里留下了“古调独弹”的世纪印记。据说还有一件与鲁迅有关的事是：在鲁迅任职教育部第一科长时，易俗社曾获得过一张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金色褒状”，内容是：“戏剧一道，所以指导风俗，促进文明，于社会教育关系至钜。欲收感化之效，宜尽提倡之方。兹有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剧，风行已久，成绩丰富。业经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金色褒状，以资奖励。此状。”虽然在“褒状”与鲁迅的关系上有异议，但易俗社“编演新戏曲，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所造成的全国影响力，当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易俗社“确为全国首创第一戏剧教育学府”，陕西省民政厅亦有褒奖佐证于后，那是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褒状”云：“本厅长足迹所至，达十余省，历观各处戏剧，均不能推陈出新，革除旧戏之恶习，窃用隐忧。兹阅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曲，消极方面，举凡秦腔旧戏之恶习惯革除净尽；积极方面，对于新思潮新文化，及有关吾党主义之处，极力鼓吹提倡。洵于社会通俗教育裨益非少，此岂一般营业戏园所可同日语耶？”此外，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名流，也都给予过易俗社重要支持，邵力子甚至在大加赞赏之余，“捐洋百元”。一九三二年，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还以“该社成绩甚佳，所编剧本亦极多，及转陈于国民政府，由中央先拨款一千元，以为刊印该社全部剧本之用”，而使这种口头文化传播，转化为一种文字积累。
易俗社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大厦将倾时，那是民国十五年发生的著名的“西安围城”灾难，大军阀、镇嵩军头目刘镇华，率部围困西安城池达八个月之久，杨虎城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城内群众九死一生，易俗社自然难逃浩劫。“二虎”对易俗社虽百般呵护，但由于围城时日太长，终是“罹掘俱穷，无可奈何，始解散本社”。后勉强得以恢复，然又经历十七、十八、十九年关中大旱，遂使债台高筑，元气大伤。尽管如此，那群“新戏痴”，仍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撑持着剧社的艰难前行，直到民国二十几年，才又有了“复兴之气象焉”。然而时隔不久，抗日战争又爆发了。
先是最著名的“西安事变”，“捉蒋”行动差点在易俗剧场实现。一九三六年，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甚至亲自来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开赴陕北前线“剿共”，无奈中，张、杨二人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而扣押老蒋的最早方案，据说是先请蒋介石到易俗社看秦腔，然后，在戏散场时，乘混乱把人“接走”。谁知生于吴侬软语地的老蒋，也许是不爱火爆的秦腔，也许是早已嗅出了异味，干脆“就没上张、杨的道”。据老易俗人说，那晚演出的是四个折子戏，其中有王天民的《柜中缘》，剧场内外戒备森严，军警层层围堵得密不透风，开戏时间一推再推，老蒋就是没有露面。直到最后，张学良、杨虎城不得不动用另一套方案，把老蒋捂在了临潼华清池后的一个山石缝里，人们才知道了这个改变了中国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蒋介石虽与秦腔和易俗社失之交臂，但曾经捐赠给易俗社三千大洋，却是许多易俗人至今还在说道的事，大概因了政治原因，此事始终讳莫如深，也便日渐尘封，成为无法准确记忆的历史迷雾了。
有了这样一个开端，加之易俗人的觉悟和民族担当意识，当八年抗战全面拉开帷幕时，他们的抗日热情和行动，自是不须多言了。八年中，先后创作演出了《长江会战》、《血战永济》、《湖北大捷》、《民族魂》、《牧童艳遇》等大小戏曲近百部，在城区常遭轰炸，各路剧社、戏班纷纷撤离外地时，他们仍坚持守在防空洞，创作、练功、排练、演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即使在门楼被敌机炸塌，米面全无，“半薪之一半的工资”仍拖欠达一年半之久的艰苦时日，依然苦苦撑持着偌大一个西安的戏剧台面，这真应该是戏剧人最辉煌灿烂的精神篇章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撑持易俗社时间最长的社长高培支，他不仅创作过《夺锦楼》、《人月圆》等优秀剧作，而且更享有“困难社长”、“独木撑子社长”之美誉，“每遇到最困苦时期，都是他把易俗社从危险边缘中挽救过来。”他为人“廉洁自持，点滴无私”。高培支曾多次说：“如果谁把易俗社娃们将男作女挣来的胭脂粉钱，贪污或浪费了分文，他的子子孙孙都得还。”抗战八年以至胜利后的几年，合起来连任社长达十年以上，“经济上一尘不染，生活上刻苦节约，工作上认真负责。”是易俗社最危难时期有口皆碑的“擎天柱”。
全国解放后，易俗社先是归西北文化部管辖，一九五四年大区撤销，划归西安市文化局，遂定名西安易俗社。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版的《陕西省戏剧志》上说：“该社是一个将文化学习，戏曲教育及演出实践融为一体的新型秦腔艺术社会团体。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陕西文化战线上仅存的成果之一。”面对新中国的公有制管理体制和形势，易俗社招收了历史上的第十四期学员，在以《三滴血》为代表的经典剧目排演中，诞生了一大批威震剧坛的秦腔名角，并几十年盛名不衰。尤其是《三滴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拍成电影后，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堪称是秦腔历史上真真正正的里程碑式巨献。
易俗社从创建之初，就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舞台剧写手，仅建国前三十多年，就编创出七百多部演出作品，诞生了几十位知名剧作家，《三滴血》之父范紫东，就是这批为剧社不断“造血”的佼佼者。他一生创作剧目近百部，至今仍有多部存活在舞台上，被人们誉为“秦腔的莎士比亚”。
易俗社在文革中，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文攻武卫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式，也绝不可能在这个“老堡垒”中另辟蹊径，超凡脱俗，改弦更张，他们也搞“喷气式”，他们也剃“阴阳头”，他们也接受军管，也服从“工宣队”领导，所不同的是，无论怎么斗，怎么闹两派，一旦化妆演出，便一律进入角色，该演父子演父子，该演夫妻演夫妻，哪怕卸了妆再辩论，再分“敌我”，再大批判，再斗争，但演戏时是绝不与“革命”相混淆的，哪怕是两个阵营的敌对势力，上了舞台，该谈恋爱谈恋爱，该入洞房入洞房，这也大概是艺人的职业道德力量，在文革中的最底线坚守了。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易俗社跟全国所有国营剧团一样，都在经历着高潮与低潮相伴，上升与滑落相兼，喜悦与阵痛相携，守望与挣扎相连的复杂局面。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恐怕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生命落差，时而热闹非凡，时而寂寞难当，面对其它行业的冲击，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职业茫然感。但有时静下心来想想，说电影冲击了我们？好像电影人也在痛苦不堪地寻找着生存突围；说电视冲击了我们，好像再好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都在埋怨着收视率的持续下滑；是歌厅冲击了我们？好像也不断传来歌厅东倒西闭的幽怨；是洗脚房、茶馆、咖啡屋冲击了我们？似乎这些行业的老板，也都在祥林嫂般地诉说着他们生存的艰难。生活是真正的多元化了，戏曲、甚至包括任何艺术与娱乐方式，一统天下的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想撑持住这个台面，都已经不是一件撂几句大话就能了事的事了。我与这个社的两任社长都有很深的交往，一是老乡冀福记，也是剧作家、名演员，还有一位是现任社长张保卫，秦腔名生角。他们都是这个行当的佼佼者，都在为这个行业呕心沥血地推车拉磨，但也同这个行业的所有管理者一样，时不时就会露出生存与发展的捉襟见肘的尴尬相。尽管如此，年近百岁的易俗社，还是在须发长飘、仙风道骨般地行进着。这是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文化坚守，也是与物质极大丰富、经济持续发展渐行渐远的孤独行进。
易俗社在创立之初，有几条重要经验，实在值得珍视：一是一流知识分子办社，这在今天已属不可能，因为今天的知识分子们，更操心的是如何奔向经济主战场，说文化，无非是找个弄钱的载体，戏曲弄不下钱，也就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了。当然，他们不来也有不来的好处，如果来了还是说钱，也许让这行死得更快。二是演剧必须与时代精神进行最本质链接，始终保持思考与社会的同步，甚至要引领价值在先，对社会现实给予切中要害的褒贬，否则，便难以吸引真正关注的目光。坚持“移风易俗”，便是这个团队在创建之始，能红遍三秦大地乃至全国的根本原因。三是养剧团必须有产业，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易俗社当初有近百亩房产、田产，甚至还有洗浴园、印刷厂之类的经济支撑力量，后来因为战争、因为公私合营，都荡然无存了，不能自己造血，是绝大多数文艺团体越办气息越不畅通的致命瓶颈。
每每从易俗社门口走过，我都要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当然，作为业内人，我也有深深的焦虑和叹息：这个堪称伟大的百年老店，这个风雨兼程、诲人不倦地诉说着世道良心的百岁老人，到底还能活多久呢？住在这个文化古都的人，在自豪着古都文化积淀深厚，并且数代人都享受过他的文化浸润后，于今天，难道不应该对这个活的文化标本，投去如珍视唐槐、碑林、雁塔、城墙般的敬重一瞥，并同样爱惜、滋养、保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