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1964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批评家。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2000年获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4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 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合著)、《通往故乡的道路》，另有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凝固的黄河》，评论集《纸现场》等。
祈玉江在写作中成为一个回忆者。
回忆之“回”是回到往昔，回溯逝去的时光。但对祁玉江来说，回忆也是回乡，回到他的陕北高原上的故乡。
――那里有他的沉默如山的父亲、明达慈祥的母亲，他的哥、姐，他的乡亲，他的恩师；有儿时的明月、草木，有大地上无休无止的劳作，还有民歌、秧歌、转九曲、高亢的唢呐和梦一般的乡村电影……
埃德蒙?威尔逊在论述普鲁斯特时写道：
“普鲁斯特可能是最后一位研究资本主义文化的历史学家，其作品中的爱情、社会、知性、外交、文学和艺术皆令人心碎。而这位有着忧愁而动人的声线、哲学家的头脑、萨拉森人的钩鼻、不合身的礼服，和仿似苍蝇复眼一样看透一切的大眼睛的细小男子，主导着场景，扮演着大宅里最后的主人的角色。”（《阿克瑟尔的城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祁玉江和普鲁斯特，就好比黄土高原和巴黎，其实比不得。我之所以想起这段话，是因为回忆构造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回忆者是主人。祁玉江，我没有见过他，但他的脸上必是有风霜的，他身上依然怀着与生俱来的“苦水”，他的笔调亲切感慨，他的回忆朴素翔实，只是为了确证一件事――
吾土吾民。这是我的土地，是我所归属的人民。
回乡之路，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建构的新主题。古人的回乡是真回乡，狐死首邱，叶落归根，故乡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是一切意义的中心和归宿，游子心中永远携带着故乡，它从来不会成为精神上的重大疑难。但在现代，难局出现，遂不可解，《朝花夕拾》里，所有温暖的、忧郁的回忆终究是证明：回不去了，不回去了。这是中国精神的根本决断，这种决断也标志着生命中的“断”：生命的意义与故乡、与儿时的生活世界无关，那意义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在山外山、天外天。
所以，现代以来的文人特别爱回忆故乡，“逆子”自赎，生命中的断口要以记忆修补。直到现在，直到这个世纪之初的“新散文”中，他们还在咏唱着――这种咏唱是有效的，在咏唱中，故乡不再是意义的中心而成为审美的对象，书写者“主导着场景”，扮演着“最后的主人”，似乎故乡已成废墟，荒无人烟，而他是一个可怜的敏感的人，一个不幸失去他的世界的人――本质上是“客人”。
――这当然是精致的谎话。但这种谎话在世纪初文学散文中反复书写，越写越像真的了。
所以，读祁玉江这些文章，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让人看出了通行的故乡回忆的虚矫。
祁玉江从未掩饰他是多么渴望离开故乡，他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忆有一种动人的朴素：那是祁玉江一个人的路，但也是中国人的路。在悠长的岁月里，在中国的乡间，无数天资聪颖、怀着梦想的孩子们，都知道读书意味着什么，“金榜题名”意味着什么，那是清苦生活中的希望，是人间的喜庆，是一个人离开“家”，走向“国”、走向“天下”。
“家国天下”，古圣先贤就是这么教导中国人的，在古老乡间，父亲和母亲、那些严厉的怀着大责任的教师们也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在祁玉江成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和教师们已经不会从古老经典中引证什么，但失其辞而存其意，他们对这孩子的教育其实还是不曾割裂家国天下，那是一套贯通的伦理：一个人对“家”的责任就是对“国”、对“天下”的责任，在这个世界图景中，认同未曾割裂，人无论走多远，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不会失去他的故乡。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故乡对祁玉江的意义――
当然，那是美的，但祁玉江从来不曾把它当作审美对象――他不曾以新获得的眼光观赏它，当然，他也不曾以新获得的理念去批判它，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主人其实是个复数，“我”之中就有“我们”，他写道：
“我二十岁以前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与我亲爱的乡亲们一起下过地，扶过犁，拿过粪，受过苦。感谢上苍，二十岁那年只因参加了一次‘无所谓’的高考，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离开了大山，离开了我那日夜厮守的乡亲们。我常常想，我之所以能从大山深处崎岖的山路上走出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沾了大山的灵气的。如果没有经过大山那段艰苦生活的磨砺，没有亲爱的乡亲们的帮助和呵护，也许我现在仍然和他们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我有责任歌唱大山，改造大山，拯救大山深处我那亲爱的乡亲们！”（《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细读这段话，这里没有任何断口：一个人从大山走出去，但生命不曾由此断裂，在祁玉江看来，故乡的一切，雷霆雨露，皆是恩情，对故乡的认同深深地生长在他的自我意识之中。
祁玉江的故乡是伦理的故乡，故乡所证明的是一个古老伦理的世界――一种儒者安身立命的世界观。这种伦理朴素、直观，推己及人，父母乡梓之恩便是天下百姓之恩，对天下尽忠便是对家乡尽义。祁玉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责任”，他说：“我有责任……”，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了这份内心承担的责任，故乡才真的是故乡。
所以，祁玉江的这些文章是“亲”的。很多人写故乡，文章不可谓不好，但实在太像文章了，反而不亲，把故乡当了他乡。祁玉江的回忆片断、随兴，他不是要写文章，他只是情动于中，有话要说。他于万物万事皆是有情，这份情也是寻常人情――他是游子还乡，坐下了就能闲话桑麻，似乎岁月不曾流逝，似乎一个人不曾离开故乡。
――这是中国精神中最珍贵的一脉，古老乡村之生生不息靠的就是它的精英们的这点根本之思。这一脉五四之后断了，游子们去不回头，任乡村在他们的身后破败。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看待“故乡”，非关文章，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演化过程中的基本疑难，如果故乡不是伦理的故乡，如果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对乡村大地的深刻认同，那么，新农村建设恐怕终究不过是修路盖房子而已，修路盖房子很重要，但乡村能否成为人的安居之地，关乎路、关乎房子，更关乎人心。
祁玉江是回忆者，也是实践者。他白天行动，晚上回忆他的故乡他的老家。与故乡同在者有根，根在家国天下，有根者必选择先忧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