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入先锋艺术中的那种丢失了方向感的形式主义极端文本试验以及现实文化生态的持续硬化，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诗歌日益成为一种边缘化的文类，一种招致普遍诘难的形迹可疑的文类。我们看到，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有着深刻叛逆精神的那场诗学革命，到如今差不多耗空了它那黑色的意识形态想象力。至少可以认为，到90年代，这股巨大的泥石流已经发生了分化，它的驱力作为休眠性基因潜入到艺术生活的底层而成为暗河，当然这条暗河已经去向不明了。但是，从艺术实践的表层上看，当代诗坛却庞杂得有些类似于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在这里，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强行闯入和修改，由于网络神话对世俗写作幻觉的激发，更由于批评领域内文化批判对文学分析的声势浩大的越界替代(搞不清有多少诱因)，以前的先锋写作最终衍生为当前这种内含反讽意味的身体符号行为，亦即某种沽名钓誉的语言表演策略。读者所能看到的另类气质，无非是80年代反叛姿态的惯性滑翔，它毫无颠覆或建构的切实欲望，徒具愤怒形状而已。也许，正是当代诗坛这些公开的道德衰败现象为整个社会非议新诗提供了证据确凿的借口。毫无疑问，社会公众已抛弃了诗歌，或者说，现代新诗语义魔方对读者理解水平的长期折磨使其自身逐渐淡出了社会公众的艺术消费预算。在一般文化人眼中，诗歌已死，只不过暂时还无人收尸罢了。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曾经被誉为试验诗歌监护人的谢冕将当代诗歌的这种戏剧性遭遇指称为一桩“悲剧的事件”。1996年，他在一篇短评中含糊其辞地传达出了对于当下诗坛现状的极为矛盾的失望心态。孙绍振则痛心疾首地要“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20年前孙的立场同样激进。不过，他那时却是为了替朦胧诗解围而站出来作辩护律师。他把当时诗歌观念的变构称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另一方面，诗歌边缘化开始导致诗歌内在标准的紊乱、流散。小说家王朔在谈到当代道德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时承认：“标准是我现在的心病”。我想，这句话用于审查当代诗歌信仰时应该同样有效。可是依照写作界某些人士的理解，哪有什么客观的标准?诗就是诗，诗歌标准绝对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批评家试图重建阳物中心主义的话语堆积场所，标准一词则会彰显阴魂不散的话语霸权，因此有必要用它回抽批评家一记耳光。事实上，面对90年代汉语诗坛的各种病变，批评家十之八九也就成了哑巴。反倒是诗人自己还在热衷于标准之争。其中，发生在1999年春天的那场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口语写作”之间的论战便是一个放大了的恶例。而最近又有人在“70年代后”和“下半身写作”等概念上做文章。不难看出，前述的诗歌边缘化在诗人们身上似乎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它至多告诉诗人们，社会公众注意力已经远离精神性因素。而诗歌标准的紊乱所折射出的实际状况恰恰是诗歌观念发展的多元和转进。诗可以照写不误，诗集可以照出不误，诗歌网站可以照开不误――难道这有什么罪吗?然而与此形成相互嘲弄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海子之后，再写诗都算是伪美的行为。如果说80年代诗人们将汉语诗坛变为一片废墟，那么90年代诗人们则把这片废墟改建成了一座疯人院，更年轻的一代却妄图赖在这座疯人院吃福利了。在这个无情的走火人魔的抒情时代，诗人们偶尔打打摆子，流淌着口水，白眼看人。
鬼才知道那叫不叫抗议!
当然，在现时代全球化语境中，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呈现出泛泡沫化特征，所以，不惟诗歌，所有传统的正宗的纯文学艺术在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方面都遇到了难题，即便西方也莫不如此。在中国，诗人们除了必须承受主流意识形态津津乐道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身份焦虑外，还得重新检视一个多世纪以来新旧诗歌交替所带来的艺术观念的震荡。就是说，每一个诗人都有必要反思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义诗歌，包括诗的本质和功能。虽然目前混杂的写作实践可能会带来诗歌评价标准上的多种主义，但我们依然得承认，这一时段仍然算得上是诗歌史上较好的时期，其中的一个根据是诗人在外界干扰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较多的写作自由的补偿，哪怕这种自由是一种错觉。写作中的非分之想剔除了，在常态中诗人寻求艺术立场才有一线机会。
如果现时代诗歌艺术还不死亡，那么，其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到底在哪里呢?
这正是我们要细究的地方，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在这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说到底，人们在吃饱喝足之后，即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后，为什么还要自寻这份奢侈的艺术烦恼呢?诚然，传统的艺术史教科书为回答这类问题准备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可我觉得那依旧是一些抽象的、企图蒙混过关的遁辞。不过，美国“9．11”事件倒可以对“诗歌为什么还不灭绝”等类问题的思考给以充分的提醒。据报道，美国公众用以悼念“9．11”死难者的艺术方式最多的就是诗歌这种最古老的文类。他们在街头巷尾贴满了诗句，在纽约时代广场举办烛光晚会，写诗、读诗、唱诗，以此来安慰亡灵，并给活着的美国人打气。一时间，诗歌就像上帝那样看护着心有余悸的美国公众。
这则消息意外地告诉我们，诗歌是人类的本能诉求，是一种深埋的精神根性，它在解除人类各种心理病灶方面仍旧显示出了不可思议的魔力。同样的例子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中国民众竟也是自发地用诗歌来悼念他们敬仰的周恩来总理。试想，如果没有诗歌，他们将用什么来对抗灭顶之灾?他们何以能够驱散侵入到心口上的漫漫黑暗的纠缠?
是不是说，以上两则旧闻足以成为当代艺术观察家重新理解诗歌的重要线索?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说，诗歌就是内置于人们心灵中的对于万事万物的追悼根性的体现呢?我想，事实正该如此。诗歌正是人类精神欲求中那种简明朴素的追悼根性，正是人类处理经验世界的一种语言仪式。这意味着，诗人能够通过对已逝世界的默祷和虚构，将写作活动变为一次次化解精神危机的祭奠行为。
所以，字词活动的激情不单单归因于一般的语符崇拜，它还暗示出写作的动力真相。即对诗人而言，写作实现了一份深藏不露的追悼权利。大致说来，写作本质上就是怀旧，就是对已有的经验和情感进行语言上、心理上的强化和追认。诗人的语言具备一种记忆的再生潜能，诗人借助了语言的唤醒、复制、臆想功能，创造或复原历史。当然，这样的历史必须为诗人的身份认证提供确切的担保，以消除生命存在的虚无感。结果，我们在诗中看到的就只能是一个业已消逝的遥远世界的遗像了。诗人则仿佛如一个“词语的亡灵”，或曰亡灵的替身，他执意将世界的遗像当作倾诉对象，似乎一种诵经般的歌唱可以召回全部的栩栩如生的经验，而存在者就惊现在那条时间链条中。我把诗歌的这种对彼在世界的灵视力量看作是诗歌神性的表现。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写作的经验中存在着一种似非而是的历史性。而且，诗人的经验要比历史学家们的经验更有意义、更生动，总之更有必要。因为诗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既非客观，也非傲慢。他们所要追述的可能是一些心理事实。这类追述自然远离了行家们的“混账逻辑”，但却具备那种释放被禁的享乐(joyance)的效力。显然，德里达想说的是，文学写作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还是一项超越了理性逻辑的特权。的确如此，大多数诗人对待身边现实都保持了某种审慎的、扭扭捏捏的，甚至格格不入的态度，而对历史却葆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亲和、同情。可见，诗人都是一些倒着走路的人，他们往往与当代生活擦肩而过，却能够沿着历史的暗河上溯，在逆向运动中仔细辨认出存在的身世或踪迹。
诗歌的追悼根性这一观念的引人，既可以为解释诗歌生成机制提供一套弹性十足的诠释模式，又可以使我们在观察当代诗歌边缘化问题方面获得明晰的思路和宽容的心境。我的意思是说，当代诗歌对现实语境的适度疏离，不应简单地被指斥为诗人的处理当代生活的灵感萎缩或道义责任的放弃，这其中更包含着诗人对诗歌质能观作出重新体认和修正的努力。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汉语诗坛的确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诗歌追悼风格的退还。社会生活一天一个变脸，使诗人在一夜之间便成为红色时代的灰色遗民(游民?移民?)――其身份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部分诗人被遣送回了历史，同时又阴差阳错地获得了诗歌本体的觉悟、体认。最著名的例证当属90年代初由《诗歌报》组织发起的，以席永君、江堤等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新乡土诗”运动；最极端的例证则是有着殉道倾向的天才诗人海子、顾城的自杀事件。这类事例表明，当代诗坛一直存在着时隐时现的某种“复古”潮流。一些诗人，包括知识分子，为了在日渐异化的后工业社会中保持一份最小的自由，都程度不同地将文化立场进行了后撤。此外，小说界的先锋作家，诸如苏童、余华等人对历史题材的持久热情也颇能说明问题，当然更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勃兴。总之，当代中国的现实裂变，促成了文学界保守主义的形成。(摘自《当代文坛》2003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