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愉 原名黄文泉。四川大学哲学学士和硕士。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四川大学《研究生通讯》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体育述评《ＮＢＡ写真集》、散文随笔集《“天堂”里的尘世》、长篇小说《夜色袭来》、论著《华尔街二百年股市风云录》，译作《人体的性缺陷》和人物传记《近看金赛》。
今天天气真好，秋高气爽，夜晚会是一个难得的中秋之夜。昨晚月亮就已经很圆了，今天呢？今天的月亮当然会更圆。我出门的时候，才七点半，比平常整整早了半小时。法院昨天打电话来，要我今天去做陪审员。后来我又打电话到陪审团信息中心去确证时间地点和如何停车等等事项。本来要送小儿子去上学的，但他的学校要八点十五分才开门，于是就跟妻子交换去送大儿子。
早在几个月前，就接到了市法院的通知，上面白纸黑字地写道，我被选中去做陪审员，并说这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当然不敢怠慢，我很规矩地填了表，寄了出去。八月里又接到通知，我被告知我的陪审服务被安排在九月，但我必须每天晚上七点以后打电话去陪审专线看次日有没有被安排。同一封信里又用醒目的字体写道，如果我被安排而没有出现，而且没有正当的理由，我就要被罚款和受法律制裁。于是在九月里，我就被这样一个严肃的法律责任所紧紧纠缠。当然除了重负的感觉，我也感到了一种被这个社会接纳的感觉。想象着我也像好莱坞电影里的那些陪审员一样，在庄严的法庭决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几分崇高的情绪不由涌上我的心头。另外，我还有自己的小九九，也许我会因此拥有一个很好很引人入胜的小说题材呢。
到核桃大道和七街相交的那个停车场，还有五分钟，我匆匆忙忙找了个泊车位，然后在计时器那里寻找是否有卡片吐出来，把一言不发的计时器左右看了个遍，终究没有发现什么卡片一类的东西，于是就先塞了二十五分币到计时器里，想的是赶快到法院里去报了到，要了免费停车许可再回来。迈了大步走出停车场，才猛然记起昨天法院的那个人打电话来的时候，还问过她停车的事，她说停了车，就到法院去要免费停车许可。这才意识到我傻乎乎的先浪费了二十五分钱了。
等绿灯过街的时候，旁边一个女士跟我打招呼，调脸一看，原来是小儿子学校的校长。看到她的胸前戴着陪审员的胸章。我对她说，我也是来干这件事的。她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我答是的。这样答了，心里竟然涌出一些激动。一边跟她聊着，一边就随她走进法院大楼。在门口，有警卫进行安全检查，就像机场里那样。我把钥匙和钱包都放在警卫递过来的小塑料盒里，进去后，警卫对我说，那串钥匙由他们保管，我离开大楼的时候，他们会归还我。我跟着女校长上楼，她往左拐，我也左走，好像她是个向导。走到一个角落处，她推门将要进去，我突然问她，就是这里吗？她说，不，应该刚才上楼时一直照前走。我这才意识到她是到卫生间来了。笑着自己因了就要履行公民义务而激动得昏了头，从原路大步折回。
当我把停车许可挂到车里窗前镜子支架上赶回去的时候，发现法庭里已经坐满了人。我赶紧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法庭工作人员解释了一些诸如陪审员的选拔和案子的审理程序之类的事，就要大家看录像。录像不是关于某个特别的案例，而只是通过以前干过陪审员的一些人现身说法阐明陪审的理由和意义，当然都是说陪审的正面意义。
录像看完了，那个女工作人员让一个精神抖擞、满头白发的法警把我们带到休息的地方等着下一步安排。那个法警全身披挂，宽宽的皮带上缀满了各种行头，计有手枪一把、手铐一副、电棒一根、对讲机一个，他在前面带着路，腰板挺得笔直。从卫生间和自动售货机的地方经过的时候，他特意提醒了我们一下。之后，就是等待。所有人分坐在三个房间里等待。
前一天，法庭里打电话来的时候，我问了我来的时候需要带什么，回答是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之类。我要庆幸我今天没有忘了这个细节，出发的时候，从书房里顺手把那本放了很久却从来没有一看的《人类女性性行为》带了出来。当年这本书问世的时候，一度成为了美国街谈巷议的主题，金赛也由此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现在坐在休息室里，我恭敬地摊开这本名著，开头居然就能读下去，语言不高深晦涩，说的又是浅显而很有逻辑的道理。金赛就有这样深入浅出的本领，当初，他的一万八千例性史就是从跟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的面谈中获得的，没有化繁为简的能耐，就不会有他震古烁今的建树。再有一个多月，电影《金赛》就要陆续在各地上演，那时候，金赛会再一次成为街谈巷议的人物。
休息室里的等待不是三两分钟，随着时间的拉长，我感到了周围的躁动。我身旁的咖啡壶早已倾倒一空，另一个大玻璃杯里盛满的水也只剩下了几粒冰块。抬头一看，刚才坐满的座位现在却空了一半。仍然在这里等着的人之中，一两个人随手捡了休息室里摆着的大路杂志打发着光阴；有几个人坐着冥思；我旁边的胖胖的女人像弥勒佛一样坐着，不时就仰头把手里捏着的饮料“咕咚”一声大喝一口；对面的两个女人正在悄声耳语，百无聊赖也能让陌生人成为朋友。相比之下，我很踏实，即使在这里坐一个上午，我也不会太抱怨，这都得感谢金赛，更要感谢昨天接电话时多问了一句。周围的这些人跟我的差别就在于少了那个提醒，而不是他们从来没有阅读的习惯。
就在我自鸣得意的时候，那个法警却来按照每个陪审员胸章上的号码叫人了。我看了我的胸章，上面有圆珠笔画的两竖杠。法警叫到１１号的时候，我站了起来，走到了外面走廊里，排在了队列的后面。法警大声喊着陪审员的号码，陪审员们就应着，站到贴着墙壁的队伍里。好几个号码没人回应，包括我前面的十号。他们耐不住等待，到外面去了。又等了好几分钟，队伍里的空缺终于填满了。然后，法警就大声宣告，每个人要记住自己的前面是谁，后面又是谁。等会儿，队伍走到法庭里，就按照这个顺序坐。我打量了一下这些可能的陪审员，发现其中衣冠楚楚的人并不多，幸好我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结了领带，穿上西装而来。不然，就太大熊猫了。我穿的跟平时上班的一样，看起来恰到好处。许多人就像是来干粗活一样，邋遢的Ｔ恤衫，肮脏的牛仔裤，也忒藐视法庭了。
我早就发现我是全部约莫四十个陪审员中的唯一的少数民族。这个发现没有让我心怯，也没有让我自豪。这里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黑人都只占百分之四，至于亚裔，那就是百分之零点几吧。我在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就只占有百分之零点四五的份额。在这里生活长了，孤独的黑眼睛黑头发在蓝眼睛黄头发的背景中不再那样分明。习惯真的会成为自然，矿工可以习惯黑暗，农夫可以习惯烈日，我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因为是１１号，所以我就坐在了前两排。前两排比较特殊，与后面几排之间有隔板隔开。我在想，也许前面两排是作为第一优先拿给被告和原告去挑选吧。
高高在上的法官开始讲话了，表情有些僵硬，后来终于有了笑容。他先对今天的耽误道了歉，然后简单叙述了无罪推定的大致内容。被告不必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政府证明被告有罪必须符合无可置疑原则。说他要对前面两排的人挨个点名。之后，就由控方和辩方对我们这前两排的人挨个问话。“某某先生”、“某某女士”，在法官徐缓的点名节奏中，一种郑重和尊重的氛围在法庭里弥漫。问完了话，他开始问我们坐下的人之中，是否有认识这个女检察官的。我前面的五号举了手，说他认识。几年前，他作为木匠去帮她装修过办公室，当时还对她和她的事业好生佩服。法官紧接着问，这会妨碍你对本案的判断吗？他回答，也许。法官又问，你们之中有跟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有关系的吗？后面几排中有个女人就说，她的姐夫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法官问她，这会影响你对本案的看法吗？她说不会。
代表控方的是一个女检察官，一袭黑衣，稍胖，四十岁上下，长发飘飘，披在肩上。她离座走到我们正对面端立着，开始从一号候选人问起。问题的核心大抵有两层：第一，有难处坐在这里做陪审员吗？第二，如果没有难处，为什么志愿当陪审员？前面几个汉子似乎都说有难处。一个说他的工作是季节性的，现在正好是忙的季节。刚才那个木匠说他是自由职业者，来这里做陪审员，就意味着损失了一两天的收入。问到一个女士的时候，女检察官多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女士有两个女儿，一天放在厨房壁橱里的饼干盒打翻在地。她问这个女士，是谁打翻了饼干盒的？女士答，她不能判断。女检察官又问，如果正好小女儿的嘴巴在咀嚼，那么，你能判断吗？这个女士真是太聪明了，毫不犹豫地就说她还是不能判断。“那么，如果那个饼干盒放的位置很高，小女儿根本够不着呢，你能判断吗？” 女士没有上圈套，依旧回答“不”。女检察官满意地笑了。当我被发问的时候，我说我愿意做陪审员，又说，因为这是公民应尽的责任，而且我对新鲜的事感兴趣。
等到辩方律师发言的时候，他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无罪推定和定罪要有毋庸置疑的证据。刚才有个说他有难处来这里坐上两天做陪审员的汉子，显然想让自己落选，就跟律师抬起杠来，言之凿凿地说他不认同这个原则。那律师无奈地摇摇头，放过了这个人，转而问下一个人。待到问我的时候，他说如果有比较可能的证据证明原告犯罪，你可以说原告有罪吗。我说我不能下结论。他追问道：“但是，如果一定要你下结论呢？”我坚持说：“我还是不能下结论。” 他抬头看着全体候选的陪审员说：“你必须下，虽然那很难。” 这时有人说：“无罪。”他大声回应道：“对，无罪。”我之后的第十二号陪审员，一个女士似乎悟出了律师需要的答案，不管律师手舞足蹈地换了许多花样问。她的回答一律是简洁的“无罪”。律师当然很高兴，笑着结束了他的提问。
接下来，是控方和辩方筛选陪审员。那个女检察官很快就把她的名单交给了法官。辩方这边有三个人。刚才那个问话的中年男律师、另外一个较为年轻的女律师，还有被告。这三个人在那里窃窃私语了很久，显然选择陪审员让他们用心良苦。他们把所有这十二个候选陪审员的资料反复对比、讨论，末了，还是不能达成一致。我能理解辩方的进程缓慢。三个人作一致的决定，就像是民主；一个人作决定，则是独裁。民主不会比独裁更有效率，尽管可能比独裁更少犯错误。我也能理解辩方的慎而又慎。被告参与了选择，他不能不考虑谁做陪审员更可能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铁窗之苦可不是闹着玩的。法官在上面用指头轻轻弹着他面前的桌面，大厅里鸦雀无声，都在等着辩方的黑名单。
被告是个小伙子，不是很强健，脸色白白的，鹰勾鼻，神色有些阴骘。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怎么有的人一看就是坏人。这样一想的时候，又谴责自己有这样的念头很危险。如果他看出了我的心思，那我肯定不能被他选中做陪审员了。
终于，辩方把名单交给了法官。法官把控方刚才交上去的名单也摊了出来，在两张名单上勾勾画画了一下，然后，开始宣布请走的人。刚才说有难处的人都被告知他们可以离开了。就在我还怀着一丝侥幸可以留下来的时候，法官说道：“Ｈ先生，你可以走了。” 我赶紧不假思索地起身，做得很决绝的样子，对１２号候选陪审员说了声：“对不起”，从她的前面走了过去。
那些刚才推托有难处做陪审员的人自然是怀着解脱的心情离开法庭的。只有我例外，我有些像那些参加选美的小姐，没有走入下一轮，却以轻松的微笑面对全场。其实，轻松的微笑哪里能够掩盖她们沉重的沮丧。我似乎在走出法庭的那一刻，才对那些落选的小姐们有了些惺惺惜惺惺的同情。自从成为了美国公民，除了像以前一样交税，确确实实像一般美国人一样享受到的民主权利有两件。一是四年前选了总统，二是今天去当陪审员。第一件事干了于今还后悔不迭，第二件事干得虎头蛇尾。还好，那段长长的走廊，我走得有些气宇轩昂。到了大楼外，阳光还是明媚着，清风拂面而来，顿时送来了清爽。沿着大理石的阶梯往下走去，我的心情一下好了许多。我觉得我有些像奏折被拒的大臣，说了声“谢主隆恩”，然后退到宫殿外，抬头面对的却是广袤的天宇，心怀也从刚才的郁闷一变而为旷达。今天还有半天的大好光阴呢，也不上班了，回去准备中秋的晚餐，跟朋友们一道赏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