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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计算器在线使用_科学与道器之学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文明有古今东西之分,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与科学――赛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明显然是赛先生之前的文明。这说明赛先生之前、之外还有可以创造文明的先生,即科学之外还有学。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华民族独有的道器之学有着因果关系。中华先贤从自然之道与自然之物汲取了发明创造的智慧,形成了“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中华先贤以道论天地,以道论万事万物以及一事一物,以道论器,以道论技,以道论术,论出了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器具以及一项项技与术。中华先贤的创造,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大都具有领先意义。道器之学以尊崇自然、和谐自然为基础,所以道器之学创造的文明是可以延续的文明。现代科学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所以科学创造的文明是不可以延续的文明。在天地、空气、水以及人类本身受到严重污染的今天,发明创造借鉴与尊崇自然的传统智慧,是必要与必须的。
  ――摘要
  
  一赛先生之前的文明
  
   英国学者W?C?丹皮尔在《科学史》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开篇之处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在历史的黎明期,文明首先在中国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尼罗河几条大河的流域中,从蒙昧中诞生出来。”
   丹皮尔所说的“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丹皮尔把中国文明排在了首位。
   “文明”一辞,在中华元典中首见于《尚书?舜典》。这里的“文明”一辞,用于对舜的褒扬。次见于《易传》。《周易?同人?彖传》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周易?贲?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论“文明”,起始于君子,落脚于天下。两部经典告诉后人,“文明”作为褒义词,可以用于对人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对天下的评价。
   关于“文明”的学术界定,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关注的是,文明之称号需要方方面面的实际内容来支持。在《科学史》中,丹皮尔列举的第一个实例是两河流域的度量衡。两河流域的度量衡,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巴比伦尼亚国王的敕令中。此时,中华大地出现的是周王朝。周之前有商,商之前有夏,夏之前是以舜为君的公天下。《尚书?舜典》曰:“同律度量衡。”五个字,五个单音词。同,统一也。律,音律也。度,长度也。量,容量也。衡,重量也。《尚书》告诉后人,是舜第一次统一了音律与度量衡。统一,是“已有”基础上的统一。由此观之,中国的度量衡应出现在舜之前。如果以度量衡为支持文明称号的第一依据,那么中国古代文明不是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而是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或者更早的时间里。
  历的出现,与度量衡的意义一样,是衡量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尚书?尧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时代已经出现了历,闰,闰的是阴阳两种历。一个“闰”字,这说明尧时代已经出现了阴历、阳历以及两种历融合而成的阴阳合历。中华大地的历,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尚书?尧典》。实际上,三种历均出现在文字之前。
  劳动工具的出现,同样是衡量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周易?系辞下》下,伏羲氏名下出现了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名下出现了农业生产的耒耜。
  穿上衣裳,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标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告诉人们,早在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民已经穿上了衣裳。
  《周易?系辞下》中神农氏、黄帝、尧、舜,五大圣人名下,不但记载了农、渔业生产的劳动工具,还记载了衣裳、舟车、臼杵、弓矢、宫室、书契等一系列先进的发明创造物。《尚书》《诗经》记载,是后稷培育出了五谷良种。《史记》中的黄帝名下,记载了“淳化鸟兽虫蛾”的功绩。“淳化鸟兽虫蛾”所指的是桑蚕家畜的驯化与养殖。《韩非子?五蠹》篇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名下,记载有钻木取火、构木筑巢两大功绩。与亚当、夏娃相较,中华先贤早早地穿上了衣裳。与普罗米修斯相较,中华先贤没有去天堂偷火,而是自己动脑动手钻木钻出了火。渡河有船,陆路有车,居家有屋,生产有工具,着装有衣裳,安排生产生活有历,交易之中有度量衡,野生鸟兽虫蛾驯化后为民所用,五谷瓜果已有良种……在当时,每一项成果都有惊天动地的意义。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的确先一步跨入了文明。
  以科学论文明,是丹皮尔的基点。笔者关注的问题是,当几千年前中国文明辉煌于世界之时,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西方科学――赛先生――尚未出现,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与赛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明显然是赛先生之前的文明。这一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赛先生之前、之外还有先生。赛先生可以创造文明,赛先生之前、之外的先生同样可以创造文明。赛先生并不是人类唯一的先生,即科学之外还有学。创造两个文明的先生,在时间上有古今之分,在空间上有东西之分,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但绝对不会一模一样。
  
  二赛先生解释不了的经络
  
  《黄帝内经?灵枢》中出现了十二经络。最早记载《黄帝内经》的文献,是《汉书?艺文志》。历史的公认是,《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在笔者的研究中,《周易》《尚书》《周礼》里面已经有了《内经》的理论基础,而《礼记》《道德经》《管子》《庄子》里面已经有《内经》的雏形。就是按《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算起,十二经络在时间上起码要早于赛先生两千多年。但时至今日,赛先生对经络一不能认识,二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三不能应用经络疗疾、健身,而中华先贤却已经做到了这些。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是不是可以说,赛先生之上还有先生,即:科学之上还有学。
  
  三以道论之的道器之学
  
  关于赛先生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现代文明与赛先生之间的因果联系已被大家所熟知,本文不展开讨论。此处追溯的问题是:在中华先贤创造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西方的赛先生还没有出世,那么中华先贤凭借着什么“学”创造出了领先于世界的文明?
  1.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笔者在阅读诸子典籍、《黄帝内经》《周髀算经》《周易参同契》《文心雕龙》时做了一个简要的统计。统计中有一个发现,诸子、诸经、诸典论述问题不同,但基础相同,即诸子、诸经、诸典论述问题全部是以道为出发点的。道家以道论宇宙起源,以道论德,以道论政;儒家以道论礼,以道论艺,以道论音律,以道论公天下;兵家以道论兵,疱丁以道论解牛之技,捉蝉的老人以道论承蜩之术;《黄帝内经》以道论医;《周髀算经》以道论方圆,以道论勾股弦,以道论历;《周易参同契》以道论炼丹,实际是阴阳两种化学元素的化合;《文心雕龙》以道论文章……以道论A,以道论B,以道论C,凭借着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早期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部部经典,出现了一件件先进的器具以及一项项技与术。同样的道理,论出了西方至今还困惑不解的经络。
  2.何谓道?道者,生生之源也。关于宇宙起源,犹太人先贤以人格神交出了答卷,古希腊第一哲学家泰勒斯以单一元素水交出了答卷,中华先贤则以一个抽象的、由阴阳两种元素组成的自然之道交出了答卷。自然存在的一切均由此诞生,道是中华先贤所认识的生生之源。《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文字之前有卦,卦由阴阳两爻所组成。道之概念,虽然出现在文字之中,但在卦象中已经形成。
  在造物意义上,道与《圣经》中的上帝具有一模一样的功能。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与上帝有两个不同点:道是自然之道,而非人格神。上帝反对人的发明创造,例如反对人用无花果叶子造裙子,例如反对人造通天塔,而道却能够启示人去进行文化、器具以及其它方方面面的发明创造。
  3.道器之学。在中华元文化里,没有“科学”一辞,但可以看到与以实证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不同的另外一种“学”――道器之学。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道器之学正式形成于《周易》之中。形上之道,只有生生之源一个解释。形下之器,有两种解释:一是自然之器,即自然产生的一切有形之物。如《周易?系辞上》所言:“形乃谓之器。”如《黄帝内经?六微旨大论》所言:“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唐?王冰注:“器谓天地及诸身也。”二是人造之器,包括生活器具,生产工具,自卫武器,观测天文的仪器,度量衡以及治病的器具。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弓矢者,器也。”《易传》非常明确地将弓箭、鼎、车界定为“器”,间接地把人的一切创造物都界定为“器”。笔者认为,道器之间转化的学问,即为道器之学。道器之学有以下五大特征:
  ⑴站在道――生生之源――的立场上论述一切问题。
  ⑵以形而上、形而下两种因素作为认识自然世界的基本点。
  ⑶以形而上、形而下两种因素作为认识物理、创建人理的基本点。
  ⑷以形而上之道为基准发明创造人工之器。
  ⑸以道论天地,以道论万物,以道论人事,以道论器,以道论技、术,只要不违背形而上之道,什么问题就可以提出,生命问题都可以思考。
  ⑹发明创造的道路上,有先贤而没有障碍――曾经创造出伟大成果的先贤,只能是后人继续探索的基础,而不是阻挡后人探索的铜墙铁壁。
  以道论之是道器之学的思维方式,行而论道、动手动脑是道器之学的行为特征。道器之学解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也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实际问题。
  一个“道”字,解答了如下十个重大理论问题:
  ⑴宇宙起源问题。与以上帝为宇宙起点的认识不同,中华先贤认为,宇宙源于道,源于道的分裂而变。阴阳之道一分为二分为天之道、地之道;一分为三分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一分为万分为花之道、草之道、鱼之道、虾之道、鸟之道、兽之道,乃至屎尿之道。大道可分裂而变为各式各样的具体之道,在这一点上,与总逻各斯可以分为无数小逻各斯有相似之处。道位于形而上,物位于形而下。形而下之物,对应着形而上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万物有万物之理,一物之理与万物之理均归根于道理。
  ⑵先天到后天的转化问题。先天为无,后天为有。无中生有,一切有皆从无中来。天地万物有一个从先天到后天的转化问题,即从无到有转化。先天到后天的转化,中华先贤使用了三种表达方式:一是卦象,二是数字,三是文字。无论哪一种表达形式,里面均没有出现万能的神灵。
  ⑶一物的特殊性与万物的共同性。一物有一物特殊性,万物有万物的共同性。特殊性体现出的是物与物的区别,共同性体现出的是物与物的相互依存的平衡。犹如六十四卦那样,卦卦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特殊必须和谐于六十四卦的整体系统之中。
  ⑷大小两个世界的相似性。视野中的世界分为大小两个世界,大至无外,小至无内。两个世界之间有相似性,这个相似性就是基本成分上的一阴一阳与基本结构上的阴阳两分。
  ⑸生与死为自然过程。《周易?系辞上》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周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生生不息也死死不息,但生亦自然,死亦自然。终点之处恰恰又是新的起点之处。生死过程之中,没有人格神的介入,所以在中华元文化里没有天堂、地狱之说。
  ⑹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奥义书》的作者与释迦牟尼共同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多种元素所组成,具体是风、火、地、水四大元素。四大元素之间存在着相生关系,即风生火,火生水,水生地。但《奥义书》的作者与释迦牟尼并没有指出四大元素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帛书周易》《尚书》《左传》认为,现实世界为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所组成。《黄帝内经》揭示出,五大元素之间首先存在着相生关系,同时也存在着相克关系。相生,解答了物之间的连续性;相克,解答了物之间的平衡性。相生相克,用今天的话语说,就是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
  ⑺时空物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宇宙即时空,时空即宇宙。“四方上下为宇,往古来今为宙。”(《尸子》)在八卦之中,在十天干之中,中华先贤建立起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宇宙观。例如,后天八卦中的《离》卦,可以代表四时中的夏天,可以代表四方中的南方,可以代表五行中的火,时空物在卦象里得到了统一。再如,十天干中的甲乙,一是代表春天,二是代表东方,三代表五行中的木,时空物在天干里也得到了统一。时空物均呈无限循环的运动状态,是八卦、五行共同强调的哲理。
  ⑻道理与人理的统一。比照天文创造人文,比照天德树立人德,比照天行论君子之行,这是《周易》以道理、天理论人理的基本模式。以天体论人体,以四时之气论疾病,这是《黄帝内经》中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仿照道理,仿照天理创建人理,即仿照自然哲理创建中华元文化与中医文化,是中华先贤的基本思路。人理与上帝之理的统一,这是《圣经》主张。人理与自然之理的统一,这是《周易》与《黄帝内经》的主张。人的一切行为必须以自然之理为标准进行“该不该”的价值判断,这是《周易》与《黄帝内经》的基本特色。
  ⑼原动力与恒动力问题。宇宙间运动的原动力源于何处?恒动力又源于何处?原动力源于一阴一阳本身,恒动力源于阴阳间的互动,这是《周易》《道德经》中的答案。《周易?系辞上》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阴阳间的互动,这个形象比喻是开门关门式的“阖辟之变”。阖者,关门也。辟者,开门也。阴阳互动犹如不断地开门关门。运动的原动力源于阴阳本身,恒动力源于阴阳互动,而非源于上帝的一脚或几脚。
  老子用“风箱”模式解释了宇宙间的动力问题。《道德经?第五章》曰:“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橐龠”即风箱,风箱的运动为无穷尽的一屈一伸,一往一来,屈伸、往来的动力源之于内部,而非外部。
  中华先贤认为,运动都是圆周运动。宏观世界大到无外,微观世界小到无内,两个世界的运动都围绕着一个“圆”字。《黄帝内经》谈阴阳、谈气血、谈经络时,使用的词语是“如环无端”。环者,圆也。《?冠子》中有一篇专门谈圆周运动的文章。天地万物的运动,春夏秋冬的运动,都是圆周运动。这篇文章的标题用了两个非常妥帖的字――“环流”。环者,圆周也。流者,运动也。环流即圆周运动。这篇文章结尾的八个字也非常妥帖:“物极则反,命曰环流”。直线运动,一去不复返。圆周运动,周而复始。从《周易》到《黄帝内经》,从《黄帝内经》到《?冠子》,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宇宙间的一切运动都是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吕氏春秋?有始》曰:“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天在动,北极星在动,而北极点不动,此时的中华民族,对天体的运动已经认识到了如此程度。与物体匀速运动的认识不同,中华先贤首先在五大行星运动中发现了加速度现象,《史记?天官书》记录了五大行星变度运动的五种状态――迟、速、留、顺、逆。可以以小验大,亦可以以大验小,是中华先贤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以此而论,宏观与微观两个世界的运动应该均应该是圆周不匀速运动。
  一阴一阳之模式还告诉人们,物体间既存在着万有引力,而且还存在着一种与万有引力相反的斥力,如果仅有一种引力,运动的物质(包括星球)会轻易地被吸引在一起。
  ⑽形与神的统一问题。人有其形,有其神。如《荀子?天论》所言:“形具而神生。”神在何处?《荀子?解蔽》中的答案是:“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黄帝内经?大惑论》中的答案是:“心者,神之舍也。”形,位于形而下,是可以解剖的,是显微镜下可以认识的。神,位于形而上,是无法解剖的,是显微镜下不可认识的。人体与宇宙,均由形而下、形而上两种元素所组成。正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才有了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的宇宙。
  这十大理论问题,以牛顿经典力学为起点的现代科学,至今还没有全部做出合理的解释。
  “道”“器”两个字解决了生活生产中的一系列重大实际问题。
  ⑴尚象制器。生活需要器具,生产需要工具,自卫需要武器,生活生产还需要如度量衡这样的功能性器具,如何发明器具、工具、武器?仅仅靠个人的聪明和智慧够吗?能否从人之外的大自然中汲取智慧?答案是可以的。中华先贤在一个“象”字里面中找到了发明创造的智慧。《周易?系辞上》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在早期的中华大地上的圣人,均为行而论道者。行而论道之道,其中包括发明创造之道――尚象制器。制器者尚其象,“象”为何物呢?象者,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也。形象之象在天地万物中,抽象之象在卦象中,抽象之象源于形象之象。尚象制器,就是比照象之外形以及象内含的哲理去进行器具、工具、自卫武器的发明创造。老子说:“大象无形。”有形之象是物,无形之象是道。象与道异名而同类。道在天地万物中,亦在卦象中。象器之间可以转化即道器之间可以转化。形象之象、抽象之象以及两种象背后的哲理是中华先贤所找到的发明创造的参照坐标。
  ⑵尚象制字。汉字,始于黄帝时代的仓颉。《荀子?解蔽》曰:“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因何创造了字?《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许慎?说文解字叙》曰:“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知分理之可以别相异也,初造书契。”两个答案告诉我们,汉字创造与器具创造的原理一样,皆是以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为参照坐标创造出来的。
  ⑶尚象制历。“知日之高大,光之所照,一日所行,远近之数,人所望见,四极之穷,列星之宿,天地之广袤。”《周髀算经》告诉后人,测定日影,记载日影围绕圭表一周闭合为圆的时间长度,就可以确定一岁之时间。观测月之朔望,确定一月的时间长度与一年十二个月的时间长度。制历,需要计算,但基础工作则是形象之象的观测。
  ⑷尚象建国。“匠人建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这里的“国”,即今日之都市。《周礼?冬官考工记》告诉后人,建设都市的第一项工作是确定方位。方位的确定,一是昼测日中之影,二是夜测北极星。两种形象之象在天上,都市建设在地上,但地上的建设要由天上的日星来决定,天人合一的哲理是不是体现在了建筑学之中?
  ⑸尚象制礼。堂堂中华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礼之源在何处?《礼记?乐记》曰:“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礼者,天地之序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对礼的界定是:“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尸子?处道》曰:“礼者,天地万物体也。”制礼的参照坐标,是“天地之序”,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万物之体”。中华民族的礼,是源于天理、地理的礼。《礼记?礼运》曰:“礼本于大一。”大一者,道也。中华民族的礼,是源于道理的礼。
  ⑹尚象制乐。《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又曰:“乐由天作。”孔夫子曾用“尽善尽美”一辞来评价《韶》乐。《韶》乐是舜时代创造的音乐,尽善尽美的音乐,与乐出自然有关。
  ⑺尚象制数。《左传?僖公十五年》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中华大地上的数,起于天地,起于万物,物有其象,象有其数,这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数,后面还要谈及,此处不赘。
  尚象制器,尚象制乐,尚象制数,尚象制历,尚象制一切实用的器具,尚象制一切切合实用的技与术。如解牛的疱丁所言“道,进乎技矣。”中华先贤运用道器转化、道技转化的哲理解决了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实际问题。
  作为生生之源的道,何以能够启示人们的发明创造呢?请看下列四点解释:
   1.道在万物中。上帝造万物,一直处于万物之外、之上,而道生万物之后却并没有告别万物,而是赋存于万物之中。万物是活生生的万物,一片树叶,一片草叶,一只飞鸟、小猫、小狗,一条小鱼小虾,都可以给人以发明创造的启示。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中的仿生学。道在天地万物中,所以道可以启示人们的发明创造。
  2.道在卦象中。卦象却源于天文、地理、诸物、诸身。简而言之,抽象之卦源于活生生的形象之象。天地万物为形象之象,卦象为抽象之象。《周易?系辞下》说,五大圣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的十几项大发明创造均产生于卦象的启示下。对卦象启示下的发明创造,一些《周易》研究者,至今还在质疑。实际上,形象之象――树叶、草叶、小猫、小狗可以给人以发明创造的灵感,作为抽象之象的卦象难道不能给人以启示吗?卦不是文字,不是语言,什么都不是,却什么都是。简易之卦,内涵精深,外延博大。卦中除了象征形象之象之外,还隐喻有丰富的自然哲理,例如循序渐进的哲理,否极泰来即物极必反的哲理,两种元素相反相成的哲理,触类旁通的哲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哲理,五行相生相克的哲理,真正接近了卦,可以有无尽的联想。《周易?系辞上》曰:“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事有政事、能事之分,政事是治理天下之事,能事则是能工制器之事。《易传》提醒后人,只要能在八卦的基础上引伸之,触类旁通之,就能把“天下之能事”办好。
  3. 道在数中。道分一阴一阳,阴阳分一奇一偶。《周易?系辞上》曰:“阳卦奇,阴卦偶。”《黄帝内经》曰:“阴道偶,阳道奇。”道在八卦中,八卦本身是象数理的统一体。道在天地万物中,天地万物也有数。《周易?系辞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数起天地,数起万物,数起阴阳,总而言之,数与文字、音乐一样,起于自然。有了数就有了规定性,这是公认之理。规定性之外,还有灵活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特殊性。以道为基数,可以进行十、百、千、万的推理。《黄帝内经》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有了推理,可以从已知到未知。规定性是发明创造的必须条件,灵活性是在已有创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必须条件。懂得了数的规定性与灵活性,既可以在自己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也可以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
   4. 道中有举一反万的哲理。众所周知,聪明人学习与研究问题时,可以举一反三。得道之人,可以举一反万。《庄子?天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帛书周易》曰:“能者繇(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胃(谓)也。”《周髀算经》曰:“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黄帝内经》曰:“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又曰:“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知道了举一反万的哲理,再回头看中华先贤由道制器,由道制礼,由道制历,由道制字,由道制乐,合理的答案就会油然而出。
   道在今天还能发挥作用吗?建筑大师贝聿铭在《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见《新华文摘》2004年第11期)一文中,引用了《论语?述而》篇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此解释自己建筑艺术与道之间的源流关系。研究古初之道,可以在今天建筑艺术中创造出精品,这是贝聿铭先生的认识与实践。
   道为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涵盖了自然哲理。认识了道,可以提出很多很多问题,可以举一反三,可以举一反百,可以举一反万。如果能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必然会产生新的发明、新的创造。
  
  四道器之学与科学的简要比较
  
  都能创造,这是道器之学与科学的共同点。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简要谈以下几点。
   1.系统论与具体论。道器之学在天、地、人三者之间建立起的是分而为三、合而为一的关系,在天、地、人、物四者之间建立起的是分而为四、合而为一的关系。科学在天、地、人三者之间建立起的是三分关系,在天、地、人、物四者之间建立起的是四分关系。道器之学强调我与外物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关系,是有取有予的关系,而科学对待外物的态度是征服,强调的是为我所用且取之无度。
   2. 形下之物与形上之理。以道论物,是道器之学的独特思路。以阴阳论物,以五行论物,以时空论物,以天文地理论物,论此物时考虑与万物的联系、考虑与生生之源的联系,是这一思路的基本特征。历史证明,沿着这一思路所产生的成果,不会危及万物,不会危及自然。
  以物论理,是现代科学的思路。论此物的结构构造、化学成分以及人工是否会合成此物,论此物时一不考虑与万物的关系,二不考虑与生生之源的联系,是这一思路的基本特征。造出此物,危及到了它物,有一利必有一弊,是现代科学成果的普遍弊病。今天,科学发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污染也到了空前的程度。喝污染的水,呼吸污染的空气,已经成了生活中的平常。实际中的严重恶果,反映出了哲理上的先天缺陷,这就是只论形而下之物,不论形而上之理。
   3.“是不是”与“该不该”。求“是不是”以“该不该”为前提,即进行发明创造时首先会以道为基准问一个“合不合理”,这是道器之学的基本特征。例如养生与治病,中医首先问的是道与德。《黄帝内经》在开篇之处强调,饮食起居要“合于道”。例如研究解牛之技,首先讲究的是“依乎天理”。
  只论“是不是”“会不会”“能不能”,不论“该不该”,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现代科学在今天,已经可以进行人的克隆了。人该不该克隆呢?科学本身并不能给出答案。以元点哲理对照,马上就可以做出否定性的结论。按照《圣经》的哲理,生孩子是夏娃和亚当两人同心协力之事,而非夏娃和亚当两人各自的事。按照《易经》的哲理,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阴独阳不能为道。所以,从男人或女人身上取出一个细胞克隆为人,是完全不应该的。可以创造的并不等于应该创造。与毒品可以制造但不应该制造一样,人可以克隆但不应该克隆。科学探索,本身并不能做出“该不该”的价值判断。
   4.一面与两面。阴有形而阳无形,任何事物都有有形与无形两面的特性。“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黄帝内经?调经论篇》)血有形而气无形,现代医学手段无论怎样先进,却只能化验血而不能化验气。肾气、脾气、肝气、营卫之气、惊恐之气的确存在,能够实证吗?《管子?内业》曰:“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荀子?天论》曰:“形俱而神生。”现代科学运用解剖、实验、分析方法对人脑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分子、量子级,但始终找不出神之所在。道器之学用阴阳两面看待世界,所以道器之学可以论有形,也可以论无形。以为实证主要特征的科学只能证有形之物,而不能证无形的精、气、神。面对无形的一面,科学就显示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五可以延续的文明与不可延续的文明
  
  道器之学,建立在尊崇自然、和谐自然的基础上。天人合一的哲理,经得起时间与空间的考验。道器之学中的最初的成果,至今还在使用。例如阴阳合历,例如臼杵的形式。2003年12月12日,大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东方数学的使命》的文章,其中谈到,正是中华民族的古老算法衍化出了推动世界进步的计算机。古老的算法恰恰“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时代精神”。吴先生说,美国一位计算机数学大师也持同样的看法。尊崇自然、和谐自然,这一哲理可以从远古延续至今天,也可以从今天延续到明天。
   现代科学建立在征服自然的基础上,现代文明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来的。危及到了天地万物,最后必将危及到人类自身,所以现代文明貌似文明而实际野蛮,是根本无法延续的野蛮。形而下的错误,折射出了形而上学即哲学上的谬误。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格里芬提议,应该“对传统社会的智慧予以新的关注”。对照污染的天空,污染的大地,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江河,这一提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传统的智慧在何处呢?如果向传统社会寻找智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这里有没有现代人汲取的智慧?道器之学中的尊崇自然、和谐自然的智慧,即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智慧,有没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六关于文化继承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1.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此处要申明的是,中华先贤所开创的文化并没有错。如果中华文化一开始就有错误,会出现早期的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吗?中华民族的落后根源在于文化失传与变质,在于道器之学的支离破碎。文化失传于何处?变质于何处?道器之学破碎于何处?这需要另作专门的讨论。我们应该找回先贤创造文明的文化,然后继承之。先贤们所创造的器具,有些形式已经过时,但创造物背后的思维方式,有着常青的生命力。
  2.找回先贤创造文明的思维方式。笔者认为,从大自然中汲取做人的理性,从大自然中汲取做事的智慧,在和谐天地、和谐自然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思考,最后形成了站在道的立场上论天、论地、论人、论物、论器、论技、论术、论A、论B、论C的思维方式。以道论之,是中华先贤创造文明的思维方式。脑子善于思变,双手善于创造,不断创造出新经典、新器具、新技术,是中华先贤的行为特征。如果子孙继承了先贤创造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征,就可以在祖先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就可以解答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举例说明,有必然发生的天灾――地震、海啸、洪水、大旱,而现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做出必然的预报?大自然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概念思维的局限性。《尚书》《诗经》中的先贤以天文论天气,后人可不可以以天文论天灾呢?地球作为天体的一员,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仅仅是地球本身因素所决定的吗?正如钱塘江大潮与天文有联系一样,地球上的大灾大难与天文之间肯定存在着时空上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只要在何种天文与何种天灾之间找到时空上的对应关系,那么地震、海啸、特大洪水、异常干旱这些必然发生的灾难,就必然会被提前预知。以天地人合一的系统论为基础,笔者写出了《天文?天气?天灾》一文,被一家中文核心期刊所采用。
   3.文化研究应该避免的三大错误。一是应该避免情绪化的错误。维新运动以来的文化研究,一直被激烈的情绪所左右,所以并没有真正接近中华文化的本源。
   二是应该避免“唢呐班”的模式。乡村中有一种唢呐班,只要给钱,让吹喜调吹喜调,让吹丧调吹丧调。唢呐班可以这样,文化研究不能这样。文化研究,一不能被情绪所左右,二不能被物欲所支配,否则,虽有堆积如山的复制文章,但永远也无法认识中华文化的真谛。
   三是应该避免“拿面包批评馒头”的错误。面包与馒头,是不同民族、不同智慧的结晶,它们功能一样,但形式与工艺不同。如果用面包的标准批评馒头,必然会导致出馒头不标准的结论。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批评中国哲学,必然导致出中国没有哲学的结论。如果以西方医学为标准批评中医,必然导致出中医不科学的结论。如果以西方的标准为唯一的标准,必然导致“中国什么也没有”的荒唐。西方有面包,东方有馒头,这是现象。你有你的智慧,我有我的智慧,这是实质。正如不能用面包标准批评馒头一样,不能拿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衡量、来否定中华文化。文化研究,一定要认识不同民族的不同智慧,首先应该找回民族自信心。
  
  参考文献:
   [1]《科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2]文白对照《十三经》,广东、广西、陕西教育出版社
   [3]南京中医学院编,《黄帝内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4]《道德经》,贵州省贵州人民出版社
   [5]《庄子》,广东省广州花城出版社
   [6]方在庆译:《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省海南出版社
   [7]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华文化的奠基之作
   1.八卦:中华大地上的第一篇文章
   2.五行:一幅包容现实世界的简图
   3.太极:自然演化的生生之源
   4.图书:奇偶数中的宇宙观
   5.以道论之与行而论道
   ――重新认识三皇五帝留下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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