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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范文1000字 记者手记

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江少宾 男,1974年生。电视编导。在《美文》《散文》《山花》《安徽文学》等刊物发有若干散文和小说。有作品入选“2005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散文精选集?2005》等。现居安徽合肥。
  
  跳楼事件
  
  有些行当不能做长,一长,对一些事情的态度便会发生质的变化。比如医生,他就见惯了生死,再悲惨的死亡,在医生眼里,也和平常的死亡没什么两样。再就是比如记者,他同样见惯了常人的喜悦和非常人的忧伤,再大的喜悦和忧伤,在记者眼里,都只是一个个新闻事件,他的职业注定了,他必须客观而冷静地记录这些新闻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新闻点。
  比如那个要跳楼的人。他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说,他要跳楼,希望我们能去拍摄(这本身就是个新闻点,一个准备自杀的人居然希望媒体见证他的死亡,但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放下他的电话,我二十分钟之后就带着摄像赶到了现场。楼下已经汇集了一大群围观的市民,更密集的下班的人流还在一个劲地靠拢,出租车、公交车、私家车的笛声不时响起。比我们先到两分钟的消防干警对新闻记者的介入向来没有什么好声气,他们武断地推开向前靠拢的摄像和摄影记者(各路人马都在争抢头条新闻以及不同的报道方式和切入角度),并以妨碍公务为名,给各路记者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横线。借助摄像机放大了的镜头,我注意到他坐在16层高的天台上,两只脚悬在天台外面,形势确实非常危险。他应该只有二十七八岁年纪,头发蓬松、形销骨立,一副外乡人的模样。一个消防干警开始在楼下喊话,说起了他的父母,说起了他可能存在的女朋友,以及诸如此类的亲情的召唤与感化。我想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路数,尽管这样的路数见效甚微,但却具有我们一直强调的人性化。据说在此前的一次我不在场的跳楼事件中,消防干警还没有来得及喊他的女朋友,那个因为要账而跳楼的民工,就像一枚冬天的叶子,永远地飘离了丛林般的楼顶,汩汩的鲜血汪在地上。
  那个外乡人始终没有答话――或许是想到了消防干警喊声里的亲人?――我想上去近距离地靠近他,但被消防干警否决了。三分钟之后,消防干警铺起了气垫;五分钟之后,两名干警悄悄地上楼,全副武装。我悄悄地爬上了另一幢毗邻的高楼,到16楼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十米。
  “你、你们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干警也已经到了16层,他试图站起来,但或许是因为坐得太久了,他的双腿刚一用力,人就滑了下去。我和摄像发出一声惊呼,两个干警显然也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他们站在原地,似乎是在四目相顾。在滑倒的瞬间,他用右手本能地抓住了栏杆――这让我断定,他并不想真的死亡,而是希望以这样的举动,引起什么人的注意――现在,他的整个身体就悬空在楼体外面,呼啦啦的秋风掀起了他的上衣和头发。我甚至听见了他的尖锐的惊叫,楼下的嘈杂的惊叫,对讲机里呲啦的惊叫。两个消防干警开始用对讲机和楼下通话,他们急切的声音在风里打着寒颤,风把他们原本就颤抖的声音吹成了刺耳的呼哨。我想这时候的消防干警应该冲过去抓住他的手,而不是对着对讲机大呼小叫。摄像的镜头原本对着他的手,对着悬空的身体,但这时候我告诉我的摄像,对准这两个消防干警和他们的每一个步骤。空气似乎在一瞬间变得窒息了,我甚至听见了摄像的心跳,我自己的心跳。
  两个消防干警在和一双手对峙。他的左手终于艰难地伸了上来,终于艰难地抓住了救命的栏杆。我能感到他的努力,相隔十米的距离,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猪肝色的脸,看到了他的整个身体在空中攀缘――身体扭曲。脸色惊恐。声音无助。
  录像带里的时间可以作证:这样的过程维持了四分零七秒。在这生死攸关的四分零七秒里,他一直在努力。――我看见了。
  四分零八秒,他开始急速地下坠。像一枚不愿飘零的叶子,我看见他的身体因为一截电线,而在空中翻了个跟斗。两个消防干警跑近了天台,在事后回放的录像带里,我看见了他们不约而同地伸出的双手。这样的镜头让我感到了些许安慰,剪辑画面的时候,我们的制作特意把这两双伸出的手进行了长时间地定格。
  我看到了他。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外乡人。殷红的鲜血从他的头颅、从他的鼻腔、从他的嘴角四溢而出。还有脑浆――我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物质,但他的,让我不寒而栗。
  他的身上,除了一个可以证明他身份的塑料卡片和一张一个小女孩(他的女朋友?)的照片之外,别无他物。无人愿意指认他为什么要跳楼(事后了解到是因为失恋);也无人可以断定,他的死亡,有着可以挽回的时间和余地。录像带不能,我也不能。一切都有着它既定的秩序,在既定的秩序面前,所有的意外,仅仅只能是意外。正如一架高速的、按照既定秩序运转的机器,任何一个齿轮,都运转于它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个齿轮有权利代替其他的零部件,更没有权利仅仅为了一根贸然闯入的草芥,停止它的运转。谁能否认,一个齿轮既定的位置,不比一根肇事的草芥,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呢?
  120来了,又走了。运尸车来了,也走了。最后,围观的人群也渐渐地散了。
  仅仅是一个小时之后,复归于秩序的城市,渐渐地正常了起来。一个生命的消失,并不比一场闹剧留给人们的印象,更为持久些。节目播出之后,除了他闻讯而至的亲属,栏目组没有接到任何询问的电话,当然,也没有人对我们刻意为之的那两双手,表示更多的敬意。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拒绝去这样的新闻现场,即便是到了现在,我有了对稿件的处理权,也不再指使其他记者去拍这样的片子。我告诉那些一个个与我当初一样以为抓了条“活鱼”的兴奋着的同事:假如是事出有因,那么,请你以一个市民的名义,去耐心地规劝;但假如是真的已经奔赴于死亡,那么,请你以一个人的名义,让另一个人的死亡,平静些、再平静些。
  毕竟,死亡,比我们这样循规蹈矩地活着,要付出多得多的勇气。
  
  一个老人的半导体
  
  许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那个寡居的老人。我们的采访车甫进村口,一座风雨飘摇的茅屋就牵动了我们的视线。它是那么的突兀,那么的破败,在周遭的瓦房掩映之下,茅屋像旧电影里刻意搭建的道具,它在整个村落里构建了一种不和谐的力量,窒息、震撼、眩晕。时令正是秋天,穿村而过的秋风呼啸着寒冷,它让我相信,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秋风。
  我带领我们的摄像站到了高处。只有站在了高处,俯瞰中的茅屋才不像是一座刻意为之的道具,它真实地蹲在了丛林似的高楼之间,像在楼台上嬉戏的孩子,随手扔下了一些物件,这边扔下了茅草,那边扔下了砖坯,而老人就准确地站在了两座高楼之间,孩子扔一件,他就搭一件,直到把孩子们搭得眉开眼笑,直到把老人搭得眉开眼笑。一个小小的笼子就出现在两座高楼之间。事实上我也确实只看到了孩子,偌大的村落似乎也只剩下了孩子,以至于我们的采访难以为继。
  老人不善言辞。他一直坐在昏暗的茅屋内,任我们在屋内一个劲地拍摄。为了展示老人生活里最真实的细节,我请老人在屋子里随便做点事情,哪怕是扫扫地,擦擦桌子,这样以来,我们的画面语言会显得丰富一些。老人说,地扫过了,桌子没什么好擦的。我说,那就再扫扫?老人说,不用扫了,扫得再干净,也没人看的。我和摄像再三商量,最终的结果只有拍些空画面。老人对我们的采访似乎有些抵触情绪,听说前些时候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来采访过了,但费了老鼻子劲才完成的采访,最后竟没有能够播出来。其实播出与否对老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老人家里没有电视,我想估计一生都没有上过电视的老人,他晚年的奢望也并不是想在电视里看看暮年的自己。正如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亲,他们的生活里,一定也有着巨大的不为人知的隐秘,像那些穿堂而过的秋风,过了便过了,没有人去问,秋风之于村庄的意义。
  然而直到最后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
  老人的床头,摆着一个老式的半导体收音机。黑色,上面的漆已然剥落,长长的天线已经断了一截。这临出门时的一瞥,让我呆住了,我用嘴努了努,心有灵犀的摄像立即重新打开了机器。老人这回终于站了起来,他颤颤巍巍地走到了床头,又抖抖索索地拧开了收音机。是省里新开辟的一个音乐台,老人紧密的皱纹在弥漫的音乐里渐渐地打开了。秋后的阳光一缕缕地撒进了屋里,斑驳的泥土反射着阳光,无数阳光的箭镞在屋子里跳跃,在音乐里跳跃。我告诉摄像,我需要这样的跳跃,你想办法把它拍出来。摄像感到非常为难,他站在门口,巨大的背影投射在地上,跳跃的阳光一下子住了。
  我说你站着,然后我就牵着老人出了门。在老人和摄像擦肩而过的瞬间,我再次看到了我想要的跳跃,跳跃的阳光从摄像的背部反射到了老人黎黑的脸上和身上,老人短短的发梢,爬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及时地记录下了这样的镜头,因为我知道,当地的电视台之所以没有播出老人的采访,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这样的光亮,这样的光亮能让我们感到,阳光无处不在,希望无处不在。即便是在一个寡居的老人身上。
  事实上这样的镜头,后来确实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条新闻也因为这一幅唯美的画面,而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他们的意思是,贫寒,并不代表失去希望。
  但我知道,对于老人来说,真正的贫寒,并不来自于自己的生活,而是外部的渺茫。
  我在后来的新闻稿里这样写道:“导语:今天是九九重阳节,让我们去长丰县三十头乡三十头村看望一个年愈八旬的老人。这样的年纪按说正是颐养天年的好时候,但老人要自己养活自己不算,更令人心酸的是,老人还住在一间时下已经很难一见的茅屋里。”
  “正文:这就是老人住的茅屋,83岁的沈求根老人在这里已经住了16个年头。屋内没有灶台,也没有电灯,照明的工具就是这盏油漆斑驳的煤油灯。老人告诉记者,台风‘买杀’(字幕:‘麦莎’)过境的时候,屋顶上的茅草全部被吹走了,一根横梁砸了下来,把他的腿子都砸伤了。
  (采访:老人腿上砸伤的部位)
  老人告诉记者,老伴过世得早,两个儿子的房子和他的茅屋都相隔不到500米,但一年到头,儿子至多也就来个一两趟;村里多次做儿子的工作,但最终都无功而返。因为,儿子们不愿意出钱给老人盖房子,村里出钱盖可以,但必须盖两间,这样以来,老人百年之后,两个儿子正好可以平分遗产。而更令老人伤心的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也从来没喊过他一声爷爷,自己想去看看,孙子一见到老人,就跑得远远的。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情?记者在村口找到了老人的孙子。
  (记者:你为什么不喊爷爷?孙子:我妈妈不让。)
  在孙子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老人的长媳。
  (长媳: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记者:什么原因?长媳:你们少管闲事。)
  带着长媳的问题,我们采访了老人。
  (老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抽噎。)
  老人的两个儿子得知记者的来意后,都躲得远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告诉记者,老人经常一个人下地,一个人收割,实在看不过去了,好心的邻居们会主动地过来帮帮忙。但也正因为如此,儿子经常指桑骂槐,渐渐地,邻居们也不好再主动地和老人往来。
  (邻居<马赛克>:老人常常一个人偷着哭。)
  老人说,苦一点都不怕,最怕的是晚年的孤独。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打老伴走后,陪伴老人已经走过三十四个年头了,这是老人晚年生活里唯一的安慰,每每音乐响起,老人仿佛才可以看到生活里的亮色,才可以感到老伴其实一直没有走远。
  (《祈祷》音乐起)
  本台记者江少宾、摄像郑伟冲老人的两个儿子吐一口唾沫,没良心的东西。”
  节目播出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那个村里。再后来我听说,村里给老人盖起了一间房子,并已经征得了两个儿子的同意。但房子盖起来之后,老人便一病不起,不久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记得自己当初很想送老人一个新的半导体,但事情一多,这样的想法,最后一直拖到老人去世。
  我不知道,老人的随葬品里,有没有那个半导体?
  
  民间守望者
  
  很多合肥新移民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道好”了。在采访徐本焕之前,我也不知道合肥民间还有这样的一门手艺。
  现在已经六十好几的徐本焕,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道好”了:“炮仗一放响当当,我到贵府来闹房;贵府住在好地方,住在龙头凤尾上;门前栽有千棵柳,门后栽有万棵杨……”这便是“道好”了,拿徐本焕自己的话来说,“道好”就是说奉承话,被“道好”的人家无非是想讨个吉利,而“道好”所得也就是两包喜烟,或是一顿家常便饭。我没有见过“道好”的,但小时候在乡下,倒是能看到挨门串户的卖唱人,唱的虽然不完全是这样的句子,但内容多少也有些相像。在我的记忆里,卖唱人一般出现在春节前后,拿着个大鼓,噔噔镪噔噔镪,通常是两个,一老一少,或是一男一女,挨门串户一路唱过去,所得也只是几个小钱,但那时的春节卖唱的却是必不可少,一日不来,村子里就少了许多的热闹。年少时少不更事,三五成群地跟在卖唱的后面,甚至还模仿起卖唱的唱腔,卖唱人并不恼,有时还要我们前面带路,惟恐遗漏了哪家。宁少一村,不漏一户。并非为着几个小钱,卖唱的是惟恐没有把吉利捎带到哪家。这多少就和“道好”有些神似了,但听徐本焕的意思,“道好”却是不分季节的,哪家有了红白喜事,甚至是起房盖屋的,都要着人去“道好”的,“道好”的句子自然也就要因人而异,这就是非常人所能为的了。但能“道好”的自然都有这样的本事,徐本焕自己就编过这样的句子:“门头说过到前堂,前堂一派新气象;八仙桌子当中摆,八个凳子摆四方;亲戚朋友都来望,围在一起话家常……”既通俗易懂,又入耳入心,想来也符合需要“道好”的人家。
  记忆里的卖唱人却没有这样的本事。虽一样是民间的手艺,但在内容上头,一下子也就显出了高低。或许也正是因为此,渐渐的卖唱人就难得一见了,逢年过节的,乡亲们大多是请一个狮子队来村子里热闹热闹,现在竟连这个也省略了,成天就是一个劲的放鞭炮。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道好”却得以沿革了下来,只不过,以前是奉承,现在是宣传。
  “一讲党的政策好,三中全会有指导;设计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人……”如此等等的内容,徐本焕还有一大堆。当过村会计的徐本焕其实只有初小文化,但徐本焕却能把身边的乃至是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旧瓶装新酒”,并体现在已经只能自吟自唱的“道好”里。如今,这样的“道好”徐本焕已经只能自吟自唱,即便是在现在的乡下,“道好”的方式也已经多种多样,放鞭炮与舞狮子自然早已经是小儿科了,条件好的乡村已经能够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最不济的也能请一回庐剧团唱唱《讨学钱》或是《王婆骂鸡》,都是合肥经典的“小倒戏”。春节前后的三河镇常有这样的表演,虽年年都有《讨学钱》,回回必唱《王婆骂鸡》,但年年的万年台下,依然是老的老,少的少,趋前赶后,好不热闹。落落寡欢的徐本焕往往也拥挤于这样的场景,并不是为了听戏,而是想在人家的热闹里回味也曾经辉煌过的自己。想当初,徐本焕的“道好”那也是走一路,闹一路,刚走市场的省音像公司一度想为他出张碟子,最后,因为报酬问题没有达成出版协议。谁知道呢?徐本焕说,接下来没几年,“道好”就没了生意。
  但徐本焕在镜头里的“道好”依然非常顺溜,久违的喜悦也一点点的从声音里穿透,显见得这样的“道好”徐本焕不曾遗忘一日,更希望自己的“道好”能够通过我们的电视镜头得以流传。同《讨学钱》和《王婆骂鸡》相比,我确实更愿意记录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仅仅属于农民自己,同时还属于这个不断变革的光辉的时代。虽然如今的“道好”并不一定就是从前的“道好”,即便是在民间,在合肥经济开发区瓦屋居委会,真正还能够“道好”的也只有徐本焕自己。据徐本焕说,周围的人早就不屑于学唱“道好”了,连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嫌“道好”过于俗气。而作为差不多是最后的民间守望者,徐本焕的“道好”已是酒桌上的佐料,供早已远离民间的食客们听个稀奇。虽非“曲高”,却已“和寡”。“道好”同肥东县的“门歌”、三河镇的“小倒戏”一样,未能例外地面临着传承的难题。后来经我多方考证,三河的“小倒戏”因为最终走向了城镇,并组建了专业化的剧团,从而得以规模化的沿革;而曾经唱到人民大会堂的“门歌”,和“道好”其实同出一辙,都是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沿门卖唱,蔚然流传。但在贫寒年代开出的民间的花朵,在民间开得越鲜艳,在城市败得越惨烈。
  我同样采访到了肥东“门歌”最后的传人殷光兰。比“道好”者徐本焕幸运的是,她把肥东“门歌”唱到了人民大会堂,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那是肥东“门歌”最为鼎盛的年代,殷光兰也因此获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荣誉。在她退休后寄居的一爿小屋里,我见到了老人和毛主席的合影,还见到了当年的有关部门为她免费出版的门歌集。它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本,封面发黄,纸张斑驳,有一种陈年的腐蚀之气。老人似乎不愿意再沉湎于回忆,甚至不愿意再演唱“门歌”,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诧异。事后我才了解到,老人沉默得太久了,近十年来,我是唯一一个采访她的记者。
  我把两个暮年的老人放在一起采访,意在做个对比。我当然明白,许多深层次的事情,其实不是记者能够采访得到的。多年以来我始终相信,记者只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和留音机,再忠实的记录,最终也只能唤醒一部分人的记忆。正如这条好不容易才播出的新闻,它在民间引起的反响,大大地出乎我的预料,但最终,两个老人手里的文化遗产,还是默默地沉睡于他们的心里。
  节目播出之后,我接到了两个老人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愿意把所有的资料,无偿地送给我,这些对于我,可能更有意义。我在谢绝的同时,感到了一种被信任和被承认的安慰,为此,我感到能做一回记者,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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