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江山残破， 风流犹属临安。 喜读箨庵补《鬼辩》， 意气贯长虹， 奋笔诛权奸。 拾前人慧语， 伸自己拙见，
重把《红梅》旧曲新翻。
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
写繁华梦断，
写北马嘶嘶钱塘畔。
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
笑里藏刀杀机现；
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
快人心，伸正义，
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
这是昆曲《李慧娘》的“序曲”。《李慧娘》这出所谓“鬼戏”，凡经历过“文革”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当年《李慧娘》上演之后，曾经红极一时，火得不得了。然而，曾几何时，忽又变成了“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影射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戏”、坏戏，受到了猛烈的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编剧孟超和导演白云生，也因而被残酷地迫害致死。
孟超曾于1961年至1969年担任人文社主管戏剧的副总编辑。1991年3月，为庆祝建社四十周年，社里专门编印了一个纪念册，历届前任社级领导人的照片都印在前面。唯独孟超的那一张，与众不同：戴着一顶棉皮帽子，一脸苦相，不免让人联想到了他的不幸和冤屈……
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他就开始挨整了。等到风“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文革”一爆发，就更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十恶不赦的坏蛋，受到了比人文社的“走资派”们严酷得多的批斗。
他先是被关进了“黑帮”集中的社会主义学院，后来又说黑帮们自斗、互相揭发不彻底，叫各单位领回去斗。各单位来人，把他们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孟超和韦君宜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知道孟超是写“鬼戏”《李慧娘》的人，在车下围着叫骂：“孟超老鬼！”孟超只得答应：“哎！哎！”
那群孩子又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
孟超仍“哎！哎！”地应答着。
孩子们继续骂道：“你认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
在孟超连连的认罪声中，车才开走了。
回到社里，每当别处开批斗会、来卡车要把他押走时，一听说车上有孟超，就会有小孩子跟在后头追喊：“孟超，你是不是反革命？”他只得连声答应：“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这才罢休。
有一天，人文社的“牛棚”，呼呼啦啦闯进一伙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喝问：“谁是孟超？”于是乎，孟超被揪了出来。“啪！啪！”红卫兵上来就是左右两个耳光，继而一顿拳头，随后又挥舞着鸡毛掸子，抽他的驼背。孟超低着头挨打，一声不吭。
在遭受了比“牛棚”里别的“牛”更大、更多的摧残之后，孟超1969年9月又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由于他是“长期的永久的斗争对象”，谁也记不清他在“干校”里接连不断地挨过多少次批斗。
军代表对他说：“孟超，你是中央专案，不归我管，我只管你的生活。”说着，就把手伸过来，“来包‘红牡丹’！”此后，孟超每天都得向这位管他的“代表”，供奉一包红牡丹烟。也许因为这包红牡丹起了作用，他可以不下大田，有时只上菜地里去赶赶鸡。
到了后来，别的“历史反革命”，乃至“现行反革命”，都算是被“革”过“命”了，批斗过了，成了“死老虎”了；甚至那些“走资派”，也被“革命群众”“解放”了。而孟超，却依然被“挂在那里”。一次竟让他搬到刚死过人的屋子里去住，说他是最不应该怕鬼的。
孟超本来就瘦，聂绀弩说似乎没有人比他更瘦。经过了这样的折磨，他更加消瘦了，瘦得皮包骨，简直是“三根筋挑个脑袋”（牛汉语）。背也更驼了。后来他提水时，把腿骨跌断了。
军代表恩准他去武汉治疗。治了好久，总算又能披着破棉袄，拄着青竹竿，在菜地边默默地走来走去，“呵嘘――呵嘘――”地赶鸡了。
最后，其他人都返回北京了，只剩下他和牛汉等“一小撮”，依然被弃置在冷清的向阳湖。等到终于被允许回京后，没过多久，他就默默地死去了。他死在十年“文革”尚未收场的阴冷、沉闷、昏暗的前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曾与孟超一起，在桂林编辑杂文刊物《野草》的聂绀弩说：“孟超会写文章……谁知几十年之后，全国解放多少年后，大家有饭吃了以后，竟以会写文章而死！”
反右派运动结束后的某一年，孟超在王府井大街邂逅聂绀弩。老友相见，孟超上前拉着聂去喝咖啡。边喝咖啡，他边对聂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办一个像《野草》那样的刊物啊？聂觉得他太天真，“《野草》的时代过去了”，搞得不好，还会讨一场没趣。分手时，两个人相约各向有关领导方面去摸底。而摸的结果，自然是并未出现什么“草”之类的杂文刊物。
谁知道呢？天真而又乐观的孟超，内心充满了激情的孟超，写过诗、写过小说、还写过杂文的孟超，过了几年，怎么就突然写起了昆曲哪？
他认为，《李慧娘》是一出“抒发感情之戏”。他特别欣赏中国古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尚情论”，以为，“情之纤细者微至于男女之私，放而大之，则义夫义妇，与国与民，散之四合，扬之寰宇，而无不足以使芸芸众生因之而呼号，因之而哀伤，因之而悲哭，因之而兴奋，因之而激发，因之而变为力量，形之于行动，潜移默化，似固无迹可寻者，然而动人心魄，励人进取，乃可泣鬼神而夺造化之功”。
因此，他写《李慧娘》，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借戏言志”，“借此丽姿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写作《李慧娘》时的孟超，“义溢于胸，放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爱我之所爱，憎我之所憎，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
然而，谁能预料到，怀着一腔豪迈、壮烈的激情，“试泼丹青涂鬼雄”的孟超，最终竟因这出“鬼戏”而殒身丧命呢？
中国的很多地方戏曲里，都有一出戏，叫《红梅阁》（亦称《游西湖》、《阴阳扇》）。这戏实则肇源于明代剧作家周朝俊的《红梅记》。《红梅记》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李慧娘，到了《红梅阁》里，被塑造成了一个“庄严美丽的灵魂，强烈的正义事业的化身”，因而深受观众的欢迎。
孟超也很喜欢这出戏。小时候，他便常于故乡的草台社戏，“得睹李慧娘之丽质英姿，光彩逼人，作为复仇的女象，鬼舞于歌场之上，而不能不为之心往神驰；形影幢幢，见于梦寐，印象久而弥深”。
他尤其喜爱周朝俊塑造的李慧娘。其大胆无畏的英姿，使他魄动魂惊，铭感于心，久难释怀。1959年秋季，孟超偶感寒热，“病榻凉夜，落叶??，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
于是，他找出《红梅记》，聊以自遣，又翻阅相关小说、史传、传说等资料。于反复吟哦之中，生出种种奇思异想，觉得倘以当时时代背景为经，以李慧娘、裴禹情感为纬，着重抒写李慧娘拯人、斗奸、复仇的正义豪情，“虽幽明异境，当更足以动人心魄”。
病好以后，他与对戏曲很有造诣的友人张真谈及此事，张深以为然，极力撺掇他重写此戏。不久，北方昆剧院负责人金紫光也听说了，更建议他写成昆曲。
1960年，孟超利用春节假期，以不能自已之情，一气呵成，形诸笔墨，写出了昆曲《李慧娘》的初稿。上班后，即交给了北方昆剧院。
1961年7、8两个月合刊的《剧本》月刊，发表了此剧初稿本。
这一年8月，北昆搬演《李慧娘》于首都舞台。
在《李慧娘》一剧中，孟超写的是：南宋末年，元军进攻襄樊，都城临安告急，而奸相贾似道却按兵不动，沉迷于声色犬马；满怀救国热情、不畏权势的太学生裴舜卿，在贾似道偕姬妾游西湖时，当面痛斥他荒淫无道、误国害民；贾的侍妾李慧娘见此忧国拯民的磊落奇男，不禁倾慕赞叹，脱口而出道：“壮哉少年！美哉少年！”不料被贾似道听见，即令回府，凶残地将李慧娘杀害。又派人将裴舜卿劫持到相府内集芳园，准备害死。埋在集芳园牡丹花下的李慧娘幽灵不散，化为鬼魂，救裴舜卿于危难之中，而且又以大义凛然之正气，怒骂卖国害民的贾似道，并一头把他撞昏在地上。
孟超新编的这出戏，成功地塑造了敢爱敢恨、憎爱分明、被害死后变为鬼魂复仇的李慧娘的艺术形象。经过导演、演员及剧组成员的通力合作和精湛的艺术创造，女主人公的形象在舞台上，更加光彩夺目、美丽动人，赋予此剧一种“全面的丰富、壮美的资质”。
演出后，立即引起轰动，观众、专家交口称赞，在京华戏曲舞台上，极一时之盛。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首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予以热烈的肯定。廖沫沙应《北京晚报》记者之约，以“繁星”为笔名，8月31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肯定这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还指出：应当把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看成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孟超在撰写剧本的过程中，多次向他的同乡、同学康生请教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曾看过孟超的原稿，提过不少修改意见。据说，李慧娘对裴舜卿的赞叹，原来是“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根据他的意见改成了“壮哉少年！美哉少年！”剧院彩排时，他亲临剧场观看，又建议把李慧娘的鬼魂戴的蓝穗子改成红颜色。还说，此戏一定要出鬼魂，否则他就不看。
1961年8月，《李慧娘》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康生亲临观赏，并登台祝贺演出成功，与孟超及全体演职员合影。接着，他又写信给孟超，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他全面肯定了《李慧娘》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赞扬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还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10月14日晚，康生安排剧组到钓鱼台，给即将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国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周恩来总理，专门演出一场。还派人派车，提前把孟超和李慧娘的扮演者李淑君，接到钓鱼台，设宴款待。董必武陪同周总理一起观看。演出结束后，他们上台表示祝贺，并与剧组合影留念。随后，康生又和孟超等剧组主创人员座谈，大讲特讲“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成立“五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云云。
孟超特意请人文社的同事们去看戏。严文井边看戏，边对坐在旁边的楼适夷轻声说：“你看孟超，老树开花了。”
古代文学编辑室的陈迩冬看过之后，填《满庭芳》词一首以示祝贺，题为《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孟超同志新编〈李慧娘〉观后》，上阕云：“孟老词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百花齐放，古干发新葩。重谱临安故实，牵遐思、缓拍红牙；撄心处：惊弦急节，铁板和铜琶。”
平时就“好说话，无论何时碰到他，他一定是在说话，以压倒别人的气势在说话”（聂绀弩语）的孟超，此时不无春风得意，和社里的同事说起上述这些事来，颇有点喜形于色。
然而，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一场大风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逼近了。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上，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贯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此前的一次会议上，就对孟超的女儿陆沅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十中全会召开前，他又送给孟超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1963年，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李慧娘》的文章，认为表现鬼魂形象的《李慧娘》是“鬼戏”，是“宣扬封建迷信”，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甚至有人说，李慧娘鬼魂的唱词“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意在反对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这个“请示报告”要求全国城乡，一律停演带有鬼魂形象的戏剧，并特别指出，新编剧本《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评论界又大加赞美”，“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中共中央的批转意见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
《李慧娘》这出戏，从此被打入冷宫。
5月6日、7日，上海的《文汇报》连续发表署名“梁壁辉”的长文《“有鬼无害”论》，对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措词严厉的批判。这是一篇颇有来头的文章，实际上是毛夫人江青，通过中共上海市委，授意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撰写的。
而此时，曾经大肆鼓吹、极力怂恿排演旧戏、花旦戏和有鬼魂形象的戏的康生，表面上似乎仍在“宽慰”和“回护”孟超。不但请孟超到他那里去交谈，而且在8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说：“周扬同志告诉我，孟超写了检讨，其实不一定写检讨。”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和刘仁的一封信中，做了如下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指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
1963年底，人文社把孟超的工资，从编辑五级提高到编辑四级，经副社长兼总编辑韦君宜同意，上报批准。江青得知后，批示道：“谁同意给这个反党分子提级的？就有阴谋，要追查。”韦知道以后，吓出一身冷汗。到了1964年，孟超竟被“停职反省”。
1964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李慧娘》是“坏剧本”，昆曲《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还耸人听闻地说：孟超和廖沫沙要“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仇！”他又装腔作势地问道：“为什么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
于是，孟超写《李慧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一直久拖未决。“文革”来临后，孟超被揪斗，被毒打，被抄家，被关进“牛棚”，他所有的珍爱的藏书全部被抄走，他本人则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
中共中央成立了孟超专案组，负责人正是翻云覆雨、权倾一时的康生。在康生的授意下，专案组逼迫孟超交出了康生曾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他保存的康生看完《李慧娘》首场演出后，与他以及剧组成员的一张合影，也被康生派人来强行拿走。
事情至此，康生仍不肯罢休，又诬陷孟超为“叛徒”，欲置之于死地。江青也亲笔批示，说他是“一个重要叛徒，反革命分子”。
蒙此不白之冤的孟超，感到无比悲愤和万分冤屈。在走投无路中，他选择了以死抗争。服毒自杀后，被家人发现，送进医院抢救。专案组的人对医生讲：“这是一个大叛徒，可不能让他死了！”他又被抢救了过来，继续承受没完没了的苦难。
他的家人也都受到了株连：夫人凌俊琪不堪其苦，身染重病，终于在1970年底，不治而逝；他的几个女儿，有的被发配到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有的被放逐到工厂，有的被无端批斗，无情折磨；女婿也跟着受难遭殃，四女儿孟健的丈夫、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方?德，亦被打成“叛徒”；他的几个外孙女，也皆因此而被迫失学。
1902年3月1日出生于山东诸城的孟超，早于1924年至1927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文学）活动和工人运动。他还是“太阳社”的发起人之一，热情倡导和鼓吹“革命文学”。1932年初，因在沪西组织工人罢工而被捕，判刑半年，之后转入苏州反省院，后由亲属保释出狱。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第五战区的抗日救亡工作队。四十年代，他辗转于桂林、贵阳、昆明、重庆、香港等地，教书，编报刊，写作。
他生活清苦，抗战时期家里常常断炊。聂绀弩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穷。所以，他必须写文章，赚稿费，来养活家里的四五口人。但他写文章又有一个特点：不仅会写，而且出手极快。孟超平时不想写文章，也没有文章可写，可以不写时就不写。他的文章都是别人“要”出来的。他不怕别人给他出题目，似乎天天在拍着胸脯说：“你们出题目吧！”只要手里有管笔，笔下有张纸，屁股下面有张凳子，他的文章就来了。
他虽然清瘦，却精力旺盛。一天到晚，这里那里跑个不停。别人对他赞叹说：“孟超，你的精神真好！”他则答道：“精神不死，哈哈，精神不死！”
他有诗集《候》、《残梦》，小说集《冲突》、《骷髅集》，杂文集《长夜集》、《赤偃草》等作品问世，但最著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声誉的，还是五十岁以后编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
有人觉得，孟超笔下的李慧娘，生前懦弱，死后坚强，虽然很感动人，但毕竟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也难免有过屠门而大嚼，聊且快意，而无补于现实。孟超却认为，李慧娘生前受尽压迫凌辱，白刃当前，而敢与权奸拼死斗争，染碧血，断头颅，宁死不屈，化为幽魂，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而且救出自己倾心钟情的裴舜卿，并以黎民为念怀，不忘涂炭之生灵，“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
1979年，孟超的沉冤得到了平反昭雪之后，气贯长虹、可敬可爱的李慧娘的形象，又重新在艺术舞台上大放异彩。
三联书店和光明日报出版社，也于八十年代先后重印了孟超的旧作《〈金瓶梅〉人物》和《水泊梁山英雄谱》。这两个关于两大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人物形象分析的小册子，尽管字数都不算多，但写得非常精彩。
比如，在对妇孺皆知的武松的“庸俗不堪的奴才相”进行了一番分析之后，他认为，武松在梁山泊“算不了最出色的好汉头儿”，既比不上天真质朴、具有典型农民性格的李逵，豪迈无私、湖海英气的鲁智深，一生浸淫在悲剧生涯中的林冲，也与痛恨官府、同情弱小的阮氏三雄、刘唐之辈，有天壤之别。因为《水浒》源出于说书评话，经过文人学士的收集贯串而成书，所以，武松被鲜明地赋予了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士大夫心目中的好汉”，还“不够草莽英雄的标准”。如果说他是英雄，怕也只有打虎一举而已。
像这样的独特见解和精辟论述，在这两本书中，不胜枚举。
曾和孟超在咸宁“五七干校”一起劳改的牛汉说，那时的孟超，成天歪着嘴巴，叼着烟卷儿，有一肚子故事，陈迩冬称他“鬼话连篇”。
冬日的一天，向阳湖畔落下了一场雪，牛汉用手指头在雪地上，给孟超画了个像：雪地上的孟超，光秃秃的头顶，隆起的脊背，眼睛眯细着，凝视着人生。
旁边有人看着雪地上的孟超像，说：“待不上两天，太阳一晒，就化成了水。”孟超咯咯地笑着说：“正好，正好！太阳一晒，有的人往上长，我却只能入地。我宁愿入地。”牛汉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记下此事，诗题为《把生命化入大地》，其中有云：“孟超的形象 / 被时间的风雨 / 冲刷得异常的简洁 / 只剩下弯曲的骨骼 / 和不弯曲的心灵。”
1975年6月，中央专案组把孟超定为“叛徒”，并开除了他的党籍。而生性倔强的孟超，却坚决拒绝在这个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结论上签字。
这一年秋天，孟超才获准回京。回京后的孟超孤身一人，街道办事处就在胡同里找了一个妇女，帮他做做饭，当然这个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监视他的行动。
冬季的一日，他没留神，取暖和烧水的煤炉火灭了，天又阴，屋里冷得很。他伸手摸摸口袋，里边还有点钱，就走到新侨西餐厅去。餐厅里顾客不多，服务员对这个一直要求点菜，瘦小枯干、牙齿不全、衣着邋遢的老头儿，带答不理，连菜单也不给他拿来看。服务员被催烦了，把笔纸往桌上一扔，让他自己写。他很快写出了一份最经济实惠的菜单，交给服务员。服务员一看惊呼起来：“字写得真好！”几个服务员又凑在一起议论说，“这老头儿还不看菜谱就点菜”。不久，菜就给他上来了。
有时，楼适夷去看他，只见他一个人，在屋里枯坐着读《毛选》。他的书已被抄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这一本。偶尔，他会拄着拐杖，到楼适夷家，借几本小说拿回去看。
1976年暮春的5月5日，孟超在愁闷、悲苦和郁愤之中，喝了一场闷酒。第二天清早，那个监视他的妇女去敲他的门，敲了半天也敲不开，就打开门进去，发现孟超躺在床上，鼻子流血，已经断气了。
孟超已是家徒四壁，除了一个小闹表，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那个妇女转身去街道报信，顺手也把小闹表给抄走了。
三年后的1979年10月12日，人文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孟超举行追悼会。楼适夷送了一副挽联：“人而鬼也，鞭尸三百贾似道；死犹生乎，悲歌一曲李慧娘。”聂绀弩作《挽孟超》一首，诗云：“独秀峰前几雁行，卅年分手独超骧。文章名世无侥幸，血写轲书《李慧娘》。”
小时候，孟超和康生在一起读过书，他们俩还是亲戚，康生的姑母嫁给了孟超的哥哥。据说，两个人同台演出过话剧，又一起进上海大学读书，孟超读文学系，康生读社会系，后来同在中共地下党沪西区委工作过。康生从山东去上海，曾得到过孟超的岳父赵孝愚的资助。1928年孟超和夫人凌俊琪在上海结婚，介绍人就是康生、曹轶欧夫妇。1956年康生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后，两家仍有来往。
然而，直接参与和亲手制造了《李慧娘》这个冤案，并最终导致孟超含冤而死的元凶，恰恰就是他的同学、同乡、亲戚，那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康生。
这，恐怕是孟超，以及其他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