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开设“中国新诗九十年笔谈”这人新栏目，意在纪念中国新诗所走过的九十年不平凡历程。九十年来，中国新诗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来说均展示了?异于传统旧体诗的新面目、新天地；就流派与风格言，九十年中国新诗丰富多样，蔚为可现；从语言、技巧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探索过程。九十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或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用一到两的时间，对九十年中国新诗发展脉络进行流程；总结经验、探讨问题、寻求规律。继承传统，开启未来。欢迎广大诗论家和诗人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和恰当的切入点，围绕九十年新诗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断面、群体、个人、作品，事件等诸多现象和问题，尤其是过去遭忽略的史实和问题展开研究，论述，形成3000至5000字的文稿赐我刊。
在文言书写和规范严格的古典诗歌还是文人主要传达情感范式的时候，1917年2月1日于上海出版的第2卷第6号《新青年》杂志上，破天荒地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其中的第一首《朋友》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另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十分幼稚的白话诗，以蝴蝶的意象为暗喻，传达了白话诗与白话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内心的寂寞，也送来了中国新诗呱呱坠地的诞生的第一声信息。隔了十一个月之后，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上，又以《诗》为总题，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鸽子》、《人力车夫》、《相隔一层纸》、《月夜》、《一念》等九首白话新诗。从此，中国现代诗歌，便冲破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规范和文言模式，以自由的全新的姿态和充满个性的声音，打破“孤单”寂寞的局面，宣告了自己真正的诞生。很多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纷纷发表白话新诗，很多新文化倡导者，也加入白话诗的创作，以致当时文学界酿成了一个被朱自清先生所冠子的“民七新诗运动”。
从这个时候起，至今天进入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七个年头，新诗在充满挣扎、苦难、坎坷与新生、欢悦的岁月里，煎熬与呐喊，探索与创造，纷争与沉寂，前行与反思，跌跌撞撞，曲曲折折，已经走过了整整九十年的漫长道路。在这个不平坦的道路上，先后曾有几代的诗人，于不尽相同的历史境遇中，共同怀着对于新诗的虔诚与热爱，对于时代、生命和艺术的执著与忠诚，在这块长满绿色也长满荆棘的园地里，前赴后继，耕耘开拓，倾注了自己的智慧、热情、汗水、青春，和心血，有些人为此而饱受身心的磨难，有些人甚至或以诗为争取民族自由光明的武器，或因写诗而获罹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先后献出了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所不能忘记的无数的诗人们，在这个矗立于人们心灵里的民族文化丰碑上，他们为民族写下了不少美丽的诗篇，也为艺术留下了许多生命的绝唱。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火中凤凰的翱翔腾飞，到九十年代末的多彩声部的崛起探索，众声喧哗中的新诗，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闪光足迹。历史将钦敬的目光投向这些名字：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穆旦、臧克家……，就是这样许多成就杰出或开辟风气的诗人以及其他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已经走进了中国诗歌发展历史和现实记忆，书写和想象，也超越国界走进了二十世纪世界诗坛接受和对话的艺术视野。
在新文学的整个领域里，屡遭式微与贬抑的新诗，当然没有资格夸耀自己。面对几千年古典诗歌创造的几乎不可企及的历史辉煌，新诗自然有惭惶、有愧疚、有自省，也有与其他艺术形式成就比较而后自知之明的冷静和明智；但是，当我们回顾新诗这近一百年中也过的道路，面对屹立于大地上这株饱经风雨的世纪之树上结出的许多丰硕果实的时候，我们从不自惭形秽。可以有一百个理由数落新诗的落伍，同样也有一百个理由和足够的信心，为新诗发展的成就及其合法性与创造性，作出一份充满肯定、无悔，甚至可以说是自豪的回答。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面对新诗面临的众多贬抑之声和卞之琳等一些青年诗人探索带来的希望之光，批评家刘西渭曾经这样说：“唯其人人写诗，诗也越发难写了。初期写诗的人可以说是觉醒者的彷徨，气候不等一条可能的道路发见，便有别是一番天地。这真不可思议，也真蔚然大观了。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涛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如今出现的几乎是同样尴尬的境遇：任谁(也包括喜欢新诗的我自己)都可以随口的寒碜几句新诗，却没有多少人，为自己，为我们民族，现在是如此狂热地多于世俗物质的追求而少于诗性精神的养成而惭愧和焦虑。
在电视播放的影视节目里，我看到过这样的细节：冰天雪地里，用生命全力坚守阵地的一位苏联普通女兵，牺牲之后人们发现，在她厚厚的棉衣口袋里揣着的，是一本被青春的鲜血染红了的《普希金诗集》；在被德军围困近900余天的冰雪覆盖的列宁格勒城里，人们饥饿的甚至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但是当自己祖国传统盛大节日来临的时候，在全城的上空，在俄罗斯人民的心里，却奏响起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看着这些镜头，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这些情景，让我更加痛楚地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在今天这样物质日趋丰富而精神极端贫乏的时候，是多么需要一些更为高尚精神的哺育，多么需要一些更多贴近人们心灵的美的音乐和诗的陶冶啊!
已经存在九十年了的新诗，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对于这个可以争议的严肃的学术问题，关注新诗的历史、现状与前途和为新诗未来命运深怀焦虑的人，一直都在寻找基于自己观察视角所理解的或出自寻求新诗道路思考焦虑所可能提供的答案。他们或是肯定新诗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或者说新诗还走在自身传统的探索寻求的途中，或者干脆否定新诗自身传统的存在，认为新诗离开古典诗歌语言的优势，根本就走错了路，现在是到了“浪子回头”的时候了。
离开历史已经提供的复杂而丰富的收获和足迹，对于新诗传统存在与否进行抽象的争论，我以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说它有什么积极精神，我以为主要在对于新诗发展现状的深刻焦虑，对于新诗发展道路存在问题的历史反思。但历史的事实是：这种焦虑与反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于新诗“非传统”的批评和争议，早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它几乎伴随了新诗生成发展的全部进程。且不说二十年代一些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对于初生的新诗根本的否定，而强烈要求回归古典诗歌的传统与尊严。即使在新诗潮流内部，这种反思批判的呼声，近一个世纪以来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胡适“尝试”的美梦还没过十年，就有更年轻的诗人穆木天们把他称为新诗“最大的罪人”，说他给散文披上了韵文的衣裳，使诗过分的散文化而丧失了诗美的品格。周作人也不满意于初期新诗如玻璃球一样过分的直白和透明，缺乏含蓄朦胧韵味的隐藏性和蕴藉美，而主张从传统诗歌的“兴” 的方法和西方诗的“象征”的沟通融汇中，寻找新诗发展的正路。到了三、四十年代，从戴望舒、卞之琳，一直到冯至、穆旦、袁可嘉等人，都努力倡导和积极实践新诗如何增加艺术传达的隐藏度和意境美，意在隐藏与表现，现实与艺术，写实与象征，智性与情感之间，寻找一种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平衡。到了八、九十年代，自朦胧诗的崛起到后来出现的各种多向探索的诗歌潮流，他们的反思与冲击历史的姿态，他们的一些诗学理念与艺术走向，虽然离我们传统规范越来越多了一些“越轨”和陌生，而表现了更强烈的接近和融入世界诗歌潮流的意愿和实绩，但是正是他们以这样的勇气，完成了一次对于五十年来新诗传统脉系本身承传中的更伟大的反思和超越。它于“私人化写作”旗帜下存在的隐在或显在的问题，同时也更强烈地刺激了人们对于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深层叩问和思考。
我们有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看去是“非传统”的历史思考和创作实绩，却与自身的历史传统葆有极为深刻的联系，经过或短或长的时间的过滤，可能成为注入传统中的某种新质，而为传统走向新的辉煌增添亮色。三十年代戴望舒代表的许多诗人探索留下的实绩，诗人冯至《十四行集》的探索，都是很好的例证。“中国新诗”群体和诗人穆旦的探索，更说明了这一点。去年四月，我在一次穆旦诗歌研讨会上，对于人们议论多年他诗歌的“非中国”问题，曾经说过这样的意见：穆旦诗的西方化与非传统，几乎在很长时间里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认知。最早是王佐良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论述穆旦的杰出论文里这样鲜明地提出，“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超越于旧文学辞藻带给新诗的沉重阴影与压力，“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一个中国诗人》)。经过近些年来不同意见反复的探讨与论说，我认为问题已经不在于对于这种批评论断的认同与否，不在于论断者本身后来是否已经改变了这样的看法，而是要深入地探求诗人在这种“非中国的”意识深处和意识背后，隐含着怎样对于新诗现代性道路强烈的追求精神，他所选择的独特的抒情姿态和语言方式，以及由此给新诗现代性传统构建，究竟带来了怎样全新的色彩。
只要读一下穆旦的诗，谁都会清楚地感觉到：一方面，他承续了民族文学最优秀诗人的精神传统，与自己民族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能够深刻理解和传达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情绪；另一方面，他又是传统文学感觉与传达方式的最猛烈最深刻的叛逆者，他给自己诗中“新的抒情”带来了一种承载全然非传统的精神的新的生命和新的姿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能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匡束，在“中国的”与“非中国的”之外，来思考新诗自身传统与传统诗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穆旦如何对待外来的先锋艺术与传统艺术吸收融化中出现的尖锐矛盾?如何在双向的抵抗中进入自觉的选择吸收与消化的问题。
另一个现实例证，是台湾诗人的创作。他们有将更为先锋与更为传统性艺术融于一炉的语言准备和素养基础。“横向的移植”或纵向的传承的理论纷争，不但没有妨碍他们艺术美创造的活力，反而使他们在诗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结合的路上结出更为美丽的果实。它们给现代诗歌史带来了许多异质的特色。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台湾诗人产出的许多优秀文本，已经成为新诗历史书写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页，同时比起大陆的诗歌来，也在更多地走近读者过程中展示了新诗于古典诗歌之外存在的另一种独特魅力。
事实是：自新诗诞生之后，就存在一个摆脱传统束缚和向传统艺术寻求资源的双重取向问题。但是处于强大优势的传统诗歌的语言、意象、情怀、意境，始终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新诗不仅提供营养的资源，也带来了彻底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压力。“欧化”与“西化”，“与传统断裂”，几乎成为新诗头顶上无法摆脱掉的恶谥。正因为此，朱自清先生在四十年代才以很强的辩护姿态，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呼号：其实新诗接受外国的影响，是“迎头赶上”世界现代性潮流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新诗杂话?真诗》)废名、林庚等诗人在三十年代掀起了一股“晚唐诗热”，自觉在古典诗歌中寻求现代性的因素，并用自己的实绩，给当时的诗坛送来了“一份晚唐的美丽”。他们在“迎头赶上”的同时，大都努力于新诗对于传统艺术营养的汲取。自二十年代的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至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人，在这条“追赶”的路上，已经作了很多的努力。到了穆旦，在这条路上又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用李瑛当时评论里的话说，穆旦的诗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起来歌唱和革命――“对于诗和社会的革命”。(《读》)
这些都说明，我们反思新诗走过的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的面对：在进行新诗传统的反思中，如何认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承传创新关系问题。新诗突破传统语言韵律等规范的制约，是实现一种解放和自由的伟大艺术转折。新诗的诞生，没有也不可能是以宣布古典诗歌的死亡为代价。回顾诗歌传统，吸收传统营养，不等于向传统回归。在反思中国新诗的不足与弱点的时候，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不同意见的交锋，审慎总结历史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新诗已经形成的历史的与艺术的传统，给我们进行多向思考提供了许多资源和可能。
对于新诗发展现状的反思，在尖锐促进理论探讨深化的同时，也伴随产生了对于新诗合法性的怀疑。一些反思性的思考对于新诗发展现状的迷惘和新诗可能前景的焦虑，饱含着对于新诗繁荣的真诚渴望。与那些否定新诗的议论绝然不同，它隐含着非常宝贵的艺术精神的追寻。但我们不能期盼一种艺术发展过分的超越性。需要将新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放在文学整体历史进程中去思考。《诗经》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作品，屈原创造的全新的代表诗体大解放的“楚辞”，则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代，这里几乎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自西汉至东汉的二百二十六年里，经济虽然发达，却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诗人。魏晋南北朝近三百七十年里，出现的大的诗人，除建安文学的曹植外，只有陶渊明和阮籍等几个人。从初唐的诗人陈子昂到盛唐的王孟李杜，以及唐诗出现群星灿烂的空前繁荣，也经过了自贞观至天宝时期近一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不是历史进化论的迷信者。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并非遵循后来一定胜过前者的规律。但是必要时间与艺术的积累，创新意识与实践的弘扬，多元化艺术空气的宽松，以及个别天才和富有创新才华诗人群体的涌现，是诗歌得以出现杰出大家和时代性辉煌的必要条件。可以这样说，新诗已经产生了一些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世界先进诗歌水平的诗人和诗作。
当然，我们今天的一些新诗创作还非常芜杂，即使在一些富有才气的探索中，也有许多创作过于“私人化”而远离了读者的接受，一些诗多于理性思索而缺乏艺术美的魅力。如何增强读者接受中新诗的魅力，这是需要另外更加深入讨论的一个话题。在这里我只想说，凡是美的东西总会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的。几十年许多沉厚美丽的杰作，不必说了，即随便举刚刚以77岁高龄离世的诗人林庚三十年代的一首诗《春野》：“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冬天的风哪里去了／／傍午的一点钟声／柔和得像三月的风／随着无名的蝴蝶／飞入春日的田野”。诗人对于春天的新鲜感觉，诗的意象捕捉和意境的营造，整首诗给人的一种蓬勃的少年精神和热爱自然的情怀，所深藏的人性之美，均在用自然洒脱的现代口语写成的诗句中，得到了诗化的传达，从而使这一作品获得了一种悠远的诗美的魅力。对于诗的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芜杂与混乱不必焦急，读者与时间会作出最公平的淘汰与选择的。回顾过去我们不必气馁。瞻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越是真诚的尖锐反思与检讨，越需要坚守足够的沉着和耐心。我们今天的艰辛努力迎接的，应该是终将到来的明天的辉煌。
新诗诞生刚刚十年的时候，面对一些“厌倦”和“诅咒”的声音，朱自清先生曾说：“政治革命，十年‘尚未成功’，现在我们是明白了；文学革命，诗坛革命，也正是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何可回首唏嘘，自短志气?”(《新诗》)在新诗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重温这些话，我们确然不能“回首唏嘘，自短志气”，只能在不停息的探索与创造中更加鞭策自己：“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
2007年1月6日于京郊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