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文品与人品
2015年浙江卷(适用地区：浙江)高考作文题：
材料如下：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金代元问好＜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文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文章与人品
窃以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与“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不过是现实中对于不同人不同情境都实际存在的情况，它们没有对错之分，只是都以偏概全了而已。
论证一个观点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摆事实举例子。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除去隋唐以前取士以文才著作、人品操行并重的时代，我们有着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科举取士的传统。科举制度的结果就是，无论文武，为官做宰的人基本都是饱读圣贤书，所作诗文皆围绕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现世开太平”的主题。但是真的所有官员都言真意切吗？虽然很多忠臣良将以自己的才学甚至生命践行自己的承诺，但是同样贪官佞臣在各朝各代也都层出不穷。由此可见，言为心声，言非心声都是现实中比比皆是的情况，对不同人，可能就有不同的结论。
可能有人会说，“言为心声”主要讲的是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性格是一致的，不单指作品中表达的情怀抱负与其实际行动的一致性。这里就要借用宝钗的一句话了，“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 “丛菊两开他日泪 ”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 “红淀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 之媚语”。不同情境下，同一作者完全可能写出志趣不同风格迥异的文章来，就如同壮怀激烈的岳飞可以写出他人品写照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虽然可能是后人代作哈），亦可写出类似于婉约派的“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淡泊明志的陶潜可以写反映其志趣追求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亦可发出积极入世者的满腹牢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其实，更深层次来说，给作家贴上标签本来就是片面的。以作家最有名的作品或最擅长的写作风格来形成对他人品志趣的内隐认知，再反过来验证“文如其人”，这逻辑本来就是站不住脚的。
可是即使言为心声，言非心声两种情况是势均力敌的，前者的支持者可能会远远多于后者。我认为其因有二。一是言不由衷的人，其人品往往遭人摒弃，其作品流传度也因此受到压制，因此“言非心声”的例子总体少有人知，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文如其人。就如同不论《今生今世》胡兰成写得多么深情款款，它的流传度也远远不如一句情深意切的“惟愿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再者，言为心声的文字往往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人如其文的人格总是被拔到了百世流芳的高度，文品人品相得益彰，不仅成了民族的文学财富还成了民族的精神财富，因此它们往往享受到了与普通作品绝不能同日而语的流传度与影响度。不信历数中国历代的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春秋战国的孔孟，屈子，汉代司马迁，唐李杜，宋苏轼，再至近代的鲁迅，无一不是用自己的事迹做文字的旗帜，用自己的文字做事迹的丰碑，所以才博得了如此崇高的文学地位与历史地位。同样的，这也加深了人们“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认知偏差。
总之，文章与人品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是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想到的；然而，只有有联系的才更有可能是有价值的，这则是每一个作者应该思考的了。
篇二：论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复杂关系
论作家个体人格与创作成就的复杂关系 龚 炜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邮编400074）
自古以来，我们的写作理论和文学理论都十分强调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对应关系，以这种对应关 系为最理想的境界，一般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下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作品。前人的论述中， 这样的格言很多：
“诗品出于人品”。①
“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②
“天下吝啬人刻薄人狭隘人粘滞人俱不会作诗。”③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 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④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 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⑤
“做一个好作家也必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人”⑥
其实，上述意思，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已经作了最简洁的表述：“凡作人贵直，而作 诗文贵曲”，这番话与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公认的不争之论。
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忽视了研究另一种情况：即作家个体人格与其文学成就不一致 的情况，这就使我们对作家成长规律的认识不尽完善、不尽客观，并导致了我们对作家人品修养的 难度和艰巨性的忽视。
翻阅一下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传记、史料，并审视现实生活中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 历，我们就会发现，“作人贵直，作文贵曲”、“诗品出于人品”只说明了人品与所谓文品关系的一种 关系，但它绝不是对人品与作品思想、艺术价值关系的全面概括，它有它的片面性。作家人品与创 作成就的关系远不是用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省事地概括的。况且“文品”这个概念也十分宽泛，十分复 杂，它既有美学的意味，也有伦理道德的意味，很难用一种不变的尺度去评价。传统的“文品”观 念也难免说不含有等级意识的影响，用它来评价古代赞歌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但如果要想“放之四 海而皆准”地评价所有的文学创作实践、尤其是用“文品”观念来评价现内涵日益复杂的当代文学作 品，就很容易机械化、僵化，不尽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不尽符合文学创作实际。 这样容易把道德范畴的“人品”和不尽属于道德范畴的“文品”混为一谈，认为它们之间有着简单的 因果关系，或只存在着一致关系，显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作人贵直”、“诗品出于人品”之说对作家、写作者提出的要求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把理想当作事实，对作家、写作者的人力量作过头的美化与神化，至少有一小 部份作家不太符合“诗品出于人品”的原则，我们还得正视这个现实。
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非完全地、长久地对应、一致。鲁迅先生所说的只要是革命 者，则无论写什么都是革命文学，也未免太绝对化了，尤其是“喷泉、血管”之说，似乎还有一点 “唯成份论”的影子。随便从培根、鲁迅、杰克·伦敦、巴尔扎克等人的经历中，都能发现上述说法 有不符合事实之处。
英国的著名散文家培根，因其优美、深刻的议论散文、开创了近代实验科学而备受后世的尊崇。 1
生活中的培根并不像人们在《培根论人生》中看到的培根那样高尚：他为了爬上高位而出卖、诬 陷朋友，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最终却因贪污受贿案而被人告发，丢掉了官位，还坐了几年大牢。 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曲折、个性充满了矛盾，并不像他在文章中表现的那些内容那样纯洁、高尚。 但他的文章也并不因他的人生经历和所谓“人品”而减色。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少年时，用一成不变的某些培养标准去评价，那么，他简直是一个无恶不 作的顽童、一个“问题少年”。杰克·伦敦的父亲是一个酒徒，每天除了酗酒，就是打骂杰克·伦敦 那善良的母亲，少年杰克·伦敦从小就没有受到良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而且由于贫穷，他曾在十 几岁时就做了当地海盗的“小头目”，腰间插着两把手枪，带着一群人趁夜偷、抢渔民们打来的鱼； 后来又到法国边境行乞，因能飞身爬上当时世界最快速的火车而做了“丐帮帮主”；青年杰克·伦敦 由于受到阿拉斯加淘金热的诱惑，后来只身到阿拉斯加，也想发笔大财，结果，黄金没有淘到，倒 是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硬汉小说。杰克·伦敦的前期人生经历绝对称不上什么正派，但这并不妨 碍他的创作才能，反而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深刻的促进作用。他还公然声称：“不为稿费而写作的作家 不一定写得出好作品，而为稿费写作的作家不一定写不出好作品”。他的这些言行估计都很简单地用 人品的好坏来衡量，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却是公认的。⑦
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实在是很复杂，绝不是一两个原则、一两个简单的结论所可以概括的。作 家人品与文品既有一致性的关系，也有矛盾的关系。一致的方面，前人已经论述得很多；而矛盾的方 面，我们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绝对化地、简单地谈谈。因为一个作家，既然已经可称之为“家” 了，他们的作品往往就要广为流传，而且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如选入大、中小学课本，一版再版）， 似乎就有必要“为圣人讳、为贤者讳”了。今天，随着我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我们都知道对功勋卓 著的老一代革命家搞个人崇拜、神化是不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津津有味地神化作家呢？我们 对一些有历史污点的作家、作品尚且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研讨，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事实，对作 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作一番认真的探讨呢？为什么不可以对流传已久的一些“通说”来一番质疑呢？
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受着作家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而非伦理道德范畴的“人格”） 的决定性影响，这“人格”即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作家）连续的、稳定的个人特质，它受着个人成 长经历、家庭影响、遗传因素、后天习得、心理气质的深刻影响。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指出： “所以能造就一个人，这是缘于统一性(unite)与连续性(continuity)的原则......记忆是个体人格的基础， 就像传统是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基础一样。”⑧大多数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都是十分曲折和 复杂的，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者很少。正如杜甫在诗中写的一样：“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没有曲折生活的磨炼甚至是折磨，没有内心的理想与痛苦（有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要多许多痛 苦），就没有灵魂的碰撞。而优秀的作家们常常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激溅起他们才华的浪花的。
一位作家，在成名前后受到的磨炼、磨折过多，经历常常会异于常人。而文学创作本身也绝非 一件轻松的事，它带给作家的痛苦有时不亚于生活带给作家的痛苦（高尔基就说过：“世界上最大的 痛苦是语言的痛苦”），这些复杂的心路历程，几乎肯定会给作家们的性格带来许多变化，也会使他 们犯一些错误、做出有悖于道德伦理的事来。下面，我们再举些实例。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的一部小说选集，全部说明着莫泊桑的经历与生活圈子。我们一般对他的 《羊脂球》、《项链》、《菲菲小姐》推崇备至，但对他的其它小说则很少提及。其实，莫泊桑描写巴 黎妓女生活的小说很多，《羊脂球》、《菲菲小姐》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只因它们写得很有正义感、闪 耀着爱国精神，而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教材。但《羊脂球》只能说代表了作家的最 高创作水平，远不能说它就能代表一个完整的、复杂的莫泊桑的全部。《莫泊桑小说选》的译者前言 忠实地介绍了莫泊桑不检点的生活：他几乎一直混迹于巴黎的腐朽糜烂的上层社会，最后染上不治之 症而中年早逝。莫泊桑的“人品”确实不值得后人效仿，但他观察生活、心理刻画的细致，却是令人 赞叹。此外，小仲马如果视“玛格丽特”如贱类，绝不与之来往，恐怕也写不出《茶花女》。法国人民没有苛求作家，他们至今仍把小仲马当年写给“玛格丽特”的情书珍藏在博物馆里，甚至还为玛格
丽特塑了雕像、作为城市的象征而永远纪念。培根若不是诬陷朋友并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因而良心不安、问心有愧，恐怕也不会对友情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在元代统治者视文人为“臭老九”的黑暗时期，关汉卿经常出入于瓦舍勾栏，与沦落风尘的珠帘秀情深意长、结成了非常人可比的真诚友谊，写下了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巴尔扎克一生都执着于经商，他无论是办公司还是出版社，都因不善经营而亏本、负债累累，饱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尔虞我诈，但他乐此不疲，《人间喜剧》的系列作品也因此才有丰厚的生活基础。我们可以断言：在个人奋斗者、野心家拉斯蒂涅（《高老头》中的主人公）身上，何尝没有巴尔扎克的影子？巴尔扎克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为富不仁”大相径庭，却并非“无德”，也并非“不仁”，反而才华横溢、目光犀利，深刻地批判、生动地描写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间万象，令马克思极为赞赏！
周敦颐在《爱莲说》一文中曾礼赞荷花的“濯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一部份作家的人格、 生活经历的确如此，他们出身低微、命运坎坷、久居下层社会，但并没有染上什么恶习，相反却像 梅、兰、竹、菊一样，在清贫的生活中保持着高尚的人品，决不狗苟蝇营，令人钦佩。但我们也不 能否认，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与不那么高尚的生活大大有染，久居“污泥”之中，难免不受到一些 传染，但由于他们还是能够忠实于描写现实，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减这种传染带给他们的负面影 响，从而写出优秀的作品。
许多作家的生活经历、个体人格极为复杂，因为生活本身就十分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高 尚”、“低俗”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来看待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这可能会使写作这件事情变得更 加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认为作家人格与文品之间只有一种绝对化的同构关系，反而不符合现实 生活状况，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利于我们深入地研究作家的成长规律和创作规律， 甚至会使我们因人废言。“文革”当中这样的悲剧已经太多太多了。极“左”的思潮曾经使我们横扫 一切，把人类的许多优秀文学遗产打翻在地，营造了一个浩瀚的文化沙漠，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除了有“作人要直、做文要曲”之类的古训外，还流传着“文人 无行”的普遍看法。这是很奇怪的二元悖谬，是长期笼罩在文人头上的两顶帽子（高帽子和黑帽子）， 正是鲁迅所说的“捧杀”与“棒杀”手段。它使作家们要么自以为与众不同、高高在上，像浩然的 《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一样，“连肚脐眼那样的缺点也没有”；要么动辄得咎、胆战心惊。直 到今天，谁要是被人认为有“文人习气”，那等于是被判了道德和人品的“不及格”。一方面，我们 自古以来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对能否达到这高要求不抱希望，干脆说一 声“文人无行”了事。在作家个体人格与文品的关系上，我们要么是全盘肯定，不考虑实际情况地 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美玉，成为“高大全”式的楷模；如果你达不到这个境界，那很好办，对 你来个全盘否定就得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古人的言论中实在是汗牛充栋， 今天的大多数写作教材和文学理论教材也基本是全盘照搬了这些流行的说法，睁着眼睛不看事实， 如果不是抱着“为贤者讳”的动机，不是为了粉饰所想称道的作家，不是为了“神化”作家与文学， 那就是不开动脑筋，人云亦云。
一部《论语》，的确在很多方面奠定了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提供了许多精辟的原则，后世文论 从中受益多多，但其中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满篇充斥着“君子、小人”的二元对立）也让后 人受制约非浅。孔子更多地是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认识、评价的，在艺术美、文学本身的特质 方面却显得很不够。《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说, 几乎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圭臬；在认识作家人品与文品关系的问题上，在孔子的影响下，后世 文论形成了比较极端的一边倒的儒家文学理论体系，如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就影响深远。但是， 我们不要忘了，生活中的孔子本人也并没有履行他所说的许多原则：他杀少正卯是不义之举，想取 悦于阳货、南子是违心之举，终身奔走于庙堂之间也未必没有功利方面的打算。当然，有缺点的孔 子仍然是孔子，而且是真实的孔子，我们并不想以孔子本人的绝对化的标准，去彻底否定孔子的功 绩和为人――像“文革”中所作的那样。
作家到底是神还是人？王蒙说得很明白：“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
其实您百分之九十几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吃、喝、拉、撒、睡与 常人无异（如果不是更差的话），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 时侯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 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人家就越不‘尿’你。再别这样了，亲 爱的！”⑨
上述论述并不是要否定作家的人品修养，更不是要为那些人品并不那么高尚的作家开脱。恰恰 相反，我们只是想指出作家的人品修养的复杂性、艰巨性。一位作家如果既有美好的情操、清白的 个人履历，又能够才华横溢、优秀作品迭出，那是最理想、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求 全责备，因为作家也是社会人，而社会本身就很复杂，它是一部很活的大书，作家不可能不受着时 代、社会的制约，其成长过程不可能不受到很多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的影响。这只能提醒作家，在 远远不像蒸馏水一样清纯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物欲很易横流的情况下， 人品的修养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易、多么的宝贵！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研究作家人格与文品的 不尽一致性，探讨作家健康成长的道路，把文学创作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重要大事抓 紧抓好，加强对作家队伍的建设与引导，不断强调作家对自身人品的修养，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 “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尽力使我们创造出的精神产品“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 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⑩。同时，更加尊重艺术规律，在“文学回归本位” 的时代大势面前，去除长期以来笼罩在作家头上的种种不实的光环或骂名，还作家、作品以本来面目， 真正切实地去研究文学创作的规律，研究作家主体成长、成熟的规律，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丰富人 民的精神生活，同时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作家自身的品德修养、不 断提高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
注释
① 刘熙载《艺概·文概》
② 李华：《四友斋丛说》，吉林人民出版社《古人论写作》）
③ 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见山东省作家协会、［
④ 山东师大编《中外诗歌创作谈》
⑤《鲁迅全集》第一卷404页
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
⑥巴金：《燃烧的心》，见《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⑦《杰克·伦敦传》，香港青年出版社1980年
⑧［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
⑨ 王蒙：《天街夜吼·再说安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⑩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10日）
篇三：人品决定文品
人品决定文品
作者[fengli] 发表于[2009-10-9 22:54:00]
1
推荐
人品指的是人的品格。文品指的是文章的格调。郭沫若先生说：?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问题。古语说：‘文如其人’，这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这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在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上，是人品决定文品。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养浩然之气、重人伦道德是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古往今来贤能之士无不道德文章相得益彰。将文品与人品割裂的观点是错误的。
孔子曰：?听其言而观其行。?也就是说，一个人光会说不行，还得看他如何做，知行要统一。《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单单是歌颂司马迁的文字功夫，其中?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勇气，以及?就极刑而无愠色?，?忍隐苟活，出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的精神，才使得这部信史光照千古。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所以传诵千古，是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诺言。还有于谦的《石灰吟》、岳飞的《满江红》等等，等等，文章诗词的高绝无不与他们人格的伟岸相映成辉。
表里不一者，自古至今也有之，但被当作反面教材警省世人。汪精卫之流即是。谁会去引用他的诗句？国难当头他的叛国之举对他早年的慷慨悲歌是个极大的讽刺。周建人会写文章，抗战时期他的媚骨降低了文章的格调，所以这类文学作品被称为?汉奸文学?。令人匪
夷所思的是，近年居然有人为汉奸文学张目，难怪有人人品、文品弄不清了。书是什么？是引领人进步的阶梯。品读良书，就是品读精神，品读人生。
每个人的好恶都是有理由的，除非白痴。毛泽东说：?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真理。连狗都知道该向谁摇尾巴，向谁狂吠。读书是分群体的。看读书的类别便可知文化的高低、修养的多少，所谓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并不是人人都能欣赏得了阳春白雪的。有的人读不懂还作践人家，想以此显示自己的有文化，殊不知正好反衬出了没文化。真是沐猴而冠。
有的人喜欢拿放大镜看人，还有的人喜欢把人放在哈哈镜前看。才能出众者往往首当其冲。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流弊古来如此。但时间将证明，历史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张艺谋当年不也被骂得狗血喷头吗？什么《老井》、《红高梁》，被横挑鼻子竖挑眼。现在怎样？谁是谁非，一场奥运会开幕式已经证明一切。那些骂的人也偃旗息鼓了。中国就有那么一拨人，专靠搜集花边新闻吃饭，专靠整人、罗织别人罪状生活。自己眼高手低，便拿名人开涮，靠损人来利己，甚而干起了军情五处的活儿。中国人之擅长内耗，此为典型。要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庞大的一支汉奸队伍呢？
提起余秋雨，有人总爱拿文革说事。摇唇鼓舌，言之凿凿，却没有一份来自官方或者权威的部门发布。如果余秋雨果真像描述的那样，应当成为?三种人?，怎么会被任命为上戏领导？你得相信群众相信党啊。
还有的人不明就里，听风就是雨，人云亦云，跟着起哄。关你何事？为此纠缠，所为何也？还是那句话，自己的脑袋不要长在别人的头上。自己应当主宰自己的命运。
文革问题，用今天的观点看，当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别人喊口号，你无动于衷才怪。邓小平曾说，57年反右时我也举了手。《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曾登过钱学森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只要有水利、肥料等条件，粮食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但这并不影响邓小平是总设计师、钱学森是优秀科学家的形象。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
曾几何时，有人把矛头对准?万岁?、?红太阳?，说是封建帝王那一套。今天，中南海新华门上仍赫然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国庆60年大阅兵群众游行第一个方队也举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标语。?万岁?一句祝福的话何错之有！如果心中无鬼，干嘛那么神经兮兮的？
文品与人品
立意是写作主体的思维情性与客观外物撞击而迸发出来的智慧和灵感的火花。主、客体本身的强度以及撞击过程中的力度，是决定立意强度的基本因素。要想文本立意出奇制胜，就要先在这些立意的基本构成要素上做文章。
―是写作主体本身的情性素质培养。主体的情性素质构成主体的自身强度，它包括人格品位的提升,新巴黎，志气识见的扩展，价值取向的确定,散文是最能体现人性、人格的文体。人有人品，文有文品，人品决定文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人品由人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意志毅力等因素构成，也包括思维敏锐度和深刻度的训练。这实际上
是作者的才华与智慧的培养。散文的立意在于机智的发现，敏锐的感悟。作者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如科学的思维方式、高尚的理想信念等，就能决定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态度和思考深度。所以,要有意识地掌握一些科学的思维方式，如唯物意识、辩证意识、系统意识等等，学会科学地看待事物，分析事情。还要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才能保持高度的敏锐感。同时,还要有丰厚的学识积累。见多识广，才会有比较，有发现，才能见人之所未见，感人之所未感。还要热爱生活，热情感受生活,色图吧，体验生活，关注生活，把握自己独特的生活境遇与人生体验，把握自己特定条件下的情绪状态与情感质量，始终保持一种生命活力和情感活力，才能有真知真识,才能有新颖鲜活的情感和意念的产生，也才能有新奇深刻的立意。
审美水平与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也是决定散文审美价值的关键因素。审美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可以加深我们对感知对象的兴趣和热爱。审美意识是人们对待客观世界的美的态度的意识过程。有了审美意识的加入，感知世界的过程就变成了欣赏世界的过程和热爱生活的过程。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对作者是一(转载自：www.dXf5.cOm 东星资源网:名人的人品与文品的故事)种良好的陶冶。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散文作者就要善于去进行这种审美发现。这就要求散文作者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审美意识，从审美的角度去感知世界，让自己获得一种精神愉悦，从而乐此不疲，坚持不懈，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并以此感染人，愉悦人。审美对感知的参入，是一种观感结合，物我双向渗透的过程。即从动情到移情，将人自然化，或将自然人化。动情越真，体验越真，其审美意义也就越深。
同时，散文作者还要注意强化立意意识。古人作文，特别重视立意，无论学者之文，应试之文，抑或交际之文，都追求一种“文道合一”的境界，追求“文以明道”，“文以明志”，“文以明理”，“文以致治”，以文施教化，借文以陶冶情操等等。这个传统一直承接下来，使作文者在意文章的“经世致用”，览文者留意文章的主旨深浅，因而使得古往今来的无数文章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功用。当然，自古至今，也一直有人主张淡化立意,新时期以来,百事乐，就有散文作者明确提出了“文章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主题”的质问，显然有失偏颇。立意就像是文章的统帅，没有统帅的军队，只会是一群乌合之众。
强化立意意识，一是要强化作者的写作角色意识，包括作者想要去寻找发现值得写和可以写的东西的表达欲望。没有明晰的立意意识，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就不会去做生活的有心人，以敏锐的眼光去寻找生活的闪光点。也不可能去思考、发现与判别客观世界中那些美的、有价值的事和物与情和意。就和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一样，对客观外物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二是强化作者表意行为意识。即使是有了感触，有了意绪，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立意意识，面对纷繁的事物和复杂的情绪，你也无法确定自己要传达什么，该舍弃什么。只有明确了自己的表意目的，你才会有寻求什么样的寄托物去寄托自己意绪的表意行为意识，才能寻找到寄托物与自己写作意图的契合点，确定表意方式。
三是强化达意的行文意识。有了明确的立意，你才能去考虑运用什么样的营构方式、表达方式、语体风格来恰当地达情达意，也就才会有精彩的文本建构。有强烈的立意意识，经常萦绕在心头脑海，日思夜想，或是厚积薄发，或是多想出智慧，立意的出奇制胜才有可能。
文品不等于人品
刘庆方
近日，我在某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文学女青年，因相信文如其人而放松警惕，险些遭到她崇拜的一位作家的性侵害。
读来让人感叹不已，禁不住要聊聊人品与文品的问题。
人品是一个人做人的品德，文品是一篇文章表现出来的品格，两者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古人说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并非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文品好的人不一定人品好，相反，文品差的人，也不一定人品差。文章写得好、做人却坏透了
的人，从古到今都不乏其人。秦桧、汪精卫的文采都相当不错，但都是卖国贼。
据说很多贪官的文品也不错，谢亚龙的洋洋万言辞职书，写得激情四射，情真意切，痛斥起足球“假赌黑”和腐败的足球体制一点也不含糊，曾感动了不少人，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贼喊捉贼的一场极具讽刺意味的闹剧。这说明，人性最难捉摸，不少虚伪的文人说起漂
亮的大话和谎话来脸不红、心不跳。所以，要看清一个人的真正面目，光凭文品难免有偏差，还要学会辩证地看待。
为什么人品差的作家，也能写出感人的好文章？不是说言由心声吗？这就涉及到作家双重人格的问题。人性是最复杂的，也是善变的。一些具有双重人格的作家掌握了一定的语言技巧，在特定的情况下，写出感人肺腑的东西是不难办到的，这说明作家的良心还未泯灭。但人的性格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转换，在一些不良因素的不断刺激下，意志不是很坚强的作家，很难做到言行一致，甚至邪恶的念头会占据上风，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人说话有时都难免心口不一，何况是经过深思熟虑写出来的东西，作家更可以把内
心丑陋的一面隐藏起来，把美丽的一面呈现给读者。读者如果将文章的文品与作者的人品划等号，看错人的概率就会相当高。
作家虽然在外人看来是高尚的称号，其所组成的圈子相对其他领域纯洁得多，但也并非一尘不染，作家也是俗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私心杂念。然而，只要没有超出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做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理当受到谴责，作家应该正确面
对，回避甚至掩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其实，任何时候，人品和文品都不能划上等号，因为文章是写出来的，而人是做出来的，写毕竟比做容易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阅读时下一些名人的文章，又看相关的评论，突然想到人品和文品这个老话题。
影响文章好坏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那种把作者人格和文章本身联系起来的观点——人格决定文格。这没错。一个人，如果连做人都成问题，写出的文章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这是一条正确而又十分宽泛的标准，
比如人品恶劣到什么程度才会影响文品；
又比如作者如果有意识地掩盖人品缺陷，
文章本身又很漂亮，别人怎么通过文字推断作者的人品等等。
其实，人品对文品的影响是隐蔽的，而不是像刀切豆腐一样，每一半都看得很清楚。鲁迅先生曾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只看一篇文章，未必能看出什么。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说：“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谨多所乾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前人在好多笔记中都引用了这个故事，如清人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卷下就有《王西庄自掩其贪》一段文字。王西庄就是王鸣盛，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太仓嘉定县人，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卒于嘉庆二年，活了76岁。
关于王西庄，清代的陈康祺在其笔记中却大赞其涵养：“光禄王西庄先生鸣盛，家居时，有无赖子与人赌胜，醉骂王氏之门。门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无赖子酒醒，其母挈之诣先生家请罪。笑谢之曰：‘昨汝酒醉，我却不怪，但以后醉了，若骂他人，恐致获咎。’无赖子惶恐而归，戒酒终身，卒无事。先生涵养如此，宜其瞽目复明，年跻大耋也。”
这段文字与昭梿记述王西庄之贪的文字，粗看也仅是视角不同，取材迥异，细思却觉得两段文字蕴藏的感情大异其趣，虽然是淡淡的、含而不露的。
看似矛盾的两件事，往往会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人的复杂性。王西庄如此，恐怕别人也脱不掉这一点。是用后者掩盖前者，还是以前者否定后者？都绝对用不着。古人曰：“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世上的人虽不能说肯定都有缺点，却可以说大部分有缺点。有些文章只提优点或者缺点，那是文章作者所为，与真切的实际是另一回事。因此，除了读一个人的全部文字外，还要尽可能多地读关于这个人的评介文字，几个方面综合看待，才接近一个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