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的一封私人信件 公元1561年的确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正月，鞑靼吉能部自河西走廊越过黄河南下骚扰。八月，蒙古王俺达率兵进攻宣府。九月，俺达部又攻破居庸关；而自春天开始，南方的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而倭寇又屡屡侵犯浙江沿海。官军南北驰驱，疲于奔命；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可是，已经当了四十年皇帝的世宗朱厚熄，犹自沉迷道术，终日以斋醮炼丹为乐。奸相严嵩一手遮天，贿风与秽迹，污浊公门。在这一年的初冬，时任国子监司业的三十七岁的张居正，正就着一盏寒夜的油灯，给远在宁夏指挥部队作战的老友耿定向写信：
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傍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惠。
……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谓慨叹也。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嘉靖四十年的中国是何等的风雨飘摇，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吏治、治安，大明王朝都危在旦夕。当时的张居正，只是文官系统中的一个中级官员，且不在显赫部门，担任的是一个学校的行政长官，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呼唤“磊落奇伟之士”的出现。其实，从信中不难看出，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可以大破常格，挽狂澜于既倒的磊落奇伟之士。
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满怀忧患且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十年后，竟然会在中国的政坛上，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十级地震。
不当闲云野鹤，志在国时救国
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他的七世远祖张凤保，是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后来，随着大将军徐达的部队进驻湖北。论军功，安排在湖北秭归当了一个可以世袭的百户长。在当时授职的军人中，这应该是最低的赏赐。张居正近祖的这一支，显然不是长子。所以屡屡迁徙出外谋生，到了他的祖父张诚这一代，才定居江陵。张诚在辽王府中谋得一个守门的职位，这相当于今天的保安。因此，尽管张居正的远祖曾是创建大明王朝的一个小小的功臣，但他仍属于平民出身。
传说张居正出生时也产生过灵异。他的祖父梦见一只大白龟从厨房的大水缸中浮出来，暗夜的家中光明如昼。第二天张居正诞生，祖父于是给他取名“白龟”。他的父亲张文明是一个秀才，嫌白龟过于俗白，于是，将龟字改为圭，音相似，但寓意更美好。十三岁，张居正考中秀才，荆州知府觉得白圭名字仍然不雅，于是将白圭改为居正。从此，这外名字便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替代的符号。
张居正两岁就能识字，在故乡有神童之称。他十九岁参加全省乡试考中举人，二十三岁参加全国会试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中读“博士后”。两年后毕业，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在这两年内，世宗宠信严嵩，先后杀三边总督曾铣、首辅夏言，接着东南倭寇猖獗，抗倭功臣朱纨被罢官。至此，终世宗一朝国无宁日。刚刚当“公务员”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获得了国事的建议权，于是，立即给世宗皇帝写了一份洋洋数千言的《论时政疏》，开头就讲大道理：
臣闻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故嫠妇不恤其纬，而抱宗国之忧。臣虽卑陋，亦厕下廷之列。窃感当时之事，目击心怀。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胆为陛下陈之。伏惟圣明少留意焉。
臣闻天下之势，譬于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血气流通而不息，则薰蒸浇灌乎百肢，耳目聪明，手足便利而无害。一或壅淤，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瘘痹之患生矣。臣窃惟今之事势，血气壅淤之病一，而臃肿瘘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臣敢睐死以闻。
写完这一段务虚的引言大道理后，张居正开始从约束宗室、爱惜人才、慎选守令、巩固边防、节省开支等五个方面提出改革的意见。在疏文的最后，张居正写道：
五者之敝，非一日也。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瘘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也。可以一治而愈……
臣闻扁鹊见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公不悦也。再见又言之，三见望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鹊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辄触忌讳，惶竦无已。虽然，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伏望圣明少留意于此，天下幸甚。
写这封《论时政疏》时，张居正才二十五岁。在今天，这个年龄的人被世人称为“80后”，还在争论他们是否甘于当“啃老族”，有没有社会责任感，会不会走正路。须知四百六十年前张居正这个"80后”，却已经以新锐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不但承担社会责任，还以极大的勇气指斥时弊，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从这一点上看得出来，张居正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
细细研读这封信，感觉得到张居正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如此年轻，就有宏阔的政治视野和严谨的治国理念，这实属难得。但是，这封奏疏并没有引起世宗的注意，我们看不到皇帝对此有任何意见或批复。不过，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倒是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徐阶。这位精明的小个子政治家，立刻将张居正收至麾下并加以培养和保护。
张居正在翰林院编修的位子上度过了平淡的五年。眼看严嵩当权积弊日深，张居正深感失望。其时，虽然他的政治导师徐阶已经入阁成为严嵩的副手，但他也无从展布，除了暗中积蓄力量也别无他法。于是，三十岁的张居正决定离开官场，他向吏部请假回老家养病获得批准。回到江陵老家，一住就是三年。人虽然回到江湖，但心还留在庙堂。他不是真正的归隐，而是怀才不遇的表白方式。回家第三年的春节，他写了一首《元日望阙》的诗：北阙朝元忆往年，趋承长在日华边。
青阳御跸乘春转，黄道诸星傍斗旋。
镐宴并露歌湛露，虞庭率舞听钧天。
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由此可见，张居正的志向并非要当闲云野鹤，而是要匡时救国。终于，在闲居了三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京城。
十年间成为两代帝师
张居正少年老成不苟言笑，这一点既赢得尊重也让人忌惮。他回到京城仍在翰林院供职。三十六岁时，由于徐阶的推荐，张居正由翰林院升右春坊右中允，并兼管国子监司业事。
应该说，张居正的仕宦生涯，到此才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右春坊是专门负责太子学习的教育机构，当了这里的右中允，名义上就是太子的老师了。而国子监则是国家唯一的大学，又称太学，司业是主管教育的二把手。张居正同时兼任这两个职务，便为日后的晋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世宗皇帝生过三个儿子，但到张居正担任右中允的嘉靖三十九年，他只剩下了一个儿子，余下两个皆病死。这个儿子即是后来成为隆庆皇帝的朱载重。因为世宗不肯立太子，朱载星当时的身份是裕王。张居正这个右中允，就是充当裕王的老师。
裕王是个宽厚的人，但一生嗜好酒色而不喜念书，他比张居正小六岁。张居正给他当老师时，已经 三十岁了。这个年纪早已不是潜心读书一心治学的最佳时候，何况裕王因为没有太子的身份，名义上还不是储君，因此老是担惊受怕郁郁不乐。不过，徐阶心中明白，大明江山迟早要交到裕王的手上，早早安排张居正当他的老师，怎么讲对张居正来说都绝无半点坏处。果然，六年以后世宗驾崩裕王继位，是为穆宗。作为裕邸旧臣的张居正，一下子就进入到权力的中心。虽然，他此时的官阶只有五品，但已担任首辅的徐阶对他信任有加。特别援引他参加世宗遗诏的起草工作。穆宗一登基，张居正即被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
五个月后，张居正又升任礼部右侍郎，一个月后，又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再过两个月，张居正又升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至此，刚满四十二岁的他，成为朝廷里最为年轻的内阁辅臣。他从六品官升任五品官用去了整整十二年，从五品官升任四品用去了五年，从四品官到二品却只用了九个月。
在隆庆一朝，张居正虽然已经是柄政大臣，但他仍是一名合格的帝师。除了继续充当穆宗经筵的讲官，同时他还担任了时为太子后来登基为万历皇帝的朱翊钧的老师。如果说穆宗的首席讲臣是高拱的话，那么，朱翊钧的首席讲臣则无疑是张居正了。张居正与朱翊钧的关系，既是君臣，又是师生，在十几年的时间中，这两人之间演绎的爱恨情仇，可谓超乎异常，完全具备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几大要素。但是，有一个基本点是，张居正自始至终，对朱翊钧一直充满尊重与爱怜。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给穆宗皇帝上了一道《请册立东宫疏》，率先提出要穆宗尽早确立朱翊钧太子的身份，疏中言道：
去岁皇上登极之初，礼官即疏请册立。伏奉圣谕：以皇子年尚幼，先赐名而后册立。臣有以见皇子慎重大礼之意。但人心属望已久，大计亦宜早定。
查得我祖宗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完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为皇太子，时尚未周岁也。今皇子年已六岁，比之孝庙年适相符，较之英、武两朝，则已过其期矣。伏望皇上率由祖宗之旧章，深惟社稷之长计，以今首眷吉旦，敕下礼官，早正储宫之位。以定国本，以慰群情。
穆宗一共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次子先后夭折，存下的三子翊钧、四子翊缪，均为李贵妃所生。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十七日酉时，到张居正上疏请立太子时，他正好六岁。
张居正的建议被穆宗采纳，三月九日正式下诏册立朱翊钧为太子。
两年后，张居正又给穆宗上了一道《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
昨，该礼部、礼科题请东宫出阁讲学，臣等拟票，择日具仪。奉御批：“年十龄来奏。”此我皇上保爱东宫，不欲以讲学劳之也。远稽古礼，近考祖制，皆以八岁就学。盖人生八岁，则知识渐长，情窭渐开，养之以正，则日就规距；养之不正，则日就放逸，所关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即周、召、太公为之师保，为之置三少，为之选天下之端士，以衡翼之。自孩提有识，即见正事，闻正言，而成王为周之令主。良有以也。
张居正不愧是教育家出身，对太子为何要出阁读书讲了充分的道理。但穆宗仍坚持要等到朱翊钧十岁才出阁读书，他本人不爱读书，也怕读坏了太子。由于他的固执已见，以至朱翊钧两年后仓促登基时，不但是个十岁的孩子，还几乎是个文盲。那时，他刚刚出阁读书才两个月，一本《三字经》才读了几页。
在小皇帝面前，张居正既是辅臣，又是帝师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时，小皇帝朱翊钧并未出现，而是让太监王蓁当众宣读圣旨，让首辅高拱回籍闲居，而张居正则顺利地接替首辅之位。
关于这次权力斗争，本由高拱与大太监冯保之间的仇怨引起，但张居正无疑是最大赢家。史家通常的说法是张居正“附保逐拱”，这被当作张居正人生的污点而让人诟病。
张居正与高拱，都是徐阶看中并着意栽培的人物。两人同在国子监共事，又同为裕邸旧臣，关系一直很好，但随着高拱与徐阶反目并欲置徐阶于死地时，两人便产生了分歧。张居正尊重导师，在高拱对徐阶的三个儿子施以毒手时，张居正则尽力保护。为此，两位心心相印的政友产生了矛盾。穆宗皇帝死后，两人的矛盾公开化。说实话，如果不是张居正与冯保结为政治同盟扳倒了高拱，以高拱的性格，在他收拾了冯保之后，也一定会将张居正逐出内阁。为自身的安全计，张居正此举虽有可指责之处，却并没有太多的过错。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与其成为失败者让人同情，倒不如当一个胜利者，哪怕受到非议。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与冯保结为盟友，并非沆瀣一气做尽坏事，而是将朝廷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使其推行的“万历新政”得以顺利展开，从这点上看，张居正团结冯保，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张居正当上首辅的第三天，即隆庆六年的六月十九目，小皇帝在乾清宫前面的平台单独接见张居正。其时，张居正因去万寿山视察穆宗陵寝工程而中暑，在家养病。小皇帝见到张居正，便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接着又追述先皇之言：“先生忠臣。”尔后又道：“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十岁的小皇帝说出这番话，令张居正大为感动，于是伏地奏道：“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力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这是张居正当首辅后第一次向小皇帝表述自己的施政纲领。关于这一次谈话，历史学家樊树志先生在其所著的《万历传》中有如下评价：
这个极力主张对弊政扫除廓清的人，此时只字不提改革，而强调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用心颇为良苦，非不为过，实不能也。地位尚未稳固。时机还不成熟。他是个深沉有城府，人莫能测的政治家。
樊先生的剖析很有见地。张居正倡导的改革，可以说是从“遵守祖制”开始。所谓祖制，指的是洪武与永乐两位皇帝在明朝创立之初而制订的一系列施政纲领。明朝初年的政治，对官员是苛严的，不要说贪墨，就是政务稍有懈怠，也严惩不赦。但是对老百姓，采取的却是休养生息的政策。面对武宗以来吏治腐败的状况以及民不聊生的局面，张居正十分向往洪武、永乐两朝的国家清明的局势。因此提出“惟在遵守祖制”。这不是随口说出的客套话，而是含有正本清源廓清政治的大谋略。
其时，张居正在小皇帝面前的角色，既是相，又是师。他上面的那段话，前半段是以首辅的身份说话，而后面的“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这席话，又是以老师的身份来教育学生。实际上，在张居正独秉朝纲的十年，他一直将辅臣与老师两种身份集于一身。
《陈六事疏》是张居正改革思想的系统体现
前面讲过，张居正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有施行改革扫除弊政的雄心。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隆庆二年(1568)的七月，首辅徐阶致仕，李春芳继任。李春芳是张居正的同科进士。所不同的是。 李春芳是该科的状元。这位首辅是个好好先生，且缺乏政治家的纵横捭阖的才能。在他上任不几天，张居正就给穆宗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在这篇疏文中，张居正全面提出了自己改革政治的主张。疏文的开头，就有高屋建瓴之势：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时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
恭惟我皇上践祚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倦倦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不渐，有积重难返忧，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态。臣不惴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采择。
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窃见皇上有必为之志，而渊哀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图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先诏主德，而齐一众志，非为他也。伏乞对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接着，张居正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此时，距张居正给世宗皇帝呈《论时政疏》已过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国运没有任何一点起色。而吏治腐败、法令不行、国库枯竭、武备废弛、豪强权贵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破产等等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国家再不改革，必将危在旦夕。
此时的张居正，比之十九年前，由于历练甚多，政治上更为成熟，看问题更加透彻。如果在十九年前实施改革，张居正充其量只能当一个“革命军中马前卒”，现在，张居正有能力也有勇气为朝廷扛起改革的大旗了。
而且，张居正呈上《陈六事疏》的时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斯时高拱下野，徐阶致仕，两个最有主见的辅臣都不在中枢之地，而担任首辅的李春芳并无掌控大局的能力。如果穆宗看了奏章同意进行改革，那么，实施改革的操作必然就会落到他张居正的手上。遗憾的是，穆宗压根儿就没有振衰起隳的雄心。他看过疏文后，只批了七个字：“知道了，具见忠忱。”然后就泥牛人海消息全无。
明代自宣宗皇帝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雄奇豪迈的皇帝。要么是少年登基，不谙世故；要么是久居深宫，难辨是非。操持国事的，是由内阁、五府六部等部院大臣组成的文官集团。这个集团的执政能力，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张居正的一腔热血，再一次化为尘土。随后几年，随着高拱的二度出山，内阁斗得驴嘶马喘。张居正只得继续隐忍与收敛。
等到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意识到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因为小皇帝才十岁，他的生母李贵妃希望张居正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而让小皇帝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政体与知识，而文官集团中的强人又相继离去。这一切，都给张居正的“独断专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情之下，处理好与李太后(李贵妃在小皇帝登基后晋升为慈圣皇太后)以及冯保这两个人的关系，便显得极为重要。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小皇帝的生母，一个是掌印太监、小皇帝的“大伴”，推行改革若不能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则绝无可能得到小皇帝的信任。
张居正不但长袖善舞，而且愿意“与狼共舞”
近年来，有史家认为，万历初年的中国政坛，李太后、张居正与冯保三人构成了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李太后虽然贵为皇母，但出身寒微，懂得民间疾苦，她对儿子管教非常严格。小皇帝贪玩，尽管贵为九五之尊，她还是给其罚跪。冯保精通古琴与书法，是太监中难得的儒雅之士。他是小皇帝的大伴，小皇帝对他非常依赖。同时，李贵妃对他也非常信任。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墨成性，但也能够识大体。张居正在三人中，是真正的灵魂人物。推行改革，没有三个人的合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李太后与冯保二人，不可能有什么创见。相反，他们还各有私欲。张居正总是能做到既满足他们的私欲，又不至于让其私欲过份膨胀，并以此换来他们对万历新政的支持。
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讲，既要讲操守、气节，也要讲变通、交易，有时候，要有舍弃操守而进行龌龊交易的勇气。张居正与冯保之间就是这样，冯保有时收受大批贿银而希望张居正给某人升官时，张居正不但没有抵制反而尽量满足。这一点，目后成了人们攻击张居正的口实。但放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张居正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替代。
中国古代士人，历来重操守而轻事功。如果操守与事功不产生矛盾，则都能做到慷慨任事。如要为完成事功而有损于操守，则多半会回避或干脆挂冠而去。注重操守原也无可厚非，但若每个人都洁身自好而不肯为国家建立事功，则国计民生的大事就无人承担了。这乃是因为，自古至今的官员队伍中，从来就是善恶忠奸搅和在一起。恶者为求一己之欲，从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若善者一味死守道德底线，则如何与恶者抗争，如何建立事功?
儒家将立德放在人生的最高层次，其次是立功、立言。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便以立德为最高追求。但毋庸讳言，报效国家的人首先应当有立功的思想，事实相反，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不肯“与狼共舞”。
张居正一旦登上首辅之位，不但长袖善舞，而且还打破道德观“与狼共舞”。窃认为，万历新政之所以成功，作为改革领导人的素质来说，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当然，与狼共舞不是同流合污，而是曲尽其巧的权宜之计。
作为改革家来说，与狼共舞固然痛苦，与清流共事亦觉艰难。张居正上任之初，为了稳定政局，启用了一批元老级的人物充任六部堂官。如将兵部尚书杨博改任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王之诰改任北京刑期部尚书，主持黄河水利工程的朱衡改任工部尚书，长期赋闲在家的陆树声出任礼部尚书。这几位大老，都有明显的清流倾向。依靠他们推行改革，显然不切实际，但张居正初登首辅之位，根基未稳，还得依靠这些清流领袖帮助他稳定局势。到了张居正改革拉开序幕，这些人果然想不通、看不惯，于万历三年前都相继离去。任何一场改革，首先必须从人事开始，万历新政也不例外。张居正的用人经验，概括起来是八个字：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是指那种不计个人得失，毁誉不计只希望把事情做成做好的官员。这有点像小平同志所讲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由于当时的官场以清流居多，张居正的用人标准与整个文官系统的道德标准与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因此受到的压力也最大。
自主政之后，张居正告诫吏部：“良吏不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这句话用今天的语义解释，即会考试的不一定会当官，高学历不等于高水平。
张居正注重从没有功名但办事干练的下层吏员中选拔干部。有一个名叫黄清的人，长得矮小丑陋，还瞎了一只眼，仅仅只是个秀才。他长期在县衙门里当一名刑名师爷，即负责狱讼断案。由于才干 超群，二十多年的吏场生涯，终于晋升到浙江嘉兴府同知的位置。在官员考察中，张居正发现了这个人，决定破格重用。这时张居正正好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漕运出现了障碍。
大明王朝的粮赋重地在江南。每年，要通过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粮食。负责漕粮运输的是漕运总督衙门，而管理运河的又是河道总督衙门。两个衙门一归户部，一归工部，经常为权限问题发生争执，一旦出事又互相推诿。百年来，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张居正一直关注此事，执政之后，他征询意见作出判断，认为淮、扬二郡是运河阻塞的关键。皆因高邮、宝应一带地势低洼，一遇雨季便洪水泛滥，使运河溃堤、漕运受阻，于是决定在高邮、宝应增筑内堤。但是，由于地方、漕运与河道三方面扯皮，导致工程开开停停难以为继。张居正毅然决定，破格提拔黄清为淮安知府直接担任筑堤工程指挥长。当时，不论是吏部还是户部、工部都反对这一任命。但张居正执意促成。黄清到任不到一年，便运用超常的变通能力和管理才能，就使内堤工程推进过半，不到两年就全线竣工。不但解决了运河的水患，也将其漕运能力提高到六百万石。捷报到京，张居正大喜，再次超升黄清为两淮运司同知。
让一个既无进士出身，又是残疾人的人骤登高位，官场很难接受。不久，黄清即遭人暗算。一日，上司乘船前来视察，黄清上船拜谒，过跳板时，因板滑坠入运河中淹死。虽是暗害，看起来却像是一起事故。
张居正听到噩耗，十分悲愤，他指示淮、扬二州为黄清举办隆重的丧事，并再次破额“赠特祭、赠太仆卿、荫一子入胄监。”这件事，为后来的当政者颇为称道，认为这种大破常格的用人方法，既要有慧眼，更要有魄力。惟其这样不拘一格用人才，改革的大业才有人事上的保障。
在讲堂上完成改革的重大举措
浏览张居正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从未当过地方官，也没有在中央任何一个衙门当过一把手。入仕二十余年，只当过词臣与讲臣，按通常的说法，他并不具备领导一个国家的资格，因为他的经历太过简单。不过，换一种角度看，他属于职业政治家，自少年时代开始，他无日不在研究经邦济世的学问。经历丰富的人，从政凭借自身的经验；而阅历丰富的人，政治眼光会更加宏阔。再大的危机，处置起来也能做到举重若轻。
张居正在对待小皇帝的问题上，便彰显出他的政治智慧。他通常把辅臣与老师的身份紧密结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又处置了国事。
隆庆六年(1572)的八月初五，上任才一个半月的张居正，在轰轰烈烈地考察京官整饬吏治的同时，给小皇帝上了一道《请酌定朝讲日期疏》：
窃惟讲学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规；保护圣躬，尤臣子爱君之悃。今开讲期近，臣等伏念皇上日每视朝，朝后又讲，似于圣体太劳，恐非节宣之道。若论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则视朝又不如勤学之为实务也。臣等愚见，欲乞皇上每月定以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日俱御文华殿讲读。非大寒大暑，不辍讲习之功，凡视朝之日即免讲，讲读之日即免朝，庶圣体不致太劳，而圣德亦为有益。臣等未敢擅便，谨拟传帖上进，伏乞圣明裁览，发下礼部遵行。
神宗小皇帝听从张居正的建议，下诏“自三、六、九日御门外，余日皆免朝参”。
历来皇帝每日都得早朝处理国事，张居正觉得神宗眼下读书比视朝更为重要。因为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尚没有能力处理国事，读书进学才是第一要务。神宗下诏采纳。不过，下诏名义是神宗，实际是李太后。自神宗登极入住乾清宫后，李太后也一并搬了进来，对儿子实行监护。
诏书实行后，神宗每月只有九天早朝与百官见面，二十一天的时间在文华殿读书。在他读书期间，国事的处理则全由张居正负责。虽然，所有的改革举措皆由神宗的圣旨发出，但旨意都是张居正拟就，然后通过冯保呈进，李太后帮助神宗裁定发出。由于君臣彼此不疑，沟通的渠道畅通，所以，全国的政治局面才能做到日新月异。
鉴于神宗年幼，不宜讲太多高深的道理，在神宗讲学之初，张居正就指示讲官马自强查考古代尧、舜以来治理天下的君主，精选好的可以效法的八十一件事例，坏的应引以为戒的三十六件事例，每件事例绘一幅图，配以浅显的解释，总名为《帝鉴图说》。这有点像今天的连环画，可以引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张居正如此布置，可谓用心良苦。到了年底，这本连环画编纂完成，张居正呈进，并上《进帝鉴图说疏》，其中有这样一段：
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善为阳为吉、故用九九，从阳数也。恶为阴为凶，故用六六，从阴数也。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仍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借名《历代帝鉴图说》，上呈睿览……
伏望皇上俯鉴愚忠，特垂省览。视其善者，取之以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令，因人而自考。
神宗得到这上下两册的《帝鉴图说》后，很是喜欢，放在手边随时览阅。有一天，张居正为神宗讲《帝鉴图说》，讲到汉文帝到细柳营慰劳官军的事，就趁机奏言说：“古人认为天下虽然太平，但忘记战争必定是危险的。方今之世，国家承平太久，武备废弛，文官压制武官，像对待奴隶一般。如果平日不能培养将士的精锐之气，一旦战争来临，又怎么可能强求将士们去冲锋陷阵呢?以后，凡是发现将帅中忠勇可靠可以委以重任的，就应该给予实际的权力，使其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才能做到大敌当前号令严整、兵士听从调令。”
神宗听罢，非常赞同张居正的意见，当即就委托张居正起草诏书，命令内廷外廷官员推荐将才，以备国家使用。
巩固国防，提升军事防御及打击能力，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重要改革内容之一。进入明朝中期之后，武官的地位日渐降低，一些地方督抚在当地总兵面前总是颐指气使，加之皇上也派遣太监往各地督军，使武官处处受气、处处掣肘。张居正觉得北方边患与南方叛民以及东南沿海倭寇屡屡闹事滋扰而不能克期剿灭，同武官的这种低人一等的处境有关。于是利用讲课的机会向神宗进言，从而得到解决。一批著名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李成梁、刘显等都得到了重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了困扰朝廷多年的云南、四川、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匪患。在张居正柄政期间，他经常利用给神宗讲课的机会阐述自己改革的主张，许多改革的重大举措，便是在讲堂上完成。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如果全面阐述张居正十年改革取得的成就，绝非在一篇文章里能够完成。但必须要提的，则是他矢志推行的“一条鞭”法。
明朝制定的赋税征收政策极其复杂。有丁差、有粮赋、有杂税。每户农家按田亩计算，一年要出多少力差，该交纳多少粮赋，一经核定多年不变，交纳粮赋远近不一，百姓不堪其苦。一条鞭法的内容是将田赋、徭役及各项杂税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交纳。这种方法由嘉靖初年的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后来相继有王宗林、刘光济、海瑞等先后 在浙江、江西、南直隶等处推行，但始终没有在全国统一推行。其因是推行一条鞭法的前提是要核定各州府的田亩。武宗之后，一些势豪大户大肆兼并田地并隐瞒亩数，导致税源流失，这些田地的拥有者千方百计阻挠重新丈量田亩；二是沿袭多年的差、赋、税的分类征收方法，使一些黑心的地方官员可趁机勒索以农民为主体的纳税人。所以说，施行一条鞭法的真正阻力，来自于官方与势豪大户。这两种都是社会上的强势利益集团。张居正知道，若要真正推行一条鞭法，必然要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而此举就意味着要得罪所有的权贵。张居正一再强调“朝廷盛衰，重在吏治；国家兴亡，功在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抓住吏治与财政两个牛鼻子。所以，他抱着“虽机阱满前，犹不足畏”的宏大决心和“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坚决态度，毅然决定在全国清丈田亩。此一工程，耗时两年才完成，全国应征赋税的田亩，一下子增加了近四百万公顷之多。仅此一项，就为朝廷增加了一百余万两税银，几乎占了全国赋税征收的三分之一。
一条鞭法的实现，既减轻了农户的负担，又增加了白银的流通。据史家研究，当肘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在中国流通，山西的票号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而且，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可在官府的组织下投入运输、兴修水利、商贸等经济活动，这导致了中国在万历时期开始了第一次城市化过程。
可以说，一条鞭法的实施，功在当代，利泽后世。隆庆六年，当张居正接任首辅的时候，国库亏空四百多万两银子，经济几近崩溃；十年之后，国库存银达一千多万两，府仓的积粮可支九年。这么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张居正居功至伟。
但是，诚如海瑞对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价，张居正这种义无反顾的改革精神，最终导致了他个人的巨大悲剧。
发生在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已经露出了事情的端倪。
夺隋事件导致张居正与清流尖锐对立
万历五年的九月二十五日，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这一下，给张居正出了很大的难题。
按明朝规定，凡父母双亲去世，官员必须在丧报到达之目当天，即向吏部具文回家守孝三年，期满后再回朝廷复职，此举称为守制。在以忠孝立国的明朝，守制是天经地义的大事。一般士人都不能违反也不敢违反。设若某位官员碰到此类情况，恰逢朝廷中有紧要公事无法脱身，皇帝会额外下旨令其留任，这种情况被称为“夺情”。在整个明代，夺情的官员少之又少，而且，凡夺情者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会被士林耻骂。
张居正遭遇父丧，按道理必须回家守制。但是，万历新政的推行刚刚有了一点眉目，而清丈田亩的攻坚战还未打响，如果在这节骨眼上离开首辅之位，那么，改革事业可能半途而废。从古至今，人亡政息的例子不在少数。
张居正是个孝子，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之后，他五内俱焚，作为人子，他恨不能立刻启程回荆州奔丧。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知道此时离开京城，就意味着改革的成果顷刻丧失。因为改革而丧失特权的外戚与势豪大户组成的强势利益集团，正巴不得早一天赶他下台。经过权衡，张居正觉得应继续留在首辅位子上推行改革。但是，鉴于朝廷的规定，他的去留须由皇上决定，他自己必须立即申请守制。于是，在收到报丧书的翌日，他即向皇上写了一封《乞恩守制书》：
臣于本月二十五日，闻父讣音，即移咨吏部，题请放臣回籍守制。该吏部题奉圣旨：“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幼冲，安定社稷，朕深切倚赖，岂，-j-~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钦此。”
臣在忧苦之中，一闻命下，惊慌无措。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
……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刺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平……
从这篇奏疏中可以看出，张居正要求守制的决心并不强烈，犹豫之态度随处可见。这也是京城各大衙门的官员攻击他的原因之一。
据说，丧报到京后，李太后、冯保都不肯张居正回家奔丧，两人的态度对神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加之神宗此时对张居正的确倚赖甚深，所以很快做出了让张居正夺情的旨令。
按规定，直接处理这件事的是吏部。斯时，担任吏部尚书的是张瀚。论资历，此公决不可能到此“天官”的位置，是张居正看他办事认真且非强势人物，才把他从南京调来北京担此重任。一些官员讥笑他是张居正“夹袋中人物”，凡事唯首辅马首是瞻，决不敢自己做主。张居正认为皇上要他夺情，圣旨到部，张瀚就会立即执行并咨文照会各大衙门。谁知张瀚这次却壮起胆子拒不执行，而是向皇帝送上辞呈。张居正没想到张瀚关键时候背叛了他，心中怒不可遏，神宗也非常恼火，当即勒令致仕。
尽管神宗已经下达夺情圣旨，但是，京城各大衙门的官员却一片沉默。这多少有点让张居正难堪。于是，既是张居正同年又是同乡的户部侍郎李幼滋第一个站出来给神宗上疏，支持夺情之议。兹后，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等都上疏挽留张居正。一时间，附合三人上疏的官员很多。此情之下，本来连连上疏请求守制的张居正终于改变主意，请求在官位上守孝。不久，神宗皇帝派太监到张居正家宣读诏书：张居正仍担任首辅，在职守孝，每日仍穿官服处理政务。
诏书一下，舆论哗然。一些清流官员认为张居正是贪恋禄位而不肯尽人子之义。于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首先上疏反对夺情。接着，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再次上疏。四篇疏文矛头所指的都是张居正。因此，在京城广为传颂，一时舆情汹汹。
却说神宗看了这四篇疏文后，亦非常震怒，当即下旨将四人抓进锦衣卫大狱，并作出决定将吴中行、赵用贤、各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廷杖八十。圣旨一出，各方营救，一些官员来到张府请求张居正出面让神宗更改旨意，张居正拒不肯疏通。延杖之目，神宗命京城所有官员都到午门广场观刑。廷杖之后，吴中行气息已经断绝。他的朋友中书舍人秦柱带着医生赶到，给他喂了一小勺药，才苏醒过来。赵用贤是个胖子，杖刑后手掌大的烂肉纷纷溃落，一条左腿只剩下骨头。他的妻子把溃肉一块一块收捡装了一面盆，然后用盐腌制成腊肉贮藏起来。吴中行、赵用贤当日就被逐出京城。而艾穆、沈思孝在杖刑之后，半死不活地又被戴上木枷手铐，三日后发配戍边。这四人抢然离京时，竟没有人敢去问候和送行。
经历这一次夺隋风波，张居正与清流官员形成了尖锐对立。此前，一些外戚与权贵对他恨之入骨。现在，大量的清流又加入到反对他的行列。在当时，清流是士林即读书人的主体。权贵掌握了社会资源，清流掌握了话语权，两相夹击，张居正的悲剧已是无法回避了。
干涉神宗的私生活，犯了大忌
在张居正留下的二百六十三道奏疏中，我们既看到了一个“励精图治、披肝沥胆”的宰相风范。又看到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帝师形象。这些奏疏，或裁抑外戚、或乞宥言官、或鉴别忠邪、或限制宗藩、或请罢织造、或处治邪佞、或处置戎政、或敦促讲学，字里行间，无不渗透了政治智慧与经邦济世的责任。可以说，张居正的奏疏是留给后世的一笔丰厚的政治文化遗产。
在这些奏疏中，有一篇《请戒游宴以重起居疏》，虽不是最重要的，却是张居正权势由盛转衰的一个分水岭。疏文如下：
自圣上临御以来，讲学勤政，圣德日新。乃数月之间，仰窥圣意所向，稍不如前。微闻宫中起居，颇失常度；但臣等身隔处廷，未敢轻信，而朝廷庶政未见有缺，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讲，亦曾举“益者三乐损者三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两章书。语云：“对德务滋，除恶务尽。”其各监等官，俱令自陈，老成廉慎者存之，谄佞放肆者汰之。且近日皇宫垂象，彗芒扫宦者四星，宜大行扫除以应天变。
臣又闻汉臣诸葛亮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臣等待罪辅弼，宫中之事，皆宜与闻。此后不敢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与宫壶内事，但有所闻，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习有奸佞不忠者，亦不避嫌怨，必举祖宗之法，奏请处治。
皇上亦宜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
这篇疏文的出笼，原是有一段故事。
却说万历八年(1580)的十一月十二日夜里，已经十八岁的神宗，招来两名宫女饮酒作乐，神宗喝得半醉，要宫女唱酸曲儿。宫女不依，神宗发怒要将宫女斩首。内侍孙海、客用二人怕事情闹大，于是请神宗以割发代替斩首。于是，两位宫女被剃了阴阳头。冯保得知此事后，迅速禀报给李太后。李太后对神宗一向管束很严，哪里容得神宗如此狎邪?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祭告祖宗，要将神宗废掉，让他的兄弟潞王继位。神宗知道闯了大祸，于是跪在母亲面前哀求，李太后对他说了一句：“你的去留，还得看看张先生的态度。”
张居正闻讯赶来，一是帮着神宗说话，平息李太后的愤怒；二是趁机帮助冯保，把宫里一帮挑唆使坏的太监逐出紫禁城。事情平息之后，又写了上面这道疏对神宗予以规劝。
神宗表面上对张居正的建议尽数采纳。但内心中对张居正已产生了仇恨。特别是他母亲那旬“看张先生态度”的话，让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当了八年的皇帝，他发觉自己的命运竟掌握在张居正的手中。
应该说，张居正对神宗的爱，既有君臣之义，也有师生之情。他太注意“顾命大臣”与老师的双重角色，他呕心沥血想把这个角色扮演得更好，甚至想打破君臣界限，去干涉九五之尊的私生活，这犯了大忌。
恩怨尽时方论定
万历十年(1582)的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终年五十八岁。
张居正自当首辅以来，无论寒暑均无休息，每天工作十几个钟头。这种工作狂，纵是钢筋铁骨也撑持不住。在张居正病危期间，神宗曾探望他，说了一句动情的话：“先生操劳国事用心尽力，朕无以回报，只是照顾你的子孙。”这句话，神宗说过多次。万历八年前说这句话时，他是真心的。张居正临终时他再说这句话，便是违心的了。
万历十年的春节刚过，张居正就发觉身体不适，郎中诊断为“痔疾”，其实就是今天的直肠癌，而且是晚期。张居正强忍巨大的疼痛，坚持处理政务，实在坚持不住，便向神宗写疏乞求致仁，以便骸骨回乡。但神宗不同意，其因是他的母亲李太后态度坚决。李太后恳切挽留张居正，她对张居正说：“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神宗不能违背母亲，也非常坚决地挽留张居正。
张居正数度乞休不得，甚至他向神宗陈述自己“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时，神宗除了命太医调治，仍婉言慰留。此情之下，张居正知道生还故乡已不可能了，于是神情凄怆，病重时，他写过一首《病怀》：
自信任公沧海客，敢希方朔汉庭仙?
离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达九天?
独坐书空不成寐。荒芜虚负北山田。
此时的张居正，盼望归田不再只是姿态，而是真正的悲情流露。但是，故乡的白云黄鹤，江陵的亲友故旧他是再也看不到了。在病危期间，张居正已无法坐立或仰卧，他每日趴在病床上，靠参汤维持一点力气，他用干枯颤抖的手握着笔，仍在艰难地批复各类公文，他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死后，备极哀荣。神宗“怆悼辍朝”，赐给张家搭建丧棚用的白布五百匹，大米二百石；两宫皇太后也赐给孝布二百匹，大米二百石。神宗还与亲弟弟潞王合赠银子二干三百两、香油一千斤、香烛一千对、薪柴一万斤……朝廷特许在京城设祭坛九座，供官、民吊唁，因致祭的人太多无法容纳，后又增设七座祭坛。这在明朝，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唯有的一例。当张居正的灵柩离开京城运回故乡时，京城百姓都涌上街头送行，沿途都摆满香案。这种盛况，与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盛况，庶几近之。
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二人在李太后支持下，对神宗管束甚严。神宗长大之后，对两人的挟制非常不满。张居正死后，他立即采取行动解除了冯保的职务并抄家。剪除“大伴”之后，神宗下诏“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戳。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冯保保住了一条命，但到南京后，冯保上吊自尽。他被抄没的家财，仅白银就两百余万两，相当于中央财政年收入的一半。神宗思忖：冯保并未掌握中枢权力，贪墨钱财就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当了十年首辅的张居正，其财产岂不比冯保更多?
冯保的倒台是一个强烈的政治讯号，官场中的投机分子窥测圣意欲邀巨功。于是，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给神宗上了一篇弹劾张居正的奏疏，无中生有地说：“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
神宗收到这份弹劾，立即下达了查抄荆州张府的诏令，并特意挑选张居正的老对头司礼太监张诚与刑部右侍郎丘?带队前往荆州主持抄家。两人离京之前，已先驰报地方政府，要求立即登录张府人口，封闭房门。可怜张家大小数十口来不及退出，等到张诚、丘楫一行到达荆州打开张府大门时，已过去十几天。张府老小妇孺已饿死十七人，有的尸体巳被同样饿急了的家犬咬噬净尽。
兹后，便开始抄家，但结果令“专案组”大失所望，所抄家财不及冯保的十分之一。于是，丘桥分头提审张居正的六个儿子，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不胜拷掠，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指头在自己的布衫上写下血书，为家父辩诬。
同时代人沈德符，在其编著的《万历野获编》中，记录了这一场惨案：
夸上祭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是。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径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以下，始出宅门时，搜查者至，揣摸到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扁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对张居正的抄家及清算，导致名目“万历新政”的改革终告夭折。张居正生前一直不肯离开首辅之位，担心的就是人亡政息。很不幸，他的担心最终变成了现实。清算之后，张居正的亲属子孙官职尽夺，家产尽夺，且多半都被流放到边远山区充军或坐牢。
明代所有的帝王师中，对国家社稷贡献最大的是张居正，对皇帝倾注心血最多的也是张居正。但是，他给家人带来的悲剧也异常惨烈。帝王师中除了方孝儒，摆在第二位的悲剧，应该是张居正了。
张居正死后数百年，对他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尽管崇祯十三年朝廷为张居正彻底平反，但兹后攻击他的言论仍不绝于史。当然，赞扬他仰慕他的人，也代代相继。
在张居正刚刚平反的大明晚期，有一位名叫王启茂的诗人到荆州寻觅张居正旧迹，写了一首《谒文忠公祠》：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在所有纪念张居正的诗词中，这一首最好。王启茂是汤显祖的学生，终生布衣。眼看大明王朝气数已尽，社稷飘摇，这位忧患儒生，盼望张居正死而复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但是，这只能是沧痛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