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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偶天成全文免费阅读【似天成,非天成】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出生在琅琊郡临沂县(今山东临沂)。琅琊,春秋时期是齐国的属地,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后,因其地有秦始皇东巡时立碑记功的琅琊台,遂以琅琊为郡名。
  王羲之的故乡临沂,因为东临沂水而得名。北部为风光旖旎的山区,中部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南部却是一望无垠的平原。一条蜿蜒曲折的沂水生生不息地流贯全境。平日里,它总是那样缓慢地平静地流淌,不知是出于疲惫还是由于忧虑;可是一旦到了洪水季节,它忽然获得了倾诉的激情,似野马的放纵,奔流到海不复回。远处,便是与“泰山”遥对的高高的蒙山。在朝霞中或是在暮霭里,它总是牵引着少年王羲之无限的想像。
  关于王羲之的生年,史书有多种说法。一说认为生于303年,一说认为生于321年,我取苏东坡“从众”的办法,采用生于303年一说。
  那一年,有三件大事载入西晋的大事年表。一是氐人李特团聚流民,“甸日间,众过二万”(《晋书?李特载记》),成为流民的领袖。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并迫令从秦、雍一带流入巴蜀地区的流民限期返乡。由于“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人人愁怨,不知所为”。李特为民请命,要求放宽遣返期限。罗尚带兵镇压,李特遂领导流民起兵抗晋。随后,其子李雄占据成都(公元304年),自称成都王,明年又自称皇帝,国号大成。二是“八王之乱”中的“三王之乱”。河间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共讨长沙王司马?,大战于河桥、七里涧,调遣兵力在三十万人左右,战罢,死者如山,血流成河。写《平复帖》的陆机即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前将军,临行,军旗被大风吹折。古人迷信,说是“军行,牙竿旗干折者,师不可出,出必败绩”(宋?周密《齐东野语》)。果不其然,陆机兵败而被司马颖斩首,给我们留下了“华亭鹤唳”的成语和故事。三是义阳蛮张昌在江夏(今湖北武昌)招募避役的流民,举行起义,响应者达数十万之众,迅速发展到荆、江、扬、徐、豫五州之地。
  王羲之带着第一声啼哭来到人间的时候,可谓伴随着乱世的腥风血雨和残酷的历史记忆。但是,王氏的高墙深宅阻挡了一切,他也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印象。在他的记忆屏幕上,只记得蒙山高、沂水长,一望无际的平野、袅袅的炊烟、美丽的夕阳、钟鸣和鼎食。
  他长得并不高大,因为他的侄子王?十分地矮小,是桓温帐下有名的“短主簿”。身体虽然瘦削,却很结实,生就一副清奇的骨骼,脱下冠冕,乱头粗服皆好。一张胖乎乎的脸,额角隆起,下巴方而且圆,一对耳朵坠大得惊人,眉毛上扬,下颔飘着美髯。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王羲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一双眼睛,颇似关羽的“丹凤眼”,双目闪闪若“放电”。平时又细小又狭长又深陷,兴奋和愤怒的时候才大张起来,在眼眶里转动,奇妙地反映出他的骨鲠的性格和脾气。不管是在什么人面前,那眼神从无盲从之色,与之对视久了,就会感到一种令人敬畏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正直。有时,眼睛里带着精妙的想像,从天上看到地下,地下看到天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使虚无杳渺的东西有了确切的寄寓和名目。更多的时间,那眼睛里流露的是忧郁之神,又使我们联想起那个时代的许多苦恼的往事。
  我们知道,七岁的时候,王羲之即跟着“工于草隶飞白”的伯父王?学习书法。那个时代的孩提、少年的人生就是读书,四书五经是他的日课,学习书法应当是业余。陆机(261―303)与潘岳(247―300),在文学史上有“陆海潘江”之称。他们的诗文,我想,王羲之是肯定读过的。但是,由于家庭与出身的不同,他可能很难理解陆机为了入洛仕晋“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的旅途艰辛;同样,对潘岳遭人诬陷死于赵王司马伦之手,“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的诗谶也是心存隔膜的。因为,他虽然生于乱世,却可以无忧无虑,只有美丽的人生憧憬,而且生长在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做学问,为的是提高自己的修养,追求人生的高境界,而不是为了炫示于人前。这在古人那里是很明确的。当然,“学而优则仕”,还有一条做官发达的路。
  少年王羲之不爱说话,也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造成的。在书斋里,他有他的世界,除了读书、学着作文做诗,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书法。书法,有多美妙!“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沈尹默语)。一支笔,一张纸,足以占有一个人。火星四溅的灵感,激动人心的挥洒,最美丽的梦想在笔端播种、发芽、长茎、生叶、开花。爱好和兴趣往往是成功者的向导。刘禹锡曾说:“大抵诸物须酷好则无不佳,有好骑者必蓄好马,有好瑟者必善弹。皆好而别之,不必富贵而亦获之。”这真是不刊之论。王羲之躲进小楼临池习字,写草隶,也写像陆机《平复帖》、索靖《出师颂》一样的章草。不过晋人所谓的草隶,不同于成熟的严格的章草或今草,而是常有草书笔意的隶书。所谓飞白,因为用笔疾速,枯墨所致而在笔画间出现的丝丝之白。宋代黄伯恩在《东观余论》中说:“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白,传为汉代蔡邕所创。王?得其神髓,所写飞白书“垂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舒卷”。伯父这样一种神妙的书法,不啻在王羲之的眼中打开了一个极其神奇的世界,牵引着他无穷无限的想像。
  王?“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不仅善书,而且是一个艺术上极有思想的人。在中国书法史上他曾经说过两句极有见地和新意的话:一曰“书乃吾自书”,二曰“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引自《历代名画记》)。前者强调艺术个性的创造,后者把书法从书法到书法的小圈子里解救出来,强调艺术家的学问、修养、字外功夫。这两句话那样深刻地影响了王羲之一生的书法实践与创作。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书法对创新与全面修养的重视。海德格尔说“思想将如明星朗照于世界的天空。”是的,王?的思想之魂是不死的,它至今还如明亮的星辰一样,朗照于我们的内心与书法艺术世界的天空。
  家学渊源,高华门第,还让王羲之从小接触了许多书法史上的名家、名作。比如索靖的章草,伯父王?曾经收藏着他的《七月二十六日》一帖,为了示范,经常拿出来给王羲之观摩。永嘉丧乱,王?把它折成四叠缝在衣服里带到了江东。多年以后,王羲之面对钟繇的《宣示表》,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从伯父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他的心情比激动更加激动……《宣示表》也是从伯父王导渡江时带到江东的。钟繇(151―230),三国魏大臣,也就是钟会的父亲。这是一个视书法为生命的一个人。当年他曾从韦诞坐中见蔡邕《笔法》一卷,苦求不与,捶胸顿足,日思夜想,以至弄得吐血,被曹操以五灵丹救活过来。后来韦诞死了,得知《笔法》随葬,他又令人掘其墓,遂得蔡氏之法,乃成为书法的一代宗师。王羲之十二岁那年,
  又在父亲的枕头底下发现了蔡邕的《笔论》。此处的《笔论》我怀疑就是钟繇苦苦追求的《笔法》,因为钟繇,它才没有失传。《笔论》是我国书法史上最早的书论之一,好在文不长,我抄录于下: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笔论》超越了书法实用性的功利,开了后世“抒情”说,“论物取象”说之先风。它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次提出了求‘佳’的书法艺术与应‘事’的实用书写的矛盾。这说明汉代已把书法在一定范围作为艺术创作看待了”(《书法美学思想史》)。那么,什么样的书法才是艺术的创作呢?书法家的生命体验。只有抓住了、感悟了宇宙万象这一个充满生命而又矛盾统一的运动整体,并通过自己的笔墨表现出来。如斯,才真正称得上是书法。这样高深的理论对于少年王羲之来说,的确是难以心领的。所以,王旷要说:“待你长大了,我再教你。”可是,好学的王羲之则不以为然,依然坚持要父亲给他讲解,然后正襟危坐,舒散怀抱,一笔一划地开始临习古人法帖,从此学力日进。有时来了兴致,放不下手中的笔,还要以夜继日,至乃集萤映雪。于是,他又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既生活在时间里,又生活在空间里。在书法时空交叉的线条世界里,他和那些名人、逸士、才俊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觉得自己能够在意义上与感情上那样自然地描绘出他们如此丰富的内心图景,于是他自己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进步和启迪。一次,大书法家卫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王羲之写的字,欢喜地流着眼泪,十分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超过我的。”
  三国的钟繇和东汉的张芝是当时书法的两个标高。钟擅真书,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张善今草,给别人写字,尝言“匆匆,不暇草书”,特别地珍重笔墨,有“草圣”之称。而王羲之的目标是要超过他们。以后,当他书名满天下的时候,他还深情地回忆起追赶他们的往事,说是“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孙过庭《书谱》)。如果说钟繇是视书法为生命的一个人,那么,张芝的一生行为都应和着笔墨在挥洒。他虽出身于官宦之家,却因为热爱书法,“高尚不仕”,把治国平天下的大事都丢在了一边,整日里挥毫弄墨。那时,蔡伦还没有发明造纸术,书写的材料除了竹简、木牍、还有布帛。“简,竹为之;牍,木为之”(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一个热爱写字的人,一天里不知要写多少竹简和木牍,削了又写,刮了再写,实在是费时费日的事情。所以,张芝把家里的衣帛都利用起来了――“必先书而后练”。洗一次衣帛写一次字,然后到池边洗笔、洗衣、洗被,日积月累,那墨汁竟把整个水池都染黑了。这种苦学苦练的精神一直成为王羲之激励自己的典范。其实,王羲之少年苦学的精神一点也不逊色于张芝。他于山中学书,写过的竹叶、树皮、木片、山石,多得无法计算。单单一个“永”字,因为具备“八法”,一字能通一切字,王羲之反反复复整整练习了十五年。他还是一个用毛笔书写汉字的十足的挥霍者和禁欲主义者。一日,仆人于吃饭时间将他喜欢的馍馍与蒜泥送到他的书桌上,专注于练字的王羲之竟然用馍馍蘸着墨汁吃了起来。宋代的曾巩,曾撰有《墨池记》一文,记述了江西临川(今抚州)城东的一泓墨池。临川先生王安石诗说:“为我聊寻逸少池”,指的也是这个墨池。那是一口清澈如镜的水池,清澈得照见人的面容,照见藻荇的交横,连飞鸟在它上面飞过都会惊坠。环境污染问题,在那时如果被人提起,可真要让人笑掉大牙。可是,谁会想到,那池清澈之水最后却变黑了,据说那是王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故迹。
  天下以“右军墨池”、“洗墨池”、“墨池”命名的河塘不胜枚举,传说都与王羲之苦学书法的故事有关,其真实性当然是大可怀疑的。但是,我们不妨姑妄信之,因为“流传既久,即使不足信者,亦为古迹矣”(黄宗羲语)。就像抚州城东的墨池,曾巩也是抱有怀疑的,但是,他却没有否认王羲之的苦学。曾巩说:“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时间,既用来学习,也用来思考。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春夏到秋冬,从少年到白头,写秃了一支又一支毛笔,池水一遍又一遍被染黑。琢磨来琢磨去的,无非是一根线条,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直或曲;推敲了又推敲着的,不过是笔法、章法、气势、气韵。所谓王字“出于天成”,也就是这样锤炼出来的,看似天成实非天成,这才是又一境界。这一境界是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天才。天才是什么?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爱默生语)。古人顶真,写字顶真,读书顶真,做学问顶真,一句话,静得下心来。这与今日之文人的好动与浮躁,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难怪曾巩要发这样的议论了:“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诚哉斯言。
  正当王羲之沉浸于优美的黑白变化的线条世界而废寝忘食的时候,由于“永嘉之乱”和西晋的灭亡,中原大地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不得不跟随着他的家属,和北方的世族大家一样,收拾起细软、书籍、钱财,带领着奴仆、佃户、部曲,伴随着怒潮一样的逃难的洪流,或走辽西,或走陇右,更多的还是渡江南迁。诗人说那就像把水倾倒于地上,“各自东西南北流”,或说:“有人交换着流浪的方向”,各自寻找自己生存和精神的家园。
  那是一支乱纷纷浩荡荡连绵不尽的队伍。秦汉时代修筑的道路与所设之亭传,所谓的“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因为战乱失修,逐渐坏废。老人、妇女、小孩,扶老携幼,马车、骡车、驴车,前吆后喝;熙熙攘攘,挤于一途。道路艰难,高低不平,石坎,陡坡,折叠于林中,走人还好,跑车却颠簸得厉害,有时陷入低凹之处,马车再也走不动了。那些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名士,那些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的官僚,此时不得不放下身段,从车舆上走下来,让仆人肩扛手拉把马车从低处抬到平坦处,然后又急忙忙重新赶路,并在车后扬起一阵阵漫天的烟尘。
  鲍照的两句诗:“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更像是流亡队伍中的百姓或者是出身寒门子弟面对苍天厚土的一声悲叹。
  一路上,他们渡过了淮河或是长江。
  西晋高门大族南渡的举措从西晋灭亡之前到东晋的偏安一隅,持续了数年之久,而迁徙的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这一百多家北来的“亡官失守之士”,连同他们的宗族、宾客、部曲,那真是称得上是举国关注的历史的大迁徙。在当时,一户高门大族,拥有千人,乃至万人的宾客,不算最多。王羲之的岳父郗鉴曾为抗胡名将,自永嘉之乱起避难于鲁国之邹山(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据山筑坞自保,并与石勒日日打仗,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现在,西晋一朝覆亡,国已不国,家亦无家,于是,车辚辚,马箫箫,陆续于途投奔江东而来。史载,北方人民南迁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在九十万人以上,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这些逃难南奔者,谓之侨人,以侨寓江苏为最多,人数约为二十六万人。故土难离,“龙窝不如狗窟”。当初,有一部分流民还抱有这样那样的幻想,都想找一处接近老家的地方暂时居住,有朝一日便准备重返故园。可是,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胡骑步步追逼,他们也只好节节南行。其中另一部分人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到达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望穿秋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
  离乡背井,对这些世族大家来说,不仅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别业、土地、宏丽的室宇、豪华的宴集,而且因为生活在别处,一切都得重新来过。而对东晋政府来说,不处理好这些问题,不但会失去作为侨寓政权的剥削对象,而且还会重演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因此,东晋政权除了拉拢流民领袖如祖逖、郗鉴等,让他们参与中央或地方的政事以外,还专门成立了侨州郡,安置侨寓之人并给予免去调役的优待。东晋太兴元年(320),侨立怀德县于建康,咸康元年(335),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侨立南琅琊郡(以区别北方的琅琊郡),以安置南渡的琅琊百姓,这可以算是东晋侨郡县的创始。“百郡千城,流寓比室”,南北民族的大融合,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化,遂为后来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到了唐代,“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唐张籍《永嘉行》)。
  王羲之一家是紧随着从伯父王导来到建康(今南京),住进秦淮河边夫子庙附近的一个小巷,并与阳夏谢氏比邻而居。因为西晋士族以身着朱紫颜色的衣服为贵重,或说喜穿皂衣,那巷以后就被人叫作“乌衣巷”了。那一年是建兴元年(313),王羲之只有十一岁。三年以后,西晋就灭亡了。亡国的痛楚,离乡背井的无奈,对于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少年来说,没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也许,他经常怀念着他童年和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王羲之小时“讷于言”,据说还有口吃的小毛病,平日里本来不大说话喜欢独处,现在,显得更加沉默和孤独了。有一次,他在桓温家中玩,听说从伯父王导和庾亮到了,他都急着要回避。但是,他的早慧和机智却是出名的。当年,阮裕有重名,王敦却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薄。”阮裕也很看重王羲之,认为他与王敦之子王应、王导之子王悦为“王氏三少”。儿时的一些往事,就像刀刻斧凿似地深刻于他记忆的模版。他不会忘记,从伯父王敦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出入军帐。有一次,王敦与钱凤在军帐中议论“逆节”之事,被他听到了,为了掩饰,他故意污吐头面被褥,佯装熟睡这件事。他也当然不会忘记,大热天王导赤裸着上身,腆着个“啤酒肚”,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自学吴语嘟嘟囔囔那一副可笑的样子。
  《世说新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周□)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东晋贵族豪侈,每有饮宴,是很讲究排场的,那些珍馐美味的名称不胜枚举。比如,“鸭?”、“酱炙”、“肉脍”、“菹羹”……列肴如锦绣。酒酣耳热之际,还总少不了发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真真假假,都是政治家们在作秀。这一点,朱熹是看得明白的,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所以,即使偏安一隅,却藉卉饮宴不断。每有这样的宴席,王敦、王导有时带着羲之一起去,有时不带。可是,父辈喜欢宴食,议论天下、人生,这些话题虽然他暂时还不懂,但是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到了晚年,赶上江南暮春时节,还邀集朋辈、子侄在会稽(今绍兴)聚会,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兰亭集序》,抒发他对人生的另一种感慨。
  在王羲之学书的漫长过程中,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却是他一生都没有忘记的,那就是――白云先生。白云先生不知何方人也,就像一朵飘缈自如的天上白云,“无心舒卷云性情,性情所寄即姓名”(清齐召南《白云先生诗》,下引同);可是他那书法写得真是神妙莫测,“不图白云翁,翻云墨浪泼”;“先生在焉呼欲出,随风飘飘莫能及”。到了晚年,他记忆犹新,有《记白云先生书诀》行世,文曰:
   天台紫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会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优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宋陈思永《书法精华》)。
  文中的“气”,是“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气;是“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的气,也是“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的气,包括眼可见的形态和不可见的法度、道理。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说是“先天地生,为天下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韩非说是“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混元之理”,是宇宙天地得以存在的道理。联系起来看,王羲之所说的书之气,不仅是物质形态的,而且是精神形态的,具有了哲学上的意义。书法的可见的物质之形,正是依据了不可见的规律、道理而产生。写字之人,只有有了这样的体悟,才能“达乎道”,才能“同混元之理”,才是真正的艺术。于是,我仿佛看见王羲之挥毫时晃动的身影和沉思的模样。他,积数十年的功力,已经充分体会了书法的内蕴和奥妙。可是,现在他只想借白云先生之口,自己则不必说,留给别人去体会、去思考。
  后人评论王羲之书“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我想,除了苦学,没有捷径。读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还想再加一条:名师之传承与心悟。但是,我还要提醒:千万不要忘记了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九十九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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