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谦1968年生于山东高密,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曾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等奖项。著有《拍案不再惊奇》《生命深处的文字》《智慧的星空――与思想者对话录》《游与思》等,有多篇作品被《读者》《新华文摘》转载,入选人教版和河北大学版语文读本、《中学生千字议论文读本》和《读者人文读本》等多种选本。现供职《人民日报》社。
吾乡何处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到哪一个乡呢?是自己的出生地还是工作所在的城市?是父母的身边还是妻儿的身边?是旅途中一见钟情的他乡还是魂牵梦绕的故乡?
其实,精神的故乡并不单指一处,它可能是一种混合了的给人以安宁的精神皈依,类似于上帝、真主、佛。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无所谓他乡故乡的,比如,我就亲见一些乡下人进入城市,有一股特别的进取劲儿,能迅速融入都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人从物质到精神的蜕变,住豪宅、开洋车,跻身所谓的上流社会,直把他乡作故乡。
而我,一个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妻女的男人,混了二十多年,却依然觉得不过是一个打工者,我不属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对我也不理不睬。
我的故乡在山东农村老家,在每一片有着乡野气息的田园村庄,在离大自然最近的泥土中。
老家,承载了我童年的梦。犹记夏夜乘凉时,躺在庭院里的草席上,看繁星满天,听知了鸣唱,长辈们叼着烟袋,火星明灭间,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懒婆娘的故事讲孤魂野鬼的故事,也许太有趣了,风也赶来偷听,蹑手蹑脚的,听了几耳朵便窃窃私语着离开了。老家,因了父母的存在,挽系住了一颗游子的心。父母越来越老了,每次见面,总在不停地絮叨村里的谁谁谁又得怪病死了,谁家的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病,花了好几万才治好,谁家的学生大学毕业一年了,还没找到工作,整天在村里游荡……听得你心里酸酸涩涩的,可是你不能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了。我们姊妹三人,天各一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青岛,一个在县城,只把老人闪在家里,他们内心的孤独令我想起来就觉得有些寒凉。可是,为了生计,有什么办法呢?从长远计,也在县城给他们买了房子,可他们就是不去住,是怕花钱,是怕生活不方便,是怕被城里人瞧不起?都不是,只是舍不得离开他们住了几十年的乡下,舍不得可以推门而入、随意拉呱的左邻右舍,舍不得这里的空气和水土。故乡是他们生命的根,而他们是我生命的根。“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的话绝非说教,而是蕴含了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
老家并不是我唯一的故乡,因为它有很多陌生的地方让我难以走近。比如,鱼肉乡里的村官,污水横流的街道,越来越势利的人际关系,扩大点范围说,我所接触到的乌烟瘴气的官场,公款吃喝的酒风,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这一切都让我对故乡望而生畏。
于是,我的心灵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根,寻找的结果仍然是乡土。不管是北京的郊区还是秦岭深处的小山村,不管是有“中国最美的乡村”之称的江西婺源,还是地处荒远的云南村落,只要那里有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只要那里能让我忘却都市的喧嚣,它们都可以给我故乡般的慰藉。
最难忘怀的是几年前夏夜的镜泊湖。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度假胜地,住进一家档次不怎么高的疗养院,说它档次不高,是因为一入住就发现走廊外罩一层网,我当然知道是防蚊虫和飞蛾的,网子上飞蛾斑驳的尸体令我心生膈应。入夜,电灯亮起,飞蛾扑火的战役打响了。我何曾见过那么多的飞蛾,为了一点光明,争先恐后地冲啊撞的,折断了翅膀,碰疼了前额,还是不管不顾,继续冲锋,直至英勇捐躯。受不了飞蛾扑扑拉拉振动翅膀的声音,和友人信步走到宾馆旁边的凉亭小坐。我们天南地北正聊得兴起的时候,有一种声音加入了,接着,第二种第三种第N种……一场独具特色的草丛音乐会开始了――数不清的虫鸣,啾啾唧唧,你唱我和,每一个小生灵都乐意放开自己的歌喉,并不是为了比赛为了炫耀,只是为了自由歌唱自由表达,声音有高有低,有粗有细,没有一刻的停歇,可是听上去一点都不单调,相反,妙不可言,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大合唱。我陶醉于这宇宙间最美的音乐,想起刚才飞蛾扑火的一幕,心中立刻释然了。在都市里我们所见的除了水泥丛林,就是人,然后就是几只可怜的宠物,谁曾有过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我们早已习惯了单调,习惯了远离大自然,习惯了悬浮在空中的无根生活,一旦置身于真正的大自然中,反而有些隔膜了。其实,飞蛾、蚊蚁、昆虫,它们才是离大自然最近的生灵,没有它们的加入,人类是会寂寞许多的。于是无端地替都市人难过起来――他们的精神故乡在哪里?在胡同里的大槐树,在男欢女爱的情场,抑或压根就没有故乡?
思考的结果是:人类不能没有故乡,不管他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也不管他是古人还是今人。没有精神故乡的人必将陷于虚无,虚无的极致是当教主、哲学家或者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和哲学是对抗虚无的最后故乡。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苏东坡是哲学家,但是他不虚无,他获得的关于故乡的最初启悟不是来自儒、释、道的学说,竟是来自于一名歌伎。东坡有一位好友叫王巩,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巩南下时,其歌伎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1083年王巩北归,与苏东坡劫后重逢,席间请出柔奴为东坡劝酒。苏东坡问及岭南生活的酸甜苦辣,柔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听后,大受感动,作《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一首献给王巩:“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想想看,东坡自中进士后,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宦游生涯――从凤翔府判官,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太守,到黄州团练副使,登州太守,做了一段时间的京官后,又外放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太守,1094年人快六十的时候,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儋州,其间真是一刻不得消停。当东坡听到自己被贬岭南的消息时,我猜想他一定想起了十几年前柔奴说的那句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否则,他很难做到“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如此澹定的心态,是不输给任何高僧大德的。
与东坡相比,我们的背井离乡算得了什么?我们的打工生涯又有何委屈可诉?泥土中固然有我的故乡梦,而城市中唯我独尊的那间书房、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写作生活、三两知己的倾心交流,又何尝不是吾心安处?人生无常,我们不过是世间的匆匆过客,如果让自己的心终生流浪,不得安处,岂不是太对不起带我们来世上的父母?那么怎样才能求得心安呢?在我看来,“节欲”是最根本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欲望太强,那么即使他身居乡下,也不会领略那些优美的田园趣的,相反,他会认定是噪音,会觉得烦人,会继续因为股票的涨跌而失眠。如果他节欲有方,那么都市的霓虹灯不会迷失他回家的路,别人的豪宅洋车不会打乱他行走的步伐,交际场的纸醉金迷不会让他眼花缭乱,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浮华都是外在的,进入不了自己的心灵。去年应邀访问澳门,在这个有着“东方蒙特卡罗”之称的地方,一边是各地富豪灯红酒绿,挥金如土,一边是澳门百姓安分守己,安居乐业,没有抢劫没有骚乱更没有杀人越货。一问才知道,按照规定,当地公务员是不能进入赌场的,而老百姓则是有感于自己的前辈大多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由此悟到“不赌就是赢”,因而主动远离赌场,视赌场如无物。他们知道那一切的浮华都是外在的,与己无关,所以他们只会坚守内心,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这样的心安,是比归隐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田园生活所获得的安宁,更要难能可贵的。
“此心安处是吾乡”,说得真好。无论城乡,无论顺逆,无论穷富,无论贵贱,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安的支点吧,那是你幸福的根源所在,是安妥你灵魂的精神故乡,是人类亘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个梦。就冲这句话,真想回到1083年的那个夜晚,慨然敬柔奴一杯酒,在她袅袅的歌声中,与东坡欢饮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
感悟富厚堂
荷叶田田,荷花正艳。我身处的位置是湖南娄底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听这地名,若没有荷花,倒有些不美了。这片荷塘的主人是谁?您猜对了,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国藩。
从半月塘的拱桥上放眼望去,那迎风猎猎的湘军帅旗下掩映着的,就是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了。据说“富厚”一词出自《汉书?功臣表》:“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与曾国藩父辈所建白玉堂、黄金堂的名称相比,内涵稍微丰富了些,但也绝对是让皇上听了放心的宅号。他如果起名“思明堂”、“乾清宫”之类,恐怕会有很大麻烦的。青砖、粉墙、黛瓦,于群山环抱之中,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端的好一座乡间侯府。到得府前,大门上方悬巨匾“毅勇侯第”,那是曾国藩同治四年(1864)七月率部攻陷天京,打败太平军而获得的奖赏,皇上除给他封了个一等毅勇侯,还加封他太子太保衔。这在清朝,是一个汉族官员所能获得的极高的荣誉了。
富厚堂是四合院布局。进得大门,是一片相当开阔的庭院,有多开阔?数一下房前走廊的廊柱,共12根,你就可以想象得出它的气派了。由曾国藩手书的“富厚堂”三个大字端庄富贵,悬挂中央,两旁是他的儿子、外交家曾纪泽的篆书联“清芬世家,盛德日新”。进入正厅,才发现建筑的内墙一律是土砖,门板上只有简单的雕刻,方梁圆柱则是素面朝天,毫无雕梁画栋的感觉。中厅悬匾“八本堂”,由曾纪泽手书,上面抄录了曾国藩当年制定的八条准则:“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涵盖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堪称仁人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纲要。
要说富厚堂的独特之处,我以为有二:一是它的三个藏书楼,分别是曾国藩的求阙斋、曾纪泽的归朴斋、曾纪鸿夫妇的艺芳馆,曾收藏各类中外图书30万卷。用今天的话说,曾国藩绝对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他的学问是相当扎实的,当年曾不无自诩地说:“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第二个特色是它的匾联文化。作为儒生的曾国藩,他的先祖和他本人制定的很多家箴都被写成匾联悬挂在富厚堂中,如曾国藩手书其父曾麟书的箴言“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亲撰的“万卷藏书宜子弟,一尊满意说桑麻”“看读写作一日无闲,勤俭敬信终身可行”“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三光。所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国有贤臣安社稷,家无逆子恼爹娘。四方平静干戈息,我若贫时也不妨”。还有巨匾“笃亲锡祜”,都是谈耕读文化,谈如何持家的。也有讲为人处世的:“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取为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完全符合曾国藩一贯主张的慎独、谦抑、忍让的人生哲学。
从藏书楼下来,绕过后山的林荫路,发现在富厚堂主体建筑之外,还有一座独立的二层小楼,它就是思云馆。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从江西军中奔丧回家。此时,他已父母双亡。为了纪念双亲,取古人“望云思亲”之意,在鳌鱼山下亲筑思云馆,在此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先有思云馆,后有富厚堂。富厚堂始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由曾纪泽商同曾国潢、曾国荃两个叔叔设计建造的。当时曾国荃刚刚打败太平军,从南京掳掠大量金银财宝回湘,在老家建起由曾府家庙、奖善堂、敦德堂三部分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大夫第”,据说有九进十八厅,共148间房屋,是当时湘乡境内最豪华的官僚别墅。之后协助曾纪泽营建富厚堂,一直到光绪元年(1875)富厚堂在曾纪泽手中最后完工,前后近20年时间。富厚堂建成后,曾国藩的夫人和儿子均在此居住,而曾国藩本人仕宦于外,从未回籍住过一天,于是,思云馆就成为曾国藩在富厚堂内唯一居住过的地方了。正是在这里,曾国藩完成了他人生思想的又一次转变。藩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做京官时他的学问初为翰林辞赋,后为六书之学,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咸丰二年因母丧回乡丁忧到咸丰三年出办团练事务,主张申韩(申不害、韩非子)之术,以《挺经》中宣扬的倔强刚强之精神,打造出一支当时最富生气和战斗力的湘军。咸丰七年在思云馆居住的这段时期,曾国藩反思几年来抗击太平军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失败,这位在战场上曾数次欲溺水自杀的湘军统帅领悟到不能太自信、太强悍、太霸蛮,更不能一人尽享天下功劳美名,从残酷的现实中接受了老庄关于人生必须顺应自然的道理,懂得了以柔克刚的深远含意。咸丰八年复出时,他运用黄老之术,无人不拜,无信不回,与左宗棠捐弃前嫌,重修旧好,知雄守雌,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步入顺境,年余后即署理两江总督,日后终于成为“中兴第一名臣”。由此看来,思云馆是曾国藩圆满自己思想的地方,是他由儒而法而道,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重要转折点。赏读思云馆的对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净;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人高”,果然有很多老庄的味道了。
从建筑学上的意义来说,富厚堂不足以令人流连忘返,可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富厚堂,却让我沉吟良久。
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赞的是曾国藩制服太平天国的武功,参观完富厚堂,我所感慨的则是他的文治、他的家教、他的智慧。无论从立德、立功、立言的哪一个方面说,曾国藩都是一个成功的人。富厚堂屹立一百多年而不败,固然有“文革”期间被用作乡政府才得以妥善保护的因素,其简朴无华的建筑风格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当年,曾国藩听说族人为修缮富厚堂花费七千串钱(约合5000两白银),极为生气,信中大大痛斥了一番:“不知何以耗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在他的劝说下,曾国荃的“大夫第”也有所收敛,终于没有修成金銮殿。一百多年过去了,富厚堂基本完好,而大夫第却残破支离,除敦德堂主体部分保存较好外,奖善堂和曾府家庙均面目全非,很多精雕细刻的门窗被当地百姓拆走。这不正是道家“守拙”、“不争”处世哲学的胜利吗?
曾国藩的成功还在于他对子孙后代的教育,这是比富厚堂要富厚万倍的精神财富,是任何有形的固定资产都无法比拟的文化遗产。在富厚堂,萦绕在我脑中的一直是那副老掉牙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常言说:“富不过三代”,可是曾家却“君子之泽,五世未斩”,这和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富厚堂内没有什么藏宝密室,却有三个藏书楼,加上后来曾宝荪将思云馆也辟为藏书楼,就是四个,这样的书香门第没有制造一个纨绔子弟,而是培养出二百多位成名成家的人物,他们很少做官,却在教育、科学、艺术方面卓有建树,像女诗人曾广珊,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高教部副部长、化学家曾昭抡,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和曾国藩“吾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礼仪之旗帜也”,“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苦习劳,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等家训是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曾国藩重视读,却不鄙视耕,这又是他高于普通儒生的地方。他在祖父星冈公的基础上总结提炼的“八字家法”――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即敬奉祖先、亲仁善邻、早起、打扫、读书、种菜、养鱼、喂猪)就突出了勤俭、力行的重要性。他在信中多次叮嘱几个弟弟:“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看展板上所列曾国藩后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串长名单,徜徉富厚堂内朴实无华的每一个角落,回味曾国藩那一番番苦口婆心的教谕,谁能不折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再对比如今很多家长只知道留给儿女金钱、别墅、豪车,其间的差距何啻霄壤之别!
富厚堂果然富厚,但指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思想、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读懂富厚堂,就读懂了曾国藩;读懂曾国藩,就读懂了大半部中国文化。娄底之行,让我见识了娄底端的不是“楼底”,而是一个聚宝盆,它聚的是钱财,更是人才,而曾国藩无疑是其中最为闪亮的一颗。
野处园访洪迈不遇
到江西鄱阳采风,在饱览了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秀美风光之外,没承想竟与南宋两位文化大家洪迈和姜夔不期而遇。也是在这里,才知道鄱阳县已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建县史,是秦朝推行郡县制时设置的首批县之一,而鄱阳湖的名字则出现在七百多年以后。如此看来,历史悠久的鄱阳县要没有几个文化大家压阵,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要访洪迈,有点难,墓倒是有,在一个岛子上,交通不便;他的私人别墅――野处园就在县城边上,当地友人陪我一同前往。
洪迈营建野处园的准确年代已经不可考了,大致在宋孝宗隆兴年间。绍兴32年(1162)洪迈受当朝天子宋高宗派遣,出使金国。有道是“弱国无外交”,洪迈虽然竭力维护了一个偏安朝廷的尊严,回京后却遭到御史的弹劾,罢官回到了家乡鄱阳。第二年,隆兴元年(1163),孝宗登基,洪迈开始其最著名的《容斋随笔》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于鄱阳城西滨洲的芝山脚下营建野处园。
“野处”二字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旨在表白自己对于功名利禄的淡泊。从《容斋随笔》中的两则笔记可以见出洪迈的品格追求。其一是《油污衣诗》,叙述自己10岁时在一家酒店的墙壁上看到一首题名《油污衣》的诗,诗句是:“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洪迈说自己很喜欢这首诗,六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历历不忘。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诗中表达的洁身自好的思想,契合了洪迈的精神追求。其二是《求为可知》,是针对孔子讲“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句话的引申,洪迈的观点是:“君子不以无位为患,而以无所立为患;不以莫己知为患,而以求为可知为患”,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汲汲于功名,老是担心不被人知道,那么他就有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难看出,在功名观上,洪迈要比孔子更纯粹些。
儒家向来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朝为官时就要为民请命,造福桑梓;一旦无官一身轻,则不妨优游林下,陶然忘机。其实绝大多数儒家意在仕而不在隐,洪迈也不例外,他后来东山再起,从吉州、赣州、泉州、建宁、婺州5个地方的知州一直干到68岁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如果没有官瘾,他是不会在仕途上混这么久的。
我对洪迈的敬重在于他的为官和做学问同样认真,同样出色,而不是像有些官员似的,做官是个庸官,做学问则纯粹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比如,他在赣州任上,由于重视农政,仓廪充实,当别的州县出现饥馑灾荒的时候,他尽自己所能,将谷粟调往重灾的相邻州县,给予接济。任婺州知州的时候,他发现当地水利设施很差,下令整治、疏通了境内的837处塘堰和湖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可惜,数百年之后,他的政声只留在史籍中,而他的文名却空前鼎盛起来。鼎盛的原因非常奇特,是因为领袖的推重。在洪迈的故乡鄱阳,当地人无不喜形于色地告诉你毛泽东主席几近弥留之际――临终前的13天,还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看《容斋随笔》。这部书确实了得,它是作者集40年之功,撰述的一部上自朝廷典章制度、治乱得失、经史诸子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诗词文翰、文人逸事,内容广泛、考据精审的读书笔记,共5集,74卷,1215条。第一集出版后,即得到当朝天子宋孝宗的充分肯定,认为该书“煞有好议论”。到了后代,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明代河南巡抚、监察御史李瀚评论:“此书可以劝人为善,可以戒人为恶;可使人欣喜,可使人惊愕;可以增广见闻,可以澄清谬误;可以消除怀疑,明确事理;对于世俗教化颇有裨益!”并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首。
如此说来,称洪迈的学问独步当时是并不为过的,他确有些自负的资本。明人姜南在《风月堂杂识》一书中,就记录了有关洪迈自负的一则故事。说的是洪迈晚年做翰林学士,有一天在翰苑值班,为皇帝草拟诏书,从早晨到下午竟然写了二十多篇,非常忙碌。完事后他在庭院里散步,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树下晒太阳,就跟他聊了起来。原来老人家几代人都在翰苑当差,年轻的时候还伺候过元?时期的前辈。老爷子首先奉承洪迈说:“今天文书这么多,学士一定辛苦。”洪迈很得意地说:“今天写了二十多道文件,都交差了。”老爷子忙恭维说:“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呢。”洪迈不由自负地问道:“当年苏东坡苏学士,都说他笔头快,也就这么快吧?”老爷子点点头,说:“苏学士敏捷,也就这么快了。”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不过,他草制诏书的时候是不用翻书的,都在脑子里装着呢,不至于像您这样费劲噢。”闻听此言,“洪为赧然,自恨失言。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你看,洪迈的学问够大的了吧,可是与苏东坡一比,他羞得都要钻地缝。他确有自负的一面,但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却幡然省悟,“人不可自矜”,这一点清醒的自我认知,对他日后的笔记撰写显然是不无裨益的。
我之欣赏《容斋随笔》,倒不在于它是帝王将相的枕边书,而是因为书中有很多不同凡俗的创见,显示出洪迈独立思考的姿态。比方《民不畏死》中,洪迈说:“自古以来,时运?扰,至于空天下而为盗贼,及夷考其故,乱之始生,民未尝有不靖之心也。”他在分析秦汉隋唐之末的历次农民起义之后,评论道:“使君相御之得其道,岂复有蹈天之患哉!”身处封建社会,一个官员可以从“盗贼”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这是要有一些胆量的,而这样的观点,对毛泽东提出“造反有理”,要求重估农民起义在历史中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帮助吧?
车子停在芝山脚下,友人带我信步登上芝山。要寻几百年前野处园的踪迹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友人根据史料记载,为我指点着野处园的大致方位,讲述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时任饶州知州的王十朋来到野处园看到的一番美景,王知州的诗是这样写的:“鄱水芝山四望赊,雨余风物倍光华。名园种果仍?果,妙手栽花似判花。行见晋公开绿野,聊从子美酌流霞。坐间宾主皆人杰,我质如蓬赖依麻。”一处私家园林能赢得知州如此的夸奖,说明它的品位是不俗的。26年后,绍熙二年(1191),洪迈退休回鄱阳,在野处园一住就是13年,直至去世。可以想见,这期间,有财力有余闲的洪迈对园林肯定做了不少修缮,野处园的风光自然会旖旎不少。
如今,野处园不见了,洪迈的政绩不见了,而他的《容斋随笔》却熠熠生辉,活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血脉中,这样的存在是许多帝王将相孜孜以求却永远无法企及的境界,而一个普通的文人洪迈做到了。想到这里,对野处园访洪迈不遇可以不必遗憾了,因为我访到了更为切实的内容――一个文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要为后人留下一点实实在在的精神财富,否则就枉为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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