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仲德译 吉米?卡特 1924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毕业于海军学院，后在海军服役，1953年退伍回乡，经营父亲的农商产业。1970年―1974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77年以微弱优势击败福特总统，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是访问古巴的第一任美国总统，并同卡斯特罗举行会谈。1957年出版自传《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以后又出版《一个与其人民一样诚实的政府》（1977），《保持信心，一个总统的回忆》（1982），《我们濒危的价值观》（2005）。
《牢墙内的巴勒斯坦》2006年出版，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我曾经访问过以色列好几次，而且同以色列内外的犹太人就现状和未来展望进行讨论。这些犹太人代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立场相当坚定，对以色列政府及其政策一直非常关注。我当总统其间和离任以后，了解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我在出任总统以前，就同伊扎克?拉宾、摩西?达杨、戈尔达?梅厄、阿巴?埃班和其他以色列领导人建立了私人关系，尽量了解关于以色列的一切，包括它所面对的政治和军事挑战。以色列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大多是这段时期留下的。我想细述一下这段早期经验。
我刚开始了解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国民对前途充满乐观和信心。在以色列建国初期，阿拉伯国家频频发动进攻，以色列看来岌岌可危。可是，1967年的战争证实，以色列军队的实力是阿拉伯邻国望尘莫及的。那年，以色列空军摧毁众多敌机，陆军西征加沙，北取戈兰高地，东逼约旦河，囊括西岸，南下西奈半岛，直达苏伊士运河。伊拉克?拉宾将军是因这场战争而成名的英雄。在我当佐治亚州州长时，以色列为了加强同美国领导人的关系，派拉宾来访问。我向他请教中东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他很乐意回答，并且邀请我早日访问以色列。
我自童年起学习《圣经》，后来讲授《圣经》20年，对圣地心仪已久。我和妻子罗莎琳于是在1973年接受了拉宾的邀请。为准备这趟旅程，我俩熟读地图，研习以色列古代和近代史。短短10天的行程如何安排，相当费思量。一方面我想尽情畅游基督教圣迹、圣所，另一方面也愿意拨出时间为我今后的政治生涯做些准备，其时，我正在认真地计划竞选总统职位，而我的心愿只有少数最亲近的朋友知道。
我们首先拜访了梅厄总理。会谈片刻后，她说我们有7天的时间到处参观，给我们配备了一辆旧的奔驰旅行车和司机，要上哪儿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行程的后3天，她会安排我们听取以色列安全问题、以及同其他中东国家关系的机密汇报。她想我们临走再见她一次，以便回答任何问题，并就以色列政府的信息做个总结。
司机吉奥拉?阿维达尔是位年轻学生，父亲是外交官，其见闻广博。他给我一本初级希伯来文手册，旅途中一路学习，逐渐能辨识路标。这本小册子我还保留着，上面写满沿途参观的札记。我还保存着他给我的地图，该地图不但在以色列与西岸、加沙之间没有标示“绿线”，而且把戈兰高地的一大部分和西奈半岛全部划入以色列版图。当时有些偏激分子不想归还所占领土，但领导人的普遍态度是暂不归还土地以待日后换取和平与安全。官方给我做汇报时，从未提及早日撤退，但也没有说计划永久占据。
前3天在耶城内及附近参观，早上摸黑出门，在其他游客出现以前欣赏耶城的晨姿，同时也体会一下子两千年前耶稣在同一街道漫步的感觉。我们参观面包师傅用长杆把面团送进大灶洞烘焙，在小店喝茶、啜咖啡，观看小贩陈列货物、预备做买卖。我同那些对《圣经》记载的大卫城进行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聊了好一会儿。他们说历代遗砾使街道不断增厚，平均每百年增厚一英尺。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在耶城、伯利恒、希布伦、杰里科所见圣址完全出人意料，圣址部分埋于地下，狭窄、俗丽、非常商业化，不是想像中的粗粝朴拙。只有走到旷地，望见橄榄山、园地坟场、迦南、卡尔梅勒山、加利利海、布道山、迦百农、贝赛斯达和约旦河，才感觉到眼前也许就是圣经故事发生年代的景观。
我们每到一地，吉奥拉即向主人家介绍我俩是梅厄总理和拉宾将军的宾客，对方都会殷勤招待，热心回答我们的问题。拿撒勒之游最令人愉快而且获益匪浅。我们参观了告讯教堂和地下住所――据说耶稣当年居住的就是这类地方。穆斯林教徒市长、基督教徒副市长和拿撒勒的犹太市长设午宴款待，气氛热闹，在场的还有他们的亲朋。主菜是一道烧烤全羊。这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吃掉的羊肉惊人得多，外加水果、蔬菜、烤饼以及用手指沾来吃的浓汁牛肉。我记得席间谈到所有一切想得到的话题，边谈边敬酒，长桌当中几瓶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不久就一扫而空，接着再喝中东常见的浓黑咖啡。
我们对拿撒勒官员大力促进旅游业和经济增长感到好奇，于是在午后去了新城。新城的建立是为源源不绝的苏联新移民提供栖身之所。移民家庭迁入新公寓时，墙上的油漆仍未干透。当时的计划是再建三千户供今后移民居住。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取得胜利后，移民人数就开始增加，我们到访的当年达到高峰。市长说拿撒勒大都会附近有百家工厂，新旧居民都能找到活儿。有些老居民抱怨说新来的公民享尽优待，但有意见的人不算普遍，也没有因此闹个不停。有几位苏联移民同我们交谈，在小辈们面前自夸乔迁之日起便开始学习希伯来文。
其后我们前往迦南，沿着耶稣早年布道所走过的路途入迦百农和加利利海各个地点。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访问了仅存的几位撒马利亚人。他们在我们跟前抱怨以色列当局不尊重撒马利亚圣址和文化风俗――约两千年前耶稣及门徒所听到的也是这样的抱怨。
我们也参观了几个集体农场（定居点），其中一个已成立五十四年。农场种植苹果，收获后藏于冷处，可终年保鲜。乳牛每日挤奶三次（通常只挤两次）以提高产量，增加利润。我出身农家，感到兴趣盎然。翌晨是安息日，我们在规定时间进入犹太教室，默祷后伫立入口内侧。到教堂礼拜的其他人总共两名。我问吉奥拉平日也是这样吗?他尴尬地一笑，耸耸肩，表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在参观戈兰高地（1967年夺占的叙利亚领土）定居点时，得到完全不同的观感。当地居民表现出高昂的开拓精神，年轻人的家庭一起耕耘，埋头苦干，令人赞叹。他们分享所有一切东西，以体力劳动和身无长物为傲。集体农场的领导带我们到俯瞰加利利海的西边峭坡，遥指叙利亚人1967年战争筑用的炮台。沿湖低处的小村落、山谷农舍、公路上驰行的汽车以及田间耕作的拖拉机尽收眼底。从军事角度来说，在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和约以前，控制这一地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有位以色列青年相当激动地说，以色列的实力无日不受到试探，因此绝不能示弱。他们相信，集体农场不但有经济价值，也有军事价值，并且清楚地表示：绝不再让敌人的炮火从这些峭壁向以色列发射。
当时在所占领土的犹太移民只不过1500人，大家总以为以色列会遵守国际法，包括以色列和美国都支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把受人诟病的定居点全部撤除。我知道梅厄总理曾说过巴勒斯坦人不算是单独不同的民族，但大家都以为她是指将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不应再分割而居。
坦白地说，在当时，我把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被逐出故园视同低溪印第安人被逐出佐治亚土地（这是我家农场所在地）。后者被迫西迁，沿“伤心路”踽踽而行，到达俄克拉荷马，让出土地给我们白人祖先。虽然现代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情况同样严酷，但是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正式决议，核可了这次土地的夺占，对此巴勒斯坦人只能遵守。不过，他们在将来毕竟还有可能返回故乡，或者获得赔偿，况且他们对东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的所有权是不容争议的。
我们乘坐一艘导弹艇出海（这种舰艇是在法国1967年对以色列实施禁运下偷运入境的），先往东驶然后南下，尽可能靠近约旦河。我俩自幼在书本和歌曲中熟悉的约旦河，想像中千里烟波，如幻仙境，没想到河宽还比不上流经我家农场的几条河溪。我们获悉约旦河溪流改道，大量河水用来灌溉以色列作物――这是以色列同东邻国家结怨的主因之一。约旦河沿岸的安全区设布路障和铁丝网，无法驶近，幸而边境警卫特许，我选了一处我认为是施洗者约翰当年为耶稣洗礼的地方，快动作跃进水中。
站在横跨约旦河的艾伦比桥，遥看进出约旦的人、车络绎不绝。海关官员告诉我们，平时只作例行安检，而过去3年，合法进入以色列观光的阿拉伯人有75万以上。其中一名警卫向我们使了个眼色，接着说，非法观光客的人数只能粗略估计，而其中一些永远也回不了约旦老家（他指那些被逮捕的恐怖主义分子）。
稍后我们大家跃进死海泅泳，体验一下著名的浮力。我们注意到更衣处离海滨稍远。服务员说死海水位不断下降，因为灌溉系统截流，流量日益减少。长期下来，终会形成两个小海。
我们在7日游之后，参加了以色列官员安排的各种活动。拉宾将军带领我们到所占领土的一个军事训练营，请我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这个地区，以前约旦也是把西岸这个营地作军事训练之用。士兵们全体肃立，毕业生一旦被点名，就飞快地奔上检阅台，司令官颁发证书，而我则授予《圣灵之剑》（一本希伯来文圣经）。这是在我们的旅程中，见到的几个宣示宗教信仰的场合。
拉宾将军说以色列同南非在钻石生意方面关系密切（他提前一两天从南非回来以便接待我们），但认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难以为继。我问起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他说工党政府内他占有一席位，但仍不知道能否成为内阁一员。
其时，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因在联合国雄辩滔滔而声名远扬，他的约见令我感到兴奋。谈到以色列的前途，他果然有很多主意，而其中确有一些先见之明。他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不是资产，而是负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本质上完全合不来，终须分隔开来。世界各地正在彻底废除殖民主义制度，为了统治不愿受征服的几十万阿拉伯人，不得不设拘留中心，施加惩罚和压制。以色列推行这种准殖民主义不能心安理得。我追问他今后怎样办，他说正在搞一套解决办法，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我知道此时以色列一些领导人正在考虑让苏联和美国的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埃班向我解释他在联合国扮演的特别角色：“如果我是唯一的阿拉伯国家，四周有三十九个犹太敌国环伺，我也会向联合国求助。”
以色列军事情报首长埃利亚胡?扎伊拉少将和陆军参谋长海逸达?巴尔?列非就邻国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军事和政治情况向我个人作“最高机密”汇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到1967年战争，作为以色列固若金汤的明证，使人毫不怀疑他们对任何变故都有万全的准备。虽然以色列军事人员只有5％是正规军人，以色列情报灵通可靠，旋踵间便能把后备部队动员起来。最高司令官谈到以“自卫”为目的的国防建设，提到与美国结盟之重要，但强调如果以色列获准仿造美式飞机、坦克和其他军用物资，它就能做到防卫自主。我推想邀请我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给我传达这样的信息。
在耶路撒冷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得以参观以色列议会。当日的会议由梅厄总理主持。我问吉奥拉：“会议厅内到处有不准吸烟的牌子，除你们的总理外，大家都遵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作一个选择。要么不挂禁烟牌子，人人吸烟，要么挂出牌子，只让一个人吸烟。我们决定一个人吸烟的情况不致太糟糕。”
稍后在总理办公室，我感谢她让我们有这番畅游的机会。她说我如有意见，她倒想听听。原先我有点犹豫，后来终于说多年来讲授希伯来经文的教训，总结出一般性历史规律：每当以色列领导人不再虔诚礼拜上帝，以色列便会遭受上帝惩罚。我问她是否担心工党政府的非宗教性质，她对我的直言有点惊讶，随即耸耸肩，一笑置之。她用快要抽完的雪茄烟再燃点另一支，徐缓地说当今仍然有“正统”犹太人，可由他们负起这方面的国家责任，她是指以色列议会中宗教色彩浓厚的犹太人，有时候她感到这些人如芒在背。她又说：“如果你出席议会会议，就会看到他们在行动，了解到他们没有背弃信仰。”依照以色列选举制度，政党需要联合起来才构成统治多数，因此属于少数派的宗教色彩浓厚的组织其影响力远远超出所占的席位。
当时梅厄总理和我都没有料到仅占议会议席22％的自由党领导人梅纳希姆?贝京不过四年即成为以色列总理（而我也当上美国总统）。贝京的政治力量多来自他虔诚的宗教信仰。
在全部旅程中，我们发现以色列举国上下相当松弛，只见过为数不多的人身着军服，大多是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此外，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人，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内，彼此的关系相当自在。我后来才悟到我同那些不居住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几无接触，而且也没有进行过政治讨论。
我曾经记录一些私下和公开的议论，足以显示以色列笼罩在充满成就感和欣欣向荣的气氛之下。
“除美国以外，其他朋友都算不了什么。”
“苏联人现在要中东和平。他们经不起阿拉伯盟友再次惨败。”
“欧洲人摆脱不了财经，欧洲共同市场国家中法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他们简直矫枉过正。”
“阿拉伯石油武器不构成真正威胁。他们需要美元多于全球需要石油，以色列所需石油90％来自西奈和伊朗。在获取足够的燃料方面，看不出会有些什么问题。”
在我们离境时，心里觉得以色列虽然主宰一切，却是公正的，阿拉伯人沉默，因为权利受到保护，政治和军事情况注定在土地换取和平以前一直保持稳定。令我感到乐观兴奋的是，看来以色列承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祖国，致力于和平公正的犹太――基督教原则，而且决心与所有领国和睦相处。尽管知道巴勒斯坦人处于被统治地位，由于假定以色列将撤离所占领土以换取和平，我就消除疑虑，并且有人提醒我以色列首任总统查姆?魏茨曼讲过：“我深信各国人民将看以色列怎样对待境内阿拉伯人来评断我国。”
回国后我密切注意中东事态发展。以色列埋头只顾维持对西岸的控制，继续加强经济建设和在国际上结盟。我访问后四个月，即1973年10月，埃及萨达特总统和叙利亚阿萨德总统同时发动攻击，挥军进入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和戈兰高地。阿拉伯军队配备苏式武器，一开始占了上风，以色列措手不及，但以色列顽强作战，加上美国大量供应军火，最后扭转败局。
我深深关切的是，当以色列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向开罗挺进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几乎交火。苏联的核舰队（为保卫埃及）和美国核舰队（为支援以色列）有史以来首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幸而两个大国运用各自的影响力，在战斗20天后达成停火，其后国务卿基辛格设法促成永久性脱离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