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则地方花灯剧里有这么四个人物：财主、粮店老板、伪保长、樵夫；四个人登台亮相的背景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里一个大雪飞舞的早晨。财主上台就来了个开场白：“大雪纷纷我穿棉袄。”跟着亮相的粮店老板开口便说：“我且把米价来提高。”摇头晃脑上来的伪保长洋溢着一脸的兴奋道：“今天我正好抓壮丁。”最后一位上台的樵夫一脸的无奈，神色是悲戚和无助的，愤愤道：“老子想一个给一刀!”
戏一开场，这四人每人一句台词就都把自家的身份地位职业全锅端了出来。而且人物形象顿时让人眼前一亮。不用再作什么介绍，我们已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了。财主的“大雪纷纷我穿棉袄”自然是表现他富足的身份。米店老板一句“我且把米价来提高”道出了他的奸商本性。天气骤冷，大雪飞扬，他正好可以囤积居奇，大赚一笔。至于那位伪保长，看到漫天大雪，心里肯定窃喜不已，因为这样的天气，那些个壮丁自然无法出门躲避，只好呆在家里让他一抓一个准，他能不高兴吗?所以脱口而出：“今天我正好抓壮丁!”剧中受压迫的是那位樵夫，在雪花纷扬的天气里既没棉衣可穿，还得去买高价米充饥，又还要逃避伪保长的抓捕，真可谓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于是看着那三位，满腔怒火在心中燃烧，说出了 “老子想一个给一刀!”的心语。这正好又符合樵夫的职业――砍柴。如果他说“老子想一个给一枪”那又不行了，他就成猎户了。
把这一情景借作开头，是想说明人物语言在文章中对突出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在写人物的文章中，语言活了，人物就活了一半甚至是大半，文章的亮色也因此就有了。那么，如何让人物的语言活起来，使人物形象更加具备鲜明的特征呢?我想无外乎从四个方面下笔：人物语言要与人物身份地位相符，人物语言要与人物年龄职业特点相符，人物语言要与所处环境相符，人物语言要与人物的个性特点相符。
一般来说，描写人物语言能够做到以上四点，笔下人物就可能有立体感了。现在我们来尝析之。
一、人物语言要与人物身份地位相符。在谈到创作中的人物语言问题时，作家汪曾祺曾这样说：“我年轻时候写人物对话总希望把对话写的美一点，抒情一点，带有一定的哲理，觉得平平常常的日常对话没意思。沈先生(沈从文)批评了我，他说‘你这个不是人物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大家都说聪明话，平常人说话没这么说的。’”这说明人物语言要有生活味，切忌雕琢。可是，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章中，两个聪明脑壳打架的对话(人物语言)太多了，丝毫没有考虑到对话双方的身份地位。比如一位初三学生和他的妈妈的对话，他的妈妈是一位普通家庭妇女。“我对妈妈说：‘妈妈，我这次考试又是全班第一。’妈妈高兴的说：‘孩子，你真争气呀，就是要拿出这种劲来学习，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只有学好文化知识，长大了才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听了妈妈的话，我暗自下定了决心……”这里，妈妈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关心儿女以后有没有前途是常人之情，听到儿女成绩好，眉开眼笑是正常的，但说出那样的话来已不是一个家庭妇女了。再者，就算家长是一位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人，也不会动辄就给孩子上时事政治课。如果这样写：“妈妈高兴地说：‘真有出息，是妈妈的好儿子。说，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是不是让人感到妈妈更亲切些，也更符合妈妈家庭妇女的身份地位一些呢?
中同古典名著最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又最注重以描写人物个性语言作为刻画人物形象的“点睛术”。我们耳熟能详的众多人物形象都是与他们富有身份地位特征的人物语言分不开的。在三国里，诸葛亮是军师，他说小的话与他军师和政治家的身份地位是吻合的，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茅屋里对天下大势的三分之说。此外，就是他一觉醒来故意吟唱给刘备听的“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暖足，窗外日迟迟”。也让人感到一个胸怀抱负、待时而出的卧龙形象呼之欲出。试想，要叫一个杀猪匠出身的张飞也来一个条理清楚、纵观全局、审时度势的天下四分五分之说，是会叫人笑死的；相反，大闹长坂桥的张飞能厉声大喝：“我乃翼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如果在街亭西城门上设空城计的诸葛亮也对掩杀而至的司马懿来个如此大喝：“我乃南阳诸葛孔明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那他就不是手摇鹅毛扇的军师，而是手提砍刀的武夫了。
应该指出的是，人物的身份地位也是和人所受的教育程度相辅相成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尽相同，描写这一类型的人物，语言要充分考虑到人物的文化素质，当然也要杜绝概念化和公式化。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淡的。”不要把人物语言描写成警句大汇串或者是赛诗大会，让人物语言和其身份地位贴切相符，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二、人物语言要与人物年龄、职业特点相符。在中小学生作文里，写人记事是最基础的写作训练。《红楼梦》里的贾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说出的话除了能让人感到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外，那补语气更多的足和她的年龄相吻合的。就是不特别交待也能听出是贾母说的话，闻其声听其言我们就能知道是她。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刚到贾府受到贾母疼爱那一段，从外面回来的宝玉听说林妹妹来了，就要来相见。贾母见他进来，笑道：“外客还没见就脱了衣裳了!还不去见你林妹妹呢。”言语中祖母对孙儿的关爱溢子言表。有一个学生写奶奶的语言时就是考虑到了人物年龄的因素，因此读来亲切可信：“奶奶年纪大了，门牙也掉了，说起话来不那么关风，让人忍俊不禁。一家人坐着看奥运会，她一看到体操运动员们在单双杠上腾空飞跃，就会紧张得不得了，睁大了眼睛说：‘天啦天，要是手抓不住，摔下来咋个得了哦。’话一说完，就双手合上嘴里喃喃念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这样富有生活气息、与人物年龄相吻合的语言说出来，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人物语言也要与他的职业特点相吻合，警察有警察的语言，小偷有小偷的语言。警察的语言掷地有声，小偷的语言闪烁其辞。警察的语言含着威严，小偷的语言支支吾吾，如果把这两种不同职业特点的人物语言调了个儿，你笔下的人物就会让人莫辨东西，觉得你是在打迷踪拳了。比如教师的职业是教书育人、解惑授业，如果你笔下的教师一开口说话就是“同学们，今天要是谁完不成作业，我非搞死他不可!”这是教师呢还是黑社会老大或者是街头小混混?
有一个笑话。一个云游四海到处问禅的和尚遇到一个烧饼店的儿子。他可能发现这孩子的相貌与众不同，在他眼中大概属于与佛有缘一类。便与其打哑谜问禅。和尚伸手比划了个小圆圈。小孩却张开双手在空中划拉小大大的一个圆：和尚吃了一惊，忙竖起一指。小孩摊五指作答。和尚又是一惊，立即竖起三指，小孩以手掀开眼皮作了个怪相，吓得和尚落荒而逃：有人问和尚其中原委，和尚说：“我比一个小圈的意思是‘一圆相’就是问他‘你的心?’，他却镇定答曰：如大海。我竖一指问他‘一身呢?’小孩以五指作答：守五戒。我竖三指问他‘三界呢?’小孩马上翻开眼皮告诉我‘在我眼下’。我能不逃吗?”可是，在小孩那里却不是这样的，大人问他如何吓跑了和尚，他则说：和尚比个小圆说我家的烧饼很小，我比个大大的圆说我家的烧饼比天大。他竖一个手指问我一个烧饼卖多少钱，我告诉他五文钱一个。和尚抠门，与我还价，伸出三指问我三文钱一个卖不卖，我扮鬼脸吓他让他走人，不要在这里哕嗦；虽是笑话，两者的语言与他们各自的职业特点、年龄何等的吻合。
三、人物语言要与所处环境相符。我们经常说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这个什么样的场合就是人物所处的环境。人物语言背离环境而欲吐之后快，只能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问小伙计：“你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吗?”那是在他要在柜台上就着茴香豆喝酒的环境下说的这话。如果此时他不是问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而是问其他的什么字，孔乙己身上的酸腐之气就变成做戏了。一样的道理，阿Q说出“吴妈，我要和你睡觉”这样突兀的话，是在他和吴妈独处的环境下，油灯下的吴妈又正好显现一种女性的味儿，勾起了阿Q的“邪念”。阿Q为何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别的什么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那样的环境不适合说这样的话。
人物是活动的，我们所写的人物是活动中的人物。既然是活动中的人物，他就会变换不同的环境。由于环境的不同，说出的话就不会是一个调子。比如，我们常见的写爸爸的作文，如果你的爸爸是个单位领导，他在单位上讲话的口气和内容与在家里就不会一样。如果你爸爸在家里也像在单位里讲话一样，你肯定会受不了。昨天的萨达姆是伊拉克总统，说出来的话是一言九鼎，他的语言和今天在囚室里的绝不会一样。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宫廷里说话时每一句话都是至高无尚的，语气是不容分辩的。可当八国联军追在屁股后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时，她说出的话和一个普通老女人说的话没什么不一样。就是一个歌星、影星，站在记者镜头前讲的话和私人场合讲的话也是不一样的。诸如此类，人物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一定要考虑到环境的因素，不能干篇一律，众口一词。
四、人物语言要与人物的个性特点相符。写得成功的人物无疑都是一些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这方面，最精典的当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梁山伯的一百零八位好汉，个个有个性，是真正的千人千面而不是千人一面。每个人物的语言又都是和他们的个性特点完全相符的。鲁达生性鲁莽率直，“淡出鸟味来”是挂在他嘴上的话。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只有这位嫉恶如仇，做事却又有些欠思量的汉子才能说出来。宋江生性多疑，满脑子的忠君思想，多少又是读过一些圣贤书的，你要叫他说出“淡出鸟味来”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样的话显然与他的个性不相符，他也断不肯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喝醉了酒，他也不会如此地胡乱说；我们通常所说的闻其声如见其人，其实讲的就是与人物个性相符的人物个性语言特点。由于工作原因，笔者常到农村采访，经常会遇到要找的人不在屋里的情况。于是女主人会让小孩到田地里通知男主人说家里来客人了，一边就端上乡间的大树茶。喝了几口茶，院子里就会响起动静。“客人在哪里?我还说呢，早晨树上喜鹊呱呱的叫，是有哪样喜事――快快杀鸡，把酒坛子抱出来――”不用说了，男主人是个爽直，好客的汉子，今天是不醉不归了。如果院子里的话变成“哪里来的客人?这农村野天野地的拿哪样招待人家?”你就知道这男主人多少有些好面子，可却是个少主意的人。他的性格一定有些内向了。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位地方花灯剧中的樵夫，一句“老子想一个给一刀”也可让人对他的个性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有着反抗个性的樵夫，可以想见他在乎日的生活中性格一定是刚烈的，属于“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那种人。如果上来的樵夫把那一句台词说成“今天我可倒霉了”，虽然都是樵夫，都是处于被压迫的境地，但这位樵夫一定是个生性懦弱的人，只会逆来顺受，是个活得十分可怜的人。这就不难明白，有什么样的个性，就有什么样的个性语言。而要刻画出鲜明的人物个性，就需要用鲜活的人物个性语言来使人物个性跃然眼前，写好人物的个性语言而达到突出人物个性的目的，往往比从肖像描写、行为个性描写等来突出人物个性，达到的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写人物的目的是要写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的表现是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而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鲜明的人物语言个性来衬托。所以，在写人的文章里，人物的语言个性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句话，马上会让我们想起若千年前看过的前苏联电影里那个列宁同志的警卫员。“高，实在是高!”是不是会让那个时代的人想到《闪闪的红星》里那位作恶多端的胡汉三?这些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多少年过去仍没有在脑海里消失，就是有了人物个性语言这个不容忽视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