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芬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学术著作《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中华书局)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万字,业余写作散文随笔,发表于文学报刊。
常常听到看到伟人和名人们说其实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而胡风的夫人梅志先生却更将自己放低至“平庸”,老年的梅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实为一个平庸的老妪,仅比一般人多受了一点苦难,也就多知道一点为人之大不易。其实,我也仅仅是尽自己的一点能力,不伤害生灵,不哗众取宠,老老实实做人而已!今天还能坦然地见人,理直气壮地说话!可能也是我的平庸吧!”
梅志,这位“美丽、坚韧、勇敢”的伟大女性,倘若不是自己亲笔写下这些话,谁能将她与“平庸”联系在一起呢?因为研究胡风社团的关系,我曾三次走访梅志老人,也阅读了胡风、梅志和相关人员的不少著述,直至2004年90高龄的梅志悄然离世,我才渐渐理解了梅志的所谓“平庸”,品味出其中真实醇厚的人生道理。
1933年6月,胡风因宣传抗日等罪名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被日方遣送回上海,由此开始了他在左联的文艺活动,在老朋友韩起家里,胡风认识了本名屠?华的梅志,那是一个理着短发、穿淡蓝色旗袍的清纯秀美的小姑娘,胡风一见钟情,再难忘怀,压抑中相处了一段时间,终于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归宿,只有你才能将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来。”
梅志这一年只有十九岁,她爱好文学,在上海读高中时就参加了左联。面对胡风急切而忘情的求爱,梅志被吓住了,她还没有走进爱情的心理准备,她给胡风写了一封短信,决定离开上海。胡风疯了一样地找她,抓住她后又一番语无伦次地表白。梅志感受到胡风的诚实,感受到自己在胡风心中的分量,回忆这段往事时,梅志说:“看到他那已开始谢顶的脑袋和满脸的胡茬,真是一副受苦人的面容,心里不由得产生了对他的怜悯和同情:他是一个好人,应该给他以帮助,不能丢开他不管。”
就这么简单,因为胡风的诚实正派,也不忍心胡风深陷感情的痛苦之中,梅志心软了。梅志的漂亮在左联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左联诗人杨骚给她取了个朋友间打趣的浑名叫“冰激凌”,典出诗怪李金发,李金发曾说过,读一篇好作品,就像心灵坐沙发,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可见当时的梅志是多么冰清玉洁。像梅志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学生,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应该是有不少出风头的机会的,而梅志却很简单地把自己嫁给了胡风,一个热情的急躁的耿直的献身文学的农家子弟,从此与胡风苦乐共担,相伴走过五十三年风雨坎途,不再设想人生还有没有第二种可能。
梅志也曾以文学为志业,但与理论家胡风一对话,就令胡风倒吸一口气,在胡风看来,梅志实在太浅薄了,于是毫无商量,在成为胡风妻子的同时,梅志也成了胡风文学课堂里的一名学生。胡风曾戏谑说:“我就是喜欢单纯而又有点无知的女人”,不想孩子般的单纯透明却成就了梅志的童话创作,得到了小朋友的认可,也得到了苛责的批评家胡风的赞许。
婚后的梅志,读书写作成了业余爱好,主要工作是帮助胡风,为他抄稿子,带孩子和操持家务。抗战期间,梅志跟着胡风颠沛流离,谁也想不到,胡风创办声名远扬的《七月》和《希望》,胡风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等大量文学著作,常常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刊物的编务、包括刊稿和联系作者,跑印刷厂,设计封面,看清样,发行以及财务结算等工作,除了自己,主要靠梅志来承担。诗人绿原在投稿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秘密:“全国第一流的文艺刊物《七月》竟没有一个编辑部,连退稿信都要主编动手来写。”胡风的身边,梅志如影相随,这位柔弱的女子,实在是胡风伟大事业的幕后英雄。
战乱岁月中,梅志支持着胡风的工作,又牵挂着离散的儿女,作为一个女人,她渴望和平日子的到来,期盼一家人能团圆,能平安稳定地生活在一起。这不是一个非分之想,但对于胡风梅志一家人来讲却是万般艰难。建国后不久,胡风及其同人被视为主流文艺战线的对立面而持续受到压制,到1955年落入政治运动的陷阱,聚少离多的一家人从此真正四分五裂了。
在我走访梅志的时候,一旦谈到1955年以后的遭遇,我探问的口吻就小心翼翼了,唯恐揭开往事让老人再度伤心,那是一段多么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啊。令人吃惊的是梅志的神情始终淡定并微笑,像闲聊家常一样柔声细语,令我的紧张和担心涣然冰释。她说了让我反复思量的两句话:我相信他(胡风)。只要一家人都活着,就有希望。
因为相信胡风,梅志全力为他誊抄“三十万言书”,又因为牵系着家人的安危,梅志提醒胡风写这个不得了啊,但胡风不听,认为言者无罪。想到手下抄写的东西可能会成为治罪的证据,亲人可能因此而遭殃,女人的心是怎样被信念和预感中的险境撕扯着,真的无法想象。
1955年5月17日灾难降临之时,梅志也曾想到过死,在生的压力过于沉重时,选择死或许还更容易些。但梅志不能死,她不能丢下胡风让他独自承担厄运,她也割舍不下年近八十的老母和只有八岁的小儿子。于是,从他们夫妻被带走关押那一天起,梅志开始了她人生新的征战:守护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家。在狱中,她思念家中的老母和儿女,在她的顽强要求下,准许家人来探视了,她可以见到孩子们了。老母病逝后,梅志力争奔丧的权利,从而获得释放,与孩子们团聚。紧接着,梅志开始打探胡风的音讯,向公安部要求见胡风,从不予答复到有了答复,从不准探监到终于见面,梅志奔波在家和公安局和秦城监狱之间,雨雪风霜,不屈不挠,当十年未见的亲人站在面前的时候,她只有一个意念,我们还都活着,我们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文革”当中胡风才正式被判刑,梅志再一次离开儿女们,陪胡风前往成都,过了十三年漫长的伴囚生涯。孩子们渐渐长大,已经能够离开父母了,但胡风十年独身坐牢又面临放逐四川,他既是囚犯,也是一个病人,他离不开梅志了,但即便是这样,夫妻相依为命的日子不长,胡风再一次从梅志身边被押走,梅志成了无囚可伴的人,一直到胡风被改判无期徒刑后的1973年,夫妻再次相见,此时的胡风身体极度虚弱,精神也崩溃了,在他思想混乱心理恐惧的时候,梅志像哄孩子一样抱他在怀里安慰他,胡风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真是你吗?不是在梦中?太可怕了!”梅志说:“今后我一直陪伴着你,你别害怕。”胡风才安然入睡。
胡风是怎么活过来的,动乱的年代、复杂的环境和政治批判的狂潮都击不倒胡风,但当他的信念和精神支柱被摧垮时,胡风感到了生的绝望。支撑胡风活下来的,唯有妻子的温柔的关怀,唯有亲人爱的牵挂。
1979年胡风重获自由,一家人才过上长久梦想的平静安定的生活。1985年胡风病重,冤案还没有彻底解决,看到临终的胡风依然焦虑不安,梅志心碎了,她得让亲人走得安心啊,她不顾一切地许诺:“我会为你说清的。”为了这一承诺,梅志以年老之身以难以想象的坚强意志写出了近六十万字的《胡风传》,给后人留下解读胡风认识胡风的最完整和详实的资料。而后在儿孙绕膝的温馨快乐中,安静地度过了余生。
一个女人的一生,没有立下什么宏愿大志,对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没有超常的期许,一心为家人的平安幸福付出努力,这大概就是梅志所说的平庸。梅志说,在那些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里,关起门来的小家庭中还是能听到欢声笑语的,也就是靠着这些,一家人活下来了。这就是庸常人生的力量。
梅志曾写过一篇题为《珍珠梅》的短文,说1954年的时候一家人去北海,只看到树林中一丛丛的叫做“珍珠梅”的小白花,这花看着不起眼,花期却常长,但没有香气,胡风建议家人在花前照相,并说正因为珍珠梅花小不起眼又没香气,所以没人去采它,它才保持得长久。胡风懂得这一哲理,自己恰恰犯了大错,显山露水而招致灾祸。珍珠梅实在是太平常的一种花,但它朴素、坚韧,以开花的持久最终赢得人们的关注。以花照人,珍珠梅正符合梅志的身份和秉性,珍珠梅所昭示的,也还是“平庸”的力量吧。
凡见过梅志的人,无不为梅志那永远的微笑所感动,很纯真很温暖,当你想到一位饱经沧桑历受伤痛的老人还能笑得如此纯真如此温暖时,那就不只是感动而是震撼了。倘若要赞叹女性的坚强和伟大,任何称颂的词汇用在梅志身上都不过分,但她总是带点羞赫地摇头,说自己没有那么了不起,自己没办法不保护亲人和家庭,去到监狱,胡风看到妻子好好的,才能坚持下去,回到家里,孩子们看到妈妈好好的,也才能正常生活,梅志是家的守护神。女人为家看似平庸,而如梅志这样于绝境之中坚守自己的家,已然是一种伟大的“平庸”了。在政治灾难袭来时,弃绝家庭的母亲和背离丈夫的妻子也不在少数,可能有诸种迫不得已的值得同情的原因,但不甘“平庸”、追逐政治风浪者也大有人在。女性的平庸和伟大,有时还真是一个吊诡的命题。
想起许广平为了鲁迅而放弃了自己出去工作,心甘情愿做鲁迅的妻子和秘书,在鲁迅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梅志骨子里也如许广平一样是自尊、自强、自立且有才能的女性,她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心力放在帮助胡风和操持家庭上面,以自己的承担和奉献支持着胡风。诗人牛汉有两句诗写得好:“梅志是胡风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没有花开,何来果实,花朵的成就,已在果实之中了。
最后一次见梅志,是2003年冬天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前,我把家乡带去的两个很大的红石榴放在她的枕边,希望能够传达我美好的祝福。虚弱的梅志再一次露出她纯真温暖的笑容,脸色在石榴的映照中有了一抹红晕,轻轻说一声:真好看。至此一别即成永诀,梅志先生的美丽笑脸就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