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年写诗的经历，有几个画面首先闪现在眼前，不是我的记忆力有多好，而是在多年的写作经验中，这些画面时不时会突然造访我的记忆，强化着它们的存在。往深层说，它们的存在对我来说并非偶然，也许在这些画面里隐藏着我所理解的诗的某些秘密吧。
大概是1985年，我还在安徽老家的一所中学念初二，一天课间休息，我独自跑到离教室不远的操场上溜达，因为是九月吧，操场上的草还算茂密（不是现在那种很昂贵的草坪，就是普通的野草而已），我找到一处相对齐整的地方躺下来。在那个时候那样的季节，家乡的天空总是深不见底的蔚蓝，不多的几片白云更突显出它的纯净，我躺在草地上静静望着天空，竟然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幸福和喜悦之感，几个句子不经意地掠过脑海，同时另一个自我对此却吃惊不小――这不就是诗吗？我可以写诗了？对于这样的事实我有点茫然，因为家族里几位堂兄热爱诗歌，对于现代诗我早已不算陌生，而且年少的我显然已经滋生出对于诗人的好感和向往。这时候上课铃不识时务地响了，我只得暂停我那初尝的美妙的遐想回到教室，可是课没法再听了，于是我找出一本作业本翻到空白处，把刚才闯进脑海的句子记下来，既然它们已经被我确认为诗，那么我也是按照诗通常分行的形式加以记录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诗句，我完全记不得了，可是它的简单和幼稚是不难想象的。
1991年秋天，我已经是上海一座苏州河畔的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前两年我们住在河西一幢古色古香的老房子里，房间很大，虽然住了十个人也不觉得拥挤。可是1991年秋天（对，还是秋天，这是我的诗歌季节），我们的宿舍被挪到了河东的学生宿舍，那是建于新时期的毫无特色的水泥楼房，宿舍空间很逼仄，如果无所事事的室友们凑齐一桌牌局（这在那个年代的文科大学是常有的事，无聊的大学生活孕育着种种荒唐事情，也奇特地催生着诗歌的生长，在那时上海任何一所大学都有民间的学生诗社存在），那宿舍里的喧闹就可想而知了。一天下午就是在这喧闹声中，我带着几本书和笔记本走出宿舍，打算去不远处的教学楼。经过一间简易餐厅，它的铁皮屋子被漆成了蓝色，那时候也已经变得很斑驳了。然后经过一家简陋的私人开的餐厅，我还记得它有一个朴实的名字叫“快乐餐厅”――刚刚拿到家里汇款的同学会来这里改善一下生活，再往前就是同样毫无特色的河东教学楼了。这些建筑都是邻苏州河而建，那时苏州河还未经除污处理，河水是黑色的，一到雨天，河里沉渣泛起，整个校园里都飘荡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它只是散发着淡淡的腥味，还不致影响到我的轻快的心情。在一楼我方便地找到一间空无一人的教室，我在临窗的位置坐下来，把笔记本打开，那是一本黑封皮的笔记本，里面已经涂满了青春的诗行，多半这些诗是我在上毫无兴趣的法律课时写下的。――没错，我打算写诗，一种内敛的愉快的心情驱使我来到这间空教室写诗，可是要写怎样的诗，我还一无所知。在那间教室我记得我坐了整整一下午，有时翻翻诗集，有时在笔记本上涂抹几句，有时会看看窗外――篮球场上，一帮学生正在打篮球，再普通不过的学校场景了，可是一种宁静的情绪，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在空荡荡的教室里飘逸。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是诗句带来了这种静谧的情绪，还是这种静谧的情绪使我写下那些诗句，也许它们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背景吧。
1994年年末，但是在广州，天气仿佛还是江南的深秋。前一年我大学毕业，为了有更多的空暇时间，我主动选择了来广州的一所高校任教。经过在珠江三角洲实践部门的一年的实习，实际上在1994年初夏才回到广州，因为已经从学生升格为青年教师，我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那段时间我习惯半夜开始写诗，也许宁静的夜晚更能带给我诗思吧。我有一个简陋的台灯，黄色的塑料灯罩，晚上开灯时灯光会透过灯罩在“卧室”里散发出淡淡的黄色光晕。我的窗外正对着一棵芒果树茂密的枝叶，透过芒果树在白天可以看到远处食堂红瓦的屋顶。在这间屋子里，在那年年末的许多个深夜，我写下了自己愿意保留下来的最初的一批诗作，我并没有急于将这批诗作示人（这后来成为我的一个长期的习惯），它们保存在笔记本里，悄无声息无人知晓，但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然确定，凭借这些诗我打消了我能否成为一个诗人最后的疑虑。
2005年的秋天，还是在广州，我已经结婚，我和妻子住在郊外，但是也还时常回到学校的住所（已经变成两居室的套房）处理一些事情，因为我的书主要还是放在学校的房子里。一天下午，我乘车从郊外回学校，我站在公车上，手里握着拉环，身体随公车的颠簸而摇晃。秋天的阳光虽然远不如夏季那么毒辣了，但是还是很灿烂耀眼，它照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舒服，车窗外则不断闪过寻常的街景：士多店、水果店、餐厅、商场和永远显得茫然的路人，突然我似乎又被某种静谧神秘的力量所控制，那寻常的街景，那眼皮下正在打盹的妇女，还有整个车厢都在一种陌生感中抽离，似乎正要飞向蓝天深处。我已经是个有经验的诗人，我知道有一首诗在等着我，回到家我的任务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它记下来。
这是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四个场景，都和我的写作有关，它们当然远不是我的诗歌写作的全部记忆，但是它们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呢？为什么总是它们？无论我的记忆清晰度有多大区别，无论距今有多遥远，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无法忘记的是它们共同拥有的某种氛围，某种宁静的迹近幸福的氛围，要强调的是，它们也只是稍稍沾染了一丝此类情感的痕迹而已，并不浓烈。在此气氛中，所见的事物多少呈现出某种陌生感和神秘感，而写诗的冲动也就自然地生成。从这四个场景可以看出，至少对我而言，在大多数时候莫名的写作冲动总是先于题材抵达，然后在它的驱使下去寻找合适的词语合适的题材以及合适的形式。何谓合适？这可能就是通常诗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它考验的是一个诗人的综合素质――他的阅历，他的个性，他的阅读，他的情感以及他的包括诗观在内的各种观念。和写作时相似的状态不同，我的基于理性的诗歌趣味这些年一直在变化中（暂且不说是进步），早年趣味变化更频繁更偶然一些，后来才逐渐稳定在我一直喜欢的几位诗人交叉的风格中。
在我提笔之前，四个场景中的我是平等的，“他们”同为一种情绪所激励，“他们”似乎同时听到了某种神秘事物的感召。我想说，这种感觉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以前写作因为接受了这种气氛的沐浴而难忘，我现在写诗乃至于将来继续写诗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重温或是重获那种感觉和气氛。当我写诗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回到我在13岁时躺在草地上凝望天空的状态，如此某种我意料之外的奇迹才可能发生，而诗不正是语言和生命的双重奇观吗？现在写诗的时候我也习惯在明净的下午，放纵我的思绪，因为我依然好奇它能捕捉到些什么。我依然喜欢深陷在沉思里，恍惚在记忆里穿行，恍惚我还是那个无知的少年，而时间也不曾流动过。我知道我变得更社会化，更关心社会，社会的种种不公常常让我激愤，可是当我写诗，我希望这些感受能够臣服于归顺于那种我早就熟悉的幸福的氛围，如果它们不能臣服，我宁愿暂且将它们放到一边，或者用别的形式去表达这些现实的诉求，但决不滥用诗歌这一对我来说异常宝贵的私密的形式。我精心守护着那样的氛围、那样莫名的神往，我知道正是它让我成为一个诗人，而不是社会学家、政治家或是新闻记者。在那样的状态下，诗歌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从一个句子逐渐生长出自己的头颅、胳膊、双臂和双腿，它们在我面前快速成长让我惊异。我珍视诗歌的非理性基础，我厌恶在理性强力控制之下产生的诗歌，通常它们都是确凿无疑的赝品。在那种近乎灵魂出窍的时刻，诗歌和我也是平等的，我们互相打量观照，从而修正着我们彼此的仪表和姿态，以使我们彼此配得上对方，也就是说，我不是单纯的施予者，我写下它们，但同时我也受惠于它们。在这一点上，我确对诗歌存有感激之心。
对于我的写作，“今天”并不重要，它和所有的昨天一样，只是我从我的书桌前偶尔抬起头看见的窗外景色，或者通过电视报纸我可以看得更多一点，甚至可以看到战争看到示威的人群看到社会动荡，但是客观地也许不无冷酷地说它们仅仅为我的诗提供了物质基础，让那些说来有些缥缈的感觉得以附着其上得以成形，并最终埋藏在文字和时代共用的冰箱里，尽管有时候它难免带着时代还没有褪色的贪婪和肉欲的痕迹，有时候它们甚至是热汽腾腾的，几乎要把我熏倒，仿佛那记忆里永恒的苏州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