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男，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马尔康，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
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一种语文学上的考证认为，这个古藏语词汇的意思是靠近汉人区山口的农业耕作区。
直到目前为止，还有数十万藏族人在这一地区过着农耕或半家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与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
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从地理上看，我生活的地区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自己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够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如能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
在我的意识中，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的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聚，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
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
我想谈谈自己的书《尘埃落定》。
这本书取材于藏民族中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我作为一个并不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只想在这本书中作一些阿坝地区的地理与历史的描述，因为这些地区一直处在关于西藏的描述文字之外。甚至在把西藏当成一种政治与经济考虑时，这一地区也常常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阿坝地区作为整个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在整个藏区当中是被忽略的。特别是我所在的这个称为嘉绒部族生息的历史与地理，都是被忽略的。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地理上与汉区的切近，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部族长期以来对于中原文化与统治的认同。因为认同而被忽略，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公正。我想这本书特别是小说《尘埃落定》的出版，使世界开始知道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的存在，使我作为一个嘉绒子民，一个部族的儿子，感到一种巨大的骄傲。虽然，我不是一个纯粹血统的嘉绒人，因此在一些要保持正编统的同胞眼中，从血统上我便是一个异数，但这种排除的眼光，拒绝的眼光并不能削减我对这片大地由衷的情感，不能削减我对这个部族的认同与整体的热爱。
嘉绒大地，是我生长于兹的地方，是我用双脚多次走过的地方，是我用心灵更多次走过的地方。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但我希望去掉所有那些肤浅的西藏之书中那些虚无的部分，不想写成一本准冒险记，不想写成滥情于自然的文字，不想写成文明人悲悯野蛮人的文字。我想写出的是令我神往的浪漫过去，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如果不从过于严格的艺术性来要求的话，我想自己大致做到了这一点。最后，在这种游历中把自己融入了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我坚信，在我下一部长篇创作中，这种融入的意义将用更艺术化的方式得到体现。
最后想说的是，汉语言文学自有其深厚的幻想传统，但是，自从有了泊自苏联的文学观念以后，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己产生过《搜神记》、《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这样一个优美自由的文学传统。当中国的汉语作家开始有意无意地接续上这个传统时，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只从外国去寻找其遗传来源。
原载《小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