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有《天台山笔记》、《墨海笔记》、《大地笔记》、《宣纸上的记忆》等散文随笔集十二部。作品入选大学阅读书目，全国高考语文试卷，多省市中学语文课本及课外阅读教材。先后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等二十多种文学奖、书法奖。
古代的官员赴任，因为路途遥远，又没有现代发达的交通，只好骑马或坐轿，品秩低的还没有这些个待遇，只好步行，要一天一天地走，短则数日，长则月余。旅途寂寞，途中遇有奇山异水，也会捎带着双脚欣赏了。如果山水神奇地触着了心灵中的一个角落，进也好、退也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会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借题发挥，写下诗文留给后人，让人知道他的行脚和心思。比如，曹操的《观沧海》，陆机的《赴洛道中作》，王粲的《登楼赋》、张衡的《归田赋》……
从建康到会稽，通常的路线应该是沿长江南下，离吴会（今苏州）、至京口（今镇江）、往曲阿（今江苏丹阳）、下晋陵（今常州）、到湖州、过钱塘（今杭州）……少说也有十几天的路程。三国东吴时，孙权开通了一条由建业至会稽的黄金水道。从建业出发，溯江而入京口的江南运河，再入钱塘又进浙东运河，然后到达镜湖。沿途又有“包孕吴越”的太湖、“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山水……可是性喜山水的王羲之都没有停留。
山程水程，长亭短亭，车船马楫，一路奔波，甚至来不及瞥一眼沿途江南的山水和优美的风景，王羲之就匆匆地赴任了。
会稽（今浙江绍兴），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大禹治水，八年于外，曾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二十年，报仇雪恨于天下；西施?纱，使游鱼沉底，让飞雁落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思想家王充举起唯物主义的批判旗帜，锋芒真指孔孟之道……
好像是为了赴历史名人的一个约会，王羲之如期而至。那是东晋永和七年（351）年底或是永和八年（352）年初之间。
会稽曾是晋会稽王的封地，按照当时的制度，“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会稽内史其品秩虽与郡太守同，但与护军将军的地位和权力相比，显然是降格使用了。“官大官小，没完没了。”跻身仕途的人，谁不想官越做越大，当了科长的想升处长，处长的要当厅长，厅长的还想当个部长的干干，“人往高处走”嘛！可是，王羲之好像没有今人这样的执著和计较，既没有一句怨言，也不闹一丝情绪，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职守中去。在会稽内史这个任上，他有三件事情办得相当漂亮，至今还为当地百姓所乐道：一是“开仓振贷”，解当地饥民走投无路之急，安定了社会与民心；二是轻车简从，访贫问苦，“周旋五千里”，走遍了会稽郡所辖十县（山阴、上虞、余姚、句章、始宁、永兴、诸暨、鄞、?、剡）的山山水水，当他了解到朝廷赋税繁重，百姓不胜负担，而以苏州、绍兴最为严重的情况后，为民请命，立即上疏朝廷要求减免赋役，使得当地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三是由于他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任职的，对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拖沓的作风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从整顿吏治入手，打击贪官污吏。最典型的事例是粮库官员的监守自盗，仅以会稽郡属下的余姚县为例，监守自盗的大米就“近十万斛”。他施以霹雳手段，收到“诛翦一人，其后便断”的成效。当年，那个青白眼的阮籍骑一头毛驴到山东的东平做官，更确切地说是“玩票”，也是从整顿吏治入手的，快刀斩乱麻，事情办得相当利索而且漂亮。不到十天的时间，“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又可说明他过去的牛皮可不是吹的！在阮籍也许是小试牛刀，露一手让人瞧瞧，可是却让一生倨傲的李白为之钦佩不已，说是“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我看，王羲之也不简单，颇有前辈阮籍的作风哩。另外，王羲之还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要求中央政府精兵简政，减少文灾，简化程序，多为百姓着想，少干扰下面的工作，皆为有识之见。
他又爱才、惜才，认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不能治理好，关键是重用“君子”而不是重用小人，这分明又是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人才观的东晋版。大概是临安出缺了长史这个职位，王羲之主动推荐手下的人给朋友，信是这样写的：
诸葛者,君识之不？才干好佳，往为钱塘著绩。又入仆府，有以尽悉宰民之至也。甚欲自托於明德。云临安春当缺，尔者君能请不？仆必欲言待佳长史，亦当是君所须。
他不是胡乱推荐，顺水推舟白送人情。相反，却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建立在对诸葛的长期考察和了解的基础上。要知道，不论是那朝那代，能够做到出以公心知人善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论那朝那代，用坏人、用奸人、用小人、用庸才、用口蜜腹剑之人，用人不当，造成祸乱亡国的教训不是没有。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王羲之在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权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居心叵测的桓温在伐蜀取得成功后，积极准备北伐，欲借此提高个人威望，实现其称帝的野心。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故意搁置他的几次北伐建议，拖了两年。永和九年（353），又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总指挥，出兵北伐。殷浩是个书生，只会写诗作文清谈玄学，却不会领军打仗。庾翼识人，当年他就跟人说过这样的话：像殷浩这样的人现在只能束之高阁，等到天下太平了，然后考虑让他担任一定的职务，发挥他的作用才是适宜的。可是，官字两张口，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殷浩也乏自知，屁颠屁颠地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出征了，结果大败而还。洞若观火的王羲之，先写信给殷浩，劝阻其不要盲目北伐，不听。随后，殷浩大败，又觉得拉不下面子，复图再举，又败，史书上说“屡战屡败”。教训够深刻了吧！
王羲之接连着又给殷浩、司马昱写信，警告他们“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分析，东晋的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后方粮草的供给都不足以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存在着亡国的危险的。权衡得失，只能退而求其次。只以长江为天堑，保住江南半壁江山。“力争武功，作非所当。”从深层次说，这其实就是墨子“非攻”思想的一个体现，他力图阻止的是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发展和稳定江南和平安定的局面。没有饥饿、没有逃亡、没有战争与流血，年年五谷丰登，家家安居乐业，造福江南百姓。人在清醒的时候能看清现实，王羲之看清了现实。他在信中说：“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概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直言。”对于这样大胆而又积极的建言，不说“一言可以兴邦”，至少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的，不失为经略江南的一个良策。所以，明代复社的领袖人物张溥说他“善察百年”。这与后来被人诟病的东晋高门大族因为在江南过上了安逸的生活，而不思复国的消极心态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诗人邵燕祥说：“一片国土、一个社会，有声音才有生气。”可是，谁在听？这微弱的声音。人家对他的建议，只当“耳边风”。
东晋建立以后，从建武元年（公元317）至太和四年（公元369），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朝廷没有中断过北伐中原的议论，也有过一些军事举措。这固然由于南渡的北方世族的亡国之痛，思念故土；也因为北方百姓为避免战乱，过上安定生活的民众呼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都可以在这个重大命题上大言不惭，慷慨激昂。又有多少居心叵测之人，假统一大业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尽管北伐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都是演戏而已。当年击楫中流的祖逖，苦战四年，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正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的时候，朝廷却又派出征西将军戴渊辖制祖逖，弄得祖逖左右为难忧愤而死，北伐化为泡影。此后，庾亮北伐，殷浩北伐，桓温北伐莫不以失败而告终。
几回回梦里回故乡。如果说盼望北伐成功，完成统一大业，他比所有的“南渡衣冠”都更加迫切。建元元年（343），庾翼率军进驻襄阳，即将挥师北伐，王羲之真是喜出望外，他告诉朋友说：“雅恭（庾翼字）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可是谁又会想到，庾翼倡言北伐，也不过是个幌子，“议者或谓避衰”。事实上他取得襄阳，解除了荆州的后顾之忧以后（庾氏的势力重心在荆州），就没有了动作。同时因为庾翼很快的病故，所谓北伐也就划上了句号。永和十年（354），桓温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胜，进军到了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王羲之又喜又忧。喜的是“桓公摧寇”，忧的是“所在荒甚”。因为前秦苻健实行坚壁清野，晋军无法解决粮草供给最后无功而返。最要命的是东晋内部的争权夺利，君臣之间，权臣之间，都为了一个“权”字在玩政治把戏，置民族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于不顾，这样的北代能够成功才怪呢！“众人皆醉我独醒”。王羲之因此而痛苦、而想不明白。人家是百年孤独，他却是千年孤独。这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不想孤独与痛苦，劝君莫作独醒人。
北伐的一次次失败，给南北的百姓带来了一次次灾难。与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刘琨曾在给朝廷的奏表上说：“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简直犹如一幅时代的流民死亡图。这是北方的悲惨图景。而南方呢，为了北伐，“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死亡绝没，家户空尽”（王羲之《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整个南方就像一座长年失火的森林，花溅泪、鸟惊心、鸡犬不宁，民怨沸腾。王羲之认为外既不宁，内又有忧，“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甚至担心像陈胜、吴广一样的农民起义马上就会发生（这话是被以后的历史证明了的，而且最后导致了东晋的灭亡）。人们不愿说的、不敢说的、不想说的，现在皆由王羲之说了，而且措词如此激烈。于此，王羲之的“骨鲠”可窥一斑了。诚然，骨鲠是一种美誉，正直无私，正色立朝，敢唱反调，不怕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任何人口头上都无法不说是一种美德。可是，却易于取怨、招祸，就像王羲之信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要给他戴上一顶反对北伐的帽子，兴师问罪，何患无辞？而官场是整得死人的地方，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可是，王羲之没有计较个人得失，甚至连顾忌、戒备、防范都没有，准备着为此付出代价，这不仅是勇气，更是一种良知。于是，越发地让人敬重起来。我，就是其中一人。
作为一个文人，王羲之一生都没有离开笔墨纸砚。政务之余，他也没有忘记了挥毫写字。忙也好，闲也罢，几十年来写字总是他的日课和雅癖。这既是他的一个精神寄托，也是他用作休息的一种方式。每天，他铺一张白色的宣纸于书案，以手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王羲之《笔势论?启心章第二》）随之，一室飘散着墨香，他饱蘸浓墨，挥毫落纸，感觉自己的性情、意气、念想、情趣乃至喜怒哀乐也随着落实到了纸上：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唐孙过庭《书谱》）
写字，究竟是写什么？有人说是写法，法即规矩；有人说是写情，情即情感、情趣；也有人说是写意，意即意气、意态……东汉时代的扬雄却说：“书，心画也。”就像心电图运行跳动的曲线一样，有什么样的心灵、心思，就有什么样的书作、书品。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石涛说：“我写我心”――王羲之是最早的实践者。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很出名了，但是由于书法的实用性功能的限制，以及文化信息渠道的不发达，不畅通，印刷业到了宋代才发展起来，所以它的流传和欣赏还只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和文化精英的层面上，具有私人空间的性质。一般的民众显然是无法接触到王羲之的书法真迹的，只闻其名，不见其字也许是当时的一个真实写照。即使是有人收藏着王字真迹，也都被当作宝贝珍藏于箱底秘不示人的。
可是，古会稽人却是极有眼福的。
有一次，王羲之到乡下一位门生家里作客，门生十分热情的招待了他。酒酣饭足，齿颊留香，王羲之想写一幅字留给门生作为纪念。一时手痒，便拿起毛笔蘸上浓墨，在室内的一张滑净的榧木几上纵横挥洒起来。门生一看，几面上真草相半，大小、长短、偏狭，各还体态，率其自然；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亦似和风引拂，兰香满室。门生满心欢喜，为了表示谢意，坚执地要送王羲之回郡府。待这位门生回到家里时发现，那桌面的王字真迹却被其父亲误以为弄脏的墨汁，用刀子剔刮得干净了。得而复失，懊悔数日，想来，让人感同身受。
另有一次，王羲之到了蕺山。蕺山，因越王勾践嗜蕺，采于此山，故名。同时又因为王羲之有别业在山之南麓，现在又称王家山。那一天，天气虽然有点热了，但是卖扇的生意却依然清淡。王羲之又情不自禁地走到一位卖扇的老妪摊前，抓起笔在好几把纸扇上写起字来。字若惊蛇入草，有落笔生花之妙。王羲之还暗自为神来的偶然之笔高兴着。不料，老人家却认为糟塌了她的扇子而不高兴。王羲之笑着对老妪说：“不急，不急，你卖扇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王右军的书法，保证您每把扇子能卖一百文钱。”老妪照着办了，轰动一时，纸扇很快被路过的客人一抢而光。
王羲之爱鹅是出了名的。那时，他人在山上，鹅在山下，他想像着“白毛浮落水，红掌分清波”的情景，给人写信，说是“悬情可爱”。南朝何法盛《晋中兴书》载：“山阴道士养群鹅，羲之意甚悦。道士云：‘为写《黄庭经》，当举群相赠。’乃为写讫，笼鹅而去。”另有一说，“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爱鹅没有争议了，以书换鹅，写的是《黄庭经》还是《道德经》？应该作点分析。从记载的时间来说，《晋中兴书》成于南朝，要比成于唐代的《晋书》要早；其次，流传下来的小楷书《黄庭经》传为王羲之书，并经褚遂良过目，载入《右军书目》中，而无王羲之书的《道德经》；第三，从历代文人的用典来看，以“黄庭换鹅”为可靠。不妨举两例：
山阴道士如相见，
应写黄庭换白鹅。
――李白《送贺宾客归越》
谁堪比，写黄庭换取，道士鹅归。
――马致远《哨遍?张王岩草书》
王羲之爱鹅，不惜以千金难求的书法去换几只白鹅。还有，像上面提到的为门生写字，为老妪书扇，王羲之似乎对自己的书法极不爱惜，这其实是大大地误解。相反，他极自负，也极惜书。当年，庾亮向王羲之求书，王羲之不予一字，只说：你弟弟（庾翼）写得那么好，还要我的字干什么。写与不写，不像今日的商业化书家是以钱多钱少来决定的。在那个古雅的时段，在王羲之的行为艺术里，写字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的文化修养，彼此交流和沟通需要的一种人生才艺，一不是为了炫耀，二不是为了卖钱。写字即写心，有了一种好心境，性情为之，无论贵贱也。一旦心情表现出来，印象留在纸上，艺术家便感到满足，感到快乐。同样，他也把这种满足与快乐给了观赏的人。这种文化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的共鸣，大概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
王羲之爱鹅，为什么爱鹅？一个私人的秘密。说不定还和书法有关。我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林先生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猛扑攫取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谐调。”迁想妙得，是每一个艺术家心悟的轨迹和结晶。同样，欣赏白鹅浑圆的曲项和有力的扭动，使人联想起书法用笔的起落变化，才起便落，才落又起，“起笔处极意纵去，回转处竭力腾挪。”这种有力优美的节奏，也是中国书法在笔下运动中极力想要模仿的动作。从爱鹅、赏鹅到在大自然中寻求变化无限的意象，王羲之多有心得，并最后在他的书法艺术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王羲之赏鹅开始，历代书家探寻意象之源，并使之审美化，然后融汇于书法艺术的创造，可谓不乏其例。张旭见担夫争道而得笔意，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雷太简听江声而笔法大进……独化于玄冥之境，万物莫不皆得。然而，王羲之心悟是独到的。他告诉王献之说：“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危峰之坠石；每作一牵，如万岁之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状如惊蛇之透水……”据说，他遵循“父不亲教，自古有之”的古训，只要王献之自己用心体悟。
王羲之学书有年，对书法的整体理解更加深入，也有了自己的一整套想法。有感于卫夫人曾作《笔阵图》，他又作《题卫夫人后》一文。文中他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意思是说，挥毫作书如同指挥打仗，纸是战场，笔是刀枪，墨是盔甲，砚是城池；书写者的心意是指挥作战的将军，书写者的技法本领如同冲锋陷阵的前锋，字的结构要像作战计划一样反复推敲，一举起笔来如同两军厮杀预知凶吉，或进或出要听从号令的指挥，每遇转折处则用尽全力杀死敌人。他说的是写字吗？是邪？非邪？“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他简直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自有论书以来，未之见也，未之闻也。
会稽好山水。山不高，却常绿；水不阔，却清澈。大画家顾恺之来了一次会稽回到荆州，人问会稽的山水风光如何？顾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如果入画，肯定是很经典的个性化的江南山水图。同是这片山水，同是行走在山阴道上，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两人的心灵感悟又是不同的：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水的倒影、水的波光、水的流动、水的灵气、水的奔放，与山的变化、山的厚重、山的高峻、山的秀丽、山的镇静，一起进入晋人的视野。欣赏山水的自然美，进入思辩的玄学意境，对每个人来说，既是一种复杂、隐秘、神奇的心灵活动，又是一种不断超越自身的精神提升。这是东晋名士的一大发现，这一发现就像心灵的花朵，并在他们的文学与艺术方面结出精神的果实。
会稽又多竹，山上、河边、屋后，挺立于风尘之外，枝竿青青，翠叶女袅女袅，最耐岁寒，不以盛衰改。日光月影中，龙吟细细，凤尾萧萧，总有一段清气在胸间。五子王子猷来会稽小住，一住下来就让人在宅子的空地上种竹，说是：“何可一日无此君？”会稽又多河，他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为的是四望皎然的一片雪景，素雪乘舟的一种雅兴。儿子们到了会稽，都喜欢会稽，更坚定了他内心的一种想法。人人都说会稽好，人生只合会稽老。当初，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现在，呆的时间长了，对这片山水的感情也越深，以至于他要作终老之计了。
有一次，徽之与献之从建康到会稽来看望父亲，王羲之让他们同住一个房子。这两个儿子从小一起长大，又都喜欢抚琴、书法，既有共同语言，感情也特别深厚。有一个夜里，拉呱、聊天，睡得晚了。半夜中忽然又失火，徽之年龄大些，惊醒后鞋也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外边跑。献之年幼，被仆人叫醒以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揉揉惺忪的睡眼，神色镇定，一点也不显出慌张的样子，让人拉着手给扶了出来。凝之、操之等其他几个儿女也经常来会稽看望父亲，有时他也会对儿女们说，我已经好久没有以小跑去迎接你们的那种快乐了。是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思念儿女，儿女也思念他。再说，年岁高了，王羲之也总想找一个叶落归根的地方。可是，哪里才是可以安家的所在呢？
“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故乡琅琊曾是他生命的最初地理，可是他从小就离开了，故乡的情景在他的记忆中也越来越隔膜了。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重返记忆，但不是重返战争、死亡、暴力与血腥，而是重返关于故乡的记忆：平野、夕阳、炊烟、山高水长、钟鸣与鼎食。故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如今，想着要回去，也只能在梦中。远离着故乡，又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忧患，乡音改了，鬓毛白了，没有归宿感，他不知道他的第二故乡究竟在哪里――建康？还是会稽？建康，安顿着他一家大小，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让他有置身异乡的感觉。
那时，也是在建康。王羲之和谢安曾经一起登上冶城。早过而立之年的谢安还不想出仕，隐居于会稽的东山，“草堂春睡足”，看书、清谈、养妓、下棋，一副超然出世的样子。人们都说谢安有“高世之志”，“足以镇安朝野”，他自己更是期许良多。可是，他就不明白谢安为什么就是不肯出山。共登冶城的那一天，天气也好，平畴千里，长江如带，谢安悠然远望，若有所思。王羲之和谢安说到了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比如大禹的治水，以至于手脚都磨出了老茧，周文王为了处理国家大事，经常没有空闲的时间，连吃饭都不能做到按时。然后，又联系到眼前的偏安，为了防御北方胡人的南侵，建康城的四郊到处构筑堡垒。百姓难得安宁。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大家都应该为国家效力才是，可是，现在的有些人却终日清谈，荒废实务，这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打锣听音。这话，当然是故意说给谢安听的。可是，谢安偏偏装着没有听懂的样子，反问：“秦国重用商鞅，实施变法，可是到了秦亥二世就亡国了，这难道也是清谈所造成的灾祸吗？”清谈误国，这是王羲之内心一直为之担忧的事情，在其位谋其政，也是王羲之人生的一个准则。“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作为长者和朋友，他是多么希望谢安能够早点出山，为国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从建康回到会稽，由国事想到家事。“家”的概念逐渐在王羲之的头脑中清晰起来，有道是，心泰身宁，即是归处。会稽虽是他乡，却是可以当作故乡的。会稽属于他，同样，王羲之也是属于会稽的。当然，他现在不会忙着买田择地建房，他还做着朝廷的官，拿着朝廷的俸禄，而官衙里还有许多公务等着他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