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大学生国学知识调研报告
附件2：
弘扬传统文化性质类大学生社团
在中国传统文化推广过程中的现状及发展愿景
调查报告
一、 调查背景
2011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对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作出重大决策和全面部署，吹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号角，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论断，意在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善于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营养。这个论断的提出，对当前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思路，指明了新的方向。
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而大学生是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党中央明确指出“教育现代化，建设高校校园文化，其目的就在于培养自强、文明，能担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学生。”由此可见，大学生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才，必须具备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这样才能在“文化竞争”的国际背景下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为民族复兴提供文化与精神的强大动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高校“韩流”“日潮”风盛行，传统文化教育非常薄弱，不少大学生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着重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更好地在大学校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团队根据我校学生社团性质针对其目前在中国传统文化推广过程中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展开调查分析，获悉了目前我校（弘扬传统文化性质类）大学生社团在中国传统文化推广过程中的现状，为更好地发挥学生社团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力量，提出一系列方案，希望能够学到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推动我校中华传统文化学习教育工作，更好地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
二、 调查方法及对象
本次调查以抽样问卷调查法、个别重点访谈法及深度调查访问为主，观察法、参考文献法等方式为辅。
根据我校61个社团各自的性质分类，将调查对象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深度调查访问）：5个弘扬传统文化性质类大学生社团（明德社、险峰书法协会、汉服文化协会、双截棍协会、武术协会）；第二梯队（个别重点访谈）：16个在日常社团特色活动中可增加弘扬传统文化内容以此开展活动（孔目湖文学社、舞蹈协会、辩论协会、蓝色火焰剧社、公共事业协会、英杰演讲协会、《求索》杂志社、爱乐社、读者学社、红旗社、前沿文艺创作社、星火红色文化协会等）；第三梯队（抽样问卷调查）：剩余40个可辅助第一、二梯队社团开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活动，提供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三、 调查内容： 1) 社团发展现状
注：
A社团发展很好的继承了既有的优秀传统 B:社团发展中脱离了社团创立的初衷
C:社团发展中对社团文化有所偏离，但整体上还在正确的轨道上 D:社团发展中社团文化不断完善，形成了新的社团文化 E:了解，无所谓
分析：社团的发展现状总体还是好的，但是个别存社团文化发展不完善的情况。因此社团应该继续在社团文化发展与继承方面努力。
2) 学生加入社团的目的
注：
A：打发时间 B:学习相关知识，培养技能C:结识更多的朋友 D:丰富课外生活 E:无所谓，跟随别人F: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分析：大多数人加入社团的目的还是比较明确的，很多人想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学到一些知识。大家加入社团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因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比较容易的。
3)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注：
A: 传承较好，无需加大力度弘扬B: 在传承中存在较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C: 传承中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努力改进
D：不了解，没看法
分析：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认为传统文化需要改进，因为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与社会发展的因素，如果得以适当取舍和改进，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学习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
4) 社团开展活动的成效
注：
A: 非常满意B: 满意 C: 一般D不满意
分析：在社团活动开展情况上，大家意见不同，接近一半的同学认为满意，但是恰恰也体现出近一半的同学满意度度不高。由此可以看出社团的活动举办方式有它的弊端，亟待解决。
5) 社员对发展传统文化的建议
注：
A:开展传统文化艺术节等特色活动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B:提高和鼓励社团自主联合举办相关传统文化推广普及活动 C: 开设传统文化相关课程讲座
D: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分析：由图所示信信息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比较支持开展能发扬与宣传中国传统的特色活动，支持开展各类相关的推广活动。
6) 社员对传统文化传播媒介的选择
注：
A: 讲座 B: 知识竞赛 C: 宣传册 D:电视、广播、网络 E：演出 F: 宣传日/普及
分析：在选择传播媒介这个问题上，近四分之三的同学选择了时下比较管饭的传播方式：讲座、影视媒体、主题宣传日等方式，这为我们选择活动方式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7) 社员在社团的收获和对社团的认识
注：
A : 非常了解 B:大概了解 C:知道，但不是很了解 D:不了解
篇二：国学学术论文欣赏：董仲舒《春秋》质文法统考论
国学学术论文欣赏：董仲舒《春秋》质文法统考论
余治平
【英文标题】On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Outer Form and Inner Substance in Spring and Autumn
【作者简介】余治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关于今存《春秋繁露》一书的作者，一直颇有争议。而其中的《三代改制质文》篇则既有董仲舒之亲撰，也有后世春秋学者的文字篡入，这明显反映在《春秋繁露》与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对质、文法统的不同理解与诠释中。在《玉杯》、《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文的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质、文二元互变。礼的产生依赖于质、文共同作用。但《汉书·董仲舒传》中出现的忠、敬、文谱系及其交替、流转作用之理势，则足以颠覆董学内部对三代法统的统一性认识。秦汉知识分子多把质、文逻辑关系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与礼制相比配。董仲舒之质文说发明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为汉德从夏、取法《春秋》而重建新王道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 键 词】董仲舒/春秋/质文/忠、敬、文
Dong Zhongshu/Spring and Autumn/outer Form and inner Substance/Loyal, Respect, Substance
孔子之后的儒家队伍中，能够明确继承孔子的公羊学思想，又能够对《春秋》之王法道统进行一番认真辨析和充分论证的，当数汉初的董仲舒。刘歆曾评论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帏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①现存《春秋繁露》一书，自南朝梁目录学家阮孝绪之《七录》第十七卷提及其书名之后，关于其作者、名称、内容、篇幅等一直争论不休，相继持续了十多个世纪，仅就它的真实性即是不是董仲舒本人之亲撰而言，有认可的，如朱熹、徐复观和当今海内外多数董学研究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如《崇文总目》提要、欧阳修、程大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凌曙。而编排得比较靠前(总共十七卷中列第七卷，总共八十二篇中列第二十三篇)的《三代改制质文》一篇，因为它位于《春秋繁露》解经的部分当中，所获得的认可度则相对较高，人们多以为它应当出自董仲舒之手，但也并不排除一些文字为后世学者所篡入，尤其是最后的“四法”一节②。
然而，如果说《三代改制质文》篇蕴藏着董仲舒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描绘出董仲舒《春秋》法统的架构、谱系，因而颇值得后学做仔细深入的清理与研究，则应该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对。顾颉刚说过：“《春秋繁露》一部书里，讲到的古史并不多，但却有几种新的方式把古史支配了。这便是他在《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篇)中所表现的。”③透过“质文”、“王正月”、“三统”、“四法”、“三王五帝九皇”之类的所谓“新的方式”，董仲舒之诠释《春秋》以及孔子之撰作《春秋》的根本目的显然并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由历史本身而折射出来的价值与意义，他们都试图把人们从历史带进历史哲学、从历史感性提升到历史理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说《春秋》是一部“立义之书”的基本原因。清代学者苏舆曾“疑此篇名一作‘三代改制’，一作‘三代质文’，而后人误合之也”④。那么，这里的“三
代”又指哪三代呢？其实，这里的三代并非指历史上存在过的夏、商、周三朝，而是指商、周与理想化、虚拟化的《春秋》。孔子行素王之业，“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存亡国，继绝世”，改制立法，相当于一统，所以才能够“当一王之法”⑤。然而，商、周、《春秋》之礼法道统又不可能不以夏、商、周三代礼法为原型或基础。本文仅就质、文关系，展示董仲舒对《春秋》法统的仔细辨证与深入诠释。
一、先质后文
从语辞学角度看，如果“素”在质朴、朴实的含义上可以与“质”通，如《淮南子·本经训》曰：“太清之治??其事素而不饰。”⑥又，《后汉书·刘虞传》曰：“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⑦，那么，三代礼制之变化则也可以与“质”、“文”扯上一定的关系。进而，“质”、“文”，又可作“素”、“文”。
关于质、文，它们在《尚书》中并没有以一种相对的关系出现过。及至《论语》，孔子及其弟子则有所论述。《雍也》篇中，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朴胜过文饰，则一定像乡野粗人一样莽撞、豪直，有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藏着掖着；而如果文饰胜过质朴，则一定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员一样虚伪、曲折，满肚子花花肠子。真正的君子总能把质朴与文饰搭配均匀，调和得当。显然，孔子之质、文，还并不涉及三代改制的历史循环。“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失其中则偏，偏则争，争则相胜。君子者，所以用中而达之天下者也。”⑧礼法能不能立、能不能行，关键在于能不能兼顾质、文之两边，偏落其一都不妥。
而在《颜渊》篇中，弟子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荸。”卫大夫棘子成“妄意讥毁圣人之教”，所以子贡才感叹其“失言可惜”⑨。棘子成的意思是，君子做人、行事只要质朴、可靠也就足够了，不需要什么文饰、礼仪啊！但按照子贡的理解，孔门之中，质、文之于礼，轻重同等，作用一如，不可放任于一端。虎豹与犬养之别，恰恰就在于毛皮之不同，一旦剥去了它们的毛皮，则彼此无异，混同一如。做人的道理也是这样的，因为劝学、进礼而好文，所以君子才与小人拉开了不小的距离。刘宝楠根据《盐铁论·相刺》所说的“纣之时，内有微、箕二子，外有胶鬲、棘子”⑩，而大胆怀疑“棘子本殷人，卫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后也。”(11)或许，按照董仲舒“三统”之法，殷尚质、周尚文，而棘子成又认同于殷商，进而才鼓起勇气公然违背师道之“吾从周”而放弃了文，只强调质的作用与重要性。没有违心的粉饰，也没有谦谦君子道貌岸然式的虚伪，棘子成之坦诚、率真而心直口快，反倒显得非常可爱！
关于质、文之间的关系，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董仲舒阐释说：
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
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
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
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
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
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
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
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12)，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13)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一经极为重“志”，充分突出道德主体追求善、趋近于善的目的性与方向性，强调主观动机对人的行动及其效果的决定意义和引发作用。内在动机是质，外在表象则是文。文的一切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玉杯》篇说：“《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14)如果质容纳不了文，文又如何寄托在质的身上呢？质与文两方面都具备了，礼才能够生发、形成。康有为说：“天下之道，文质尽之。”(15)只偏向于质、或者只偏向于文的礼，都不符合礼之为礼的名号规定。但如果质、文二者难以齐备，那么宁愿要质，可以放弃文，因为这样虽然达不到礼的全部要求，但肯定要比只取法于文稍好一些。
按照《春秋》之书法，中原诸侯拜访鲁君，一律曰“来朝”，朝见时总免不了一套繁文缛节般的礼仪。介国原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其国君为葛卢。夷狄之主，不熟悉这一套，没有行诸侯见鲁君之大礼，所以僖公二十九年冬季，只称“介葛卢来”(16)，而非“来朝”。考虑到他能够主动朝见礼仪之邦，说明其心中已经萌发向往仁义、趋近王化的意向了，其动机值得肯定，应该给予鼓励和褒奖，因此《春秋》称呼他的名号。然而，如果徒有文饰而失去质朴之本性，不但不符合礼的要求，而且还会滋生出许多罪恶的事端。按照周礼，诸侯外出，路过别国地盘，“假涂”于人则必须获得允许；入其国都，则应该行朝见君主之礼。何休《解诂》曰：“行过无礼谓之化，齐人语也。”(17)桓公五年，冬，淳于国之国君在出访曹国期间，本国发生了反对他的政变，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只得寄居于鲁国。但至次年春、正月，这么长时间内，州公都没有拜见鲁桓公一次，无视地主之存在，实在是大不敬，显然是恶的一种表现。所以《春秋》刻意简慢而直书：“这个人来了”，连名字都不愿意提及。
二、抑文尚质
孔子著《春秋》，排序的法则一般是，先质朴，后文饰，重内在志意，轻外在物象。《论语·阳货》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一定不只是玉帛之类的有形之物，礼一定具有超越于有形之物的特殊价值规定。由此进一步类推，难道朝见啊、朝见，就只是那些空洞的工作汇报或外交辞令吗？难道音乐啊、音乐，也就只是钟鼓一类的音乐器具吗？接下来再予以类推则是：难道丧礼啊、丧礼，也就只是穿穿孝服吗？非也。孔子写《春秋》、立新王的法则，试图表明这样的主张与立场，即崇尚主观动机与内在志意而鄙夷外在表象与物质利益，喜欢诚实而杜绝虚伪。这就是孔子在亲历了周代重文饰、轻质朴之种种流弊之后，痛定思痛所总结出来的理论结果。
文、质二字也同时、相对地出现于《礼记·礼器》之中。君王行太庙之祭，七献之礼中，“一献质，三献文，五献察，七献神。”孔颖达疏曰：“一献质”，指“祭群小祀，最卑，但一献而已，其礼质略。”而“三献文”，则指“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群小祀礼仪为文饰也。”祭祀社稷、山川和祖先，其“献数之差，取义各别”(18)，等次越低，所献则越少，反之亦然。一献之礼显得质朴粗略，三献之礼稍有文饰，五献之礼便细密完备，七献之礼则最为尊敬。(19)
根据现存史籍记载，邹衍可能是第一次在质、文与现实政治、历史规律之间做了极富有创造性的有效连接。《汉书·严安传》曾奏武帝曰：
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20)
在这里，严安显然建议皇上不必太在意质、文法统的演变关系，这玩意纯属锦上添花一类的东西，有它也行，没它也可。专守其一，都不足为取。从严安的奏章礼，我们可以看出，把质、文直接与三代历史与礼制相比配、对接与勾连，在秦汉时代的政治生活里，也在那时候的文献里似乎都已经非常流行化了，通过质、文的逻辑关系来理解、诠释夏、商、周时代的礼乐变也已经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法和观念。《尚书大传》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依据质、文而治理天下，是王者之道，是不可随人为而变更的自然法则。《礼三正记》曰：“质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先质、后文而不是颠倒过来，就像历史展开的进程总是自古及今，由远及近，而不是相反。质、文顺序之区分，犹如本、末之义相别。《白虎通·三正》曰：“王者必一质一文，何？以承天地、顺阴阳”，先王、后王之为王者，必须顺承天、地之道，体现质、文之变化法则。“事莫不先有质性，乃后有文章也。”(21)质性先于文章，是不可颠覆的历史秩序。《汉书·杜周传》中，有曰：“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三代礼之不同，体现于文、质相变。夏代之礼，崇尚文饰，继之而起的商代，则崇尚质朴，但继殷而起的周代则有改崇尚文饰。夏、商、周之间，有因袭，也有变化。
但总体上，一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总因为更改大于因袭，创新多于继承，这样才能够呈现出一代区别于另一代的特点和性格。汉初知识分子热烈讨论夏、商、周三代之文、质关系，其现实意义则在于为汉代德运的确立寻找深刻的、能够说服当下人们的历史根据，而在思想上奠定新兴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孔子曰：‘恶紫之夺朱’，当世治之所务也。”(22)夏尚文，殷尚质，经历周尚文之后，秦因为其国祚短促，不足以构成一代，故可以忽略。而如今的汉王朝则无疑应该直接因于周，去文而尚质(23)。
如果苏舆所说《三代改制质文》的篇名，是后人将“三代改制”与“三代质文”的“误合”，那么，针对“三代质文”之篇名，三代之礼的基本特性为什么又会被董仲舒概括为“文”、“质”循环呢？三代之礼之间的一种因袭、改变的关系及其丰富的知识内容和道义规定又如何能够简单地用质、文二字就囊括殆尽呢？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三、忠、敬、文谱系
然而，不同于《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和《玉杯》篇将夏、商、周三代之礼归结为质、文属性之循环流转，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却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系统，即将它们规定为一种忠、敬、文的关系。这样的变化，足以完全颠覆今天的我们在董学系统内部对三代之礼的基本特点所做出的一切看似圆融、自洽的解释。我们究竟应该相信现存的《春秋繁露》文本呢，还是应该相信作为史学家班固所做的记载呢？抑或这仅是董仲舒本人思想改变、前后观念不一所导致的结果呢？
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在著名的“天人之策”之第三策中，武帝问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能够被上升为、被称为“道”的东西，肯定是那些超越于经验条件限制、具有无限可重复性的普遍法则，它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千秋万代颠覆不破，放之四海都能够有效。而如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其价值和意义仅仅局限于一朝一代范围内有效，放到别的朝代就会出现毛病或问题，那就不能再被称为“道”了。
董仲舒说：“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24)先王所制的礼法，因为只适应并适用于当时，所以到了后王之时，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往往难免出现偏差，而不再行之有效，继续布施下去则很容易导致昏乱，所以挑出其过时、偏颇的内容予以修正、补救和完善已成为后王当政的一种必须。夏、商、周三王所制定的礼法，并非矛盾而水火不容，他们为什么非要改制、非要强调与前朝的差异性而力倡有所变化呢？实际上这都是后王迫于改正先王为政之弊端、挽救社会局面、避免国族整体塌陷的客观需要，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客观所逼。世事在变化，周遭在变化，礼法也应该随之而变化，而不能停滞在某一个时点上原地不动。舜帝虽一直无为而治，但还能够做到改正朔、易服色，顺应天命，感化天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治理都能够有序进行，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种无为而有为的理想境界。尧、舜、禹之远古时代，因为是都圣王治理，天下祥和，所以其礼其制，代代相传，只要沿袭而不需更变。但自那以后，世风日下，道德已经严重败坏，于是，人们最好别奢望不通过改革就能够出现尧、舜、禹圣王治理下的太平局面了。新王变法改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让现有的一切礼法度制更加适应人们生活和时代需要，而期望整个社会能够维持一个健康、良好的运转状态，而不至于紊乱无序。
关于夏、商、周三代法统之嬗变，董仲舒说：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25)
夏、商、周三代之法统特征可以分别用忠、敬、文来概括。这里的“上”同“尚”。静态地看，三代王法，各有倾向，主导鲜明，一忠、一敬、一文。而动态地看，礼之制、法之作最基本的内驱力就在于：当“忠”暴露出不少弊端的时候，只有通过“敬”来匡正，非敬不足以救忠；而当“敬”出现种种问题的时候，也只有通过“文”来匡正，非文不足以救敬。一物降一物，一物救一物，如此循环，往复不绝。《论语·为政》中，孔子之所以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6)，其道理就在于忠、敬、文三者可以无限往复、终始循环下去。三代之礼，呈现忠、敬、文三
篇三：让国学回归课堂
让国学回归课堂
国学的熏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国学经典是古代圣贤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诵读国学经典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博大精深，对提升中小学生的道德、人文素养、性格养成都有很大帮助。让国学经典回归课堂不仅可以修身养性，增加智慧，还可以引领我们回归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社会善良风气的形成。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在它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不少光耀千古的文化巨人，为我们留下了极宝贵的文化遗产，学校教学的国学经典有《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些平日里大家说得比较多的国学启蒙经典；也有《声律启蒙》、《古代名句选读》、《朱子家训》、《增广贤文》等经典书籍，此外还有著名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特别是《论语》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其精华部分依然为人们所效法。《论语》的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我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学生所学的这一部分主要谈的是求知和修养问题。学生不仅要懂得它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指导自己的言行。国学回归课堂让我们来了解民族的历史，继承祖国的传统文化，陶冶自己的情操。选择国学中的经典何其重要，它能为学生点燃一盏智慧心灯，能雕琢孩子温文尔雅的气质，能塑造孩子知书达礼的童年，能奠基孩子德行高尚的一生！
在大力提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全面提升语文素养的今天，让国
学回归课堂，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知识、国学思想，应该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效尝试。现浅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营造浓厚国学氛围 。
国学回归课堂，老师的教学必须打破沉闷无趣的气氛，改变一成不变的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解词释句——串讲全文——背诵默写”的传统教学模式。学校应该在校园布局精、雅上做文章，充分发挥建筑文化、塑像文化、园林文化等民族传统文化等在校园美化方面的特殊作用。国学经典名句、书法篆刻与墙体文化紧密结合，诗词歌赋充溢眼帘，古色古香的教育设施之间散发着浓郁的国学气息，让学生在休闲娱乐、举手投足之间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二、国学经典点滴渗透，加深兴趣。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家之计在于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是春天，一天之中最好的时间是早晨，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勤劳，一个家庭中最宝贵的是和谐。好多孩子都知道这句俗语，如果在课堂上老师们再稍稍指引，他们不是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生需要懂得有很好的规划，每年都给自己制定一定的目标，并且努力去实施，这样的人生才会过得充实 而有意义。
三国刘备文曰：“莫以恶小而为之，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只要是善，即使是小善也要做；只要是“恶”，即使是小恶也不能做。这句话值得让世人知道并铭记在心。后世人传以“勿
以恶(本文来自：Www.dXF5.com 东星资源 网:国学论文范文)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班级里开展“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班会活动课，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活动使同学们能更好的分辨善恶，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做到抑恶扬善，让孩子心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主动追求至善的人生境界，让我们的学生做智慧之人。
三、让经典诵读成就学生的人文气质。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像这样优美的诗句，深刻的含义，正是我们的孩子平时很难接触到的。教师可以有选择地给孩子们挑选一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经典作品，通过诵读，使学生感悟我国所独有的诗词歌赋优美的语言、韵律，体会作品中蕴含的自然美、人性美，进一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激发学生们对语文、对文学的兴趣，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在学校和班级的布置中也可以体现这些内容，板报、手抄报、文化墙都可以作为宣传阵地，校园广播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班为单位利用跑操前整队进行经典诵读，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新的课程，新的教材，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话题和新思维方式，提供给老师和孩子们一个新的平台。国学的研究和实践还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在语文课教学中加强国学教育，方法思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期坚持经典诵读，不仅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更能让国学的儒雅恬淡、坚韧含蓄走进学生的心灵，内化为高贵的气质，使其受益终生。
四、通过诵读国学激发情感， 悟出道理。
小学作文教学中，素材的选择取舍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家庭的温馨，父母的呵护是其中极好的素材，但现在的学生，独生子女较多，被宠被惯，与父母的隔阂渐增，从这一角度讲，如何突破学生的这一认识障碍就成了作文训练的难点。
在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中，我首先引导学生在诵读《三字经》中品味含义，“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朗朗上口的文字，读起来容易记忆，比一般的说教更易深入学生心理。可能在学生心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触动，但最起码也是个触动。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想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会慢慢显现。
谚语有：说个篱笆不是墙，哪有女儿不疼娘？说个喇叭不是铁，哪有女儿不疼爹？ 《棉鞋的里的阳光》、《胖乎乎的小手》等课文，都是在歌唱亲情，提倡爱父母、爱家里的每一个人，由于在平时的点滴积累，孩子们很容易就理解了“爱”及如何向父母表达“爱”，当有学生在课堂上讲“只要爸爸妈妈高兴我就会很高兴”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爱”的火苗正在所有人的心中点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将会燃起“大爱”的火苗。
五、让诵读经典进入习惯 。
利用学校开设每天二十分钟“诵读国学经典”，精选《弟子规》、《三字经》、《论语》、古诗词、格言警句等，每天利用投影仪播出，让学生每天诵读，受到润物无声的文化熏陶。每天的校园音乐也融入中国古曲。借此提升学生的修养品味。
由此我认为，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就不得不充分认识到在语文教学中国学文化回归的重要性。语文教学就是引导学生学习传统的经史子集，学习民族的诗词歌赋及其它经典作品，使语文教学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链条。为此，我们必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竭尽全力，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为已任，让国学教学回归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