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关系难处，自古已然。无论城乡，几乎概莫能外。早在汉代就留下《孔雀东南飞》，焦母与其儿媳关系处不好，害得焦仲卿左右为难，痛苦异常，终于酿成悲剧。宋代陆放翁的爱情故事，读书人更是无人不晓。放翁不足二十岁即娶其表妹唐婉为妻，感情和睦，但翁姑却不喜欢她，逼迫他们离异。放翁到了七十五岁(宁宗庆元五年)再游沈同时，纵横的老泪又将诗人的思绪绵延到四十余年前的小石桥下，不禁赋《沈园二首》。
婆媳关系难处，主要是血缘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靠婆媳双方的努力了。我这里想说一说已经七十二岁的老伴与我去世已经十一年的母亲的婆媳关系。他们相处四十四年，从未吵过架，相处如母女，又胜似母女。老伴十七岁即人我家，那是农历1950年2月8日。那时刚解放，父亲为小学老师，祖父母都五十好几了，母亲是小脚，一贯操劳家务，不下田地。家有田地二十几亩，严重缺乏劳动力。家人决定给我娶童养媳来家种田。童养媳是我父亲教书的那个村的，当时她正在上“冬学”，父亲看中的。我那里还不到十六岁，懵里懵懂地表示认可。“她是童养媳，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艾青：《大堰河》)，人们称她“城上佬”。她来我家后，我俩还不大好意思说话。这有一年半时间。“城上佬”与家人相处，甚为融洽，从未有过口角。1951年5月，我从县城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到离村半里路的地方，祖母看见了，“抱根(我的小名)哎，走这里。”祖母正与“城上佬”在大麦地里忙什么，我绕道到祖母跟前，只见“城上佬”微微一笑。我跟在她们后面回家，“城上佬”着带红格子的小褂子，体态颇为匀称丰满，步履轻盈。到了夏天，祖母老觉得我与“城上佬”不讲话不行，有一次乘凉，我想睡觉了，祖母说：“城上佬，给抱根打蚊子去。”于是“城上佬”大大方方地跟我去打蚊子，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开始说话，并逐渐产生好感。1953年正月初八结婚，我十九岁，她二十岁。“城上佬”粗活细活都行，剪花做花，剪裁衣服，样样拿得起；田地中的活更不在话下，她的拔秧技术是全村最好最快的，也是全村妇女最早学会插秧的。
婆媳相处，不要针尖对麦芒。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母亲与我一个原来关系处得不错的堂叔吵架。堂叔失态骂母亲是“瞎子，瞎子”(母亲是近视眼)，她急忙也回骂了起来。“城上佬”见这种场面一声不作，将母亲连拖带拽回家。母亲还骂“城上佬”是“窝囊废”。这是母亲惟一骂她的一次。如果“城上佬”不“忍”一下，要是回一句嘴，母亲正在气头上，就可能吵起来。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母亲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家里的事她要说话算话。1971年5月“城上佬”到县城医院去看病，医生说：“你怀孕了。”她连忙说：“我男孩女孩都有了，给我打掉吧。”医生说：“你要到你的公社医院去打。”“城上佬”回家告诉我母亲。母亲说：“我一辈子生了六个，只剩两个。就是不许打胎。”尽管父亲与我都主张打掉，但拧不过我母亲。“城上佬”就顺从了。她也有不顺的时候。1969年初，我决定让她到北京来玩一趟，我估计在北京待不长久了。她来我家十九年，从未出过远门。“城上佬”当然极愿意来，我又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尽管母亲不让她来，一次一次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她只是“嗯，嗯”，不顶撞我母亲，却又决不表示“不去北京”。“城上佬”一向柔顺，极有涵养，这次以柔克刚了。但一大家子都撂给我母亲，“城上佬”又有点过意不去，来京五个星期以后，家里催她回去，也就回去了。她在北京只待了四十二天。
记得1958年以前，我大爷爷(祖父排行第二)，常到我家来串门。一坐下来，大爷爷往往说：“老二啊，耕牛难买，媳妇难娶啊。”我祖父“是啊，是啊”表示认同。大爷爷的意思是好的耕牛“难买”，好的媳妇“难娶”。媳妇娶得不好，全家难以安宁，严重的造成家庭破裂，甚至家破人亡。
处理家庭矛盾包括婆媳矛盾，我主张“忍耐”二字。本来在茫茫人海之中，一个家庭组成，总有一定缘分。人生仅几十年，何必搞得剑拔弩张，和和睦睦相处不是更好吗?一般说来，“家庭无是非”，这是我多年形成的看法。我大姨妈与其大媳妇，关系没有处好，经常吵架，她于1979年刚满六十岁就喝农药自尽了。我在责备她媳妇的同时，也觉得大姨妈性格过于“刚烈”了。如果双方多一点理解沟通，不是没有这个悲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