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 谈话一开始就很艰难。我手里握着装了半管鲜血的一次性针管，任我怎么摇晃、摆弄，那一管暗红色的血液始终那么轻飘飘的，仿佛每个细胞都没有了重力，细胞与细胞之间失却了联系，各自那么轻轻地浮在针管里。我坐下来，将针管放在两个汉子面前，很肯定地说，脾脏破裂，必须马上开刀！我说得很坚决很果断很肯定，可两位汉子的回答更坚决更果断更肯定：不开！我张开的准备继续说下去的嘴刹那间僵住。你们连现在的痛都没给他止住，还要划他一刀？！没等我问为什么，两位汉子首先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他们的说法其实很在理――他们的父亲，七十多岁了，断了肋骨，他们把他送到医院里了，却没止住痛。可问题是，他们父亲肚皮里那个叫脾脏的器官被打折他肋骨的石块一起给震破了，血正汩汩地向腹腔里淌――这危及到他的生命，而断了的肋骨不会――止痛不等于止血，更不能将他们的父亲正向死神迈进的脚步止住！
像从一扇紧闭的门到另一扇紧闭的门，两扇门之间那段狭长的甬道，黑暗，荆棘丛生。对于两位汉子的父亲，身后的那一扇刚刚开启就又重重地关上了。无路可退。要是在平常，这程路会很短，或许本身是很长的，因为上路很快，心无旁骛，很快就走完了。可是今天，它被手拿钥匙的人无限延长了，我站在紧锁的门前，借着门外隐约可见的越来越暗淡的光影，望了望身后寂静漆黑的甬道，始终见不到手拿钥匙的人到来。我打不开那扇本应早已开启的门。我无计可施。我已经站在门前了，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门打开，像往常一样，尽快跨过去，或者退回原地。
我把目光从两位汉子的脸上移到一次性针管上，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做了一个迂回，问了那两个汉子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问题：你们有几个兄弟姐妹？你们的母亲还在不？他们好像很明白我的“企图”，回答的同样简单而干脆：就我们两兄弟，母亲早不在了。然后，他们开始先发制人，他们没等我的话继续，就同样回敬了我两个问题：反正不开，要不要我们签字？我老父都七十多了，现在还在过道上冷着，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像是猛地被两发炮弹击中，怔怔地定在那里。
我抬起头，把目光移向窗外，初夏的阳光正无遮无掩地在早已碧绿的树叶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有风刮过，树叶上那些尘埃纷纷在炽热的阳光里飘荡、升腾、旋转，像一幕无声的舞剧，因为阳光而变得无比生动。
――不到一个小时前，两位汉子的父亲被送到这里，在此之前的头一天，他还在房顶上翻盖漏了几天的屋瓦。那天的阳光也很好，也有风。但那场风很大，就在他屋瓦快翻盖完毕准备下来的时候，那场很大的风将一块飞舞着的尘埃吹进了他的眼里，为了不影响自己下楼梯，他抬起了一直扶在屋檐口边的手，想擦掉飞进眼中的尘埃。就在这时，一直稳稳当当的楼梯跟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向远离房屋的方向轻飘飘地飞了出去。扑通一声，他像一只装满粮食的口袋，从高处做着加速运动向屋外的水泥地面，快速地飞去……
――被两个儿子绑着送上车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他对我说，他很清楚自己那把老骨头，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他更清楚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年老伴住院，花去了不少钱，可最终还是走了，后来两个儿子为了钱的事情险些闹翻。他不想让他们闹，更不愿意看到他们闹翻。他告诉他们没事的，躺一下就好了。他的两个儿子把他弄到床上，就又回到麻将桌上去了。下半夜，老者开始觉得口渴，肚皮疼，他们这才想起自己的父亲可能不像他自己说的没事……
――当我将装了半管暗红色血液的八号针头从他的肚皮里抽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两位汉子的脸，分别是在问：怎么会是这样？当我拿着针管叫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嘀咕，骨头都不接，检查肚皮干什么？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至少要做出看上去很镇定的样子，我不想让自己的怒火表现在脸上。我要让两位汉子知道，感情治不好他们父亲的病，一厢情愿治不了他们父亲的病，怒火也不能。我拿出病历夹，在“谈话记录”下面写到家属是否同意手术的时候，我放下了笔。如果他们同意，他们的父亲将被立即送进手术室。――我能够感觉到，在甬道的尽头，门外的光线已越来越暗，我多么希望他们立即拿出钥匙，借助越来越暗淡的光，尽快把门打开。对于他们的父亲，这是惟一的出口，要不，他就只能永远置身在甬道无边的黑暗里了！
我知道，都知道，两位汉子中的长者说到。我以为他们同意了，但很快，他就又说，我们签字，不要你们负责。做？不做！他的回答依然干脆、肯定，毫无回旋余地。我想他们是走进了一个自己搭制的陷阱里，以为我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们必须手术是想推脱什么，却忘了，那可是他们的父亲，此时此刻，他的生命正危在旦夕！
这时，老者身上的输液瓶再次空了。那是连续输入的第八瓶液体，足足四公斤！可老者依然不停地喊口渴，想喝水。却不知，灌进再多的水也会瞬间顺着他脾脏上的破裂口流进腹腔，而他血管里的血液因此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到心脏再也无法跳动。
我走过去又检查了一遍老者的腹部，刚才还满是皱褶的船一样的肚皮早已变得像装满水的塑料皮球，饱满而坚实，脸早已是死灰一样的白……折身回到桌前，我告诉依然固执地坐在办公室的两位汉子：必须马上手术、马上输血！不等他们发话，我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病危通知书”，两位汉子中的长者一边在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一边不解地问：不开刀还要输血么？必须！这次我只重复说了两个字。不！他回答。我摇了摇头，重又提起笔，在刚才没有完成的“谈话记录”里写下“家属拒绝手术，拒绝输血”。然后将病历夹送到两位汉子面前，看着他们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猛一下瘫倒在座椅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后来查看出院记录，才知道这其间不到十分钟时间），两位汉子就又出现在办公室里。结账！他们说。他们的父亲刚刚住进来的时候，他们叫了我好几声医生，现在，他们连这两个字也省略了。当然，他们肯定有他们省略的理由，比如对我没有给他们的父亲接上骨头的失望，比如我没有给他们的父亲接上骨头却要他们签字然后准备给他们的父亲开刀还要输血，如此这些。但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就真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看客和旁观者。我几乎用了我浑身所有的力量，把白大褂重重地摔向座椅，可对于座椅，却不过是扇起一阵微微的可以忽略的风而已。座椅一直纹丝不动。我因为座椅的纹丝不动懊恼不已，伸手抓住靠背，狠狠地将它拉出老远，座椅与地板相互摩擦发出一声剧烈的闷响，在安静的病房，像一声沉重的叹息，突兀地传来，而后久久地在耳畔回荡。
我最后一次走进病房的时候，老者已被绑上了担架。看到我，他越来越苍白的脸上竟满是笑意。我把住他的手腕，一时分不清，那节律的跳动来自他的桡动脉还是我指间的脉动。我很简单地向他说明了他的病情，我不想就这样变成一个无奈的看客，我希望他知晓他也有权利知晓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如果他同意，事情就可能向另外的方向发展，变得简单和充满希望。给你们添麻烦了，医生，他说。他这么说，在我的意料之内，也超乎我所有的意料，说完，他就轻轻地闭上了双眼；轻轻地闭上了双眼，依然有微笑写在他的脸上。那惨白的脸，那微微的笑，我没敢再看，就走了出来，初夏的阳光正静静地从高高的晴空覆盖着大地。我仰起头，强烈的太阳光一晃，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在那片漆黑里，老者微笑着的越来越苍白的脸清晰地显现着，像一张黑白底片上模糊不清的暗影。
秘密
一阵短暂而微小的骚动过后，办公室里很快安静下来。我打开读片灯开关，那两张X光片上原本模糊不清的影像便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我周围有九个人，读片灯释放出的光映照在我脸上，X光片上清晰的影像和我的脸庞一起，在他们的眼睛里幽幽地闪动。
那两张X光片，摄自一位八十高龄的老太太。一张是她几天前折了的股骨颈，这缘于一起机械事故，肇事者便是那九个人中的一个男人――几天前，他开着租来的小车经过菜市时，小车前轮接触到了正在路边捡垃圾的老太太，股骨颈骨折就此发生。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把老太太从老远的地方送到了这里――现在和他一同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除了他和他的妻子，其余的七个人，就都是老太太的儿女。另一张是老太太长满窟窿的肺，它明白无误地表明，老太太羸弱的身躯经过八十载岁月的风雨侵蚀，像一台即将被淘汰的机器，早已锈迹斑斑，现在又无端地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机械故障，那台机器因此随时可能停止运转。
我的讲述就此展开。先是股骨颈，接着是长满窟窿的肺，最后是整台随时可能停止运转的机器。我周围的九个人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像鸦雀无声的课堂，我俨然就是一位讲台上的教师，事实上，在这方面，我的确可以算作他们的老师。而他们作为这堂课的学生和听众，要么是开了小差，要么就是对我讲述的一切早已了然于胸，总之他们没有说话，一直很安静地听着。
沉默是由肇事者的妻子打破的。在我讲述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一直用余光瞟她的丈夫。如果不断掉股骨颈会有生命危险么，她问。她这么一问，一直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块无形的不等边三角形便凸显出来了，如果没有她和她的丈夫，我与老太太的七个孩子就应该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有统一的目标，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将同心协力；她这么一问，我敢肯定，在刚刚结束的那节课上，她是听得最用心的一个，而且她做了自己深刻的思考，否则，她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像面对一个原本静止不动的皮球，她在悄悄用力，她想让皮球往远离自己的方向滚动，在那个三角形内，要么滚向我，要么滚向另一边。
隔着厚厚的玻璃镜片，我看到老太太最小的儿子眼中有火苗呼呼地燃烧，火苗放出的光，透过两扇不断开合的屏障，穿过玻璃片，直直地映在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身上。我想他一定是感觉到了皮球的滚动，他要做出回应。只见他抬起手，撑了一下眼镜。他抬起手，我以为是要在我的办公室里冲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动手，其实他只是撑了一下自己鼻梁上架着的眼镜，然后似笑非笑地说：笑话！如果我们妈没断骨头，死了也不会找你们！他的话像一根导火索，将他的哥哥姐姐们说话的欲望像鞭炮一样点燃，“我们妈……”“我们妈……”鼓点一样噼里啪啦地在他们的口腔里炸响，此起彼伏，彼伏此起。在他们突然燃起的表达里，“我们妈”是我唯一听清楚的三个字，而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也一定是感受到了皮球被他们掀动后产生的强大的反作用力，他们显然已经无法应付，只得在一旁默不作声了。
刚才还秩序井然的课堂瞬间变得哄闹而嘈杂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由一个讲述者变成了一个听众，我对这样的角色转换没有丝毫的准备，竟一时忘了这是在我的办公室，我是这里当然的主人。此时此刻，尽管自己依然在三角形的顶端，但我在慢慢地摇晃，随时可能被翻转下来。使我摇晃的力量，就来自那七个兄弟姐妹，这我能感受到，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使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深入骨髓的惯常意识里，我多么希望，我和他们，在场的所有人一道，我们组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共同抵御强大的病魔，像以往绝大多数情况一样；更何况，这一次，我们的敌人比以往许多时候都要强大，而且来势汹汹。事关重大的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已处于严重的劣势，不能再腹背受敌，更不能军心涣散甚至临阵脱逃。作为指挥官，我必须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清楚地知道敌我形势；否则，我们的颓败将是战斗唯一的结果。
我重新站在读片灯柔柔的光影里。我一站起来，我的战士们随即重又安静下来。我指着照片上那两处必须攻克的堡垒，就目前的形势和战斗可能的走向做了如下分析：1.尽可能快地结束战斗，手术接上老太太断掉的股骨颈，尽最大的努力让机器暂停的时间缩短，但这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全军覆灭；2. 放弃手术，即放弃攻克敌方最坚固的那个堡垒，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随时都处在敌方的猛攻之下，战斗极有可能以我们的溃败很快结束；3. 放弃手术，放弃所有的攻势，把老太太接回家，叶落归根。我的分析也许不够条分缕析，但却重点突出，那就是：如何让老太太濒临淘汰的生命机器尽快地恢复政策运转；尽管这很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沉默。一双双眼睛放出的光，火把一样，在空中画出一个个长长的问号，然后渐渐地熄灭下去。眼镜再次举起了手，这一次，我不再担心他会在我的办公室里打人。除了没有微笑，他撑眼镜的动作他的脸他说话的语气一如既往。我们妈已经八十岁了，手术恐怕是不行的，我们是想让她在这里住些时间再看，他不紧不慢地说。后来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办公室的一幕，早些时候已在另一间办公室里上演过一次。在那个专门收治手术病人的科室，他们就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在这场事关重大的战斗里，在我这个临时指挥官给出的战斗方案中，他们选择了他们自己的作战方式，并做了小小的修改。
老太太住进来以后，就由那个肇事者的妻子看护着，没到十日，老太太就要回家。然后开始绝食，再然后开始拒绝所有治疗……不得已，我要那个肇事者的妻子通知老太太的七个孩子，随便哪个都可以，他们都应该也必须明白他们母亲的想法和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置之不理。可很长时间，电话打了无数个，他们，老太太的那几个儿女，一直没再在我眼前出现过。
后来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确认是我后，眼镜在电话那头对我说，他母亲在他大哥接回家后不久就死了；他大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他来接他母亲出院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和他们同母异父，他是他们中唯一读了书有出息的；现在，他常常梦见他母亲，梦见母亲，他就睡不着觉，老是失眠；以前母亲对他很好，现在他觉得对不起她……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一如那天在办公室里一样平静，我一直静静地听着，眼前禁不住就浮现出他叫人过目不忘的脸，以及他抬起手撑眼镜的动作和他说的“我们妈”时的微笑，像某部电影里的经典镜头。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他大哥接他母亲出院的时候我不通知他？他认识我们县委书记，也认识我们院长，还有几个我认识的人是他很好的朋友或者同学，他说他给我说这些没别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他不想把事情闹大，但也不想就此算了，因为他最近老是梦见自己的母亲，老是失眠，他希望我多少给他一点表示，他不想把我怎样，主要是想心里求个安稳，他要的不多，两三千块也就可以了……在那场失败了的战斗中，作为战斗的绝对主力，他是个逃兵，现在他却要我这个临时指挥官对那场战斗负责。举着听筒，我用了很大努力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好不容易让自己平静下来后，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如果我是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知道消息，或者，如果我给了他钱就可以治好他的“失眠症”，我可以给；但是现在，如果他一定要，那就请他告诉他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或者通过他以为可以的方式，只要他愿意，而且一切如他所愿的话！
嘟、嘟、嘟……我的话音未落，电话里就传来了刺耳的忙音，像午夜的水龙头上突然传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透过水滴，我可以轻易地判断出水质的清浊――对于一直密闭于管道中的水，对于引水者，这是个不可示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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