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生哲学，思想家是达之以理，诗人是表之以情。可以不借宗教之力而精神有所寄托，苦闷有可抒发，正如朱敦儒词云：“不修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 但反观历史，诗苑中的顶尖之作无一被历史偏爱，或许这正如一些人所说“文章憎命达，作品憎溢美”，同时也证明了“短烁”与“长存”的铁律。
人心叵测，天心不颇。
大凡饱尝苦难的文人墨客，往往名留青史。世间之事，各有其规，正所谓：圆行方止，各适其宜。艺术与功利形同圆方，难以相融。写作乃高雅之事，更与功名殊，与富贵舛，与世俗乖。之所以自古哀怨起骚人，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迹”，志起于穷，思源于厄，文成于愤。人达多变，装腔作势，安能复有佳作?
文不因赞而显，名不因谀而彰。正如韩愈《答李翊书》道：“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善，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李白，这位不用溢美，其美自显的实力派诗人，这位中国历史上留下名篇最多的大家之一，他不是文学理论家，也未研究过诗论，但他深谙诗道，且以行代知，诗苑之果被他摘半。除了“诗仙”还应荣膺“诗坛巨臂”美誉，可用一字概括其诗道――狂。凡文人必狂，梁简帝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只是方式不同：屈原之狂与李白之狂迥异；司马迁之狂与刘勰之狂有别。李白是狂而不傲。天宝初年，李白供奉翰林亦如此，他的许多举动亦属飞蛾扑火，然客观上却成全了他辉煌艺术。
有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即李白的成就不完全是天才使然。天资聪慧，少已出众，是实，然比其优秀者有之，却没能取得同样成就。个中原因乃在于其更具有按照艺术规律行事的自觉。他不善溢美，相反近于苛刻严格要求自己，其大部分作品皆因不满而自毁，留下不过十分之一。谁能想到连脍炙人口，且悲且壮，令人泣血，读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蜀道难》也几欲被毁，在好友贺知章的劝说下才勉强保留下来。在李白心中，艺术之难难于蜀道。不知在李白面前，溢美者汗颜乎?
北宋苏轼是其人倒霉，其作流芳的代表。“乌台诗案”是中国著名的文字狱，其后霉气不散，祸事接踵，苏轼几乎无一日宁，无一天乐，曾两次欲自裁了事，未遂。其曾自嘲总结自己一生：心似以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谵州。
谁知其心酸?谁识其才学?谁解其牢骚?兵置之死地而后生，文置之窘境而登仙。仕途不畅，文场宽阔；文字狱下，才子辐辏。艰难困苦历练其人，也磨炼其文，致使其流放中作品炉火纯青，历久弥芳，成为华夏瑰宝，这便是中国文坛中所独有的“苏轼现象”。
窃以为，如果老天赋予你才华，就应尽其人事，不废其才，让生命最大限度释放能量，使逝去的生命化为宇宙苍穹中一颗耀眼的恒星。溺于俗流，岂不可惜。俗流给予人间，不过是溢美的虚名而已，唇舌流芳能有几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