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川 屯庄人把银白杨叫鬼白杨。这种树基干粗糙根蘖强，能自生出片片丛林，风吹来时，树叶两面的灰绿与银白闪闪烁烁，还发出奇怪的响声，在我听来像叹息又像泣诉，有点说不出的疹。
曾有人以“鬼白杨”比说过一个女人的命运。
说的是郁四媳妇。郁老四在公社开大汽车。学车前他在公社养蜂队干过，养蜂人一年到头跟着花潮走，走到川西北坝子油菜花地，他遇见了17岁的她。“文化大革命”把四川农村搞得非常贫困，有些地方，外地人甚至凭八分钱一张邮票的平信就能领走一个姑娘。郁家家境本来就好，老四娶亲又没有花彩礼，庄里人很眼热，说好风怎么总往高谷堆上刮? 郁四媳妇身材胖短，疏眉细眼，娃娃性格娃娃脸，人们给她起个外号叫小四川。小四川皮肤特自，一来就把全队女人都比黑了。她嘴快话多，笑起来大声野气挖手扬胳膊，好像天底下只有自己。郁奶奶为这个儿媳不少生气，说天神啊，疯婆娘就缺个笼头啦，一张快嘴淡话比她三个嫂子的加起都多!郁奶奶信奉“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但老四从不对媳妇动手她也没办法。
屯庄的女人个个说话低眉下眼，声音近似耳语，以真真假假的“含羞带怯”为美仪。性格开放泼辣的小四川在女人中显得很另类。庄里女人们不看好她，她也不大和她们扎堆，而喜欢与半大小子和小姑娘们嬉笑打闹。哪里有她，哪里就叽叽喳喳吵个不停，老人们看到直摇头，说她像一棵没扎稳根的鬼白杨，飘摇得很。
屯庄人议论人爱拿树木说事。把老实人叫榆木疙瘩，个色人叫沙枣弯棍，往上爬的男人叫钻天杨，妖娆女子叫风摆柳。用鬼白杨说小四川，先前还没有听过这么比说人的。
我和小四川同年到的屯庄。那年我14岁。队里组织社员敲锣打鼓公社到欢迎插队知青，队长见又矮又瘦的我大失所望，他正要给我介绍贫协主席、副队长、民兵连长等要人，我却用弹弓瞄准树梢的麻雀……大概从那一刻起，队长已把我定为半劳力。半劳力一天只能记五分工，凭五分工挣的口粮横竖是不够吃，这是后话。
当时，队长指着我向社员们说，瘸猫碰了这么个跛老鼠，没治!“跛老鼠”队长不喜欢，社员也不待见，我在屯庄的境遇可想而知。
小四川却不管队长说什么，认准我是可以信赖的。她是文盲，每隔十天半月就求我给她娘家写封信，我因此找回了一点自尊。
小四川平常学说河西方言，学得很笨拙，人总拿她的口音开涮。但只要给娘家“说”信，她就操一口川西土话，好像面对的不是我的纸和笔而是她妈妈。她说话又快又急而且语无伦次，我肚里那点墨水跟起来很费劲，有时，一句话得问好几遍才能明白意思。她说三个嫂子心眼太多难处得很，婆婆刻薄凶狠就像黄世仁他妈；说看不惯屯庄人十天半月不洗脸，一年四季不洗澡；说吃不到白米饭，最想妈妈炒的豌豆尖和折耳根。边说还边哭鼻子，哭声很响，但她不让把这些话写进信里。要写的是“能吃饱穿暖，妈妈保重，妹妹不要往远处嫁……”生孩子以后，她的话题几乎全是围着孩子转，说她的女孩妹娃儿怎么哭闹、怎么蹬腿攥拳、怎么吐奶、怎么爱趴着睡……
每每说起孩子，这位18岁的母亲笑得非常开心。
虽然她说的哕唆絮叨，但我还是极具耐心地尽量记着。她每次找我写信，都要用头巾包几斤面粉来，那些面粉对上顿不接下顿的我太重要了，重要到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现在还能记起她包面的灰白色头巾，记得面粉散发的汗味和雪花膏味。
郁老四是附近有名的绵瓜性子，开车回来往墙根一蹲，不是抽烟就是望天，他媳妇却嘻嘻哈哈嘴不适闲。小四川天天要抹雪花膏，总把自己收拾得很光鲜，不像别家的庄户女人蓬头垢面、低眉下眼。她还三天两头要用肥皂(别人都用碱面洗)洗衣服，郁奶奶为此不少骂她。她说：“婆婆嫌我衣裳洗得太勤，说穿不烂都叫我洗烂了。可笑，可笑!汗碱巴巴蚀布得很，不勤洗的话衣裳才爱烂哩。”说着又是一阵大笑，不知在笑谁。 我们屯庄后有片鬼白杨林，解放前夕，马步芳的队伍曾在林中活活打死过一个逃兵，那里时有闹鬼传闻，弄得周边一直不大清净。丛林树木长得遮天蔽日，人们嫌那里阴气重，经过都绕着走。小四川不管这些，白天黑夜径直穿行不误。她耻笑疑神疑鬼的人：“阳世上哪里有鬼，鬼都在人的心里。”人们觉得她很傻，说疯话也不怕遭报应。
小四川爱炫耀自己家乡的种种好处。说山上有几百种树，一年四季都是绿的；说坝子里天气暖和，冬天家家都不用生火；说男人耕水田时腰下都挎着个小鱼篓，以随时收拾犁铧翻出的黄鳝，一种肉味很香的细长身条的鱼……这在对外面一无所知的屯庄人简直是天方夜谭，大家讥讽她：“你老家那么好，跑到我们沙窝窝干啥来?不在四川吃黄鳝，到这吃沙枣，你不亏吗?”其实那些年四川西北农村非常贫穷，年年粮食不够吃。对她来说，远嫁比逃荒体面得多，在这里能吃饱穿暖，她挺知足。所以，任凭别人话说得多难听，她都不在乎，照样笑眉喜眼地和人家对嘴。
1971年，我被派到祁连山里修了半年多“七。三”战备公路。我回来发现小四川变了个人，脸色灰白，走路低着头，见人也不吭气。
听说她和副队长二胖出了点事，是那种被人鄙夷大家又乐得传播的“荤事儿”。
二胖和小四川同岁，是全大队最年轻的队级领导。他长得宽肩短腿肥头大耳很有官相，好皱着眉头谋事，从来不正眼看庄里的小媳妇大姑娘。他虽不识字，但会上讲起来一套接一套，嘴巴极好使。公社领导和工作队都说二胖是棵苗子，要大队好好培养，有机会拿出来就能用。听这话二胖颠不住了，穿起制服，胸前插上两只水笔。人说他是“提拔不提拔，架子先撑下”。他那张大柿饼脸从此涨满了阶级斗争，动不动就训话骂人，张嘴便上纲上线，得罪人多去了。所以，他出事不但没人帮着遮掩，反而巴不得到处张扬。在别人这种事也许是踩一次浑水湿湿脚，在他就是迈不过去的坎儿。
据说事出在挖防空洞的日子。有天放工后，二胖把小四川堵在洞里……后来她开始往二胖屋里走动。听到风声，郁家哥几个还没来得及动手，二胖已失踪了。郁家兄弟人多势壮，有当大队主任的，有当生产队长的，出了这种事社员不敢放开议论。窃窃私语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全冲小四川涮去，说她瞎了眼、迷了窍，放着俊汉子郁老四不守，偏偏跟个肉头混。从此，小四川蔫巴了，再没听到过她的欢声笑语。
二胖子自偷跑后一去十几年无踪影，直到八十年代后才从新疆传来消息，说他在那边过得挺滋润，当过一阵兵，现在干的是公家事，一家人都吃着供应粮。屯庄不少人很羡慕他，说人看人三岁看到老，能人到哪儿都能行。
小四川就没那么幸运。据说她得了一场大病，“直把个胖女子煎熬成一把干骨头才死的”。她还没活到三十岁。因此，有人说她不服屯庄水土，是一棵终究没挪活的外乡树。
也有人说小四川像棵鬼白杨，生前枝叶乱颤，死后声气不散……
这都是很久以后我听到的。
高墙内外
我们队的老屯庄矗立在临水河南岸的崖头 上，崖上是田地和农庄，崖下是草原和湿地。从河边往上看去，庄墙高大巍峨像座中世纪古堡，使人联想起这方土地古代经历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较量与融合。
十几米高的大墙里，场院深阔布局凌乱，东半边两溜是饲养场的牲畜圈棚，西半边一排是生产队的库房，中间横摆着文化室，也就是生产队的队部。屯庄的高墙很聚音，文化室开会时，笑声、喊声、哭声、骂声轰鸣着，热闹得很。
偌大的屯庄里只住我和饲养员两人，他住饲养房，我在文化室。县上拨了给知青修房的专款，队长不想给我修，他对我说：“文化室就是我们队的中南海，你住在这里多光彩，我们领导小组研究大事小事避过你没有?”说着，他摆出一副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的样子，很好笑。
除了开会，人们不来屯庄。除了找我写信的人，只有光棍汉大杨时不时来我住的文化室串门。大杨是个俊汉子，深眼窝，水泡眼，窄鼻梁，宽下巴，脸上皱纹很深。马瘦鬃乱，人穷相老，我插队刚来还把他喊过叔叔，喊得他很尴尬，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
大杨的父母都是60年饿死的。从孤儿到光棍，他十年过来的不容易。虽说日子穷得叮当响，但他不抽旱烟叶，抽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心气上来还要买一支牙膏刷刷牙。惹得队长发脾气：“真是个烧料子，不操心找媳妇，耍球啥要命牌子?纸烟是你我这号人吃的吗?牙槽里捣弄几回白糊糊就是城里人啦?”见大杨不哼气，队长又咧着龅牙弄了一点笑。黏性子人难缠，队长也不敢把话说满。
大杨平常心事很重，言语不多。每逢别人家娶媳妇，他就躲到屯庄里找我抽闷烟。
经过60年，屯庄队的囫囵人家不多了。章家婶男人饿死后，她千辛万苦把三个儿子拉扯的一个个人高马大，站在一起能遮住半截墙。前年冬天，她给大儿子德娃娶了个媳妇。接亲的马车刚进村，新媳妇掂着脚才下车，她高挑的身段和长脖颈，还有淡淡的眉毛和撒在鼻梁的碎雀斑，立马就把小伙子们的眼珠引过去了。
屯庄人一般不叫女人的名字，嫁到谁家，就被叫成谁家的。三年里，德娃家的生了两个儿子，她婆婆高兴的腰板也直了，说话声气也大了。拉扯娃娃费人，三年光景也把青葱鲜亮的新媳妇磨成个邋遢婆姨，小伙子的眼珠不再跟着德娃家的转了。有天，公社革委会主任来庄里开会，看见德娃家的长胳臂长腿地向文化室走来，眼神一亮嘴里砸吧：“好走手!风摆柳啊。”主任见多识广，他说啥就是啥，人们再说到德娃家的就想起风摆柳。
大杨说，德娃家的咋看咋像电影里的女特务。有人偏和他抬杠，差远啦!女特务多姿势啊，德娃家的灰头土脸的，去给人家扫地烧炕怕还挨不上呢。大杨说，马靠鞍张人靠衣裳，你看她眼神有眼神，腰身有腰身，打扮起来，肯定是庄里的头梢子婆姨。
六月底，正是男人给麦子浇灌最后一道水、女人娃娃勒燕麦的时节。庄农忙得人昏天暗地，每晚还要在文化室开会，不是斗争地、富、反、坏，就是学文件听训话。工作组念得一板一眼，队长说得唾沫乱飞，会场里一片呼噜声。
事情出在批斗水嘴那个晚上。
水嘴生一张扁阔的鲶鱼嘴，两只灵光闪闪的小蛇眼。他平常说话荤的素的顺口淌，人背地里叫他骚水嘴，简称水嘴。解放前他在马步芳的青海金矿当过金客子(淘金人)，还在玉门油田的扬子公司干过瓦工，因牵扯金矿早年的一桩命案，正被批斗审查。
德娃家的坐在油灯跟前，可能是睡懵懂了，她猛地立起来撩起湿淋淋的衣襟，白晃晃的两个大奶子抖搂出来，奶头滴搭着奶汁。身边坐的婆姨催促她，赶紧回家吧，碎娃儿叫奶呢。她抹抹衣襟起身走了。
――多数人睡着了，没人留意会场少了两个人。
不大工夫，德娃家的风风火火闯进屋来，她扯着哭腔拉起丈夫：“老大!我在屋里圈了个牲口，走，拾掇牲口走!”
德娃摸不着头脑：“咋了，你是吃枪药啦……”话没说完，已被拽出门。夜沉沉，女人的哭声渐渐远去：“我就不信这号牲口没人管，又不是旧社会……”被哭声惊醒的人们你望我，我望你，不知出了啥事。
队长愣了，看到水嘴飞来的眼神，摆摆手说：“散会，散会。都回家!”社员一哄而散。
队长叫住民兵队长：“走，跟我看看去。”他又吩咐水嘴等他回来。水嘴点子稠、说道多，批斗归批斗，遇事队长还是要找他拿主意。今天又是哪门子事?
队长几个很晚才回来，我被他们的谈话吵醒了。听到水嘴给队长说：“不是啥大事!不要给大队报，也不能上社员会。烧酒就怕见明火，事情得往荒里撂，撂的时间越长，好比给烧酒里兑的水越多，过上两头三月，酒比水淡时，想点火都点起不来啦。”
原来，德娃家的回家奶娃娃时，大杨悄悄跟在她后面，蹭进屋就把她搂住……说不清她是咋安稳住大杨的，她反正脱身了，还顺手把大杨锁在屋里，这才跑到会场叫男人来。
……两人奔回院子，德娃顺手抄起一把镢头，女人才把锁打开，他就挥着镢头冲进去。乘两人往屋里猛扑的空子，躲在门扇后的大杨侧身溜出门，三步并做两步，蹿进院外的黑地里不见影儿。
第二天，闲话就传开了，说啥的都有：说大杨是没有花糜子的麻雀，只能打野食；也有骂德娃家的，母狗不摆尾，牙狗怎敢往上扑?
传闲话从来是屯庄人解闷逗趣的乐事。
大杨失踪了。“一打三反”运动刚结束，处处是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能往哪儿躲?我替他担忧。
闲话像伏天的冰雹狠狠砸来，把德娃家的打成残花败枝，不再“风摆柳”，也难得听到她爽快利落的笑语。
收完麦，大家在屯庄外的鬼白杨丛林边修起新文化室，据说丛林经常闹鬼，把文化室也就是队衙门修在那里可以镇邪。从此，屯庄的人气散了，夜深时偶尔传来的牛哞声和马趺蹄声更使空荡荡的高墙深院里显得寂静。孤独中，我想起大杨。
入冬后的一天，队长拿着公社的介绍信，把大杨从火车站收容所领了回来。他穿一件栽绒领蓝布短大衣，手里拎着铁灰色人造革包，打扮得像个知青，看起来年轻了许多。他见谁都笑嘻嘻地打招呼，拿着纸烟使劲地给人让。人们嘀咕，这家伙怕是弄了些光阴，还坐了火车，排场啊。
大杨给我一捧莫合烟末和几张残破的《参考消息》，说新疆人最爱用这种报纸卷烟，抽起口味就是不一样。还说新疆是个养人的好地方，有机会还要去闯闯。
第二年开春，大杨从城里拉来一台缝纫机。光棍屋里从此热闹起来，经常有媳妇婆姨出出进进，能做衣服的机器在她们眼里很神奇，都想试试。慢慢又传出些闲话，说自从有了缝纫机，大杨找“干亲家”再用不着来硬的，还说那缝纫机就是大杨手中的花糜子，引得家雀野雀扑楞楞乱飞。
德娃家的还是不搭理大杨，也不稀罕那缝纫机。
1972年我走出屯庄的高院深墙后，再没见过大杨。听说他四十岁以后从沿山的远乡娶了个小寡妇，那女人已做过绝育手术。带来四个小丫头，和德娃的三个儿子差不多大小。
我在省城工作时，有天遇见一个屯庄乡亲。他说德娃和大杨两家的娃娃都长大了，大家开大杨和德娃家的玩笑，你俩“干亲家”没当成，干脆就当 湿(实)亲家吧。德娃家的吐口唾沫，呸!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大杨当时没有言语，一脸褶子抖动着，像风中的野菊瓣瓣。
我问老屯庄还在不。他说没啦，没啦，老墙土垫圈积肥最好，挖了好几年才挖完。我说可惜，可惜，要留着还能拍电影搞旅游呢。
两个人的夜市
那些年买卖粮食犯禁，一旦发现，就当投机倒把严厉打击。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大队墙头一茬接一茬地张贴着判决布告，上面印着许多被判刑罪犯的大头像(男的一律被剃成秃头)，除了反革命，投机倒把犯居多。
投机倒把难治的时候，也是物资缺乏、生活紧张的时候。
虽然打击很严，但粮食秘密交易一直没停，只不过我先前不知道。
老乡们常说“半桩子，饭缸子”，说的就像我这样正长个头、生力气、饭量又大的半大小子。我在城市长大不会干农活，队里按半劳力给我记工分。别人出工一天，能挣十分工，我只有五分。按照“人七劳三”(即全年口粮按人头给七成，按劳动工分给三成)标准，全年分到我手的原粮四百斤不到，食油一斤半。所以，忍饥挨饿是经常事。实在饿得没有办法，我就去串点，说自了就是到别的知青点蹭饭。有的生产队情况好些，知青分到的粮食多，有的知青点人多势壮、邪的横的都敢来，队里不得不依他们，别人好像都比我有办法。
也有些知青还能得到家里的一些帮助，我却不能。父母的粮食定量都是28斤，是按“脑力劳动”标准供应。父亲进“牛棚”三年来、一直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28斤根本不够，一家人得想办法先让他吃饱。父亲停薪了，母亲还有工资，但是，除了凭票证供应的那一点东西，即使有钱什么也都买不到。广播里整天价喊叫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要啥没啥。
刚开春，队里派我到大队水利基建民兵连支差。队长告诉我，在基建连干有好处，每天给补半斤粮食，一天还能挣十分工。去后才知道基建连的活很苦，必须抢在麦子浇头茬水前，把年前被洪水毁坏的沟渠疏通衬砌好，所以，经常要泡在冰碴水里挖泥清沟。
认识柴哥是缘分。他是上屯庄的社员，我在下屯庄插队，虽然都属一个大队，来基建连前我并不知道他。柴哥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上屯庄的队长说，光棍汉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在哪儿混都是混，因此年年都派他出来支差。
真正和柴哥打交道，是从一次争吵开始的。那天，我问他朝鲜战场最厉害的火炮是哪种，他说是苏联的喀秋莎。我跳起来反驳：“喀秋莎明明是一首歌，怎么成了火炮?”他笑了笑说知道那首歌，说着就唱起来，是用俄语唱的。我不懂俄语，但《喀秋莎》的优美的旋律哪个知青不熟悉?一个没上过学的庄稼汉，不但会说“哈啦少”“斯多以”，还能用俄语唱歌，我傻眼了。
他使我长了见识，从此知道确实有种“很厉害，几个集群发射过去，成百上千的人就化成炮灰”的喀秋莎火箭炮，来到乡下日子过得单调枯燥，我十分向往外面的世界，特别爱听柴哥讲朝鲜战场的故事。
除了我，再没啥人搭理柴哥，谁让他是瓤人呢?社员眼里的瓤人，就是没本事、没靠山、没光阴的弱者，我当然也在此列。这是我和柴哥交情的基础。
柴哥所在的高炮部队曾和苏军并肩作战，守卫着鸭绿江铁路大桥。他说苏联红军的炮兵部队有许多年轻女兵，活泼得很，每次打下美国飞机，大家就高兴的相互拥抱。被漂亮的苏联红军女兵吻过是柴哥的自豪，别人听了咧咧嘴：“就你那怂样?想女人想疯了，说胡话呀!” 三十几岁的柴哥很显老，简直像个小老头，矮个耸肩，眉弓光秃看不到眉毛，菜黄色脸膛，眼圈发暗，鼻尖透紫。说话时爱挤巴眼睛吸溜鼻涕，吸溜不及就用袖头擦。
柴哥和我一样，也住在一个用来当饲养场的老屯庄里。他住的老屯庄十几米高的大墙顶有个破哨楼，看起来更像古堡。他住在一间有门无窗的小偏房，屋里除了一盘炕、一眼灶没有啥家具。散发着呛人的炕烟气和汗酸气的黑屋，唯一的亮点是个白瓷缸，上面烤着一行红字：赠给最可爱的人。
1958年柴哥从部队复原后，很红火了一阵，开会经常被请上台，不是讲话就是领大家喊口号。接着大饥荒来了，人们连自己的命都顾不住时，谁还在乎最可爱的人?他说：“谁是最可爱的人?在1960年就是队长、粮食保管员、食堂炊事员几个。饥荒后的第二年，全队百十户人里，生孩子的就他们几家，虽说还有两家也有生的，但生下的碎娃儿，咋看咋像那几个家伙。”
在水利基建队，我们趟在冰碴水里施工，冰水寒气穿过皮肉直扎腿骨，先是一阵阵地抽筋折骨般的疼，过会就麻木僵硬了。挖一阵，就得跳出水来使劲搓搓腿脚，搓得皮肤发红，肌肉变软才能休息。
有天，柴哥凑上来神秘兮兮地摸摸我的上唇，捏捏我的脖颈说：“碎娃子身子骨还没生发，这趟冰碴的活你再不能干，弄出个病后悔就晚啦!”停了一会，他又狠狠地告诫我“当心消冰水把你弄成没轴的蔫人!”
我抢白道：“你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不干，每天从哪里找那半斤粮?不干，就得挨饿，我都饿怕了、饿急了!”
柴哥摇摇头：“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他悄声答应给我买些麦子，四毛钱一斤。听话我心里一热，觉得真遇见最可爱的人了。
交易定在某晚三更以后。柴哥对我说：“后半夜路上没啥人，即或有，也是不干啥好事的，万一碰上不用怕，说不定他还怕你呢。”
那晚，我心急去早了。为等时辰，我两在高墙下一边抽旱烟叶卷的“喇叭筒”，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起来。暧昧的夜色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平常不好说的话也说开了。
他说，没轴的牛车不转，蔫人的婆姨不站(住)。
我问，社员们都说你是蔫人，咋弄的?他长长地叹口气：“鸭绿江的水比咱这的寒多了，在江边防守，得经常下水作业……”语气悲凉滞涩。
他换了话题，说起村里人们私下买卖粮食的情况：“鸡娃儿不尿尿，各有各的曲曲道。你们队的‘金客子’有九个娃娃，老大十五，颠窝的(老小)才养下，一家十几口人，“人七劳三”标准对他们最实惠，凭人头一年就能分得近四千斤原粮；当过队长的人，他家人的工分本来就记得高，又能拿回不少工分粮。你想想，一伙子碎娃娃能吃多少?‘金客子’私下给相好说过，‘挣工分不如养娃娃，只要出手四百斤麦子，就能推回一辆飞鸽车。’当然，他现在是不敢买自行车，有钱还愁没处花吗?你去过他家没有，看看人家过的是啥光阴。”
说啥我也不敢相信“金客子”会私下倒卖粮食，回想起他当队长时抡圆巴掌抽“投机倒把”嫌疑人的情景，我浑身带皮都发紧。解放前，他在马步芳开的金矿里当过金客子(因此他得了这个外号)，是个老江湖。他心茬硬、很会打人，牛缰麻绳鞭杆捞着啥用啥，对贩清油、倒鸡蛋的社员一点都不留情，而他自己却私下卖过成千斤麦子。
柴哥说：“知道这事的人多去了，只不过社员们不敢言传。你离他远点，不要找他弄粮食，犯不着把不疼的指头往磨眼里塞不是?缺粮我帮你寻。”
月儿到三更后才放亮。借着月光，我随柴哥攀上屯庄高墙墙顶。站在墙上往下看，农庄田野一片迷蒙，蜿蜒远去的临水河像一条银辉闪闪的长带，在黝黑的树影里时隐时现。夜色沉静，我的心却狂跳不止，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干“违法”勾当。
柴哥不慌不忙领我到墙拐的哨楼残壁下，他用铁锨挖去一层土，揭开几张日本尿素的包装袋，露出了他的粮窖(怪不得他屋里没有家具)。我俩装了满满一口袋麦子，用麻绳吊下高墙。借着月光过秤点钱后，他帮我把粮袋扎在自行车上。
月下的“古堡”，成了两个人的夜市。鬼鬼祟祟在此勾当，我越是怕让人发现，越是联想起宣判布告上那些“投机倒把”犯的大头像，心虚腿软，牙齿咔咔碰响。柴哥横我一眼：“咋啦，有那么害怕吗?”这时庄外的鸡开始叫头遍，快到饲养员给牲口添夜草的时候了。我着急要起身。柴哥卷了一个“喇叭筒”点着，深深地吸一口说：“慌啥，先抽个烟缓缓神，把心放宽，他(饲养员)就是这会儿来看见咱两的营生，也不敢放个硬茬屁，他平常倒腾饲料的小把戏，我又不是不知道。”
柴哥指着高墙周围的树林说：“世上的事，就像月亮地里的鬼白杨，懵懵懂懂还有些看头，太亮晶了费眼神得很。”说话间，他扬起头，徐徐吐起烟圈。同一个人怎么白天晚上不一样呢?夜幕下的他给人感觉挺神秘。
从这次交易开始，柴哥后来又给我帮了许多忙。有他疏通的渠道，我需要时就能买到高价粮，从此我摆脱了饥饿的困扰。试想若无这些补充，艰难岁月怎么度过?
事隔38年，每想起月光下的“古堡”，想起相忘于江湖的柴哥，我心里总会涌起一阵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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