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种缓缓而来的失明”，这是博尔赫斯自己写的。它不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更像是一句有意味的诗。这句诗，博尔赫斯最初应该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我读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被译成汉语了。第一次读到它时，我就觉得喜欢，一下子便记在心里了。现在，我就拿它来做这篇文章的题目。
“这种缓缓而来的失明”，有一种轻盈的感觉，像一只花蝴蝶正翩翩飞来。这种感觉减轻了“失明”这个词所包含的某种不幸的重压。博尔赫斯随手把这句诗放在一个句子后面的括弧里。这个句子是这样的：“我的视力缓慢地减退（这种缓缓而来的失明），从我能看东西的时候就开始了……”（《作家们的作家》中《谈失明》一文，第175页，段若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从博尔赫斯的语气来看，他似乎是在担心人们会过分看重他的这一遭遇，进而把他的失明理解为一种不幸。……缓缓而来？是的，那只花蝴蝶最终变成了黑蝴蝶，翩翩地飞进了博尔赫斯的瞳孔，停歇下来，再也不走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有好几次，我静下心来，试图弄清楚博尔赫斯身上究竟是哪些东西在吸引我。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博尔赫斯的文字中吸引我的，既不是他的诗歌，也不是他的小说，而是那些娓娓道来的谈话式文论。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的诗歌太爱讲道理，尽管他讲得很巧妙，而且讲的那些道理也确实很有道理。换一句话讲，我读到的他的那些诗歌，我的感觉是，太偏重智性了，而我更喜欢偏重心性或灵性的诗歌。当然，我这么说是相当笼统的，因为我并不懂西班牙语，而一首诗最应该在原文的层面上被阅读。不过，不管汉译与原文有多大出入，指出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博尔赫斯的诗歌写作更接近于智力和想象力共谋的某种有意营造，而不是灵性飞扬或激情满溢时的某种自然流露，因而欠缺一种自发性言语的鲜亮活泼。他的诗句常常是渐进的，联想的，带分析的，通过对适当细节的选择，把现实、记忆和精神这三层空间叠合在一起，有着清晰可辨的脉络和相对稳定的结构。在他的诗歌中，如同在他的小说中，激情总是服务于他那永不疲倦的想象力。
我读过的博尔赫斯的小说很有限。不过，我乐意相信，是小说让博尔赫斯最终成为一名文学大师。依我看，博尔赫斯的小说集中研究了叙述，叙述的各个侧面，各种途经，各种效果，一句话，各种可能性。同大多数小说家不同，他并不把生活当作小说的内容，而主要是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挖掘和重新组织生活，从而达到对生活的某种隐喻意义上的认知。他属于那类仅凭想象力的推动和对语言的敏感就能进行创作的作家。除了创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阅读，“我是个作家，但却一直是个更好的读者”。阅读和写作（而且总是阅读在先），就这样编织着他的一生。也正是凭借阅读和写作，他为自己找到了文学个性的多重源头和阿根廷作家的个人身份；但他是自觉地把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明视作自己认知世界的文化大背景的，所以墨西哥诗人帕斯才会这样说：“欧洲人对博尔赫斯的世界性大为惊愕，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这种世界主义只是、也只能是一个拉丁美洲人的观点。”
二
博尔赫斯的癖好只是探索。博尔赫斯身上有一种被含蓄的言语外表遮盖起来的激进，他骨子里肯定是激进的，总想写出更新鲜、更有趣的东西来。通过文学的形式，这种形式被他描述为“编织梦幻”，他探索内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交叉式构成。他信赖文学的力量，但不迷信文学的形式。至于他的生活，我一直觉得，仅仅构成他的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有时甚至连出发点也不是。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很少表现“性”这个主题时，他仍然绕着圈子回答：“我想，原因是我对它思考得太多了。我创作时不想掺杂个人感情。”他的后一句话更有欺骗性。文学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他探索世界和生命的神秘存在的最常用方式，他很早就察觉到自己身上承担着一种文学的命运。他的智慧在于，他既能如此深究个人言语活动的可能空间，却又如此洞悉一切文字意义的虚有性质。神秘的文字或文字中的神秘，从小就吸引了他。神秘，这才是世界和生命与博尔赫斯这个个体相遇时在他身上激起的大惊讶。
但博尔赫斯把神秘建筑在清晰而严谨的文字基础之上。惟其清晰，才更神秘；似乎清晰可见，却又没入虚幻。在文字迷宫和几乎已经窥见迷宫出口的博尔赫斯之间，站着另一个也叫博尔赫斯的老人，而这位老人已经双目失明。依我看，由于神秘力量的推动，博尔赫斯本身也成了一个隐喻。博尔赫斯是一个实无的人，也是一个虚有的人，但总是意味着另一个博尔赫斯的可能存在。他沉潜于自己想象性的文字活动，对这种被称为文学创作的心智活动的根本性质，他不可能不了然于胸。同“时间轮回”差不多，博尔赫斯的全部文字所体现的，也类似于一种轮回，一种首尾相接、动态连续的生命变化过程。
那本《作家们的作家》，我是读了又读。我从中窥见了晚年博尔赫斯的智慧和无助。以前我并不知道，智慧本身也是无助的。这本文论集的不少文章最初是博尔赫斯的一些口头演讲报告。博尔赫斯尽管成年后才改掉口吃的毛病，但在晚年，他的口才发挥得极好，变得很会作报告。这些报告既亲切又深入，弥漫着一种几乎是自言自语的机智的风格。我想象过博尔赫斯作报告时的情景，他的平静的面部表情，他那双睁着的瞎了的眼睛，他语气中的那种亲切和缓慢，他轻松自如的旁征博引，他惊人耳目的即兴发挥，他那充满悖论的辩证句式。书，时间，诗，恶梦或失明……倒不是博尔赫斯谈论的事情本身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他谈论事情的那种方式，那么深入，而且清澈。我折服于他那活泼多样的博学，那种博学证明他有一只强健的胃和消化之后活学活用的创新能力。
在博尔赫斯的一生中，写作，生活，智慧，命运，它们都有着某种“缓缓而来”的节奏。他的一生简略而错杂。一方面，他幸运地度过了心力交瘁的一生；另一方面，他的遗传的失明也使他免遭其它肉体痛苦的侵扰。有一次，我同高尚（我们常常在电话中谈论博尔赫斯，而他对博尔赫斯的热爱，也从某种程度上同时加深了我对他们两个人的理解）谈起失明对博尔赫斯的意义。我说世事是如此悖谬或合理，对博尔赫斯来说，他肉眼的完全失明也就意味着他心目的彻底打开。恰恰是伴随着视力上“这种缓缓而来的失明”，他对自己的命运才“看见”得越来越清楚。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睁大眼睛时，我们反而看不清事物，因为眼睛被所见物那纷繁多变的形貌所迷惑，所谓一叶障目，但我们闭上眼，静下心，一凝神，事物却完整地呈现出来，仿佛拥有了一种透视力。我们常说有些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比如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作为整体的世界这种概念。
而博尔赫斯对“这种缓缓而来的失明”，显然从一开始就抱着坦然接受的心态。既然“从我能看东西的时候就开始了”，失明的威胁就如同死亡的必然，是伴随着生命的整个过程的。事实是，随着“失明”的迫近，博尔赫斯反而研究起失明来。这是他反方向的另一种努力，即动用他的心目，磨砺他的心目
三
博尔赫斯的《天赋之诗》第一节：“不要以泪水和怨恨/贬低上帝那巧妙的表白/他以绝妙的揶揄/同赠我书籍和黑夜”（《作家们的作家》第1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这是段若川译的。而在申宝楼的译笔下，它们又是另一种汉语的面目：“谁也别用泪水贬低或指责/上帝这娴熟的宣言/他以精彩的嘲讽同时/给予了我那些书与黑夜”（《拉丁美洲诗集》，第35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相比之下，申宝楼的译文不能说不好，但诗歌味觉告诉我，段若川的译文更能呼应博尔赫斯诗歌中所具有的那种简练和严谨。
博尔赫斯七十多岁时，写过一首关于老虎的名诗，诗题为：“EL ORO DE LOS TIGRES”。到现在为止，我读到过至少四种不同的译文：“老虎的金子”，“老虎的金黄”，“老虎的黄金”，“金黄的老虎”，等等。“老虎”是不变的，看来还是博尔赫斯幼年时在巴勒莫动物园里多次看到的那只凶猛的孟加拉虎。老虎的凶猛、冒险和暴力，恰恰是博尔赫斯童年中缺少的东西。但在“金子”和“金黄”之间，究竟哪一个是博尔赫斯的真意呢？确实，“EL ORO”在西班牙语中最直接的意思就是“金子”。奇怪的是，诗题译为“老虎的金子”，尽管看上去老老实实，字字相对，但领会起来，却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迷糊感。“老虎的金子”？两个名词的叠加，博尔赫斯想突出哪一个？其实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弄明白，博尔赫斯此处用“金子”一词，取的并非“金子”这一珍稀物质，而是其颜色，金子的颜色，因为“缓缓而来的失明”抹去了博尔赫斯视觉中的一切色彩，而只剩下黄色，老虎的金黄，原始的金黄，还有他记忆中心上人的头发的金黄。所以，译成“老虎的金黄”，既突出了老虎的形象，更突出了博尔赫斯记忆中的金黄的颜色，显然更为妥切。
我举以上两个例子，是想提醒自己：不管博尔赫斯多么令我折服，我所读到的文字毕竟是翻译成汉语的文字，我不必百分之百地把它们当作是博尔赫斯所写。话说回来，博尔赫斯在中国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跟他的汉译作品被广泛阅读这一点分不开，这反过来证明了，翻译家的艰苦劳动还是赢得了读者的信赖。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博尔赫斯是在中国一代年轻作家最渴望叙述技艺的时候进入中国的。他来得正是时候，于是大家都鼓掌欢迎。一代作家决不会平白无故就喜欢上了一个经翻译才能读懂的外国作家，在这“喜欢”的背后，恰恰隐伏着巨大的文学技艺或观念的需求。
怎样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一位外国作家？在中国，这居然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争执不下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不妨琢磨一下，博尔赫斯本人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文学大师的。博尔赫斯差不多用了一生的力气，去努力掌握各种语言。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堂?吉诃德》的英译本，因为幼年时他在能读懂西班牙文之前，先学会了英语。少年时，他在瑞士接受了作为加尔文学院课程的拉丁语和法语，使他读到了兰波、马拉美和古尔蒙的一些作品。而德语是他掌握的第五门语言。所以，博尔赫斯是一个“讲数国语言的人”。这些语言在博尔赫斯身上体现为一种视野上的开放性，同时也是他打开文学世界大门的钥匙。
博尔赫斯的文学来源本身就是多向的，复杂的。但他总是有选择：同西班牙语文学相比，他更偏爱英国和美国文学，因为正是英语引领他进入了书海；同样是法国作家，在福楼拜和巴比塞之间，他选择福楼拜；而在法国诗人中，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特别爱背诵兰波”，而对波德莱尔却有点抵触情绪；同样是德国哲学家，在尼采和叔本华之间，博尔赫斯“极为赞赏叔本华”。而在英国作家中，他坦言德?昆西、斯蒂文森、吉卜林、卡莱尔和切斯特顿对他的深刻影响，而切斯特顿又是卡莱尔最积极的反对者。在博尔赫斯的心目中，受到一位异域作家的启示并坦然承认它，似乎是一桩天经地义的事情。试想，你既然从某个作家那里得到了好处却又矢口否认它，这难道不是一种双重的不诚实吗？关键倒不是一个作家受了谁谁谁的影响，而是一个作家最终能成就什么。对中国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心态问题。文学的创造性力量在一个作家的笔下总是可辨认的，但是，一个作家也没有必要去夸大这种创造性力量的“生而知之”，因为在我看来，这么说更像是一种天真的自我欺骗。
四
“究竟谁是博尔赫斯？”有时，我还是会这么问自己。也许，一个人太有名了，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他的真实存在反而时时令人怀疑；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存在是如此的无所不在，以致人们无法确知他的存在，似乎他的存在已经摆脱了一切所有格的限制，而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无血肉的存在。这种情况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也发生在荷马身上……对我来说，最近，哦不，是三年前初夏以来，也发生在了博尔赫斯身上。
三年前初夏，整个北京城喘息在对“非典”这种来历不明的致命的传染病的巨大恐惧之下。人们恐惧死。恐惧早早死去。恐惧死于切开喉管的痛苦。然而，人们差不多忘了，即便在“非典”袭来之前，死亡又何曾一分一秒放开过人类？在这种外部氛围下，我哪儿也去不了，只好每天去天坛公园散步，走累了，就背靠一棵松树坐下，从怀里掏出书来阅读。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难忘的美妙时光。那是一大片矮矮的松树林，松树只有一人多高，长着好多枝杈，而枝杈平平地弯着长，似乎被什么力量压着。我重读了那本《作家们的作家》。记得有一次，我读着读着，就进入了瞌睡……我忽然看见，博尔赫斯就在我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旁若无人地打着太极拳……醒来后，我果然发现一位老人在一旁打着太极拳。可能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对博尔赫斯的真实存在就有点将信将疑。
博尔赫斯就是博尔赫斯。从出生登记簿上，这一点当然很容易断定。但在文学上，作为世界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家博尔赫斯，尤其是，作为被一大批中国作家精嚼细读过的文学大师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就成为每一个人想象力中的博尔赫斯了。实际上，博尔赫斯也是他自己想象力中的博尔赫斯。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博尔赫斯谈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为什么要说谈博尔赫斯，而不是说谈自己，我想是因为博尔赫斯对作为自己谈论对象的博尔赫斯也产生了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隐身于文字中的那个博尔赫斯的客观真实性。是的，客观真实性。当然，博尔赫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文字的主观真实性。正是对主观真实性的信赖，作为“我”的这一个博尔赫斯，才去谈论作为“他”的那一个博尔赫斯。我，主观的一粒。他，客观物的全体。一粒谈得出全体吗？管中窥豹吧。
博尔赫斯是怀疑自己的。他怀疑了一辈子，所以他是个怀疑主义者。无一例外，怀疑主义者都走向神秘主义。怀疑主义者甚至也怀疑自己的怀疑主义，所以他又是个双重的神秘主义者。依我看，在生命存在的诸多形相中，博尔赫斯不敬畏别的，惟独敬畏生命中的神秘虚无。我这么理解“神秘虚无”这四个字：神秘是虚无之神秘，虚无是神秘之虚无，进一步说，神秘是虚无之虚无，虚无是神秘之神秘。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只能怀抱虚无，试探着走上一小段路，但博尔赫斯抱着它走完了一生。
博尔赫斯正是被神秘的文学创造力创造出来的。你越是冥想他，他的存在就越是多重，他就越不像他。在我的冥想中，他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博尔赫斯作为“他”，在每一个冥想他的人那里，也注定不一样。但不管我们以哪一种方式谈论他，博尔赫斯都只是睁着他那双失明的眼睛，微笑着看着我们，而我们的谈论，也只是证明博尔赫斯在我们的记忆中确实存在的一种方式。
树才1965年生于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曾任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任外交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现居北京。著有诗集《单独者》、随笔集《窥》。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等在国外发表、出版。译作有《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