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12月31日，杨伟对这个日子记忆深刻。他想，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到了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他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他供职五年多的《蕲川报》就是在这一天里走到尽头的。
报社停刊后，县里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搞得很隆重，不仅挂了大红的横幅，每人的面前还摆了香蕉、葡萄等好几样水果以及香烟、瓜子、矿泉水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佩宏出席并主持会议，宣传部科长以上的干部也都到了会。
杨伟到会场时，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他像往日参加会议时一样，就近拣了一个位子坐下后，就将笔记本摆在桌子上，作好了随时记录的准备。见他一副中规中矩的样子，同事们都笑了，有人说，杨伟，你还想搞个头版头条出来是怎么的，这次再没人和你抢了。同事们一起哄，杨伟的脸就红了。他偷偷向众人扫了一眼，见大家都在悠闲地嗑瓜子、抽烟，像做客一般，就赶忙将本子和笔收了起来。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记者生涯已经结束了。
在蕲川报社，杨伟是最早得知县市报停刊信息的。那是省报黄记者告诉他的。黄记者之所以告诉杨伟这一信息，主要是敬重杨伟的才。一次，黄记者来蕲川采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有事，就临时让杨伟带着黄记者跑一跑。跑了两天，黄记者仍没有挖到让他满意的素材，为了应付差事，就叫杨伟写一篇稿子看看。杨伟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接了任务后，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一篇五千多字的通讯稿。后来，省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了那篇通讯，还加了编者按。稿件署名除了黄记者和杨伟，还有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杨伟的名字排在最后。对于杨伟来说，名字排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稿件，终于在省报上发出来了。更让杨伟高兴的是，那篇通讯接连荣获了省报年度好新闻一等奖和全省好新闻一等奖。这在蕲川可是破天荒的事儿。
因了这次交往，黄记者对杨伟刮目相看了，此后，黄记者只要来蕲川，就要找杨伟聊聊天，问有没有稿子。杨伟每次都能给黄记者意外的惊喜，有几篇稿子经黄记者的手在省报发出后，产生了较大反响。在黄记者看来，杨伟供职于一个小小的县级报社是屈了才，所以，当他听到县市报要停刊的消息后，就打电话告诉了杨伟，要他早作打算。
可杨伟从没有觉得在《蕲川报》工作是屈了才，相反感觉自己进了《蕲川报》，有一种鱼游大海般的畅快。他非常感谢《蕲川报》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使他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如果没有《蕲川报》，也许他至今还在那个偏远的山乡当他的乡邮员，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是《蕲川报》改变了他生命运行的轨迹，因而，在听到县市报要停刊的消息时，他的心像是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二
那天的座谈会，实际上是一个总结会，也是一个抚慰会。刘佩宏部长说，蕲川报社成立五年多来，对蕲川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对外宣传蕲川、推介蕲川方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并特别表扬了杨伟。刘佩宏部长说，这几年报社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县委、县政府不会忘记，蕲川人民不会忘记。现在报社停刊了，这是中央大政策，我们抗拒不了，但大家的去向问题，请放心，县委一定会按照中央、省、市有关精神，替各位负责到底，保证让大家满意。这番外交辞令式的文字，经刘佩宏部长口里一说，就变得铿锵有力，激情四射。大家听了，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他们要的就是这几句话，所以鼓掌时格外用力，掌声也格外响亮。热烈的掌声还没停下来，刘佩宏部长的手机响了，刘佩宏部长接完电话，说，对不起，陈书记要我去接待省里来的客人，等会儿我来陪大家吃晚饭，到时各位笔杆子可要一醉方休啊。说罢夹起公文包，火急火燎地走了。
刘佩宏部长一走，大家的热情顿时减了不少。刘佩宏部长是县委常委，说的话多少还能代表一点县委的意思，而接着主持会议的尽管是常务副部长，比刘佩宏部长的职务也只差那么一级半级的，但毕竟只是一个部门领导，说的话顶多只能代表宣传部。官场上就是这样，隔一级就如隔着一重天。报社的编辑记者们虽不是官场中人，但长期跟着当官的鞍前马后滚，这些东西他们懂。因而，当常务副部长叫大家谈谈想法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理茬。
见冷了场，报社社长吴仕忙开了腔。吴仕忙是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他说，部领导万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大家有什么想法和要求都可以提一提。接着，他就点了杨伟的将，以往一遇到艰巨的任务，他就点名要杨伟上，这些年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他说，杨伟，你是总编室主任，你先说说看。杨伟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但社长点到了他的头上他也不好推辞，就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地说了一遍。杨伟开了头，其他人只好接着说了。大家说话的语气不同，主题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希望县委做好报社人员的安置工作。
在大家说得起劲的时候，坐在杨伟左边的摄影记者周由国却始终不开口，坐在杨伟右边的副刊编辑何明月就写了一张字条递过去，杨伟好奇地瞥了一眼，字条上写的是：你怎么不说话？哑炮了？周由国看了，提笔写下“球用，说了也白说”就还给了他。过了一会儿，何明月的字条又递了过来，这次上面写的是：不说白不说，而且后面还打了三个很大的感叹号。周由国看了字条，笑着斜了一眼何明月，心领神会地又在字条上写下了“我的明白，白说也要说，说了总比不说强”。周由国将字条还给何明月后，就接着大家的话说了起来。
对大家担心的问题，常务副部长不敢表硬态，但他有办法回答。他说，刚才刘部长传达了中央、省、市以及县委相关文件精神，这些文件都明确规定，报社人员不同于下岗职工，必须妥善安置好，所以，大家没必要担心。再说，大家都是笔杆子，哪个单位不需要？据我所知，报社还没撤，就有几个单位抢着要杨伟，最近，人大的吴主任亲自点名要他。由此可见，报社撤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机遇。
大家认为，此时说机遇未免有点为时尚早，几个单位抢着要杨伟倒是不争的事实。杨伟是报社的第一笔，早就有单位想挖他，但报社只有一个杨伟，杨伟被抢就能说明报社人员的安置没有问题？对此，他们仍放心不下。
会议在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该说的话说了，该吃的东西吃了，每人的面前只剩有一堆瓜子壳、水果皮，屋子里烟雾弥漫，让人感到有些窒息。所以，当常务副部长宣布散会时，大家都有一种被释放的欣喜。有性急的起身就要走，常务副部长忙说，大家莫急着走，还要照合影，在一起工作几年，也该留个纪念。于是，大家就忙着摆椅子。报社工作人员和部领导分排站好后，摄影记者周由国在前面拿着相机左摆弄右摆弄，一会儿要这个站拢一点，一会儿又要那个把头抬一抬。摆弄得差不多了，他又说，何明月，你皱着个眉头干啥？笑一笑。何明月说，你这家伙好不懂事，如今报社撤了，我连一个混饭吃的地方都没有，我能笑得起来吗？
何明月的话点爆了大家的笑声，周由国就此按下了快门。
三
过了元旦，就进入了农历年年底。到了农历年底，县里就忙开了，各种检查达标，干部教师工资兑现，安全保稳，哪一项都牵扯领导精力，特别是一些县直企业改制，上千名失去饭碗的职工整天打着“要工作要饭吃”的横幅，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门口静坐，这让县领导伤透了脑筋，哪还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到报社人员的安置工作？县委报社停刊领导小组放出话来，安置工作要等过了正月十五再说。得知这个消息，杨伟认为这样也好，可以安安心心回家过个春节了。报社成立五年来，作为总编室主任，杨伟每年春节都要坚守岗位，因为越到春节，县里的活动越多，县领导慰问贫困户，看望军烈属，看望节日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样样都要报道，而且半点都不能马虎。
杨伟已经五年没有回农村老家和他年迈的父亲一起过春节了。他听弟弟杨雄说，每到春节前，父亲总会站在村头的高坡上，向他回家的方向眺望，直到年三十的傍晚。这几年年年如此。杨伟知道父亲心中的那份牵挂，等儿子学校一放寒假，就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回到了乡下老家。父亲见他们一家提前回来过春节，高兴得走路都不知先迈哪条腿好，脸上的笑容就像秋天绽放的菊花，灿烂明亮。高兴了一阵后，父亲知道了报社停刊的消息，就不免有些担心。父亲问，工作安排好了？杨伟说，还没哩。父亲责怪说，你怎么不等安排好了再回来？杨伟说，县领导忙哩，年内还顾不上这事儿，要等过了年再说。杨伟说完，见父亲脸上有一层乌云掠过，就安慰说，你莫担心，这事没问题的。为让父亲相信他的话，他将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那天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向父亲转述了一遍。父亲听了，没再说什么，但杨伟看到那层乌云化作了一只黑色的蝴蝶，重重地降落在了父亲的脸上。杨伟的母亲早年去世了，父亲对杨伟兄弟的爱里，掺杂了不少母爱的成分。
乡下的年味比城里更浓，过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都忙开了，磨豆腐，打糍粑，杀年猪，置年货，还要来一次大扫除大清洗。好在这时田地里的活儿少了，外出打工的人也都回了，不然还真的有点忙不过来。
年好过，转眼就到了大年初二。初二的早晨，父亲对杨伟说，伟呀，年也过得差不多了，你还是回县城去吧。杨伟说，去这早干啥？又不急着上班。父亲说，不上班也要去呀，你的单位不是还没定下来吗？趁过年，你去领导家走走，一来和领导联络一下感情，使领导对你有个好印象，二来探个消息，也好心中有个底。杨伟说，你又瞎操心。父亲不高兴了，说，怎么是瞎操心？你给领导拜个年总没坏处，不要怕花了钱，不管什么朝代，礼节还是要的。父亲说罢，从箱子底下拿出一叠被压得平平展展的钱来递给杨伟，说，我知道你手头紧，这是一千元钱，你先拿着用。
望着父亲手中的钱，杨伟的眼泪出来了。他知道，这一千元钱是父亲近几年卖芝麻、绿豆攒下来准备给自己买棺材的，平时连动都舍不得动一下。他过年时给父亲的五百块钱，父亲全给儿子作了压岁钱。这几年，他给父亲的钱，父亲总是以不同途径还给了他，他怎么好意思要父亲的钱呢？父亲说，你不要大意，多花几个钱算不了么事。
四
对于杨伟和他的同事们来说，2004年的正月十五就像一个期待已久的站点，但当他们穿越千山万水终于到达这个站点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站点早已荒芜一片，形同虚设。因为过了正月十五，一年的工作才真正开始，各条战线都忙着搞“开门红”，县领导出了这个会场又进那个会场，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也来个分身法，哪还有时间坐下来研究报社十来个人工作安置这样的小事？领导没功夫研究，他们就得继续等下去，急也没用。
报社是一个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及一切开支，全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报纸停刊后就断了收入来源，人员工资全部停发了，报社领导说，新一年的工资到新单位领取，可等到“五一”过了，新单位还不知在哪里。
杨伟一家三口，妻子玉环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到报社后，为了全心投入工作，就将她带到身边，做了专职太太。儿子正读高中，他们家全靠杨伟一人的工资过日子，平时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突然连工资也没有了，一家人的生活就有点难以为继了。
这天，儿子回来拿生活费。儿子在学校住读，平时每月生活费三百元左右，杨伟按照惯例给了他三百元。可儿子说少了，杨伟一听就来火，少了？你以为老子是县长？老子现在是一名下岗职工，下月的生活费还不知在哪里哩？儿子申辩说，学校组织到四方山旅游，每人至少要交一百元。听了儿子的申辩，杨伟火更大了，他骂道，你娘的×，老子连饭都没得吃的，你还想外出旅游？儿子说，又不是我要外出旅游，是学校组织的。杨伟说，学校组织的咋啦，学校只知道向家长要钱，也不管人家拿不拿得出来。儿子白他一眼，说，你只晓得在家里赌狠。杨伟简直怒不可遏了，骂道，你还敢顶嘴，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骂完，抬手就给了儿子一个重重的耳光。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挨了打后并没屈服，而是将钱重重地摔在地上，说，我不要你的钱总行了吧！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儿子走后，杨伟站在那里愣了半天的神，醒过神后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他以往说话是很少带脏字的，特别是在儿子面前，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遇到什么事总是和儿子讲道理，很少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今天怎么就动起粗来了？他摇摇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妻子玉环，歉意地笑了笑，然后缓缓地弯下腰把钱捡了起来，他把捡起来的钱轻轻地抖了抖，像是要抖掉钱上的灰尘。在确认钱是干净的后，才交给玉环，说，你再加一百块钱给那小子送去，再苦不能苦孩子。
自从给儿子发了那通脾气后，杨伟就开始变得烦燥不安，书看不进去，文章写不下去，家里坐不住，吃了饭就到街上闲逛，逛了几天又觉得无聊，就躲在家里闷头睡觉，睡多了人像病了一般没有精神，吃饭也没有胃口，他老嫌妻子玉环做的饭菜不好吃。玉环听了，也不和他争辩，只暗暗地闹一些小别扭。和玉环闹了别扭后，他更不愿呆在家里，但又没有一个好的去处，只有到街上闲逛。他在街上经常碰到报社的同事，同事们也和他一样，家里坐不住，就到街上逛。他们碰到一起，就站在大街上发一通牢骚，说县里也太不拿他们的事当事了，说过了正月十五就可以上班，现在六月十五都过了还没动静。他们就像钱塘江里的潮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牢骚发完了就各自散去，散去后又重新聚在一起，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几个满脸焦虑的人站在一起发牢骚，这些牢骚满腹的人就是杨伟和他的同事们。
一天吃罢午饭，杨伟准备上床睡午觉，夜里睡不好，就想白天弥补一下，哪知躺在床上又睡不着，心里烦躁得要命。人在烦躁的时候，耳朵却异常灵敏，他听到窗子的玻璃被什么东西撞击着，并发出一声声脆响。这种声音要在平时也算不了什么，但这天他觉得特别的刺耳，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跳下床来，鞋子也顾不上穿，几步就跳到窗前，原来是一只苍蝇在作怪。那是一只很大的绿头苍蝇，只见它时而展翅高飞，想破窗而出，可每次都被窗玻璃无情地阻挡，只得无奈地落在玻璃上，那一声声脆响，正是苍蝇撞击玻璃发出的。杨伟最讨厌苍蝇，平时如果发现家里有苍蝇，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活儿把苍蝇打死。这次他拿起苍蝇拍却没有下手，他想，此时的自己，不也和这只可怜的苍蝇一样吗？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手中的苍蝇拍，打开窗子，放走了那只苍蝇。
五
县领导终于坐下来研究报社人员安置的事了。这事其实也简单，宣传部和报社根据各人的情况以及意向，早就拟定了一个初步的安置方案，只要领导拍个板就行了。领导拍过板后，就陆续有人到新单位报到上班了，大约过了半年，报社十一个安置对象有十个去了新的单位，而这个还没有去成新单位的人就是杨伟，因为杨伟去的县人大机关要行政编制，而原来报社的编辑记者都是事业编制。当他拿着有县委书记、分管副书记、组织部长等人签字的分配方案到县人事局办手续时，遭到了拒绝，人事局那位负责办手续的人说，你这上面还缺一个人签字。杨伟问，还缺谁？那位办事人员说，朱县长。朱县长才是编制委员会主任，没有他的签字，这手续就不能办。杨伟急了，说，我们报社其他人不都办了吗？那位办事人员说，他们去的都是有事业编制的单位，而你去的县人大机关要行政编制。
杨伟无奈，就拿着分配方案回来找原来报社和宣传部的领导，说不行我就换个事业单位。报社和宣传部领导都叫他莫急，说吴主任点名要你的，你怕什么。在蕲川没有吴主任办不成的事。杨伟想想也是，吴主任是本地人，当了几届县委副书记，资格很老，现任的局级干部，包括县委政府两院的领导好多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蕲川，吴主任说话可是一言九鼎。最后，杨伟按照报社和宣传部领导的指点，找了一次吴主任。吴主任说，你等等，有机会我再跟县长商量一下，有消息我就叫人通知你。
有了吴主任这句话，杨伟就只有耐着性子在家等了。
这时间过得也真快，转眼又到了年底。回想这一年的蹉跎岁月，杨伟不禁有些伤感，他不好意思回家过年了，只好打电话叫弟弟杨雄在老父亲面前多尽一点孝心。
年一过，县领导又开始忙碌起来了，杨伟虽然心里很急，但他不好意思再去催问吴主任。吴主任说过，有消息会通知他的，没通知他，说明还没有消息，急也没用。有人劝他说，好事多磨，只要进了人大机关，他这一辈子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这一磨又磨去了几个月时间，而吴主任那里还一点消息也没有。
杨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看到昔日的同事到新的单位后，一个个都春风得意的，而他却像一个嫁不出去的丑姑娘，就坐在家里生闷气。玉环担心他这样会憋坏身子，就劝他早晨到广场去跑跑步，锻炼锻炼。杨伟平时不很喜欢运动，在报社时，每天晚上看书写稿到深夜，早晨一般要到七点多钟才起床，洗漱完毕后匆匆吃点早点就上班。现在没班可上了，但这些年来养成的习惯一下子改不了，每天早晨不到七点多是不起床的。在玉环的多次催促下，他终于尝试着起了一个早，加入了广场晨练的队伍。
杨伟到广场时，广场上已经人满为患了，他一进入跑圈的队伍，就像一滴水汇入了一条河流，只有随着跑圈的人流缓缓流动了。这样流动了两圈，杨伟听到后面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是原来报社的同事张成明。
张成明在报社时负责广告，文字功底不咋样，脑袋瓜子却活泛，被称为报社的外交家，报社或同事们遇上什么麻烦事，只要他一出面，没有摆平不了的。他平时与杨伟关系最铁，现在分到了交通局。上班后，张成明一直在外面负责工程，因此，两人有几个月没见面了，杨伟见是他，很是欣喜，赶忙停住脚步与他并肩同行。两人闲聊了几句后，张成明就关切地问起杨伟工作的事儿进展么样，杨伟说还没有消息。张成明看周围人多，就将杨伟扯到花坛边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张成明说，你不要太书呆子气了，要抓紧时间找啊，报社停刊一年多了，大家都到了新的单位，你的事儿还老这么挂着，你怎么就不急？杨伟说，我咋不急，我急得内分泌都失调了，可急有什么用？张成明说，你坐在家里急当然没有用，你要想办法呀。杨伟看着张成明一脸的茫然，说，我能想什么办法？
张成明见他一副冥顽不化的样子，就点拨说，你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现在办事情就是那么回事儿，你舍不得花钱就办不成事。张成明告诉杨伟，报社那十个已上班的人，都是花了钱的，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小刘到卫生局花了一万好几千，你不花钱人家就顶着不让你上班，你一点辙都没有，就算你手上拿着尚方宝剑又么样。张成明说他算了一下账，虽说在报社工作了五年多，实际只相当于工作了三年多。杨伟问，为什么？张成明说，报社停刊后一年没上班，没上班就没人发工资，这去了一年；到新单位上班送情又花了将近一年的工资，这不就去了两年。杨伟说，那我就只相当于工作了两年多。张成明说，所以你不要坐在家里等，这样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自己。你想想，你早上班一年，至少有一万多块钱进账，送点出去也值。张成明临走时对杨伟说，我知道你手头困难，要用钱就跟我说一声，哥们之间用不着客气。
握别张成明，杨伟站在那里半天没动，他感到眼睛里涩涩的，周围的人和物都变得有些模糊了。
六
杨伟决定找张成明借钱，他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他就会发疯。他不想变成疯子，也不能变成疯子，变成了疯子，他的妻儿老小指望谁去？特别是儿子，读书正需要花销，不能没人培养；还有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的老父亲，总不能让他老人家到晚年还为儿子担忧吧；妻子玉环已人到中年，也不能失去了依靠。所以，他决定花点钱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家人。
张成明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当杨伟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笑着问，要多少？杨伟说，你是过来人，有经验，你说要多少就多少。张成明说，先给你五千，不够再说。
杨伟怀揣着从张成明那里借来的五千块钱，好几天没舍得送出去，他有空就将钱拿出来看一看数一数，一叠崭新的票子被他弄得起了毛边，每张票子上面都沾有他的汗渍，能闻出刺鼻的汗味。他想，只要往信封里一塞，这厚厚的一叠票子就要改姓了。他一年也赚不到两个五千呀，上次为了一百块钱，儿子挨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平时妻子玉环买菜，为了一角钱要与人计较半天，这下一出手就是几千块，他真的有点于心不忍。但为了能早点上班，就不能不咬咬牙狠狠心了。可下了半天的决心，他还是舍不得一次就将五千块钱全部甩出去，于是点着口水，一张一张地数出了二十张票子，他觉得二十张票子应该不算少。在将二十张数好的票子塞进信封时，他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手一个劲地抖，塞了好半天才塞进信封去。
杨伟掂着沉甸甸的信封，立即动身去了吴主任家，他怕一耽搁自己又会改变主意。他心里有两个我在不停地争斗着，此时，那个赞同张成明观点的我略占上风，而那个不赞成张成明观点的我仍在作着殊死搏斗。他不敢犹豫，必须当机立断。
吴主任的家位于城东的花园小区，是一栋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别墅。杨伟站在漂亮的别墅前，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丑陋。他大气都不敢出，站在门前，稳了半天神，才小心翼翼地按响了门铃。吴主任外出陪客还没回来，为他开门的是吴主任老伴。得知吴主任不在家，杨伟反倒觉得是好事，他如释重负地将信封交给了吴主任老伴，简单地作了一下自我介绍后就落荒而逃了。回到家里，他整个人像虚脱一般，坐在椅子上半天起不来。
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杨伟习惯性地伸手摸了摸那叠厚厚的票子，发现那叠票子的厚度比以往明显薄了，这才记起昨晚给吴主任家送钱的事。想起昨晚给吴主任家送钱的事，杨伟的心里就隐隐地有些痛。他不是心痛那送出去的二千块钱，而是像一个被迫卖到青楼的女子，第一次被人占有后那种痛彻心肺的感觉。
疼痛让杨伟异常清醒，清醒的杨伟在心里痛苦地喊着，我失身了，我真的失身了。在这个清晨，一个大男人杨伟，竟像一个小女子那样哭了，哭得满脸是泪。
痛苦归痛苦，钱甩出去后，他还是希望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心里没有一点底，他不知道吴主任看到他送的钱会有什么反映，也不知道那二十张票子能不能打动吴主任的心。因此，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杨伟在痛苦和不安中度过了三天，他感到这三天中的每一天都像一年那样漫长。到了第四天，他家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是吴主任的声音，吴主任的声音很有磁性，吴主任用他那很有磁性的声音说，小杨吧，你有空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放下话筒，杨伟听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难道金钱真的这么管用？
杨伟满怀希望地走进了吴主任办公室。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吴主任见了他，黑着脸说，你小子跟我也玩起邪的来了。看到吴主任这个态度，杨伟像被电触了一样，僵在那里半天不敢动弹。吴主任说，我知道你很急，这事搁在谁身上都会着急，一两年没上班，没领工资，一家人靠什么吃饭？说到这里，吴主任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杨伟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三天前送到吴主任家的那个信封。吴主任说，这是你的吧？赶快给我拿回去。杨伟这才清醒过来。杨伟说，吴主任，您老别见外，这、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吴主任说，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说，你要不要？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就交到纪委去。杨伟感到脸上像有火烧，嗓子眼也像被什么堵住了，一句话说不出来。
看着一脸窘态的杨伟，吴主任忍不住笑了，他起身将那个信封塞进了杨伟的衣兜，说，我吴某人总不至于穷到在讨米的碗里抢饭吃吧。说完倒了一杯水放在杨伟面前。此时的吴主任与刚才判若两人。杨伟更喜欢脸上布满笑容的吴主任。看着满脸笑容的吴主任，杨伟心里暖暖的，眼里热热的。
吴主任告诉杨伟，眼下县里正在进行乡镇机构改革，人事调动全部冻结了，事业编制变成行政编制也有些难度，不过事情总会得到解决，他也一定会尽力的。吴主任说，我是求贤若渴啊，巴不得你早点过来，我们人大还真需要你这样的笔杆子。最后，吴主任跟杨伟说，除了我努力外，你也想点办法，看能不能找一个能说得上朱县长话的人帮忙做做工作，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七
杨伟再一次找到了张成明，这次他不是找张成明借钱的，而是想听听张成明的见识。吴主任把钱退还给他后，他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他拿不准是吴主任嫌他送的钱太少不愿帮忙，还是他真的碰到了一个好领导。
听他说出心中的疑惑，张成明笑了，张成明笑得有点高深莫测。笑过后，张成明就变得一本正经起来，说，杨伟，我问你，你是希望碰到一个贪官，还是希望碰到一个好领导？杨伟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我当然是希望碰到一个好领导。张成明说，但愿你这次碰到了好领导，如果是我的话，宁愿碰到一个贪官。杨伟看着张成明，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理论？人人都盼着碰到好领导，你却盼望碰到贪官。张成明说，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了，你想想看，如果碰到一个贪官，他收了我的钱，就必定会帮我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好，他就会感到愧疚和不安；而要是碰到一个好领导，他就会公事公办，事情办成后皆大欢喜，事情办不成，他也不亏欠你什么，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杨伟说，你这家伙尽是歪理邪说。张成明说，我这可是经验之谈，一般人我是不会随便传授的，我看你太书呆子气了，就教你两招。你慢慢去体会吧，总有一天你会觉得我这是至理名言。
杨伟不想和他抬杠，就把吴主任叫他找个能说上朱县长话的人帮忙做做工作的事告诉了他。张成明说，那你还等什么，快去找呀。杨伟说，我找谁去？我家亲戚六眷八杆子也打不出一个带长的来。张成明笑着用右手的食指点着自己的鼻尖说，你找我呀。杨伟说，你吹牛，你有这本事。张成明说，你不信？杨伟说，我就不信。张成明说，你要想问题早点解决，现在必须听我的。杨伟说，好好好，我听张神医的。张成明说，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给朱县长送钱，你不要舍不得，一次药要下足，将那五千块钱一把用上。朱县长这个档次，药不下足是没有用的。
张成明说完，见杨伟站在那里不动，就上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哥们，你就听我一次吧，偏方治大病哩。
回到家中，杨伟真的按照张成明说的，将那五千块钱塞进了一个大信封，然后，认真查看了一遍万年历，选了一个吉日送到了朱县长家。人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了今后有柴烧，他现在就得花点钱买一块青山了。
杨伟进到朱县长家后，受到了朱县长的礼遇。朱县长亲自给杨伟泡了一杯西湖龙井，还未等杨伟开口，朱县长就先发了话。朱县长说，杨伟啊，你的问题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解决，我这个当县长的有责任啊。杨伟听了朱县长的话，心里一颤，赶忙接口说，咋能怪县长，蕲川百多万人口，哪一样不要县长操心。朱县长说，你能理解就好。我知道你是一个人才，人才难得啊，你要相信，你的问题组织上一定会认真考虑的，你就放心好了。
从朱县长家一出来，杨伟就给张成明打了一个电话，他叫张成明赶快出来，他要请他到后街吃夜宵去。张成明很快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见他那高兴样，就知道事情进展肯定不错。张成明说，哥们，我的偏方还管用吧？杨伟说，喝酒，我们今天不醉不归。
八
杨伟将那五千块钱送到朱县长家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县纪委的电话，要他到纪委去一趟。杨伟想，纪委找我有么事，会不会又要我帮他们写什么材料。杨伟在报社时，纪委经常请他帮忙写材料。一次，纪委书记为了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上一篇文章，就点名要杨伟帮忙代笔，结果还真的如愿以偿。文章见报后，纪委书记高兴不已，特地请杨伟在宾馆吃了一顿。自此后，纪委上上下下对杨伟都很客气。
杨伟独自沉浸在回忆的喜悦中，不知不觉就走进了纪委办公室，见了他，纪委通信员就将他带到一个房间，纪委陈副书记和监察一室的高主任已坐在屋里等着了。杨伟一走进房间，就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劲，以往他们看到杨伟总要打一声招呼，这次他进到屋子了，他们连哼都不哼一下，而且表情还很严肃，像是要审讯犯人。
杨伟不知所措地站在房子中间，陈副书记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椅子说，你坐。杨伟就机械地坐在了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杨伟，偷偷瞅了一眼坐在对面办公桌旁的两个人，那两个人正用眼神进行着交流。杨伟有些纳闷，你们这么神秘兮兮的干嘛，有话就不能直说？
杨伟憋得有些受不了，就抬眼直愣愣地看着陈副书记和高主任。杨伟发现，陈副书记的面部表情像三月的天气，不停地变化着。杨伟猜想，陈副书记可能是在选择合适的话语。看到陈副书记慢慢舒展开来的眉头，杨伟知道他要开口说话了。果然，屋子里响起了陈副书记的声音。陈副书记单刀直入地说，杨伟，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大事，我们是受朱县长的委托，把你送给他的五千块钱退还给你。陈副书记说着，扬了扬手中的那个大信封。看到那个大信封，杨伟感到血往上一涌，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杨伟不知自己是怎样回家的，也不知陈副书记最后说了些什么，只知自己回家后，像被人抽了筋一样，一下子瘫倒在床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强撑着起了床，回想当时的事，仿佛一场梦。
杨伟在梦中，别人却生活在现实世界里。
杨伟平时有转书摊的习惯，那天起床后，杨伟想像往常一样，到书摊上转一转。杨伟缓缓地走在路上，没想到自己成了众人目光集聚的焦点，一些熟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起初，他还没在意，直到有人说，你这家伙也太邪了，想用金钱腐蚀我们的县长啊，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猜想，此时，他想用金钱腐蚀县长的消息，可能早已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杨伟不敢再往前走了，他转身逃也似的回到了家里，重重地躺倒在那张木板床上。他感到全身软弱无力，他不知自己还能不能重新站起来。
此时此刻，杨伟在心里呼唤着贪官，他甚至觉得贪官才是世上最可爱的人。
就在杨伟埋怨自己没有遇到贪官的时候，张成明来了。张成明是来看杨伟的，他还给杨伟带来了一个内幕消息。张成明问杨伟，你知道我的方子这次为什么失灵了？杨伟摇了摇头算是回答。张成明说，这里面有着深层次原因，朱县长这样做，主要是想出吴主任的洋相。杨伟更加不懂了，他说，这与吴主任有什么关系？张成明说，怎么没有关系，官场上的事情复杂得很哩。张成明说这话时，显得是那样的高深莫测，高深莫测的张成明，最后还是跟杨伟讲了事情的原委。
三年前，老县长调走了，上面要求在蕲川内部产生一名县长人选，当时符合条件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县委蔡副书记，另一个就是朱县长，不过朱县长那时还是副县长。这两个人相比较，吴主任觉得蔡副书记要强于朱县长，所以在省委考察组面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吴主任是蕲川的老资格，他的话有一定的份量，但朱县长上面的关系硬，照样登上了县长宝座。登上了县长宝座的朱县长对吴主任耿耿于怀，这次终于让他逮住机会了。
张成明还告诉杨伟，此前，朱县长已让吴主任碰了一次软钉子。那次吴主任为他的事，专门找过朱县长，吴主任说，我们办公室缺个写材料的人，我挑中了一个，你看能不能调进来。朱县长说，老领导挑中的人有什么话说，调！只不知这个让老领导如此看重的人是谁。吴主任说，他叫杨伟，原任报社总编室主任，笔头子不错，是个人才。朱县长微微皱了皱眉头，说，报社的？这恐怕不行。吴主任问，为什么？朱县长说，报社的编辑记者不都是事业编制吗？事业编制要变成行政编制还真的不好说，你可以在现有的行政干部里挑啊，你挑中谁就是谁。吴主任说，现在真正能写东西的人难找啊。听了吴主任的感叹，朱县长笑了，他说，老领导的话让我这个当县长的听了好悲哀，难道除了那个什么杨伟，我们其他的干部都是一群废物？我看你们办公室没有杨伟也一样转得不错嘛。吴主任说，安置杨伟也是落实中央精神。这次朱县长笑得更厉害了，他说，你看老领导说的，安置报社工作人员是中央精神不错，可精简机构也是中央精神啊，中央精神多得很，我这个当县长的只有稍稍作出一些选择，看看哪项中央精神对我们蕲川有利就先落实哪项，请老领导多多体谅一下我这个县长的难处，如果这个口子一开，今后就不可收拾了。
听张成明讲到这里，杨伟好像有些明白了，难怪吴主任要他找个能说上朱县长话的人帮忙做工作。同时，他也明白，他工作安置的事，已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九
杨伟这次的猜测没有错，他真的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接手了。他没有一点办法，只有坐在家里干着急，即使躺在床上，也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头上开始出现了白发，脸上的皱纹也变得更加深刻了。
这天晚上，杨伟又早早地躺在了床上，现在，只有家里这个木板床才肯接纳他，他也只有躺在这个木板床上，才有一种归宿感。只要一躺在床上，他的思维就开始活跃起来，前程往事、人生际遇，就会像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眼前不停地播放。这天晚上，在播放这些镜头的间隙，脑子里突然冒出几句诗来：
曾经是一块玻璃
一眼就被人看透
因为多了一层背景
就显出几分神秘
一旦背景失去
仍然是一块玻璃
杨伟有点莫名其妙，自己从未读到过这样的诗句，也没有想过要写这样的诗句，脑子里怎么突然就冒出这样的东西来了？而且这东西就像暗夜里的一道闪电，没来由地就将天空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整个夜空为之一亮。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创作灵感？这要在以往，他不知有多高兴哩，可现在他高兴不起来了。
杨伟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中，突然感到后背痒痒的，他翻过身去，妻子玉环正用手在他后背上轻轻地摩挲着。他问，你也没睡？玉环轻轻地说，睡不着。杨伟懒得理他，翻过身来，又将一条后背对着她。
近段时间，杨伟对玉环有想法，她每天吃了午饭就跑得不见人影，直到晚上六七点才回来，他问她去了哪里，她总是笑着说，在熟人家玩去了。杨伟心里埋怨说，真是一个不晓事理的女人，男人要死了，你还有心思去玩。玩吧，反正这日子也没法过了，玩一天算一天。
想起这些，杨伟心里就来气。他想，你也有睡不着的时候，你大概是嫌玩得不过瘾吧。在杨伟侧着身子生闷气的时候，玉环又用手来扳他的肩膀。杨伟有点不耐烦了，说，你怎么还不睡？玉环仍是轻轻地说，我睡不着嘛，我想跟你说件事。杨伟强压住心头的怒火，但口气还是有些冲，他说，你有什么事就说吧。玉环也不计较他的态度，真的开口说了起来。
玉环告诉杨伟，她这段时间出去并没有玩，而是帮雪晴姐守摊去了。雪晴是玉环远房的表姐，在城北开有一家水面摊，主要经营水饺、手擀面、汤圆等，生意还不错。一个月前，雪晴姐去了省城照顾要生孩子的女儿，临走前，她将水面摊交给玉环打理，并表态说，赚了钱全部归玉环。玉环农村出来的，擀面、包水饺、做汤圆样样都精通，特别是手擀面，擀得薄，切得细，口感好，很受人欢迎。因而，她接手水面摊后，水面摊的生意更好了。
水面摊虽说每天只有半天的生意，但一个月下来，玉环还是净赚了一千零八十块。玉环说着，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叠钱来交给杨伟，杨伟伸出的手马上又缩了回来，他不好意思接玉环的钱，他想，幸好自己没把火发出来，不然还真的不好收拾。
为了掩饰内心的愧意，杨伟假装埋怨说，这样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玉环说，我知道你心里烦，不想再给你添乱。我毕竟是第一次做生意，能不能赚钱心里没有谱，我想等到赚了钱再告诉你，也好让你高兴高兴。这些年来，你工作上不顺心，家里的担子又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我知道你活得很苦很累，可我不能帮你分一点忧，只有干着急。现在好了，雪晴姐说把这个摊让给我，有了这个摊，我一个月赚个千把块钱应该不是很难，有了千把块钱，家里的日子也就可以凑合着过了。现在，你莫要再去求爷爷拜奶奶了，就是没有工作也没什么要紧的，街上有人捡破烂还不一样活得很好。一棵草儿总有露水养着，我们一个大活人还能饿死不成。办法总是人想的，我们可以再带点别的生意，忙时你帮我搭把手，闲时你就看你的书，写你的文章。你不是想当作家吗，我支持你。
如果说玉环先前的话让杨伟感到愧疚，那么玉环此时的话就让杨伟深受感动了。他没想到玉环这样好，这样理解他。他被玉环感动得流出了热泪。玉环知道他哭了，用手一点一点地帮他擦掉泪水。
玉环的手像蛇样在杨伟脸上轻轻地游走着，没能擦净他脸上的泪水，却唤醒了他的激情和藏在心灵深处的某种欲望……
杨伟将自己的身体与玉环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再也不是一块一眼就被人看透的玻璃了，因为他的身下多了一层美丽的背景。
题图插图：余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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