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雨天，我和姥姥不期而至。推开门，我26岁的母亲正躺在12平米的小屋里熟睡，一条荷花点缀的床单搭在肩上，漆黑的卷发柔和地拂过嫩白的耳垂，阳光从半遮的帘幕泻进来，静静地，纤尘不染。我就是在那个时刻，爱上了我的家。
在此之前，我没有记忆。有关我的降生，一个21岁的农村少女嫁到城镇，难产，大出血，和当工人的丈夫颠沛流离，住在别人家的小偏房里，与房东老太太怒目相峙，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我1975年的家安身在县城的西南。不记得搬来时的情景了，那个雨天，可能是我第一次走进它。它方方正正，靠南一半是糊着纸的油光光的土炕。母亲躺在炕梢，身后是一对金红色的木箱，木箱上摞着整齐的被垛，一条有些发白的蓝床单细致地将被子遮住，棱角分明。我据此推断，母亲是个热爱完美的人。靠北，一张三个抽屉的写字台、两把椅子依墙而立。剩余的空间，只够放置一个大号的铁皮洗衣盆，母亲用它给我洗澡。
发生在这个房间的事情记住的有限，我天生就是一个记忆恍惚的人。有一个刚刚擦黑的黄昏，母亲还没下班，父亲在厨房做饭，我趴在炕沿上看糊在墙上的报纸，突然发现自己认得字。计有“大、山、众……”等十来个，兴奋非同小可。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姥姥的村子和爷爷的小镇院落，不懂得生活可以抽象成文字。我急急忙忙跑出去告诉父亲，记忆到此。没有再出现父亲的相关表情或者语气，说明当时他可能不是十分为我高兴，至少没有我兴奋。父亲是否在心中以我为荣，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抓到一点蛛丝马迹，这成了我一直努力的暗结。一个女孩子，不漂亮，性格倔强不乖巧，还有什么理由让父亲喜爱呢？写字台的右手边，总是半跪着我，这是1978年以后的画面了。通常放学后，不等大人催促。有时候他们回来得晚，我进不得屋，就在厨房的锅台上写作业。
厨房很大，四家共用。四扇门通向四户人家，一扇门通向外面。对门的阿姨姓朱，家里的男孩叫东子，我写作业的时候他是流鼻涕的学龄前儿童。他的小姨――他妈妈的小妹妹负责看护他，和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小姨身量高，没有朱阿姨白，没有朱阿姨漂亮。她在那里住了好多年，我们搬走的时候还未出嫁。把纯蓝钢笔水或紫药水稀释装进白色避孕套里做假葡萄挂在大镜子上，是我记忆很深的一个有关小姨的细节。她不厌其烦地帮我做了好几个，我就坐在朱阿姨家的炕上等着。很多个买黑白电视机之前的晚上，我就这样兀自穿梭于两个房间，对大人的脸色反应迟钝。
小弟在我上学之前就出生了，但是那些年我们不常见面。他接替我的位置开始了快乐的乡村生活，自在得无法无天，姥姥和爷爷家族全体纵容着第三代的头一个男孩。所以这个房间里几乎是没有他的。等到他并肩与我坐在窗台上，看人们在雨中奔跑，已经是我们搬离的前一年了。这里大概注定不属于他，他从新家的位置开始读小学，有发小，大春已经和他20多年的友情，就算开车肇事坐牢，小弟也不放弃这个朋友。去年父亲66大寿，我在酒店见到他，背微驼，30多还未娶妻。
我在这个位置的伙伴有男孩晓波、大伟、老猫、艳祥，女孩小光、小红。大伟和小光是兄妹，他们还有一个小妹妹，像他们的妈妈一样漂亮善辩。他们俩则老实得常常受欺负。老猫有权力欲，号召比他小的我们都听他的，一起孤立与他同龄的大伟和艳祥。雨后的胡同泥泞不堪，老猫率领我们手握泥巴，在大伟经过的瞬间万箭齐发，随着他喊：“徐大伟，臭狗屎！”有时候是：“张艳祥，大姑娘！”很有节奏。
晓波姓姜，我们有几次在他家门口玩过家家，用玻璃碎片盛上土和树叶伪装饭菜。这是一幅记忆准确的画面，其他只能靠猜测来完成：我们大概比较要好，一起玩的时间多。本来一切平静详和。有一天，他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面容厌恶而愤怒。我正在锅台上写作业，他伸手就从我兜里掏出两毛钱，然后才开始说话：“说！那三毛钱哪去了？”我被惊呆了，当然说不出话。他又说：“偷东西！没教养。”然后就甩身走了，两毛钱没还我。从此，我和晓波成了陌路。胡同成了分界线，好像都没再踏入对方的领域。这导致了一个后果，我莫明其妙地就不代表家里去交电费了，并且拗得很，让父亲很生气。因为周围十来户人家共用一个电表，安在晓波家，他父亲负责收齐电费。我一度觉得他们家很有权势。
这些伙伴，现在仅仅作为名字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他们不曾离开那个方方正正的房间以及周围的600平米，我寻找他们的方式只能是刻舟求剑。所以我没有小弟幸运。去年回老家经过那里，平房早已经变成七层的居民楼。我的记忆无论多么不可靠，也只好那样了。就算现在与他们走个对面，也无法相认了。
于是我只能重新回到我的父母身边。尤其是现在，当我不得不面对他们成为货真价实的老年人这一现实的时候，我是多么怀念躺在那个房间里我年轻美丽的母亲和我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和人拳脚相见的父亲。
那时候他们是快乐奔忙的工人。父亲在大修厂，车工。母亲在食品厂，冰棍车间的临时工。你能想到我经常有免费的冰棍可吃，遭到羡慕。事实上，那些为吃而吃的时刻，我觉得冰棍并不好吃。母亲也不是就把冰棍吃腻了，在盛夏带我上街的时候，也会为我突然递上来的一口面露享受。有一些模糊的清晨，我睁开眼睛看不到母亲，只看到枕边的两块硬糖，是她上夜班之前放在那儿的。我流着泪想，这里和乡下也没什么不同。如今，我总是尽量在儿子睁开眼睛看到我之后再去上班，后来我知道，偶尔他醒得晚看不见我也未见难过，心中于是有些失落。看来，在我们三代人中，有问题的只是我一个。
零碎的记忆中还坚决地挤着一个和父亲一起去挑水的场景，经久不衰。清瘦灵巧的父亲轻松地担起两个水筲，我跟在他旁边，离家400多米。水站是路拐角处的一座小平房，小得像积木，看不出有门的迹象。我从窗口递上一枚铝制的小水牌，为了这一刻我握出了汗。它如同成年人一半食指那么大，每次出门前父亲郑重地交给我。两只水筲很快注满，父亲担起就走，常常走了很远才想起我还停在水站，以为自己在插队的祥茂大队第三小队伊春发家院墙外的老井旁，正青春年少。看水站的老先生戴着黑边花镜，从来不点灯，也从来不说话，只是一张脸在窗前一闪，就不见了。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走得慢些。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记忆力还蛮不错，竟然记得这么多！它们很像一些我在拍摄时只看过一眼的照片，后来连同那台索尼数码相机一起丢了。我在回忆的时候想起那一眼，总是很清晰，却无法证明它们存在过。在冲印中心工作的小表妹总是打电话要我去洗照片，说存在电脑里终归不保险。其实，我们能留下多少活过的证据呢？如同一场雨带来的泥泞，天晴之后，很快消失。
梦境
江小鱼 我想可能是因为诗歌，江小鱼有一天拜访了我的博客。我猜测他辗转了很多链接，终于点击到了苏兰朵。也许没有停留多久，只是看看照片，大致浏览了一下贴得比较靠前的诗，有了一个原来如此的印象之后就离开了。由于没有留言，我断定他没认出来我。顺着“最近访客”中留下的足迹，我有些兴奋地回访了他。留言说我是苏玲，还记得吧？怎么去了我那儿也不说句话？很快他过来说，怎么是你呀？这就成诗人了？不久，又发来纸条，加我为好友。之后，一切如常，仿佛没有重逢过。
初见在10年前。彼时他刚刚从江西老家来到北京，落脚在《音乐生活报》。那些年《音乐生活报》主持了一个健牌中国原创歌曲流行榜，每年的年底有一个颁奖晚会，全国媒体的主持人和获奖歌手都会参加。江小鱼无比活跃，向我们介绍他的经历，当时好像已经出过四五本书，包括一本诗集。在酒吧，他还讲了很多笑话，这条决心做“北漂”的鱼，在明星荟萃的场景中，被我清晰地记住。昏暗的灯光下，我留意到他稚气未脱、精力过人的圆脸上隐约浮着一个大梦。
我在他的博客上停留了很久，慢慢翻看着他这些年的经历。10年，足够成就一个人的梦想，何况他又是那么急迫。在博客的公告栏里，罗列着将近2000字的自我简介，长得像他为歌手作的文案。导演、编剧、主持人、作家，还有他最擅长的策划，一个精英的成长一目了然。
10年前，8月的一个午后，我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裙，戴着刚刚从西单商场买的珍珠耳环，乘坐出租车前往北京一家著名的唱片公司面试。此刻之前，为了寻一个住处，我按照一个大学女同学在电话中指引的路线，乘了约20分钟地铁，之后又步行了差不多20分钟，在一处荒凉之地，找到了她的工作单位――某大型私营企业。进了厂门之后，在传达室通了电话，她说，手里正弄着一份材料，要我等一会。看门的大爷就挑着高腔的北京话问我来北京干什么呀？我说，想来工作。他唉了一声说，在哪里不一样啊？都奔北京跑为的是什么呀？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那一刻之前，我坐了一夜的火车，从一座秀美的山城抵达北京，掉入一片汪洋人海。山城的夜晚小巧而安静，连梦都翻不过山去。我就在那些夜晚，思念北京。后来，女同学终于打下电话来，叫我上楼找她。寻到她的房间，竟是一个仓库一样的大办公区，每个人的空间用隔断隔开，我挤进她的领域，不足两平米。挨到下班时间，我混在员工队伍里，被她领上了一辆通勤的大巴，与她并肩坐着，回家。实在记不清走了多久，久到我们无话可说，才在一处小巷下了车。暮色中，她有些疲惫，还是坚持着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之后的情景我乐于记起，我们坐在阳台上喝啤酒，渐渐放松，想起了大学四年的生活，笑声清脆……而后，她脸色红红地对我说，明年的托福应该可以过，你知道，我一直想去美国。
第二天我在唱片公司准时见到了老总――曾经很有名气的一位作曲家。他坐在我的对面，和成名时相比，明显有些发福。我注视着他，微微有些灰心，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从心底浮起，离他竟这般遥远。他早已经不写歌了，现在的工作是包装歌手、卖唱片。我来到这里要帮他推广歌手、卖唱片。交谈比预料的还枯燥，他说你的简历我都看过了，虽然有很多年作音乐主持人的经验，但还是要从企宣做起。然后就开始谈待遇问题，最后说，考虑好了，可以随时过来。
我没有过来。那年夏天，北京出奇地热，走在路上，好像随时要被晒化，就像晒化两块钱一支的冰淇淋，连梦的影子都不会留下。我接受了自己的渺小和平庸，带着收获的珍珠耳环，又坐了一夜的火车，回到了我的小小山城。
两个月之后，我在大连认识了江小鱼。
张 恒 没有料到，在大连最大的收获居然是张恒。在酒吧玩算术游戏，拼起来三张桌子，三十来号人，淘汰制，最后剩下我们两个。他坐在我的正对面，一脸坏笑。眼见着一个接一个不胜酒量却情感奔溢的歌手、主持人、小企宣们滑到凳子下面或干脆耍赖，我知道，张恒是一个清醒的人。
过于清醒的人是不适合作演员的。那次颁奖，距离他唱红《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已经过去两年了，当时的获奖曲目好些人都没听过。几个外市媒体的主持人迅速向我表达了对张恒的失望，说光是作品宣传得不好也就罢了，人也太平常了，就像一高校文科系的普通男生，而且是一挺难看的男生，明星气息甚至不如个别打扮前卫的主持人和小企宣。
张恒的企宣是柳立博，他的大学同学，和他一样平常的文科男生，待人诚恳。从酒吧出来就给了我一份张恒的资料。我在出租车上就着街灯看，一看就想跟张恒握手，师范大学、中文系、89级、71年出生……认同感从那一刻找到了源头和归宿。
回到宾馆，江西电视台要给张恒作一个专访，我恰巧也在。女主持人很正常地交代了几句，张恒点头示意领会。开机，女主持人突然像换了一张脸，作热情洋溢活泼可爱状，对着镜头眉飞色舞地介绍了一番张恒，然后转头，突兀地将话筒杵过去。他愣在那里，直到把女主持人愣到不好意思，我们忍俊不禁，才慢悠悠地说，这种风格啊？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后来，我在鞍山为张恒联系过一次夜总会演出，效果和我预料的一样，很一般。我其实很清楚，他这样的歌手，根本不适合作夜总会演出。在惯常的生活中，总像游走在梦境般恍惚，音乐收留了他飘零的心，使他得以生存，而深入这个赖以生存的圈子，他却又过于清醒，不屑于粉饰。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决定帮他一次。
此后，我们没再见过，和柳立博通过一次电话，知道他出国了，心中竟有些释然。我认定他不会回来了，异乡的漂浮能满足他梦游的状态，他适合生活在乡愁里。渐渐地，记忆融化了这个人，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认得他。
2006年的一个下午，在办公室忽然听到几个小主持人在谈论他，原来他回国了，并应邀将在鞍山做一场歌友会。这个消息让我怅然，我坚信这个人不是张恒，一定是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赵 新 想在网络上寻找赵新，源于遇到了一个温州网友沈思。那个遥远的城市，此前能够让我觉得不陌生的只有赵新这个名字。
并不难，在搜索出来的众多条目中，很快发现了“毛赵新的博客”。点击，一张与Beyond乐队成员黄家强的合影横在眼前，下面是这样的文字：
采访过这么多明星，这次是我为数不多的工作照。以前都没有合影和签名，是因为觉得那样很矫情，我采访明星只是工作，不是用来炫耀的谈资，虽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我采访过那么多的明星，因为我拿不出合影，没有他们的签名……
笑容悄悄爬上我的脸，人是很难改变的。虽然10年的光阴，足可以让一个接近中年的男人发胖。
在大连那样的城市，夜晚是可以让人忘记现实世界的，与一群秀场明星在一起，环境也会迅速让人变得无所适从。不知不觉就学着用另一种腔调说话，摆可爱的笑容，装作玩世不恭。这时候，赵新呈现了一种真实，真实到从容不迫，与他小小的年纪很不相称。
当我们像花一样在普遍开放的人群中身不由己忙碌的时候，他就安静地坐在角落，面露欣赏的笑容。我们，从四面八方聚拢到这场梦中，用肆无忌惮的开放制造着一个巨大的烟火，狂欢是一种脱离秩序的宣泄，也是一种对孤独的掩饰。我们彼此之间，其实很陌生。
赵新不开放，不宣泄，他安静，并且不掩饰孤独。
我坐在静静的深夜，浏览着他的博客，头像上的笑容还像10年前一样令人舒适。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相处不过三天的人，此刻竟让我觉得如此亲切，我们甚至称不上老朋友，我的熟悉感只可能来自我自己，也许在10年后，我才从他身上看见了那个笃定的自己。
他现在喜欢摄影，就像我现在迷恋文字，生命中多余的情感找到了一种虚幻的消解方式。看样子已经很专业，博客上贴满了他拍摄的美人图，她们不是明星，都是生活在他身边的真实的人，有邻居、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想起那时候，单身的他跟我讲起新居，憧憬未来生活的安详眼神，想来现在一定过着满足而享受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温州，一直做着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他不会知道我曾经来过，就像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悄悄注视过我。我们对于彼此，早已不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