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霍姆(Bill Holm 1943－2009)，美国明尼苏达州著名学者，诗人、钢琴家和作家，曾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外语系任英美文学专家，回国后以自己在中国的所闻以及感受，写成一本书《归乡喜若狂》(《Coming Home Crazy》)。美国著名作家，《长征的故事》作者索尔兹伯里先生为该书作序。此书一九九?年出版后在全美产生广泛影响，《纽约时报》等各大报刊相继刊载、选载、评介该书，瑞士、加拿大等国的报刊和杂志也先后刊登过该书的部分章节。
可爱的查泰莱夫人在中国
我当大学教师是因为我想不出自己还能干什么。要是一个人承认自己一生所从事的职业是建立在一种幻想失败的基础之上，既不会使其多么尴尬，也不会使他显得多么与众不同。要是你是一校之长，有一位教师对你说他之所以执教是为了“帮助”和“开导”学生，那么就立即解雇他。如果他不是在撒谎，就是个笨蛋。这两条理由都足以炒他的鱿鱼。一位教师干自己的工作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有时和其它工作比较起来，教书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但又极其绝妙的事来，即便是在大学也是如此。
我喜欢读书，健谈，好与别人争论，爱信笔涂鸦，还热衷于自己有过那么漫长的隐私。用血腥的法律术语来讲，只关心钱和耕作太乏味无聊，完全是在消耗无所事事的闲暇光阴。于是我便教文学。要是堪萨斯州和明尼苏达州附近有海洋，我也许早就成了一名海员，当不上海员，在大学里教学，似乎也算是一种很体面的生存方式。
然而，在二十五年的光辉生涯里，我对美国的教学感到很不满意。这个国家的人不怎么看书。不相信要求他们要读的那一点点儿东西和银行、小汽车以及导弹仓库有关，我们热衷实用，像有毛病却很干净实用的机器。于是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从我们的一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讲，书籍改变了我所能容忍的。当我需要的时候，它们给我勇气。多年来我一直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位原教旨主义的先验论者，并定期到圣?瓦尔特、圣?沃克和圣?拉尔夫的大教堂去朝拜。这种乏味无聊的事，像门肯、萧伯纳使法尔瓦、巴克或赫尔姆斯烦躁不安一样令我心烦意乱。故而上“文学简介”课时的气氛并非常常轻松愉快。因为我还是位现实主义者，我唯一期望的是对不知晓的东西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心，对任何观念和情感敞开自己的心扉，在人世间最美好的任何一个社会中，见识到一种幽默感。然而我常常得到不是令人厌倦的被动局面，就是对任何一种未被接受的观点和语言的抵抗，我得不到的正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那种好奇心。
在越战爆发、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开始在一所黑人大学执教。当时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还比较浓，但即便是这样，在那里我也感受不到书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气氛。越战结束后，美国人倒向了里根一边，酣睡中不用说没有使文学课程有什么起色。我回到了中西部，回到了毕恭毕敬的那种被动局面，回到了实用主义者的大教堂。我常常在讲话时停下来悄悄地问自己“为什么”，我向沉默提出疑问，得到的回答只是荧光灯发出的咝咝声。我几乎绝望了，准备放弃一切走向大海。这时，宇宙把中国呈现在我面前。“当然我要去那儿了，”我说，“从哪儿走，什么时候离开?”像伊什梅尔那样，带着一种冒险心理我去了中国。中国有一种独特的副作用，她拯救了我对执教的信仰，当然也使我认识到了语言的力量和崇高。
我在西安交通大学教书――这是一所古老的工科学院，创建于十九世纪后期，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已变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名列前茅的工科大学，用中国人的话来讲是一所“重点大学”，通过考试，面向全国招生。结果，这所学校便拥有许多聪明无比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学工的。
我在外语系任教。这个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给科学家们教英语的老师。正式一点应称之为“应用语言学”。但课程设置里面有一定的文学课，这便成了我的工作。我给一年级、二年级的研究生和助教班的学生(这些学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规大学教育的牺牲品，来这儿上一年的研究生课程)上课。学生们的年龄参差不齐，从十九岁到四十岁，来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新疆、青海、湖南、内蒙、江苏等等，有些人的方言特别古怪，彼此间差异也很大，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大多数时候用英语和自己的同学谈话。
很快，我就发现我的学生们都很讨厌上应用语言学，讨厌教工程师们翻译科技文章。他们喜爱历史、人类学、诗歌、政治新闻学、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程序系统。他们渴望学习任何与科技无关的知识。我很幸运当上了他们的老师――一位来自无聊与实用国土上的传递者。
我第一次和系上的领导吵架是为了课本的事。中国人安排的英国文学简介课程是列出“主要”作家，说出他们出生、死亡以及作品发表的日期，再列出其“主要”作品和故事梗概，加上三四句斟酌到家的社会评论，以便把这些作家们在官方体系的引导下安全地搁在一边，最后是附上几页仔细精选过的原文。中国的老师在上文学课时高声朗读这些斟酌再三的评论，在黑板上用汉语和英语写出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对他自己或许读过、或没读过的作品不提任何问题，不组织任何讨论。到了考试的时候，学生们便像履行义务那样背诵这些材料，把这些东西照老师讲的或书本上说的那样原封不动地答在试卷上。这样做的讽刺意义，是班上的学生有时甚至是教师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阅读他们能搞到手的任何材料。他们甚至不惜在黑市上买书，书本越危险，越被禁读就越好。
我建议系上为学生们复印简易的《诺顿文学选集》，这样的话学生们便有了准确的文本对作品进行讨论。系上先是拒绝了，接着又同意了。这所大学虽然有自己的印刷厂和后来证实并非先进的印刷机器。但还是什么也没干成。后来，我怒气冲冲地闯进系办公室，责问他们为什么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系上的工作人员说：“也许学生们喜欢用中国的教材。”
“胡说八道。”我怒斥道。
“但……”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经费太少。”
我掏出支票本，开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扔在办公桌上说：“用这个去支付吧!”我气极了，“再也不要给我提此事。”我这一手是使我获得这次吵架胜利的必经之路，我威胁系上要丢他们的“面子”，他们退回了支票。几天后课本也印好了，书一发下来学生们便欢呼起来。
我们开始上课了。
我对中国不肯做事的官僚感到愤怒无比，但同时又觉得异常兴奋。多年来，我一直听到的是美国学生们哼着鼻子问：“我们是不是要把全书都读完?这太太太……要是考试时只考这书的一半就好了。”
麦尔维尔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在官方出版的文学史中有《白鲸》一书的故事梗概，还附有几行评论，批评他那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风。我们在课堂上读《书记员巴特利》，巴特利就是在“死 信办公室”无聊地抄东西，常说“不情愿”的那个人，这个故事的确妙不可言，读后令人深思。它击败了美国的文学批评，摧毁了中国那种传统的讲述“主题思想”的方法。学生们喜欢争论为什么巴特利常常是“不情愿”，并从中看到了他与甘地、道教的相通之处。三天后，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打断他们的争论，开始讲斯蒂芬?克莱恩。人生是短暂的，艺术是永恒的。但即然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要合上它可就难了。
我从十点一直上课到正午，显然下课的时间早已过了。这常常使学生们用勺子敲碗。该吃午饭了。教室窗外高音喇叭军乐般的音乐声通知学生们最好赶快去食堂排队打饭，否则就会没有吃的了。中国的学生随身带着吃饭的碗筷――要是吃饭，就带上碗，要是喝茶，就带上茶杯和茶叶。午饭过后是午休。这是中国人生活中雷打不动的事。在这两个小时里，中国的一切都停止了。人们马马虎虎地吃过午饭，睡到下午两点。(要是五角大楼准备入侵中国，那就应当在午饭后开始袭击，这会使人们吃惊不小，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许都在酣睡之中。)
我渐渐地珍惜起了自己的午休――有两个小时享有绝对的个人自由。但巴特利毁坏了中国人的礼节。二三天后吃过午饭，有人敲我的门。
我在被子中迷迷糊糊地喊道：“来了。”进来了两三个学生，拿着椅子坐到我的床对面。
“比尔同志，真对不起，打扰您午休了。但我们还在研究巴特利，我们找到了他为什么不情愿的理由，是不是因为……”
在半睡眠的时刻我给他们的最佳答案是“也许是”“有可能”，然后就把他们打发走。学生们打扰我的午休使我既气愤又高兴。在美国，虽然有人在半夜把我叫醒给他们打分，或者是一学期接连三次以自己的奶奶死了为借口不交论文和不参加考试，但却从未有学生把我从被窝里叫出来解决在课堂上开始的争论。
我惊慌失措地给学生们教起了艾米莉?狄金森。学生们的英语功底很好，对诗歌和现代英语词汇的理解力很强。而且他们读过大量的翻译作品，艾米莉?狄金森的语言辛辣、尖锐、讽刺性强，英语表达朴素却极为独特。我认为根本就无法翻译。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开始教了。不入虎穴……。美国的教师们最后一次走进教室前，担忧学生们对自己上课所出现的反应，那种纯洁的好奇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我先是简要讲了一下艾米莉那奇特的生平。讲解了一下音步，随着曲子唱了《杜克街》和《惊人的优雅》中的一二节。我问学生，中国人知道不知道艾米莉，前排一位年轻的女士举起了手。她长着一副典型的京剧里面的人物的面孔，极有感染力地笑了笑。在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名字时我问她的名字是不是含有“小醋”的意思，她笑着说：“你不懂汉字。”
“不”，我说。我说出了一个双关语，她名字中的那个字意思是“小醋”――但也有五十种其它意思。每当课上气氛缓和一点时，我便眯起眼睛，对她做鬼脸。她禁不住便会笑起来，从而使整个课堂哄堂大笑。她是我见过的最活泼、最天真的姑娘。只要笑容出现在她的脸上，便会使人们以前对东方人那谜一样的面孔所抱有的陈词滥调烟消云散。只有美国的文人和政客才常常是面如刀霜，变化多端。
她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
我是无名小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
那么咱俩是一对――且莫声张。
他们容不得咱俩。
做个名人多无聊
像个青蛙――到处招摇!
向一洼仰慕的池溏，
把自己的大名整天宣扬。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太棒了”，我说，“你为什么背会了这首诗?”
“她是我喜爱的女诗人，也和我的名字有关。”
“你的名字?”
“我的英文名字叫艾米莉。这来自艾米莉?狄金森和艾米莉?白朗宁。我喜欢这两位作家。”
有的中国老师硬要学生们有自己的英文名字，我拒绝这样做，并且毫无惧色、笨嘴笨舌地叫他们的中文名字。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这首诗，以及此诗与中国人生活中存在的那种像传染病一样的隐秘和嫉妒有什么关系，还讨论了这首诗是怎样用一位佚名者的激情表达自己的感受的。还有八九位学生能背诵狄金森的诗作。第二天，他们带来狄金森作品的汉语译文，汉语译文中，有的是理解错了英语中的习惯用法和误解了原作中的讽喻。我们做起了“学问”。我给学生们讲了弗洛伊德对狄金森作品的看法。他们都想学着跟着乐曲唱狄金森的诗作。于是我便教他们唱《我无法恭候死神的到来》、《惊人的优雅》。在美国的课堂，从没有人要求我唱歌。
对于中国文学界的志士来说，D?H?劳伦斯可谓是块“难啃”的骨头。他们认为英伦三岛的作家们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在其作品中反映的也是资产阶级观点(这有时是对的)，因此劳伦斯使中国人犯难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作家――他憎恨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算了，他同时也憎恨社会主义。而且是紧盯着“性”问题不放。汉语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黑市上出售的价格从六元到二十元。这特别贵，但还不至于因其危险和美妙使读者敬而远之。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讲劳伦斯，先是讲了他的几首小诗，我和学生们大声背诵这些诗作。由于中国学生常常被要求背诵整整一本书，所以这几首小诗对于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们的第一首诗是：
那青年走近白马
给它系缰绳
马儿静静地站着
他们是那样寂静，如同在另外一个世界。
这多像中国的古诗啊!学生们说，洋鬼子竟这般聪明，有这样的文笔。
接下来读的是：
我忍受不了湿腿的威利
无论怎样也忍受不了
他太温顺了，当你揍他时
他会请你多打一下。
劳伦斯多么理解生活啊!学生们这样说。
最后我们读到了《马贩子的女儿》，这篇小说刚好在我复印的《诺顿文选》上。我是五十年代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的，天生是路德教徒，因而我理解对性生活的压抑。但我却从未想象过中国人对感情的那种冷嘲热讽是怎么回事。中国的青年人对抚摸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的爱神。他们在公众场合不许“搂搂抱抱”，不能提及性，只能诅咒它。每一场政治运动都会使不少家庭和婚姻破裂。有时，中国人的工作可能使夫妻们二三十年两地分居。我的中国学生生活在一个被悬挂起来的性生活画面中。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使我想起了美国的中学生。
我让学生们高声朗读这篇小说，每人一次读二三段，以便练习他们的口语。在带着中国口音的英语声中，这个故事听起来真是绝妙无比。随着故事的进展，感情在稳固地升华。劳伦斯的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和三个粗野的兄弟生活在一起的姑娘决定自杀。她走进了一个池塘，不打算再走出来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医生，他是这一家人的朋友，爱慕这位姑娘―梅布尔，但却非常胆怯和保守，不敢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不敢看她。他走进那令人恶心的池塘，把失去知觉、浑身湿透的她抱了出来。他把她带到自己家里，生了一堆火，脱掉她的衣服，把她包在温暖的毛毯里。她醒了过来，先是 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然后便意识到自己是光着身子，和医生在一起。
刹那间，她似乎恢复了理智。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四下打量着，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他吓得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她看见自己的衣服乱扔在一边。
“谁脱光了我的衣服?”她问，目光直直地盯着他。
“是我。”他说，“是为了让你活下来。”
她坐在那里，很害怕似地盯着他。她的嘴唇张开了。
“那么你爱我吗?”她问。
他只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她的灵魂被融化了。
从这一刻起，教室里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都进入了角色。仿佛教室里的每一位女性都是梅布尔，赤身裸体，带着野呼呼的眼神坐在火堆旁边。而所有的男生都化成了那位医生。他们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的灵魂从他们身上悄悄溜开了。如果说我曾有过那么一种神秘而奇妙的经历，那就是在这座教室里――真正的艺术作品正在给真正的人揭示实在的真理――一连串不可能发生的事出现了。我违背了禁欲条例。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整个教室沉浸在一种湿漉漉的感情之中，爱情潮湿得像梅布尔的衣裳，像医生那湿透了的衣裤。但一切都是活生生的。
他抚摸着她。
仿佛是火烧着那只手，它抓住了她柔软的肩头。
整个教室在颤抖。医生和他的意志在较量。最后终于败下来。
她吻着他的膝盖说：“你爱我。”他开始吻她了。
“是的。”这句话使他痛苦。这并非因为他说的不是真话，而是因为这一切都太真实了。这句话似乎是又一次撕裂了他刚破碎的心。此时此刻，他不想让这一切都是真的。
她把脸凑上去，他低下头吻着她，轻轻的……他从未想到会爱她，然而现在一切都发生了。
他已越过了鸿沟走向了她。留在身后的只是空虚。
这种故事即使对美国的中学生也不算是那么色情的。每一位教师都可以想象得出七年级的学生会干什么。但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对于那些信路德教的人来说没什么。然而《马贩子的女儿》是真事，描写得活灵活现。这些中国学生感觉到了，被它感动了。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作品就应该总是这样――是心灵深处必不可少的火山爆发。
“比尔同志，我们在哪里还能找到更多这样好的小说呢?”学生们问。在美国的课堂上有谁看见过学生们被感动得要求读一位作家的其它作品呢?在中国一年后，我回到美国重新走上了讲坛。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在沉闷而寂静的讲堂上，我竭力想象那些金发碧眼的学生是我的中国学生。我竭力想象自己仍旧是在西安的教室里。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停车场上美国学生的小汽车，拨弄着无人过问的教科书。我像履行义务一样给那些像文盲用鸡爪子扒出来的论文打分。我心想：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一种傲骨啊。把真正的文人生活机会抛给那些不需要它的人。美国的生活使美国人不想要这些美好的东西，不管怎样，他们需要的是名利而不是现实。中国学生十分渴望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想得到这美好的一切。
饺子
没有食谱的书是不完整的，所以这本书也要有一个。刚来中国的人想吃大米，而我却偏偏来到一个种小麦的地方，到处是各种地方风味的面条。学校外宾食堂有大米，但是我学生称之为“猪食”，不干净，还混杂很多石头，只配给牲畜和外国人吃。因为吃那种米咬到石头我掉了一颗牙，去看了三次牙医，每次女大夫都嘲笑外国人的牙齿太娇惯了。
“要想吃真正的大米，得到湖南。”一个学生说。
“四川猪吃的大米都比湖南人吃的好。”另一个学生说。
“哦，苏州的大米那是没得说，”第三个感慨道。
“在西安你要吃饺子，”一位陕西本地人最后说。而且我确实吃了。 饺子，就像挪威鳕鱼，弗吉尼亚不伦瑞克炖肉，斯特恩小镇烧肉，和比利时蔬菜土豆泥一样不只是一种美食，而是一项仪式，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它不是个人享用的佳肴，而是大众参与的庆典，它也不只是味觉享受，而是一种精神食粮(借用一下美国黑人烹调用语)。但是由于中国人在饮食上(其他方面不得而知)是绝对的实用主义，也因为那浓郁的酱汁，诱人的馅料，使得吃饺子的乐趣要远远大于它的意义了。
当中国人请你到家里吃饺子，他们已经把你当朋友了。你也就加入到中国人盘根错节的关系和共同利益中，加入到和官方语境相对抗的联合阵线中。你不只是吃一顿晚饭，而是成为饺子的一部分。
千万不要轻率的或独自一人包饺子。包饺子就像是战争或者“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一样，需要策略，中央规划，分配劳力等等。在包饺子的集体劳动中一个人不可能胜任所有工作。它的乐趣就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尽管这篇文章要给读者提供一个食谱，其实也不全是。在中国，饺子的做法数不胜数，它决定于厨师的人数(差不多有十亿)，或吃饺子的不同场合。具体做法也取决于中国漫长的历史，经济状况，最新的中央指示，偶然性，一时的兴致，或者是命运。有足够的面票买面吗?还有肉吗?有多少，好不好?乡下最近下雨没有?市场上能买到菜和调料吗?好不好还价?家里的煤够不够烧火煮饺子?
先说和面，你需要面粉，水，体力和时间，两种最简单的原料和两种最宝贵的资源。你需要一个擀面杖来和面擀皮。要是美国人就会跑到超市买一根地道的陕西擀面杖，而中国人会从拖把或铁锨上拧下木头把，或用空啤酒瓶来当面杖使。擀面杖要够硬够粗以便来压面团。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反正不是用信用卡。
然后把面团揉成像条长蛇一样，像拖把柄一般粗细时，把它用刀切成拇指大小的块儿。当心，别把自己的拇指切了。你只有两只手，留着还有用，面块儿可多得很。别把这比喻当真了，尽管政客们常常犯这种错误。然后把面块擀成直径大约三英寸的薄片，大小和中国人的手掌心差不多，这样的皮儿要擀几百个。千万别把皮儿擀得太小，否则时间太长，在包饺子这项工作中你会很饿。想像你现在就是个中国人，你绝不会吝啬小气地慢待客人，尽管你会不断地说今天晚上只能做这么多了。客人也会不断得说你真是好客大方的主人，真没必要为我们这样的客人忙活一晚上。注意这样的话一定要重复，重复，再重复。
饺子馅首先从肉开始――猪肉，贯穿人类文化的肉。不需要太多，但质量很重要。到猪肉摊前，谈好价儿，让摊主从猪的腰部切两斤下来，带少许肥肉。细细的绞成肉末。要看着他给你绞。别在家自己绞。记住“各有所长”。摊主会问你是不是要包饺子啊，还会祝愿你吃好喝好，记着下次邀请他一类的话，你也别忘了夸奖一下他们家的肉好。猪肉的状况就是中国的状况。在美国两斤猪肉也就够两个人吃烧烤，加上马爹利，烤土豆和巧克力什么的。但是在中国包饺子，两斤肉可以足够让十到二十个人吃得“撑死了”(他们常这么说)。再加上一些红酒，茶，削了皮的苹果，梨和一些瓜子。文明的真正特质应该是其经济状况而不是其多样化。
接下来要去菜场了，要买一棵大白菜，一把青 葱，一些蒜苗(细长，粗纤维，绿色带香味的蒜的幼苗)，半个拳头大小的姜块，一长串用干茅草编起来的蒜头，一把新鲜的香菜，还有一把类似于杂草的植物，我叫不出它的英文名字。当然家里还要有酱油，醋，味精。
菜刀要锋利。让客人静畦去切菜，他们会很乐意。切蒜苗、香菜、“杂草”的时候，家里就会充满一种浓郁，辛香的农村气息。这种气味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依然新鲜。然后用手将切好的菜和猪肉搅拌，别用勺子，菜必须要用手才能搅匀。不能心急，要耐心地搅拌肉和蒜苗，时间够了味道才能很好地混合。
现在要准备包饺子了。给每个人倒杯茶，各位落座。这要花时间的。饺子就像雪花一样各不相同，并且反映你的性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而且一个人也包不出来两个完全相同的饺子。熟练的人包饺子时会创造出一种假象，有序和谐，千篇一律，排排对称。但他深知每个饺子都有其思想，灵魂和隐私。这里面的政治隐喻把当政者吓得够呛，以至于他们把坦克召集出来了。
我的饺子包得很糟糕。这暴露了我性格和生活中的缺点：缺乏耐心和贪恋肉食。我总是包得馅儿太多而且很不仔细，以至于我包的饺子经常散开；他们太肥了，我叫他们极端外向的饺子。极端内向的人包的馅儿很少而且把面片捏得很紧，这些饺子看上去干巴巴的，吃起来就像煮熟的面疙瘩。平衡适中适用于一切工作，包饺子也不例外。一个好饺子应该很饱满，面片捏合得也很紧密，饱含汤汁的馅儿到吃之前不会跑出来。规规矩矩的人才能包出规规矩矩的饺子。
接下来，开始在大锅里烧开水。当把馅儿或面用完的时候，饺子就包完了，开始煮。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案是两道工序同时进行，边包边煮。他们经常这样做。水要保持滚开，每次放些饺子进去。不可粘在一起。饺子在锅里跳跃，摇摆，翻滚，迂回，就像孩子们在洗澡时玩耍，很有意思，一个活跃的饺子味道也会更好。往锅里放三次凉水再煮沸三次。每当饺子们太狡猾时，就浇点儿凉水让他们冷静一下，再次沸腾，再浇凉水。第三次煮沸的时候，就大功告成了。这就是饺子们的革命过程，你必须狠狠地教训他们三次。这也是中国人通常的教育方法。在上百个饺子在锅里畅游过后，沸腾的开水由于淀粉而变得浑浊，粘稠而香浓，记着千万别倒掉，这是汤，也通常是中餐的最后一道。
餐桌上，要放好酱油，黑醋和红辣椒，干的或者油炸过的均可。摆放好每位客人的筷子，放有蘸料的小碗，一小杯白酒，还有一杯红酒或啤酒汽水一类的。把饺子碗放在中间，用筷子夹起来吃吧。“干杯!”
这就是饺子的做法!您别以为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把饺子全弄明白了。饺子不仅像雪花那样各不相同，而且在做法，点缀，馅料上同样有无数种变化；甜的，酸的，辛辣的，平淡的，油炸的或者上笼蒸的。我这里说的是陕西老百姓的饺子，但是上海，四川，广东，蒙古，湖南和北京都有各自的饺子理论。总而言之，这是一套饺子的语言，饺子的诗歌。
饺子最好在一个中国家庭里和朋友吃，在家里自己包自己吃。不过餐馆里和小吃摊也卖饺子。确实如此，西安最好的饭店就是家饺子馆。我第一次和一个中国朋友去，我让他帮我翻译饭馆的门牌。他读出“解放路饺子馆”。这栋两层楼建筑，和中国其他公共建筑一样，是中国阶级层次最直接的表现。老百姓，普通人，在楼下排队拿票，等待他们的唯一选择――普通饺子，半斤或一斤。围着水泥地上的大圆桌旁坐着吃。楼上，为外国人资产阶级准备的，地板上铺地毯，服务员制服上的纽扣金光闪耀，干净的桌布，饭后有单子而不是餐票，有啤酒红酒出售(楼下自带)，一百种不同的手工饺子躺在各自的竹蒸笼里，而且最后一道菜，是慈禧太后饺子汤火锅。
这两个阶级我都吃过，都喜欢。给他们做评判就像是让一位父亲挑选他最喜欢的孩子：一位生来富贵优雅，另一位贫穷高尚。中国政府四十年来整天向他的人民叫喊着，你属于哪个阶级?我总想像伍迪回答医院登记护士问他有何信仰时那样回答这个问题：
“所有。”
“你不能这么说，伍迪先生，”护士严厉地对他说。“你必须选一个，以应付紧急情况，你知道吗?”
“所有，要不一个都没有”他说到。我跟伍迪的回答一样。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小张到楼下吃饺子。他的观点是中国老百姓每个礼拜至少需要一次吃一斤饺子来维持体力和精神。我俩站在一起是个有趣的对比：他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大约一百三十五磅，而我是个头发乱蓬蓬的大胖子差不多二百四十磅。饺子卖两块钱(50美分)一斤，也可以一次买半斤。
他说：“像你这大块头应该吃两斤。”
“一斤就够了”，我谦虚地说。等餐票的队伍永远都是望不到头的。餐馆的老板看见我的大鼻子，总会出来让我排到前面，并问我是不是想到楼上去，那是我应该去的地儿。小张跟他很确定地说我就想在这儿而且拒绝往前排。他们叽哩咕噜了几句中文后，经理耸了耸肩，转身招呼生意去了。中国当官的就想让你各就各位。他们不赞同伍迪同志在阶级和宗教上的宽容。
和其他国营单位不同，解放路饺子馆确实管理有方，地板经常打扫，等票的队伍移动很快，饺子上得也很及时，而且个个都像自己祖母包的一样皮薄汤多。买完票，就坐到大圆桌旁，桌上有酱油，醋，辣椒和一个筷子盒。几分钟后，一台巨大的热气腾腾的饺子车就推过来，在大圆桌间往返穿行，把盛在碗里的饺子送给顾客，再加一碗浓浓的饺子汤。一斤饺子不是一份午饭，而是一座饺子山，一顿晚餐会的量，估计只有饕餮者才能将那些饺子吃完。我惊讶地看着小张在饺子山上挖掘着，筷子就像超级蒸汽挖土机一样工作。而我的速度则慢了半拍，就像爆炸后的幸存者匍匐前进。
“天哪，像你这样的大块头只长这么小的胃!”小张叫喊着，继续夹我剩下的饺子。味道确实很好，不过以后我再来就只点半斤了。
楼上，有贵族的价格和上帝才能享用的各种饺子。来这儿吃饭的中国人几乎可以确定要么是共产党的大人物，要么是做出口贸易的商人。价格，15块人民币，大约四美元，超出大学教授，学生，工人，或老百姓的支付水平。我邀请学生到这儿的时候，我买单。作为补偿，他们带我去楼下排队的时候可以用流利的中文把经理赶跑。
二楼的大餐分三道进行，第一道，先来一轮凉菜给筷子和胃做个热身以便能更好的消化饺子，腌笋尖，小虾米，蜜汁火腿片，鸡翅，熏羊肉，百年卤鸡蛋，油炸花生米，豆腐干，啤酒或汽水，中国人吃饭时不太喝酒，那些为“尼克松”，“里根”干杯的鬼话估计是专为我这个大鼻子说的吧。
然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不，这是三十个饺子的皇家行进队伍，每个饺子都端坐在自己的竹蒸笼里，每位客人一个。摆在餐桌上很是气派。然后服务员开始用中文――有时也用英文，报出每个饺子的名字，这些饺子包法和点缀各不相同，帽子，星星，月亮，鸟巢，人脸，动物，鱼，珠宝。这三十个饺子简直就是写在餐桌上的一首奇妙的诗，每两句之间伴随着嘴角流油的咀嚼和赞叹，就像是 让语言(饺子)和身体引起共鸣。刚把筷子放到小小的陶瓷架上，新的一句紧接着又上来了。厨房里不断酝酿着更多的意象，但桌上的这些饺子已经是一首诗了：
飘香鸭
恭喜发财
恭祝太后吉祥
樱桃藕
金顶皇冠
金钱肚
御厨黑珍珠
双味虾
长寿八宝
黑龙白雪
玉带蒸饺
仙姑木兰
麻酱蒸饺
双味仔鸡
水晶蒸饺
金鱼火锅
五味鳝鱼
最后一道菜之前，有一段小小的间隔，可以抽根烟，聊聊天。接着满族火锅就上来了。服务员把火点着，火苗在餐桌上奔腾跳跃，美味香汤开始加热，这时服务员开始讲述这道汤的故事。当慈禧太后病重时，只能吃小块儿食物和鸡脯肉，但是她还想吃饺子(毕竟她是中国人……)，所以她就命令御厨把饺子包得很小以至于不伤害她尊贵的喉咙。这样，就有了慈禧太后饺子汤。中国人对西太后的怀旧情结有点像一些老犹太人爱谈论希特勒的奇闻轶事一样。我总觉得在一个“人民”饭馆谈论这样的故事有点可笑。1987年，当时人们很理智，只不过把它当成一种幽默，历史只是历史罢了。只要饺子汤好吃，那就吃，故事该讲则讲，让慈禧太后见鬼去吧。只是我不知道现在人们是否还在谈解放路上发生的故事。
除了汤，还有一碗小饺子，拇指指甲盖大小，当火锅里的海鲜鸡汤煮沸时，把饺子下进去，把西太后抛到九霄云外。吃完如果你还饿，再给你上一碗老百姓的普通饺子(提醒你楼下还有另一个世界)，和一盘削过皮的苹果和梨。
到此为止，我亲爱的读者，我就把一个食谱和一家餐馆给您聊完了。倘若历史能更友好些，中国能更宽容些，我建议您亲自去一趟，自己跳到这个东方的大饺子锅里，看看你能写出什么样的诗歌来。
二胡
西安是中国最后一个被墙围起来的大城市。西安做过一千多年的中国首都，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古老的城墙却奇迹般的保存下来，当然不是因为规划保留，而是被忽略了。很长一个时期里这个城市实在太破落，根本没人在意它。现在的西安是个旅游城市，因此在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城墙还可能暂时安全一阵。
这不是唐代古长安的城墙，唐代的西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城墙也更宽阔宏伟。如今的城墙建于明朝，规模小了很多。即使象征着衰败，可它依然雄伟威严。墙体大约三十英尺宽，带有战时的垛口，固若金汤的箭楼，和一条又深又宽的护城河，而且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狭窄的拱门，它们阻碍了现代交通，却守护着历史的幽灵。
通常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会登上城墙，吟诵李白，白居易和杜甫，当然不是用我蹩脚的汉语，而是亚瑟?威利的英文翻译。在少有的几个晴天里，我可以看到南面二十英里外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城墙外不远处大小雁塔高贵挺拔的身影，正在被林立的工厂烟囱和拔地而起的高层灰格子住宅楼所淹没。向北望去在城墙内有一片仅存的老式中国宅院，房子低矮，小院四面被平房包围，房顶的瓦片朝上翘起。还有一处古代祭拜孔子的寺庙，内有干净的院落。还能看到城里最热闹的一处古色古香的集市。我总想一眼望穿这个由蜿蜒的胡同和低垂房檐组成的迷宫，它看上去已经摇摇欲坠，弱不禁风，我还想侧耳倾听那自行车铃声和陕西土话交织在一起的喧闹。我试图去想象唐朝时古长安的样子，那么多大诗人住在这里。逛同样的市场，说同样的方言，为买菜而讨价还价，心思迷乱于妩媚的歌女，绚丽的梅花和满目疮痍的宫廷政治。
一天，我正如往常一样眺望古城美景，看到城墙根公园草坪上有一群人围在一起。他们在看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被一层黑头发遮盖着，但是他们听的声音顺着古老的石头墙爬到我的耳朵里。好像两个男人在用假声对唱，宏亮且刺耳。伴奏的弦乐器听上去像是拉锯而不是用琴弓演奏。我顺着台阶下来，走向人群。我大约两米的身高在大多数中国人群中是个绝对优势，踮起脚就可以从后排看到中心，而且自己也不会成为其他人的障碍。两位秃顶的老人戴着帽子，穿着破旧的灰色羽绒服，坐在板凳上面对面用一种高亢的鼻音对唱，听起来似乎并不友好。他们用琴弓在一种弦乐器上拉来拉去，这个乐器有个木筒，木筒上插根直杆，用两根琴弦连接起来，把它放在大腿上就像怀抱着一个婴儿，演唱和拉琴的时候上半身前后摇晃。听着那种音乐，孩子不可能睡着。人群旁边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悄悄走到我跟前用英语问到：“你喜欢这音乐吗?”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
“这是秦腔。他们正在唱两个姑娘争情人的故事。老人们很喜欢听这个。”
“那个乐器是什么?”
“英语里没那个词，可以算一种古老的小提琴吧。”
“用汉语怎么说?”
“二胡的一种，板胡。”
第二天我跟学生聊起了这个事儿，并问他们谁会拉二胡。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孩说她会。
“现在二胡过时了，”她说。
“那你为什么学?”
“我爷爷教我的。在困难时期，很多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我爷爷说学外语没用还不如学学拉二胡。他告诉我农村很多老人还是很喜欢解放前的二胡曲子，如果我能拉二胡给他们逗乐子，他们会给我好吃的。”
“他说的对吗?”
“没错，他们很喜欢。你想听最有名的演奏家拉的二胡曲吗?我有盘磁带。”
“我太想听了。”
我也确实喜欢上了二胡。她给了我一盘磁带。里面有两位中国最著名的二胡作曲家，刘天华，1932年去世，瞎子阿炳，1950年去世。我在中国已经受够了整天大喇叭和电视里播放的斗志昂扬的音乐，只有欢歌笑语，只有社会主义的歌功颂德，而且用电子琴节奏为四个现代化和其他事业鼓吹呐喊。在美国的超市里，电梯里大庭广众地播放着违背你意愿，判断力和品位的音乐也同样令人无法忍受，这种音乐就是致命武器，专门扼杀你的生活感受和智力思维。我现在开始理解很多美国人带着耳机听重金属音乐时脸上呆滞的表情，只要电池没用完，你可以在他们面前实施任何暴行，他们也无动于衷。
但是二胡的音乐却非同寻常!这是我听过的最具情感的声音。它对人声的模仿极为精确，太多伤感并发人深思，但也有愤怒，喜悦，欢快，高深莫测的情感以及出人意料的简洁。还能表现风吹，草动，流水，烛火，家长里短，送葬悲歌，民间歌谣，猫头鹰，云雀，还有杨树叶的沙沙声。我不懂汉语，但我听得懂二胡。所有的音乐都来自于那两根弦，都来自于我在城墙根看到的那个原始乐器的同胞兄弟!我后来又听了一次巴赫的无伴奏c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也很壮美，但就是听起来像玻璃一样光滑呆滞，很难和二胡演奏出的奇妙，美丽而又撩动心弦的人间真情相媲美。我发誓一定要现场欣赏一次音乐家演奏二胡。
和我见过的其他中国乐器一样，二胡，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一种高度简洁，形态优雅的乐器，它不像一些复杂机械要经过多次试验才 得以进化和改善。二胡就像被一位通晓音律的僧人独自在一座只有石头和树的荒山上偶然发现并即兴演奏而成。和艺术相比，它更贴近自然，它近在咫尺但又不动声色，就像一封尘封已久写满音符的信，直到我们看到它，打开它，惊叹到“啊……”，这才开始拈起琴弓，拉动琴弦。
二胡的共鸣箱是一个经过打磨的六角形木制圆筒，半英尺长，筒心直径大约三分之一英尺，后端是木头镂空雕刻的玫瑰花图案，也可以用竹料代替。前端由一片伸展的蟒皮包裹。一把二胡的声音，它的灵魂，就取决于这块蟒皮的质地。购买二胡的时候，要拎起琴筒透过雕花一端对着光线看蟒皮的背面，光线应该均匀明亮地透过半透明的蟒皮，鳞花要细密均匀。粗糙的蟒皮只能奏出粗糙的音乐。一张漂亮的蟒皮能唱出美妙的情歌。
二胡的琴杆长约两英尺半而且顶端弯曲，杆身经常饰以象牙雕刻，图案也许是条龙，想必是用来护卫蟒蛇的灵魂。还有两个琴轴，通常木制，也有用黄铜做的，用来固定琴弦。古时候，二胡的琴弦是丝质的，而我的这把是金属弦。我想名家的琴弦兴许是羊肠线做的，也可能是蚕丝。两根弦在琴杆顶部的拐弯处绑在一起并把马尾琴弓夹在中间。那些宽大的提琴弓是不适合二胡的。演奏者将二胡直立揽在怀里，拉内弦为d音，外弦为a音。
我常见二胡演奏者拉琴过程中不时地前俯后仰，像是身体随旋律而起伏。为了给二胡降噪，他们通常在琴马下面垫一块布，我的一个学生用农民的手绢，另一个用街上捡的橘红色破布条。这个简单的两根弦乐器可以奏出精美绝伦的鸟鸣颤音，滑奏，高难度和声，拨奏和几乎可以乱真的人声。
当然，仅用文字是不可能描绘出音乐旋律的。就像跟盲人无法解释光的变幻!在声音上跟二胡最接近的是锯琴，也很精彩。记得我父亲的一个邻居，是位七十多岁从科登伍德来的魁梧农夫，他把锯琴拉的细腻动听，出神入化，旋律总是很忧伤，带着缓慢的老斯堪的纳维亚民歌风情和沙龙音乐的情调，比如《牧羊女的星期天》或《最后的春天》。锯琴那种摇曳的颤音就像是一位女低音歌唱家，如凯瑟琳?菲利亚或者玛丽安?安德森。很难想象他那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抓着琴弓竟能在一张其貌不扬的锯片上演奏出那么温柔舒缓的曲子!确实和二胡的某种音色很像。
尽管演奏家可以用二胡诠释几乎所有音乐，我听到的大多数还是浪漫，深沉的，就像是自然的召唤，或带你进入到沉思冥想的状态中。下面是刘天华的一些作品，《病中吟》，《月夜》，《烛影摇红》，《虚籁》，《良宵》，《光明行》，他还有一部令人称绝的《独弦操》，它使我想到了帕格尼尼演奏的类似作品。还有《空山鸟语》，尽管神韵上更接近库普兰的《夜莺》，但是技巧上很像梅西安。当中国人有时令你眼花缭乱时，他们自己却时常保持冷静。下面是一段中国人对《空山鸟语》的描述：
作品题目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空山不见人”。作品分为五部分，另有引子和尾声。引子描述了寂静山林与山谷鸟鸣相回响的田园牧歌式的意境。接着进入主题，一段清新活泼的旋律后就是百鸟嘤啼的热闹情景，演奏者熟练的运用了三弦拉戏式的模进手法，并巧妙的模仿了各种鸟鸣。
这种艺术、自然和人的统一才是中国的!所谓画中有诗，王维也是位画家。这首由两根弦演绎出的音乐就像瓦格纳提出的合成艺术一样把所有艺术形式融合在一部作品里。从道家思维考虑，这就是万物合一，一生万物。
很多年以来，我的朋友一直抱怨我对音乐了解过多。对于一件作品他们只表达出单纯的喜爱，而我却能给他们阐述巴赫的赋格技巧，布鲁克纳的和声对位理论，艾伍士的泛调，或者十八世纪古钢琴的制作等等，他们常常慨叹并希望我读完这些书以后还能感觉到一丝音乐的美妙。我当然能感到。我也从来不为自己追根问底的热情而感到羞愧。但是我对二胡的了解使我愧不敢当，它使我懂得了人的目光短浅以及阿兰?布鲁姆那种愚蠢的教育理论是何等浅薄。
自从我到中国以来，从来没听说过二胡，更别说有意去听一首二胡曲了。我想我可能曾经在中国餐馆或戏院里听过那种不太像明尼苏达交响乐的曲子，我压根就不想听它们，当时我满脑子全是巴赫或杰里-莫顿。我以为音乐就是路德的圣歌，哲学只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中国不只是另一种文化，她其实是另～个星球。“我们”对“他们”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和改变。“他们”的二胡跟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制作的提琴没有丝毫关系，二胡的演奏技巧也没有受到帕格尼尼的任何影响。几乎所有的外邦人，从马可波罗，利玛窦开始，当中国在他们面前渐露真容时，都遭遇到同样的文化冲击，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你冥冥中感觉到自己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真理、信仰并不是你个人幸福和救赎的专有财产。从这种冲击中得到的教训就是：学会谦虚和好奇，远离说教和自以为是。我们不再需要固有成见而是更多的亲身体验，和更多的二胡音乐。
大粪
陕西的胡萝卜几乎是红的，味道比我吃过的所有美国胡萝卜都要甜和香。
“几乎像糖”，一位外国人用筷子夹着一块美国土地里长出的黑色的胡萝卜片抱怨道。
“我看是大粪，”另一位插了一句，把碗推到了一边。
中国人对大粪比我们要亲近得多。传统的英国高雅英语习惯于把这个词说得文雅一些，我们把厕所藏在房子里面。在语言上也是如此。称其为是“舒适屋”，“卫生间”，“梳妆间”，“约翰”等等。厕所是拉屎的地方，就在你的屋里，你在那儿拉屎，你并不是看到一个人骑在马上。
中国的厕所更直接――一个敝开的洞和坑。有人定期打扫这个坑，粪便被装进桶里，被人用肩挑着去浇小麦，胡萝卜，或者是鲜花。接下来面条又回到了你身边。这个礼物自己在永远地循环。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也不浪费。这一切当中有一种宇宙性的清洁，虽然我们不愿去想此事。
我是和猪一起在农场庄园长大。风一吹，我母亲就关上窗户，大骂农场。
“亲爱的”我父亲说：“钱可是存在了银行里。”
当我无法逃脱，不得不帮家人打扫猪圈时，我总是在打扫完后，在浴室里泡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搓我的手指头，然后还要闻一闻，不论是中国还是明民苏达的农民会告诉你，猪很干净，比人要干净。明尼苏达的小麦和中国的一样，麦穗抖动，等待着那一口屎的到来。那是生活的源泉。
在中国每一个小城镇里，你都会发现赶着马车，提着脏呼呼的水桶的拉大粪者。他们的职业也许是最古老的，然而却最有用途。当人们挤进了大城市时，他们拉的屎也多了。上海的蔬菜，长得又甜又嫩，不像人口稀少的甘肃一带长的菜。
要是在做菜时把火用够，就会消灭蔬菜在田野里吸进的细菌。每一本中国烹饪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放进滚开的锅里……”不论你信什么，最好还是相信这一点。
世上现在已有十几亿中国人。每个人定期吃饭，继而，也就要拉屎。要是我们把这些不还给大地，怎样处理堆积如山的大粪呢?由于人类在不很 明智地繁衍生息，他们至少得尽力不使一切混乱。直到毛泽东进行工业革命以前，中国人一直是这样。
眼下，人类的混乱不堪是另一种局面，更加令人恶心。一只巨大的油轮在阿拉斯加拉了一泡屎。但油也遭到了拒绝，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海自然会像吃掉白菜、胡萝卜、小麦和我们的排泄物一样吃掉那泡屎。
走后门
如果说你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没有”，那么第二句话就是“走后门”。要是你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或者是认识某人的表兄弟，或是知道某某二弟的好朋友跟谁结了婚……你就常常能搞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中国很像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但却不大的小镇，而不是一个土地辽阔，无人知晓的泱泱大国。实际上，中国人的姓只有一百家。有时在洋鬼子看来，中国人似乎全都互相联姻，以便相互关照。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大家都知道谁有什么，或是谁能搞到什么。其间的决窍在于晚上穿过人不知鬼不觉的通道，不用说话就已明了你要说的事，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和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关系网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介入这张网，若是没有密码，你就永远打不开门。这带来了合乎情理的牺牲，但作为报偿也打开了你自己的后门。
在中国，当我向中国民航索要自己被他们丢失的行李时，我第一次听到“没有”这个词。我用起诉、立即回国、制造国际丑闻等等来威胁他们，但一切都不管用。后来，有人想起了一位聪明的女士，她在北京的一个外事办公室工作，“认识”与民航有关系的人。一个月后，我的行李终于来了，但已破烂不堪。当地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你应当感谢王女士，她很聪明，也很有用处。”她知道怎样去升后门。
我学会了“走后门”。我广交朋友，像他们利用我那样去利用他们。友爱、侠义，有时是“不得不”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也由于不提认识的人有好几件事没办成。随之便想：“要是……”
“但这是在中国”，我对自己说。要想在这儿活下去，我就必须很聪明地入乡随俗，像中国人那样生活。
回到美国，我四下一看，发现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过来。这一转变使我发抖。“我弟弟在交通管理局工作……”“在40号公路上我可以一小时开72码，你知道吗?住在我对门的伊尔……”“从汽车上你搞到这样好的牛排，但杰克，他为……开车。”这样一直下去，超出这一界限，可能直达“白宫”。回家几天后，我听说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个小镇上作演讲。收音机上把他吹吹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在我做美国公民的前四十年里，我从未想过“走后门”，在一片土地上，你可以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却仍会是什么东西都有――只要你是一个会说话的“白人”。
不论美国人是多么地厚爱自己的历史，但那短暂的瞬间像肥皂泡一样在阳光下消失了。在中国我知道了历史的份量。就像歌德在他的一首小诗里表现出对美国的嫉妒一样。我很高兴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没有古老的城堡。美国，你比旧大陆更容易得到一切。你没有毁于一旦的城堡。
但我们和其它的人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那悠久而悲惨的历史共命运。玩鸵鸟的把戏只能使我们一无所获、走向毁灭。要是我们不把自己从肉体和灵魂上与其它的人有意识沟通起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即便是美国人也是如此。
黑头发
在外宾楼的大厅把我观察了整整一年后，前台接电话的中国姑娘再也忍不住了，她问我：“你的头发为什么是红的?”在中国问这样的话并不出格。
我说：“这不怪我，是我母亲的错，我对这红头发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她揉了揉鼻子，显得迷惑不解。我接着说：“那你的头发为什么是黑色的呢?”这个问题对于她来说有点过份了。她禁不住笑了起来，杏仁似的脸颊变得和我的头发颜色一样。
人的头发是黑的，只有畸形人的头发才是红的。她的依据是有代表性的，证据也很翔实，类似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看一看中国骑自行车的人，一副自在的样子，上来下去，下去上来，黑头发晃来晃去，偶而也夹着红的、棕色或金黄的――甚至灰色的头发。中国人到死都一直在染发。
对头发的研究使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头上大约有125,000根毛孔。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们中国有12亿人。中国人在其他地方的华裔至少也有1亿。对于这个在宇宙中中等大小，偏僻的太阳系里的一个小星球来说，黑头发真可谓多矣。在这个数字后还可加上好多个零，想一想世上还有日本人，马来西亚人、波利尼亚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澳大利亚和北美人中的一些变种，蒙古人、泰国人、哥萨克人、缅甸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爱斯基摩人、夏威夷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两班人、葡萄牙人，大多数的法国人、威尔土人、爱尔兰人、犹太人、比利时人、斯拉夫人、健康的德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英国人、芬兰人和众多的史前就混合到一起的部落都是黑头发。因此大量的证据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长黑头发的是人，长红头发的也许是人，也许不是。
在我到达西安开始执教几周后的一个下午，我意想不到地听到了敲门声，来人是我的学生胡宗锋。他说：“五点钟有一位出色的诗人来做报告，讲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诗歌，你想去听吗?”
“当然想听了，他用英语讲吗?”
“当然是汉语了。但这不用担心，我来给你翻译，这对我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我们坐在离讲演者很近的椅子上，半个身子正对着大厅里所有的听众。报告厅里挤满了人。有的学生甚至趴在窗户上听。这是一所理工科大学，没有开设文科方面的课程。我对胡说，听众如此之多使我吃惊。
“这比死板的学习有趣得多。”胡宗锋说。
一位精干的青年人走上了讲台，他放下手中的烟灰缸和茶杯，作起了报告。他谈到了中国文坛的宽松局势，说新的自由就是不千篇一律地塑造无产阶级圣人，而是用语言和幻想去进行现实的创造。胡在我的左耳边出色地翻译着，我用手摸着胡须，不时地看一眼那些被深深吸引住的未来的科学家们。他们有的人埋头做笔记。报告人接着把话题转向了对青年作家的忠告。说他们中有些人热情过高，有的在做比喻时违反了常识，因而使作品显得不实和矫揉造做。
“比方说，”他说：“有的作家在作品中还仍热衷于运用稀奇古怪的比喻手法。说绿色的爱情，绿色的感情，绿色的天空，这在有时候是对的。但运用比喻时要谨慎小心，要是一个作家说一个女人的眼睛是绿色的，这就不免使人想起狼，而不是人。”我听到了一阵笑声和骚动声。于是往旁边一看，才意识到有一半听众在盯着我，他们与其说是看我，倒不如说是看我的绿眼睛。
报告完后，在和这位作家进行世界通用的作家礼仪――交换签名的作品时，我赞扬了他几句，虽然我们彼此不懂对方的语言，他为绿眼睛一事向我道歉，“你知道，这是对中国听众而言。”
“没有关系，”我说：“况且你说的也许是的。我总是怀疑我母亲一边的血统中带有狼的天性。”
在和中国学生一起出外旅行时，我们总是住便宜的旅馆。大家挤在一起。一天晚上，准备上床时，一位学生走过来，胆怯地问能否拍一下我的肚子。
“当然可以了，”我说：“实际上我很高兴能把它卖给你，很便宜，二分钱一斤，你要吗?”
他笑了，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一边拍着我这个吃了二十五年黄油和乳酪的肚子一边说道：“这肚子很棒，令人羡慕”。他体重只有一百二十磅，我可以数得清他的肋骨。
不像红头发和绿眼睛这两样东西是遗传，是无法改变的，而肚子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在中国我的肚子缩进去不少。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长黑头发的人应当在抱怨自己的厄运上少费些时间，用其他方法继续保持自己做人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