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４０岁时有了我，我４０岁时没了父亲。 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朦朦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这恐怕也是父亲对我继续隐瞒着的重要原因。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入地下。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一次开会遇到阎纲先生，我说：“阎老师啊，你救了我一命！”他很吃惊。我说读了你为女儿阎荷写的《我吻女儿的前额》，又读了《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它无声地动员从来不去医院看病的我下定决心做了卵巢囊肿手术。阎先生说，阎荷就是不及时去医院结果耽误了。我说我的老父也是吃了这个亏，我也差点儿，幸亏你作品的提醒。“现在，你没了女儿，我没了父亲。”又问先生：阎荷走的时候要没要最后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单独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我深感父爱的坚忍和包容。
父亲１９２４年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父亲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取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父亲１５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见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
记忆追溯到久远。四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件鲜红的衣服！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卷花头，黑裤白衣，急急促促，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抱恨父亲故意把我弄丢，便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把他的白领子蹭脏，却不知不觉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气味我今生今世再也没有在我感觉里消失。父亲从那天起好像是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上鲜红的衣裳。
父亲最为我自豪的事是我五岁时第一次为他做饭――一饭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一个叫鸭梨（长得头小腹大）；一个叫大头（长得头大腹小）。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叔叔，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时小的让我送给大头叔叔，说他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是成个儿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三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
我最为父亲自豪的事是初中毕业那年，文质彬彬的父亲为我拍案而起。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我曾为父亲谜一样的“历史”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料喜从天降，我竟填了入团申请表，就要成为班上第二批入团的团员啦！虽然还要报校团委审批，但是自豪自满甚至是自负的神情，还是挡也挡不住地挂在了我和父亲的脸上，父亲觉得他的历史再也不会影响女儿历史地成长了。没成想，未获批准。理由是档案中“家庭出身”一栏的“地主”与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骗组织之嫌。父亲怒吼道，当年我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便怒不可遏，闯向组织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势。后来好像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对出身不好但１９４９年前确实参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为“革干”。组织部门及时将相关的文件转发到我的学校，但校方疏忽大意忘记变更档案，不宜入团的结论仍然安安稳稳地躺在我的档案袋中。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馄饨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父亲说咱们今天就一个字：吃！
那晚，父女俩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个油酥烧饼。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调料均锐减一半。
自那以后，即使到了今天，事不顺心的时候就想起当年这一刻，何以解忧？唯有馄饨。
父亲达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为子女起名有误。１９５５年，我姐出生，起名“丽炜”，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１９５８年，我哥出生，起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１９６３年，我出生，起名“卫宁”，誓死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鼓动姐姐上山下乡。１９７４年，为响应党中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父亲让高中毕业的姐姐报名下乡，行动要积极，态度要坚决，争取第一批名额。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父亲仍然坚持说到农村锻炼没什么不好的，不忘本。三、不让哥哥考大学。１９７６年，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高兴，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当农民，这样心里踏实。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１９７８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穿着白衬衫忙忙碌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气定神闲、慈眉善目、身着宽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头儿。有一个阶段，家里人怕他猛不丁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不习惯，就想给他找点儿事做。父亲说你们瞎操心，我有乐事我忙着呢。他的三大乐事是：种花草，练书法，看电视。种花弄草，他属于“大包大揽”型，什么歪瓜裂枣的各色各样的都敢往家搬、往家揽，天天像个辛勤的园丁土上肥，花儿没见开几朵，脸上倒醉得像开着的花儿。练书法，他属于“逃热避寒”型，说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实待到三伏的大热天儿和三九的大冷天儿才研墨提笔，太热、太冷出不去，只好猫在家里如歌的行板走“行草”。看电视，他属于“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型，每晚看电视，不见黑屏不罢休，看谁熬得过谁？结果是：“黑屏未曾见，呼噜酣有声”，于是乎，起身拜拜，明夜再战。
与父亲话题无数，但有一个话题从未涉及：死。
三年前，父亲开始尿血。起先谁也不知道，后来母亲从父亲的内裤里发觉，全家惊慌。父亲从容镇定，说：“这点血算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查出癌症。
我们决定把病情铁桶般地瞒着父亲。平生身心多磨难，晚境不能备受折磨。
父亲患癌７８岁，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于是，中药、西药、秘方，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听说治这个病的，全买，全往肚子里头灌。父亲似乎有所察觉，拒绝吃药，拒绝去医院，说：“别瞎忙了，我心里有数，该住院的时候我会去的。”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家新居客厅的墙有多长？”我量了一下，告诉了他，心里却纳闷。过不几天，他写了一张条幅送给我，让我裱了挂在客厅：“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是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提笔写字。
父亲住院了。他并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迅速地吞噬着他的身体。医生为他做全身“加强ＣＴ”。他躺在扫描室，我和哥哥隔着玻璃门看着电脑里扫出来的即时图像，医生说有亮点的地方就是癌块。扫过大脑，有亮点；肺，有亮点；腹部，有亮点……ＣＴ在一点一点往下扫，亮点也在一闪一闪地往出跳，医生说，这样的癌块很痛，老爷子受罪了。可父亲从没当着我的面喊过痛。我的眼泪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门内父亲眼睛的余光所发现。忽然，我看到父亲的双脚在一钩一钩地动，那是他强忍着疼痛有意逗我开心。
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脚步越来越慢，后来需要人搀扶，后来下不了床，后来翻不了身，后来只有胳膊和手能够动弹。他哆嗦着要下床，挣扎着不要扶，颤抖着自己走路……每一阶段身体状况的下滑都伴有那么多的不甘和无奈，都伴有我那么多的心酸和无助。
越来越多地需要输液，父亲的两只手浮肿青紫，让人心疼不已。我买来一个小毛绒玩具兔，白白的，软软的，那是我的属相。我让父亲攥在手里。父亲非常喜欢，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见事不好要躲开，莫伤别人莫伤已。这是老爸为你做的《新编白兔歌》，哈哈，要记住。”
一天，父亲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艰难地抬起手缓慢地无声地抚摸着我，先是额头，然后眼睛，然后双颊，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泪躲过他尖削的颧骨顺流而下，流到枕头上。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流泪。我强忍着剧痛，笑对父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导我们‘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是也。”父亲哽咽，说：“老爸还有一句：‘出远门，必着红衣！”’那天，我把沾满父亲泪水的枕巾和着我的泪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让它滴滴沁入我的肌肤。这里伫满了我和老爸一生相对而泣的辛酸泪，泪水无价！
父亲饭量越来越小，昏睡越来越长。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觉心慌难受，马上打电话到病房问病，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睡，不吃东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别放电话，我要听见你叫醒他。”我担心父亲昏迷。母亲开始叫父亲，说宁宁让你吃饭，醒醒！宁宁让你醒醒，吃饭！一会儿，我听到两声“啪啪”的扇子开合的声响，便放心地挂断了电话。父亲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能运动生命就不会停止。到他最后仅有两只手能听他指挥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找到惟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让檀香扇在双手之间开开合合。这一开一合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堪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父亲用尽仅存的一丝气力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
六个小时后，父亲去世了。
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绒兔放进他的骨灰盒。
天渐渐地热了，中午的作息时间延长。我把父亲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办公桌旁，每天午休时躺在上面，继续感受父亲的气味和体温。我的心儿在跳，我的耳旁不停地重复着让我记住的叮嘱：“以后可不能弄丢自己！”
父亲没了，还有谁能把我再找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