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里有着一个极其动人的故事,同时也是脍炙人口的:上帝许诺亚伯拉罕一子。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许诺之后无疑是高兴的,他怀着希望去等待这个孩子,然而许多年月过去了,上帝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而这个老人却是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等待孩子的意志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经过了漫长年月的等待与折磨,他得到了他的爱子,并取名叫以撒。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一切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然而,正是上帝,却让这个美好的结局加上了一条很不吉利的尾巴,他叫亚伯拉罕用他的儿子来献祭。这意味着,亚伯拉罕又将失去自己多年期盼的儿子。众所周知,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考验。亚伯拉罕却是不知道的,他只是一声不吭地执行这个命令。
克尔凯郭尔在他的《恐惧与战栗》中表达了他对这个老人的崇敬之情:“还没有人能像亚伯拉罕这么伟大,有谁可以理解他吗?”
这样一个始终持有信仰的人,他在并未产生要孩子的念头的时候忠诚于上帝;在年轻时候他可能会不住地感到迷茫和绝望,他仍然是忠诚于上帝;在需要支持的时候,信仰让他有着勇气;后来当他的上帝欺骗了他,他仍然是忠诚于上帝的。他的一成不变的信仰甚至让他的信仰本身失去了意义,而到最后他清楚地看到,上帝将要毁掉他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仍然是遵从的。
为了不拘泥于经典,我冒昧地捏造一个类似亚伯拉罕的现实生活版本,我发现现实生活并不乏这样的人:少年D。假设有一个少年D――现在这个假设已经溶入了真实――他在等着一封信,那不管是一封怎么样的信,关于前途或者友谊,可以肯定的是他把它看得很重。信迟迟不到,据他了解,这封信已经寄了一个月,一般来说,这应该是出了一些问题。他准备去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准备打电话问个清楚,然而正当他打电话的时候――必须提醒的是,他是一个充满信仰的男孩――他似乎意识到他的这种等待是一种神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认为,每个事情都适时的解决是一种浮躁。于是他开始决定要历练自己的意志,从意识到这是上帝的一种考验开始,他打消了他关于这封信的所有动机,于是他等了两个月,令人吃惊的是,这两个月里他的意志依然如此坚定,坚信着这是一个神的考验,而他的目的显然是模糊的,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抛弃一切动机,这种历练让他感到一切失去了意义,甚至等待也失去了意义。他的这个关于信仰的动机已经让他变得与世隔绝。他开始连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愚蠢、呆板的事情,然而他还是抱有信仰。
我从这个故事与亚伯拉罕美丽动人的故事找到了等同性。他们对自己的历练――可以说是一种苦行,或者折磨,都使常人难以理解。因为他们心中坚固地活着一个上帝――至少是一个自己的上帝,这种信仰让他们备受苦行的折磨,然而背弃了这个信仰,他们会怎么样?如果是亚伯拉罕,他作为一个经典人物而言,从表面上看失去的是(克尔凯郭尔)对他的赞美,如果说以一种纯粹的苦行者的身份,作为永远不被人知的少年D来说,他或许不会有什么荣誉上的损失,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他的信仰对于他来说,永远忠诚会让他个人感到光荣和伟大,而背弃则是可耻的。
信仰的意义不止于此,对于绝望的人,他是很需要信仰。这个可以以另一个人,卡夫卡为例,他在他的《箴言录》里写道:“如果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仰,人就无法活下去。对于人来说,无论是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隐存的。这种隐存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相信一个自己的上帝。”对于少年D来说,他如果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产生这个念头,他就很可能把这一切事情办妥,然后得到他所要的。而他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是他的敏感和多疑让他产生了这个想法),而他畏惧的心理让他不得不服从这个强烈的信仰威胁,不然,他将会得到报应。如果只是出于这种念头,那他无疑就不会是克尔凯郭尔所赞美的对象,他只是一个胆小者。真正的信仰者是这样的:“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信仰的斗争就在于这一点:争取可能性的疯狂斗争。因为只有可能性才能开辟出拯救之路。”“归根到底只剩下一条: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有这时才开辟一条信仰之路。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去信仰。上帝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上帝。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
这一种信仰(事实上是一种绝望)让他开创了存在主义。而存在主义始终坚信:一个人无论从自己可怕的、堕落的、失望的景况中,还是“主啊,我从深渊向您求告”那样向上帝呼吁,都能得到拯救和自由,因为这是一位计算人的头发,关心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可爱的上帝,他会把人类的每滴痛苦的眼泪抹掉。(《旷野呼告》序)
如他所讲的可能性,他绝望、苦行的一生带给他的可能性是成为存在主义的鼻祖。而我现在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把他也看作一个伟大的人,也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有着相同的气质,他们都持有信仰。(克氏在《恐惧与战栗》提了好几次的“亚伯拉罕持有信念 ”)而他们两个在追求信仰的苦行中并看不到自己最终要取得的成就,实际上,这样绝望的苦行本质上是他们并不期待任何成就,而他们只是借着苦行所蕴涵的“可能性”来实行这个苦行。而由于他们在信仰,所以他们并不会承认这个本质。而少年D也是如此。
他们的苦行无疑是一种与俗世相悖的行为,因此常人难以理解这种行为。而重要的不是以某种行为的乖僻来决定这种行为的可行性与否,是它所存在的意义。他们的行为很可能只是一种性格使然,他们逃避,寻求新的虚无的信仰支持他们生活。最终由于他们故作神秘的行为引起了注意,从而骗取了一场虚假的赞美,我是很不愿意把这个本来动人的形象毁成世俗化甚至商业化的东西,因为我个人本身认为它是有价值的,而即便没有价值,即便这种行为是无故而感情奢侈的,它同样值得尊敬。是否需要信仰已经成为一个不可以放在群体上讨论的事情,而是极其个人的品格,因此上帝的存在与否已经开始渐渐脱离有关理性与科学的东西,而真正地成为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需要重新读这个故事:《圣经?旧约全书》的第十八章《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前后上帝作过无数次(尚且这么说)的许诺:“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我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按照常理,亚伯拉罕在第一次听到这个许诺的时候是满怀兴奋之情的,于是他开始等待,而他的苦行生活也随之开始,可是他等了多少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对上帝是始终如一的。而这样的等待又是多么折磨人,他一定会感到如此乏味,但克尔凯郭尔说:“悲哀的人总是同情悲哀的人,但更伟大的是具有信念,更值得关注的是持有信念,更值得关注的是持有信念的人。”亚伯拉罕走的无疑是始终如一持有信念的道路,他是用他的精神和耐力,战胜了“命运残酷的必然性(dira necessitas)”而获得了最后的“可能性”。
然而“可能性”只是一个信仰者为支持信念而假想的,无数信仰者到最后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可能性”,其中克尔凯郭尔便是一位,支持他的“可能性”在他生前没有出现,而他还是维持到了终点。卡夫卡也是一个例子,而在卡夫卡笔下的《中国长城修建时》中,他脑子里的修建长城的民工也是一例。我所受的教育似乎在表明这些民工是被逼上场的,因此在听我的老师讲课中并没有听出许多对他们有关苦行的赞美,倒是听出了许多“部分对整体的巨大作用”之类的赞美,他们仅仅作为劳动人民而受到好评,而这其实是一种很虚无的评价。我不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怀着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心情去虔诚地做这微小的工作,甚至他们可能不清楚长城是用来抵御北方民族,因此我认为我所受的教育把他们往一个错误的方面估计地过于伟大,而忽视了他们真正伟大的方面。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只是他们所信仰的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而是当时的皇帝,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渴望,自己心中的上帝。很多人极其轻率地忽视了这一点,卡夫卡没有。他发现了他们的信仰,这个发现与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的发现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卡夫卡生前是崇拜克尔凯郭尔的,他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因此很容易地,我在《恐惧与战栗》和《中国长城修建时》又找到了等同性。而民工的信仰固然不及亚伯拉罕这个纯粹的信仰义士的伟大,卡夫卡写道:“他们精力衰竭,失去了所有对自己、对长城、对世界的信任。”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的是:民工坚持了自己的行动,很多人坚持到自己苦行而死。而他们生前只是有一个盲目的信仰(尽管是值得称颂的),而这个信仰模糊,归结起来,是一种对皇帝的信仰,但皇帝对他们而言又是如此缥缈:“我们的人民正是这样看待皇帝,这样的毫无希望而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怀疑”,而他们别无选择,苦行是被驱使的,而正是这个注定的苦行,决定了他们会拥有信仰,甚至成为一个纯粹的信仰义士,完成值得赞美的一生。
亚伯拉罕的苦行没有外力作用,而是一个用毅力完成的运动,而这正是他比修建长城的民工伟大的原因。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工的苦行是一种体力劳动,而他的是心理折磨,民工比他付出更多。所以这样来看,他们对信仰的伟大也是等同的,而我们更不必要把他们分出谁更伟大。而较为明显的是,由于这种是否有外力驱使的差别,造成了另一类苦行,而这正是民工所没有的。那就是克氏提到的“有关信仰与其巨大激情的辨证搏斗方面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先举少年D的例子。他等了两个月的信,在第一个月里,他产生了上帝考验他的想法之后,由于与亚伯拉罕的动人故事有了天衣无缝的吻合性,他的所想也必然与亚伯拉罕相似,当亚伯拉罕在爱子与杀子这两者――信仰与巨大激情的搏斗时,少年D也做着相同的事情:在第二个月到来之前,他必然做着无比痛苦的斗争,而这就是他苦行的内容。他必然在是否打那个电话之间徘徊,在刚开始,他满怀信念,这的确是上帝考验他而设下的苦行,后来,他等待的苦行变成了心理斗争的苦行,他对那封信肯定有着极大的幻想,他的愿望越被抑制,他的幻想就越诱人,他的心理斗争就越激烈,而他就越会蒙受更残酷的苦行,他在折磨自己。终于,他等到了第二个月,他看到自己一个月前的劳动,感到无比欣慰,他终于做成了这一个完美的运动,而这只是一个阶段,他还要继续苦行下去。
此时,亚伯拉罕的苦行也转为爱子与杀子的斗争中,从而,克尔凯郭尔又把它引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之中:是否符合伦理。“亚伯拉罕正准备献祭以撒,对于他的这一行动,合乎伦理的解释应是他恨以撒。” 克尔凯郭尔又继续写道:“面对上帝的绝对关系,亲情关系被削弱了。”于是引出了真正的伦理问题:亚伯拉罕爱子也爱上帝,而他选择其一,爱上帝的时候,他的人伦道德也被剥削了,因为他成了杀子的凶手。
对于少年D来说,他处在崭新的社会,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他的伦理就是是否符合世俗,进而可以这么说,他的落后的信仰思想在这个社会是否还需要,或者,是否应该屏弃而去追求物质一点的东西。他违背了这个伦理。而他又是相当痛苦的: “这个悖论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就是他无法使自己理解发生的一切。”而少年D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为了追求自己虚无的信仰,同样会变得没有人情味,满面冰冷,甚至得罪最亲爱的父母和朋友,而他又注定处在这样的悲苦之中。
可是,少年D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人物。是的,与亚伯拉罕相比,他拥有的内心生活毫不逊色。而他仅仅是并未成为一个经典人物。
少年D为什么值得称颂?我要说的已经不是因为他有信仰,而是为什么要有信仰的问题。这时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新疑问:对上帝存在绝对义务吗?克尔凯郭尔在《疑问二》的结尾用了这样的概括:“存在对上帝的绝对义务,倘若如此,它就描述了那个悖论,即作为特殊性的独立个体高于普遍性,并作为特殊性处于与绝对的绝对关系之中。”因此这也解决了我的终极问题:是否存在上帝?
这个时候,我的任务也该完成了,但是我不免又想到少年D的命运,他的隐匿、苦行的意义在我看来却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至少永远也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于是我满怀恶意的给他设计另外一条途径:本来,按照先哲亚伯拉罕式的思路,他是要坚持下去,等到信来临,完成他对上帝一个段落的信仰,让他对他的信仰感到心安理得。但是由于年轻人的浮躁,我不得不让他走另一条路,至少是为了更让人理解。他打了那个电话,他终于突破了思想斗争,打了那个电话,询问了那封信的情况。假设那是封女孩的信,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女孩:“我收不到您的信呀。”少年D很可能会受到女孩热情的询问,之后是那封信迟来问题的解决。于是他收到了信,又收到了外加的女孩热情的祝福。他豁然开朗,而他又并未丧失信仰,他仍然是一个信徒。他也可以仍然是一个绝望的男孩,仍然是一个忠实的存在主义者,他做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我们知道,《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情节:亚伯拉罕与上帝商量,我不杀我的儿子,但我也绝对忠诚于您,可以这样吗?然后上帝同意,给了他一只羔羊代替儿子,于是他也两全其美。但最明显的是,这个故事失去了原来的美丽动人。本质来说,这使原来存在主义采取的态度完全丧失了:彻底绝望,疯狂追求,极其个人……两全其美违背了克尔凯郭尔的初衷。少年D会受到心灵的惩罚:“因为他的回归变成了逃跑,他的获释成为偶然,他得到的报偿就是耻辱,他未来的归宿或许是下地狱。”少年D打出那个电话之后,受到的必然是这样的折磨,巨大的自责和自卑导致了他精神的丧失。
但是,少年D与亚伯拉罕注定不同。先哲亚伯拉罕的信仰意识到了少年D这里会变成一种内心意识。亚伯拉罕是以一种绝对的信仰维持了一生,一百三十年。而少年D虽然有着极其相似的绝望,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借代,他其实是在一种信仰―苦行―怀疑―违背信仰―自责―重新信仰的轮回之中完成他的一生。这已成为一种生活形式,一种有代表性的生活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