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文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获得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文学评论家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文革文学等研究，出版《中国当代散文史》､《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彼此的历史》､《“思想事件”的修辞》等多部学术著作，主编《文革文学大系》(12卷)等丛书，另有散文随笔集《错落的时空》､《脱去文化的外套》和《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
谢有顺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乐生1963年1月生于西安，1983年7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者､评论家，发表理论､批评文字二百余篇，散文､随笔一百余篇，出版有《选择的尴尬》等。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社会兼职有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小说评论》编委等。
栾梅健男，文学博士，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等十余部。曾多次应邀赴台湾､香港､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施战军1966年生，文学博士，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著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等;发表文章400余篇，300多万字。成果多次获奖。在《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主办的第六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被评为“2007年度青年批评家”。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黄发有男，1969年底生于福建上杭。本科主修经济学，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评选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5年)､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2007)，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3年)，获得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等奖项。
高考作文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集体写作”，高考作文评审，也应该是全民关注的“文学评论”，作为著名文学评论家，您如何看待高考作文的评审标准?
栾梅健:尽管过去长期强调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甚科学，然而我认为如今对作为“题旨”的要求仍然是最重要的。即，在作文中能阐释乐观､健康､向上的思想与情操，理所当然仍是大多数评审者掌握的第一尺度。其次，精巧的结构､合理的布局､文学典故的运用､丰富生动的语汇，乃至端正整洁的文字叙写，也是评审者掌握的另一重要尺度。如果硬要有个比例，大概前者60%，后者40%。
谢有顺:从我所知道的高考作文评审标准来看，确实比较模糊和混乱，个人趣味的差异比较大，有些标准又显得过于僵化，没有弹性，加上作文的好坏，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问题，最终导致错判､误判的情况很多，加上改卷的现场，有很多随意性的因素在影响评卷者(比如天气热啊，快到吃饭时间了赶进度啊，学生的字迹工整与否啊，等等)，出现五花八门的评分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探究高考作文的评审标准问题，就事论事已经没有意义，它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困境问题。说句实话，今天的语文教育是过于机械了，它普遍是把一篇优美的文章，分成字､词､句､段来讲解，而不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不带学生进入一篇文章的审美和精神境界，这样的教育对于提升一个学生的人文素养，并无实质性的帮助。语言教育，应该和文化､精神､心灵塑造联系在一起，它除了教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以外，还得大力提升学生的理解､感悟､审美和写作能力。一个个活泼的心灵，不能被那些死的知识窒息了。具体到写作文，也应该发挥学生有感而发的积极性，注重真实的感受､优雅的表达相统一，遗憾的是，在现有的教育设置中，多数的学生只会写修辞学意义上的文章，而不会写有个性､有文采的文章，由这种教育推演出来的作文评分标准，也就必然会倾向于修辞学，而忽视审美的层面。老师本身都没有较好的审美训练，你又如何要求学生写出好作文来?即便学生写出好作文了，我们的改卷老师有那种发现的眼光么?我表示怀疑。
黄发有:关于高考作文，关键的不在于评审标准，能否确保公平的生死线其实是阅卷时间问题。每年我都有不少同事和我指导的研究生参加阅卷，研究生参加阅卷的目的是为了赚取那点可怜的评卷费，用来补贴生活。我曾经被动员报名参加高考阅卷，但我迄今为止从来没有报名，也从来没有参加过高考阅卷。说实话，高考作文的评判似乎注定无法摆脱草菅人命的怪圈。你想想，看一份800字的作文，评审时间不到两分钟，这样不草菅人命还能怎么样?除非评卷教师有特异功能?某省阅卷点作过测算，10天内要改完近30万份作文试卷，共有180位教师阅卷，除去复查教师，其余两人一组，每篇作文需要两人过目，则每位教师每天要看350篇作文。如果教师按照这种方法去做，那就是每天要看12本作文(每本30份)，也就是说，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除去高温休息一小时，在余下的7小时内，一分钟也不停地看，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与别人说话，每小时要改50篇作文，平均在每篇作文上停留的时间约70秒!我读大学时，同学中流传着一则笑话，说一个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课老师，因为同时带三个大班(每个班150人以上)的大课，阅卷时把卷子往地上用力一甩，甩得最远的得90分，直接掉到地上的不及格。事实上，这位老师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同学们通过这个笑话来发泄对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的不满。看一份作文只有70秒左右的时间，在刹那之间对那些苦读12年的学子的前途进行草率判决，这其实与通过甩卷子决定成绩有什么区别?因此，我对于高考作文的评审标准不感兴趣，不管它制定得如何完善，不管制定者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只要评卷者仍然只有70秒的时间去判决一份作文的生死，我就不能不采取坚定的质疑态度。
王尧:这个问题的设计很有创意，“集体写作”和“文学评论”这样的提法很有“高度”，我补充一个提法，评审标准其实也是“集体写作”。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评审标准，多数是大同小异。评审标准是多年约定俗成的，又是服从当今的高考制度的。标准的好坏高低也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说，问题在它是“限制”作文，而不是“解放”作文。和数理化的标准不一样，也和语文的基础知识不一样，作文的评审标准大概是最难制订的，因此，还是宽泛点好。说实在话，如果有谁邀我制订标准什么的，我一定会婉言谢绝。
施战军:作文评审显然不同于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往往不负责地打分，打了分也没有法定效应，而且文学评论下笔之前要反复琢磨作品，评论者个人的好恶往往也能鲜明体现，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可言。作文评审在阅读和评分的时间上是迅速的，作文水平又参差不齐，必须有个标准确立。于是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这个标准应该是综合的，只要切题，汉语表达的规范性和丰富性两方面都要考虑。
杨乐生:我对高考作文的评审标准也不止一次地关注过，但未作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我的印象和感觉是，评审标准大多定的太具体､太死，不利于学生的发挥。作文的标准极限就是原则的提出，原则之下一定要留有余地，原则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一个创造性的空间而不是相反。“文学评论”的方法不宜用于高考作文，因为有个对位问题，优秀作文所达到的标准不能混同于优秀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文学性”是高考作文中不具备普适性的价值，尽管这三个字是应该大力提倡和无条件鼓励的。
文学创作是鼓励创作个性的，但个性作文在高考中往往又得不了高分，请您谈如何“遵守原则，又鼓励个性”?
栾梅健:遵守原则与鼓励个性是不矛盾的。有些所谓“个性张扬”的作文未能取得高分，往往主要是因为过于追求新､奇，以致不太自然所致。“搞怪”不是个性。
谢有顺:现有的高考制度，对于个性本身的宽容是有限度的，正如现有的语文教材对范文的选择，就偏于保守､稳妥，个性飞扬的东西，很难进入教材，当然也就难以进入高考评分的视野之中。这样的结果，从我们文学教授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不满意的，但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中，也有它自身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教学标准，课本､试题或作文方法确实不宜过度追新，不宜赶时髦，因为文化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用沉淀过后的成果来教育学生，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认识到这一点，学生在答题和写作文的时候，就得学习带着镣铐跳舞，学习在有限的自由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和才华。这中间的秘诀，我觉得首先是要训练自己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优雅､简洁､精到的语言，能博得每一个老师的喜欢;其次，要选择好文章的角度，要有新意，但立论要平正一些，不能过于剑走偏锋，尤其不能放纵自己的一己之好恶，而是要学习分享公共话题和普世价值，这样写就的作文就会比较庄重､大方，又不容易流于俗套――据我所知，改卷老师普遍喜欢有新意，但在立意上又不失控的文章。其实，真正有才华的人，是能够在既定的规范里展示出自己独到的思路和眼光的。好作文，无非是由优雅的语言和新颖的角度构成的。
黄发有:说实话，在高考作文中又要得高分又要保持个性，这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在临近高考时，语文老师特意找我这个语文尖子谈了一次话，他说高考作文要得好成绩，关键是开头和结尾，评卷老师就算是像他这样负责任的，也只能把开头和结尾看完，不然就无法完成评卷任务，要被评卷组长点名批评，他还反复向我强调一定要保持卷面整洁，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成绩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有些评卷老师为了不影响进度，又为了避免大错，往往打出70%左右的保险分，也就是说，只要卷面整洁没有很刺眼的错别字，就能保证获得基准分。我指导过的研究生中，有十几个参加过高考作文评卷，他们说一般来说，一本试卷往往只会给出一个90%的成绩，两到三个80%左右的成绩，大部分在70%左右，不及格的也是极少数，倒霉的往往是那些卷面一塌糊涂的，或者是第一段就出现几个错别字的“幸运者”。对于高考作文而言，成功的“个性”是能够在最短时间吸引阅卷老师的眼球，其余的“个性”都是徒劳的。
王尧:“既要，又要”是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如果不会对参加高考的学生产生消极影响，我首先说如何写作文是没有什么原则的，这就是那些大家所讲的文章没有固定作法，作文的评审标准并不是作文的作法，按照作文的评分标准去写作文，我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熟悉评分标准的老师未必会写出好文章，现在是知道标准的多会写的少。我们都是在某种规范的训练下写作的，这样的基础训练是为了把作文写好而不是写坏。到了一定程度，“原则”或者“规范”就限制不住个性了，好的作文都是有个性的。如果一个阅卷老师选出一篇高分作文是没有个性的，他的眼光肯定被怀疑。现在的问题是，评分标准限制了个性作文的得分，因此标准误导人们放弃个性写作。当然，我要特别说明，强调个性并不是说不需要基本功，没有基本功的个性，那是残缺的。我们需要鼓励那些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己个性的作文(相对而言)，这应当是个“原则”。
施战军:既要鼓励创新的想象也要注意词句语法的不离谱。创新是可贵的，也是有限度的，高考作文切忌以“个性”的名义“恶搞”。作文评审有责任守住母语的坝基。
杨乐生:个性就体现在与别人不同上，文学的个性就包涵着创造，艺术的个性就意味着对既定标准､观念的打破和超越，也就是说个性有着反惯性的特质。个性作文在高考中得不了高分是很正常的，真正有个性的作文高考这把尺是没法量的，因为它逸出到了标准之外，就像一个独立特行的人在现实生存中四处碰壁一样。我目前想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除非改变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更新我们的教育理念，实行鼓励青少年个性充分发展的全新的教育制度。
中学教师眼中的“好文章”和大学教授眼中的“好文章”出入是较大的，如果要缩小这种“出入”，您认为要在哪些方面做工作?
栾梅健:大略说来，中学教师比较强调学生作文必须遵守原则，而大学教授往往注意个性的发挥。不过在我的经验中，大学教授的所谓鼓励个性，则往往是表现在作文技巧的层面上，如灵活的结构､出其不意的语句表述，等等。
谢有顺:要对我们国家的语文教育作一个重新设计，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也就是说，要把语文教育从语言教育多向文学教育倾斜。我也知道，教育是一项巨大､复杂的工程，进行任何层面的教育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需深思熟虑，否则有可能会走向新的混乱。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止步不前。今天的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比如，一些质量很差､思想落后的范文，仅仅因为它们适合进行修辞分析，就几十年不变地让学生们去读它､背它，这不是很荒唐么?假如现有的教材不作根本性的变革，现有的考试模式不作重新设计，所谓的教育改革就还没有触及本质。我承认，任何国家的语文教育都需借助一些范文和方式，但重要的是，这些范文，这些方式，对于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心灵来说，必须合身。一旦不合身了，就得改变，这应该是毫不犹豫的事。
语文教育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塑造一颗能够感受美､能够洞察世界的心灵。语言的美，世界和人心的秘密，这是语文的核心内容――假如一个老师不在这些方面上引导学生去认识它，这种语文教育就是死的教育。教育要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心灵。知识有时可以塑造心灵，知识有时也可以窒息心灵，关键还是看教育者本身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意识，是否能够诚实地和一个个正在成长中的心灵对话。现在很多的教育工作者，眼睛只盯着分数和升学率，他们无视心灵塑造在教育中的作用，这是最为致命的教育危机。
现有的教材应该选用更多的经典作品，哪怕这些经典作品在修辞上不那么老实，也得大胆地选用。说句实话，中国并不缺好文章，缺的是好的解读者。假如现在的老师，在语文教育上，多一些文学训练，把好文章的内涵解读出来，把汉语的优雅呈现出来，把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起来，又何必担心汉语不能在年轻人中被喜爱?又何必担心会在一篇好文章面前出现截然不同的评价?
黄发有:据我所知，一些中学语文教师也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甚至有不少大学的专门研究文学史的文学教授，其文学鉴赏力和审美感悟力赶不上一些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师普遍重视提高自己的文本细读能力，而大学一些研究文学史的教授往往更加重视理论概括，重视思潮的流变和风尚的转换，理论先行成为其思维惯性。关于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眼中“好文章”的标准，之所以会有很大的出入，说到根子上，仍然是应试教育造成的。在中学语文教师中，一个人价值被认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你教的学生能不能考出好成绩，你的工资､职称评定和其他待遇都与此挂钩。如果你指导的学生考不出好成绩，即使你个人再有文学才华，发表再多的文学作品，都很难被认可。我接触过一些中学语文教师，他们刚走出大学校园时也曾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好文章”的理解就逐渐模式化，“好文章”往往是那种操作性强､注重文字修饰､不容易引发争议的文章，体现出追求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职业化特征。至于大学教授，相对而言更加注重文章的独创性。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教授过分重视概括和归纳，在阅读作品时无法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独特感悟融汇其中，也常会表现出牵强附会､过度阐释倾向。由于这种差异本身比较复杂，不同个体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性，所以，要开出一张具有普适性的药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医生而言，必须先做好辨症，不然卖包治百病的大力丸是会吃死人的。
王尧:文章传统的失传由来已久，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学，出“好文章”都很困难了，这是中国文化危机的症候之一。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在什么是好文章的标准上其实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问题在各自依托的文化背景不同。我想在今天的制度中，中学教师的“好文章”观处于矛盾之中。以高中语文课本为例，古代的“好文章”是千古传诵的，现代的“好文章”是大学学者把它经典化了的，国外的“好文章”也是学者译介过来的，在对待这些“好文章”时，中学与大学教师应该没有较大出入。中学教师有两套“好文章”的标准，一套是高考中的“好文章”，一套是日常写作与阅读中的“好文章”。这是令人头疼的。这些年也听到阅卷中对有个性的作文给高分的消息，这又令人鼓舞。
施战军: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职业有别，但是中学教师之间以及教授之间也并不一样。以我参加高考作文评审的经验看，有不少中学教师的作文观比大学教授还要开放新颖。无论大学语文教育还是中学语文教育，普遍的不足是一样的，就是文学审美教育与欣赏的耐心的匮乏，对艺术层面的美，心里的感应迟钝麻木，导致功利性的表达的兴盛。现在的情况是，受到了好评的“创新”很快就变为摹本，成批量地生产出来，看着热闹，其实空空如也，与内心无关。心里要有“美”在，才能发现更细微的事物景象和心声，文字才可能有质感，才可能为母语增辉。
杨乐生: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但更是不应该出现的局面。不管哪一种体裁和题材，“好文章”的标准是唯一的，不存在二元或多元标准，不因职业的不同而有“出入”。像《背影》､《丑石》这样的文章，放在中学是好文章，放在大学同样是好文章。要解决这个“出入”，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加大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力度，在讨论中尽可能地确立双方认可的一系列标准，这件事做起来肯定困难重重，但前途无量。多少年形成的大学､中学自分畛域､各自为战是对高中生的教育､成长非常不利的。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没有“满分”的，但高考作文有“满分”，您如何看待“满分作文”?我们整理往年的高考满分作文时，发现各个省之间“差异”很大，水准不一，各省有各省的“满分标准”，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栾梅健: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高考作文的“满分”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对中学生语文要求的一个方面，要鼓励对作文给“满分”，或者接近于满分。因为在高考数学中，得满分得比例要远远高于语文。鼓励满分，才不至于对语文不公平。
谢有顺:既然是考试，我倒不反对有满分，一个学生的作文，如果大大超越了中学生应有的写作水平，它就可以得满分，“满分”不过是表明他的写作能力在这个阶段是突出的､完美的。我们不必把满分作文放到文学史里去衡量，这毕竟只是语文教学的产物。至于各省的“差异”，只要是在情理､审美的层面，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作文的评价体系里，抹杀理解差异､追求统一机械的标准，反而是一种误区。从过往媒体所公布的满分作文看，多数是好文章，有一些更是才华纵横，从中也可看出，现在的评卷老师比过去更宽容､更能欣赏一个人的个性和想象力了，这是好事。如果以“满分”的方式为一种创造精神喝彩，为一种语言才华加冕，这种“满分”就是有意义的，也是在现有的作文教学中树立一种新的标高。只是，随着媒体的渲染，也要警惕“满分”作文陷入一种新的模式化之中。
黄发有:在某种意义上，满分有很大的偶然性。一篇作文能不能得满分，首先要有好运气，正好赶上阅卷老师有好心情，譬如他觉得打了好几个保险分了，该打出一个高分了;其次才是写得怎么样。有一个同事对我说过实话，他说一些人在大谈满分作文对策，这简直就是扯淡，一些阅卷老师打出的高分，往往会给一本试卷中部的某一份试卷，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试卷被装订在试卷的最前端或最后面，你即使写得再好，也很难获得高分。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多次参与高考语文命题，也多次出任某省高考语文阅卷的负责人，他私下说过，那些得满分的作文都是由各阅卷小组上报之后，经过多次复核统筹之后确认的，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关键是比拼谁犯的错误少，譬如字词标点符号卷面等因素，譬如观念和形式问题，哪怕是一个小错误都会断送一个满分。至于各地之间的差异，那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样一份卷子，换一个阅卷老师，或者同一个阅卷老师在另一个时间进行评判，都可能得到相差很大的分数，何况不同省份之间呢?如果有一位作家､教授或中学教师，他说他掌握了高考作文满分秘诀，你根本没必要再听下去，因为，他肯定是在骗人。对照高考作文满分标准进行作文训练，和获得满分的结果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王尧: 离开具体的作文，我很难说“满分”是否恰当。中国之大，什么都不能“一刀切”。区域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全国统考的作文成绩，是在考生所在的区域中比较而言的，一旦不分区域，差异就大了。这无法避免。单独命题的省份，是在那个区域中确立标准，无法在不同的作文题之间做比较。
施战军: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也许和不同省份的教育状况和文化趣味有所区别有关，最直接的是与评审专家和阅卷组的构成有关。
杨乐生:满分作文仅仅是考试制度的产物，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会风行全国。即使我们心目中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也不可能是“满分”，中学生的作文又根据什么能出现“满分作文”呢?不论定什么样的“满分标准”，所谓的“满分作文”都是令人生疑的。叫“高分作文”､“优秀作文”就可以了。一旦叫“满”，就像我们称什么是神圣一般，就趋于定型，趋于固化，必然就僵化了。假如“满分作文”像汽车或其他机械可用的通用配件一样到处能用，实质上就意味着这一块的教育我们完全失败了。
您对国外高考作文评审标准有了解吗?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
栾梅健:我看过一些诸如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作文试卷，他们对作文的要求相对较松，写作技巧方面的考量要更多一些。这是各地的不同情况所决定的。
谢有顺:外国的我不太了解，但就我有限的见闻，即便是在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对于作文的个性化的尊重，以及阅读理解和想象力的发挥，都比内地要宽容得多。扼杀一个中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这是很残忍的事情，他们本就是最有创造渴望的年龄，因此，我希望内地的老师，也能更加珍视一个学生的创造精神，哪怕他的创造精神冒犯了现有的思想规范和修辞规范，我们也要多一点理解和欣赏。如果有一些学生的作文，写得比较“出格”，冒犯了我们的欣赏趣味，一个负责任的老师，不该对它急于判分，而是该有一个讨论的机制，集中大家的意见之后再定夺，这样就可以减少误差。总的说来，写作能力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有裁决权的老师应该慎重对待，对于那些不落俗套的､创新的写法，尤其需要诚恳面对。
黄发有?押美国SAT的作文命题考查的内容与目的都非常明确，题目往往要求考生针对题目所提供的具体的社会或者人生的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独立看法，考查的往往是考生运用语文处理现实问题的思维能力与写作能力。美国SAT作文考试的评分，更看重的是语言形式上的技巧，比如看你整篇文章分了几段，每一段是否符合规定的格式，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清晰，句子是否有语病，用了几种修辞手法，文章的观点通过哪种论证方式(分析､例证､推导､反证､归纳)得出来的?也就是说，SAT更重视考查应用性的写作能力，不像中国那样重视考查考生的文学能力，在评判标准上也更加具体而客观，较少因为阅卷人的差异而出现悬殊的分差。当然，我决不认为SAT就一定不会出现中国高考作文乱点鸳鸯谱的问题。但是，毕竟我了解的也不算多，我感兴趣的是――SAT作文阅卷，每份卷子的平均时间是多少?
王尧:我没有做过研究，只是对一些大学的作文评分有所了解。这好像不适合拿来说高考作文。但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挺有价值的，需要我们去关注。
中国古代的“八股取士”是以一篇文章定名分的，如何看待一篇作文的优劣。比我们今天高考作文更严酷，您对以前的标准的制订和标准执行有哪些了解?
栾梅健:相对说来，我们现在对作文的要求仍嫌不够。作文，是一项综合性的测试题，不仅关系到他对国计民生的独特看法，而且也包含他的综合与整理能力，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整体知识水平与素质。在古代农耕文明中，以八股取仕有其充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正是通过科举这条路而走上历史舞台的。
谢有顺:八股文指的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文章格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等组成部分，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各有两股互相对应的文字，一共有八股，故称八股文。它在文体上，有严格的讲究，题目多从四书里出，内容也无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但聪明的读书人，总能在这样严格的限制中，尽量多出一点文采､多表达一点自己的思想，以期引起考官的注意。尽管传下来的八股文中，言之有物的文章是不多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们当下的高考模式中，也正在生产一批又一批的“新八股文”，因为这些作文都是从统一的格式､模式里训练出来的，空话连篇､无病呻吟的作文是太多了，尤其是议论文，完全模式化了，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立论和应用论据，也都有范本可参考，这不就是新八股文么?因此，现在的高考作文要大力地冲破一切模式化陷阱，要挣脱思想的藩篱，要有容忍思想自由和写作创新的气度，要对才华有呵护的态度，惟有如此，在我们手上，才不会扼杀真正的好文章､好人才。
黄发有: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在人才选拔方面，功劳很大。有不少人把科举制度等同于“八股取士”，这是错误的。汉以策取士，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策论取士，明清两代才考八股文。八股文是论述文字，跟诗赋等侧重抒情描写有很大区别，它试图将策论的思理与诗赋的词章有机地融合起来，既要有独到的思想，有卓越的见识，对声律偶对烂熟于心，又要有丰富的积累，能够娴熟运用典故。就其理想状态而言，桐城派古文中所倡导的义理､词章､考据在八股文写作中缺一不可。所以，八股文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八股文的模式化确实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负面作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11回中，那个迷信举业的鲁编修就对女儿说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有诗，要赋有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有独立思想的士人往往只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一旦高中进士，就抛弃了八股文，改换门庭通经治学，或转向其他学术研究。高考作文在本质上同样是敲门砖。中国古代的状元后来少有做出卓越贡献的，而今各地爆炒高考状元，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值得反思。
王尧:“以前”是说的“八股取士”的古代吧。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清真雅正”是清代的标准，破题､承题､起讲等格式标准是大家现在也熟悉的常识，电脑当中都有这些词。我想说的是，这些标准对今天仍然有显现的和潜在的影响，不可低估。
杨乐生:“八股取士”不知扼杀和埋没了多少中华民族的才俊!清末(1905年)废制科举至今也不过105年，历史和文化的惯性我们不得不高度警觉。近年来居然有人提出从科举制度中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先不说他的反现代性，仅论其动机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故意犯罪。用八股文控制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看过为数并不多的八股文，也翻阅过清代阮元的《四书文话》，不敢说很了解，但可以讲略知一二。用“四书”的内容作题目，内容是给皇帝治理天下支招，本身就是限制和强制天下读书人的思想。至于高级官员作主考，最后皇帝在金銮殿上钦点一类更是荒唐的闹剧。无论如何，今天的高考作文，要坚决远离明清以来“八股取士”的腐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