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生日那天，我是一个人度过的。从自修教室出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那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岁了，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郁郁。把自行车斜躺在草坪边，一个人踱到草坪当中，盘腿坐下，将手掌平摊在草坪上，草尖倔强地反抗着，手掌倏地传来一阵针扎似的疼痛，感觉细密的草在手掌下生长，微弱而热闹地呼吸。渐渐地，天暗了下来，我站起来往外走，下意识地回头，只见暗绿平展的草坪上，金黄的落日余晖中，镶嵌着我细长的身影。两年后，我把这一情景略作改变后写进了一篇小说的结尾：“我和爸爸不慌不忙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爸爸搭在我肩膀上的手始终没放下来。暮色昏黄，我低头注视着地面上一长一短两个影子，仿佛看到了电影放映结束后，冷暗的银幕上映出的散场的人群。”
复旦大片大片的草坪在很大程度上安慰了我二十岁的神经。记得进大学第一天，我潦草地把校园转了一圈，得出了一个很意外的结论：校园太小了!这一结论让我颇感吃惊。虽然我的初中高中都比巴掌大不了多少，但我第一次见了，都从心底发出一声惊呼：太大了!如今，面对比初中校园高中校园大出不知多少倍的大学校园，我的感觉竟然恰恰相反。那些精巧的人工湖、假山、亭子，还有满头乱发的梧桐，在我看来，都仿佛盆景，挤挤挨挨地让人心里堵得难受。――幸好，我同时惊喜地发现，复旦还有那么多草坪。绿色的草坪是草的湖泊，可以随时蹑足其间。草坪上有复旦校园美丽的风景：春风徐徐，一望如碧的草坪上，一对对恋人相对相拥，青色的情愫如细草生长。
如果以此断然认为大学校园里男生女生的界限给打破了，那就错了。每幢女生宿舍楼前，总不免郑重其事地竖起一块牌子：男士止步。不过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男生宿舍楼前却并没有如法炮制地竖一块牌子，注明“女士止步”。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火炉一般的夏天，男生宿舍里汗湿的光膀子在灼热的空气里如鱼游弋，忽然楼道上一片吵吵嚷嚷，男子汉们免不了要一阵手忙脚乱。
大一的时候，小小的宿舍塞了六个人，大二以后好些，仍然塞了四个人，校园小，宿舍更小。但小中自有大天地，大学三年，两排长长的书架日渐丰盛，那里面藏着的天地是大学以前从未窥到过的。大学以前，除了课本，也读了一些书，《史记》、《红楼梦》自然读过，鲁迅、雨果、卡夫卡、川端康成也曾跟自己有一面之缘，因此曾有一段时间自认为读书很多。不幸中的万幸，我还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深知大学里藏龙卧虎，果然，在同一宿舍里就碰到了一位高人。入学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全校新生站在相辉堂前的草坪上听校长讲话，我站在全系男生的最前面，旁边还有另一个男生，瘦瘦的，样子是随处可见的那种平常样貌。就这么一个人，读过的书是我今后连续读上两三年也赶不上的。同一个寝室里，他的书架与我的书架恰好相对，我转过身，就看见一本本书在两层长长的书架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细看之下不由得心惊，商务印书馆的、中华书局的、上海古籍的，这些书我几乎没看过一本。不过架上竟没一本小说，我想，或许这人不看小说，这让我脆弱的虚荣心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我看的小说总比他多吧?
我的自欺欺人延续了不多久就夭折了。有同学从网络上弄到了一个单子，密密麻麻地列了许多书名，并言明，这些是“一个中国人必须看的书”，几个人围着书单，各自勾出自己看过的。第一项就是小说，古今中外的都有，只见他一本一本勾下来，勾一本评论一本，听了不到五分钟，汗水已经沁出了我的额头，那些书我有些连书名都没听过。
早一点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应该是一件好事，认识了自己的无知，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连苏格拉底都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我有什么好紧张的?不过这些话只是写在书面上光亮好听，一个人被迫否定自己无疑是痛苦的。一直以为走在一条宽敞的道路上，忽然发觉这条路只是一层浮冰，春暖花开，脚下渐渐单薄，竟然没有路。但转念一想，毕竟是春暖花开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着手做起，什么都是有希望的。一本一本地把书看进去，脚下的路也渐渐坚实起来，原来走过浮冰之后，眼前并非一片汪洋，而是一条泥泞的小路。路虽泥泞，但总归是可以通向远方的。读到张爱玲的时候，禁不住有些嫉妒，文字在这女人手下放射出的灼目光彩让我汗颜不已；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心里又充满了黑暗与光明的争斗，时而痛苦时而欣慰；读到高密东北乡那一株株散发着血腥味的红高粱，又是击节叹赏，又是扼腕叹息；读到冰火岛上的诸般情景，又不禁心向往之……读书，读好书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无怪乎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结尾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耿耿于怀。
优雅而又有闲情的人在复旦读书，可能会去燕园，去曦园，一面听水声潺潺，一面览书入眼人心，最不济的也会到草坪上，在青草呼出的翠绿空气中捧书安坐，深吸一口气，清心润脾，聪耳明目。我这等俗人却不行，如果到这样的地方读书，读不下三五行，早就心猿意马了。读书，我只能到人最多的自修教室或图书馆去。到了这两个地方，才知道虽然草坪上、树荫下恋人往来不绝，复旦却不是一个专养闲人的地方。无论是宽大的图书馆里还是自修教室里，只要开放时间，一眼望过去差不多都是黑压压的人头，而且如此之多的人挤在一起，竟然不发出一丝声息，人人都只低了头看书!我也打开书包掏出书，深深地扎下脑袋，抬起头来，落日已经在明亮的窗玻璃上涂抹下这一天最后的橘红。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合上书本，环顾一下四周不知倦怠的人群，油然而生一种大隐隐于世的感觉。
看书的人太多，开放时间长的教室又有限，这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占位”这种既有趣又让人无奈的现象就出现了。占位用的一般是薄薄的一本书，偶尔也会有人用饮料、水瓶之类的，有一次我还听到教室的管理人员议论，有个愣头青用笔记本电脑占位，笔记本差点给人当作了绵羊顺手牵走。一本薄薄的书放在桌上，就等于对每一个路过的人说了一句话：这位子已有了主儿，神人不可相侵。不过人太多，位子太紧俏的时候，这句符咒就不那么管用了。那次我在图书馆看书，对面一个位子上摆了一大摞书，却迟迟不见书的主人。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男生，把阅览室走了一遭后，坐到了这个位子上，摊开另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不多久，一个女孩子怀抱一摞书迟迟疑疑地走到那个位子边，说了句什么，但那男生只是低头不语。这情形一看就猜得出八九分，那男生看来是要强硬到底了。图书馆明文规定，占位超过二十分钟就算无效，那女孩消失已经远不止二十分钟。女孩满脸羞红，顿了顿，俯下身小声小气地说了句什么，转身要走，那男生似乎有些意外，终于抬起了头。两人目光相遇，平静的空气中顿时有火光闪耀。那女孩是漂亮的，那男生也是一脸英气。偶然的爱情是二十岁的生命必不可少的传奇。
我认识一位博士生姐姐，她跟男朋友就是 在图书馆里认识的。那时候他们还是云南大学本科生，后来他们一起考上了云南大学的研究生，再后来，又一起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博士。我在他们这一段漫长的行程中，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天长地久的味道。
传说中，爱情的另一诞生地是学生会。我参加学生会不到一个月就退了，曾经有人对我做过一个评论：这小子没长性。当时我不服气，从学生会退出来那天，才叹服那人一针见血。一瞬间之后，我又安慰自己，罢了罢了，你又不想去邂逅一段爱情。那时候我的爱情是一朵雪白的睡莲，不声不响地睡在武汉的江水之上，江水浩荡，拍击我绵绵不绝的梦境。同寝室倒有一位兄台在学生会干得不亦乐乎，不过却没撞上爱情。每天早上，啾啾鸟鸣刚刚越窗而入，他就一股旋风似的起床，一股旋风似的刷牙洗脸，一股旋风似的背了包冲出寝室。晚上，鸟儿都已一声不吭地安然入梦，他又一股旋风似的把他早上的诸种行为倒过来演绎一遍。他不时也会把几本崭新的书放进书架，他的两排书架照样满满当当的，并不显得荒凉，不过那些书买回来后基本上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当然，不得不承认他的忙碌并非毫无回报，虽然我们禁不住为那些给他打入冷宫的书抱不平。
我没能在学生会做出什么成绩，认识了几个人，过了不多久也彼此失去了联系。我又回到了我行我素的日子，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课自修。不久前，却意外地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我曾经参加过的那个社团的社长，文章中竟然提到了我，并把我定义为“跟他一起奋斗过的同学”，心中说不出是惭愧还是温暖。
什么样的生活中，难免都有些痛苦，就像路面上的小石子，硌得行人的脚底板生疼。但只要是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因为痛苦而止步不前。我和睡我对面的那位高人是同一天跟高中恋人分手的，起初我们不知道，后来一起喝了酒才说出来。酒入愁肠，果然一会儿就醉得一塌糊涂。第一次喝醉，只觉得两手发抖，一团卫生纸拿捏不住，滚落在地，刷拉拉像一片月光铺展开。然而醉了躺下，第二天一早依然冲向教室。纯净的阳光照在身上脸上，让人触摸到一股新鲜快活的暖意。
复旦流传着一句话，一个复旦学生有三件事是必做的：丢车，恋爱，做家教。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第一次丢车，自己焦急得脸色苍白，第一次跟女朋友分手，自己对着失手铺在地上的月光似的卫生纸发了半天的呆。――前两件都做过了，虽然痛苦，但不得不承认，这些事让我对周遭的世界多了一份承担的能力。那么，就差最后一件没做了。
后来我做了两次家教，严格说来，有一次不能算家教，而是支教。但我真正怀念的却是这一次。没到过上海的人简直无法想象，教室低矮，桌椅破烂，没有篮球场，没有职业教师，门前懒洋洋地躺着一条蚊蚋麇集的臭水沟，这样一所小学会出现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千真万确，这所民工子弟小学就坐落在上海最高学府复旦大学的东北角不远处，灰头土脸的学校有个响亮的名字：蓝鹰小学。我在蓝鹰小学教了一学期自然。离开的那天下午，有一个小男孩仰着脸对我说，等他上了高中，他也要考复旦大学。我说好，好，我说着上上下下地看了看那间破落得有点令人伤心的教室，石灰剥落的窗台上，放着一盆仙人球，只拥有一点点水分的仙人球墨绿的身体上，绽开了一朵乳白的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仙人球开花。
掐指一算，那个小男孩现在应该念初一了，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他说：我也要考复旦。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复旦是一所充满了小资情调的大学。这里的学生喜欢一些小情小调，有一点自命清高，有一点孤芳自赏，拒绝大风大浪，对残酷的现实缺乏同情。也许这种说法在有些时候是对的，但并不绝对。到周边的民工子弟小学支教是一反例，我们宿舍对面住着的，比我大一级的诗人是另一反例。
诗人家住四川，性喜食辣喝酒，平生关心土地粮食。不久前，诗人获得了北京大学颁发的未名诗歌奖，毕业在即，又快马加鞭，自费印了一本诗集。诗集很薄，读了却只觉得分外的厚重，集子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写道：“……我体内也有一场灾难，叫良心。”一句话，让人一瞬间生出为民为天下的壮志雄心。
尘归尘，土归土。时间的列车匆匆而过，抛下了一切该抛下的和不该抛下的，所幸我们自己还在车上。大学的时光比小学中学都快了不知几倍，倏忽之间，三年的时光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对门的诗人已经打点好行李，再过几天，就要“骑着酒瓶”南下广东做记者了。再过几天，对面的门将被严严实实地锁上，直到九月份的秋天。再过几天，我们打开门将面对一扇沉默的门，徒然做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慨叹。一扇紧闭的门，一段尘封的岁月……然后，我们也将顺利而又不可避免地升上大四。
离别有两种，一是生离，一是死别。生离还未到来，一场死别已然悄然上演。前天晚饭后，顺手拿过一张校内的报纸翻看，看着看着就呆住了。头天凌晨，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逝世了，年未满六十。或许上天也有所感，赤热的天气，忽地抖抖索索落了一日雨。洗得干干净净的道路两旁，梧桐流碧，垂首低眉。梧桐与梧桐之间，一条条绳子拉开，悬挂着一只只洁白的纸鹤，纸鹤欲羽化而登仙。没有嘶哑的哭泣，也不需要嘶哑的哭泣，生死之间的巨大裂痕，给那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纸鹤消弭了。刹那之间，心中如明镜一般，混沌一片的世界豁然开朗。
之后，大四的师兄师姐们终究在恋恋不舍的歌声中离开了，大学四年那些清晰的或模糊的容颜，那些记得的或忘记的话语，那些在自修教室奋战的夜晚那些在假山亭子边留连的白天，还有那一块块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草坪，都一一装进了行囊，跟随他们辗转一生。
人去楼空，明年，就是我们了。
忽然又想起了自己二十岁生日那天晚上。一个人在草坪上坐了一会儿后回到宿舍，以为没人知道也没人记得自己的生日。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声音从长江的上游漂到下游，对我说，二十岁生日快乐，送你二十支红色的蜡烛。我想象了一下二十支红色的蜡烛――二十支红蜡烛绽开二十朵明艳的花朵，小小的，明亮又温暖，让人想起了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