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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幔两边_帷幔

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脐母      如果你不是一个哈萨克人,大概是很难知道什么是脐母。脐母就是一类女人,一类获得了认别人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的资格的女人。只是这种资格,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女人都能得到的。在民间,一个女人是否能被认作脐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是否有一个好路数。我出生在北塔山牧场,决定了我的脐母必定是一个牧人家的女人。听我母亲说,我脐母来认我的时候,骑了一峰高大的骆驼,带了一袋子奶酪。那时,我出生还不到六天。
  在我的印象里,脐母这个称谓总是油腻腻的,散发着一股牛奶的气味。我出生在5月,家畜们一年一度产羔期结束的季节。在北塔山,这个季节就像农家人的地里又长出了幼苗,家家户户,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新生的小东西,在融融的春光里,遍地散发奶香。冬天已经结束,夏牧场正在招手,牧人们赶着牲口准备转场,到夏牧场去抛洒激情,享受阳光,享受空气,享受洁净的水,享受造物主和生活对他们的无限恩赐。因此,每年这个季节,我脐母必然要把那份浓浓的奶香和那份对新生活憧憬的快乐带到我们家里来,与我们一起分享。
  她把我放在她胖胖的腿上,用她厚厚的,软乎乎的两片嘴唇吻我的手背和我的额头,她说:哦!我的光明,瞧你这一双驼羔的眸子,瞧你这胡拉莱的眼睛!哦,造物主啊,不要让这尘世的浮躁迷惑了我的眼睛,你就让我跳进她这清泉一般的眸子淹死吧。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感觉着她脸上黝黑的皮肤下透出的热气敷在我的脸上,而她小桌子一般硕大的乳房贴在我的胳膊上,像装满了牛奶的皮囊一样软软地晃动。
  她让我母亲给她盛一碗奶牛的初乳,放在她的“小桌子”上,继续说:“我的黄毛丫头,你是我的黄毛丫头,懂吗?你妈生你的时候,你的脐带是我割(扎)的,你要记住你是我的脐子,你是我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谁也没有权利从我这里得到你。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把你装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带回家去,就像我口袋里装了一把糖果一样,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往嘴里放一个。”她向我举一举那碗牛奶:“别怕!我现在还不想带你走,而你要做的是,给我把这碗奶子喝掉。喝了它,谁家的利斧子也别想砍断了你的胡子。哦!瞧你这胡拉莱的眼睛!”她吻我一下:“让我去死吧!”又吻我一下:“让我去死!你这个白房子里的小孩子。”
  我那时年龄太小,脐母的话总让我感到一头雾水。我看着她说话,似懂非懂,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谁。我原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子,平常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怎么会一不小心得到一个女人如此的溺爱。这让我感到手足无措,不仅觉得自己十分对不起母亲,就好像我生来就没有打算做她的孩子,又感到自己深深地欠下了脐母的情份。我们两家平时大各一方,她当她的牧人,逐水草而居,而我们则长久地住在场部里,一年到头也难得挪一个地方,我自以为自己不曾为她做过什么,哪怕帮她看好一只羊羔。
  我曾问脐母:什么是胡拉莱的眼睛?胡拉莱是谁?
  脐母笑答:胡拉莱是一种老鼠!生活在大山上。
  又是一头雾水――我竟是一只老鼠!
  我还曾问脐母:你给我剪脐带用的是小刀,还是剪刀?
  她哈哈一笑说:好家伙,刀子?你说刀子?!它怎么可能剪得动唉。我用的是斧子,是用斧子砍下来的,我的孩子,你想想,你有多么的结实。
  我大失所望。我为我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坚硬如牛筋绳的脐带和如此惊天动地的出生而感到十分心虚。一个女孩子,如此这般,岂不让人耻笑?为此,我曾非常用心地观察过许多有意无意间关注我的人,结果我发现,除了脐母,并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事,更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兴趣。我的担心解除了,我的出生本来就应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这才是合乎情理的。
  事实上,我的出生确实如同天底下所有的孩子一样,平凡不奇。我之所以要被脐母说成那样,纯粹是她的演绎。不过,我出生时虽然她并不在场,不可能给我做剪脐带一类的事,但我来到世上,穿过的第一件衣服,却千真万确是她亲手缝制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我跟脐母之间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份针线之缘,丝丝缕缕,如歌如织。它不是仪式,不是承诺,不是义务,而仅仅是一份寄托。因而,她可以任意演绎我在她生活中的存在,把我原本平平常常的一双眼睛,硬看作是胡拉莱的眼睛。而这种比喻,通常只出现在情歌里,用来喻作少女的眼睛。可以想象,一只老鼠能出现在情歌里,就已经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了。胡拉莱生活在高山上,比一只林间的松鼠更灵异,精明,活泼。它们的眼睛像水里的宝石,纯情而不懂设防。所以,为了不使一个不懂设防的“小动物”,不被过分的溺爱所伤,她宁肯诅咒她自己死掉,说:让我死去,让我死去吧!
  你不觉得我的脐母是一个爱得毫无道理的人嘛?然而,她却认为一个人最好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否则是无法真正领略这个多彩的世界的。人折腾一辈子,顶多也只能得到三样东西:健康,亲情,六畜。健康排在首位,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更重要。而一个人的健康应该向苦日子索取,应该自己创造一份甜蜜出来。她怕只怕我母亲不会当真就把我的一生交给她,否则,她一定要让我跟她上山去,在牲口的屁股后边跟上两三年,挑水,挤奶,打柴,转场,接羔,多经历几次寒冷,多经受几次饥饿,多过几天寂寞的日子,这样炼就了身板,炼就了耐性,还得到了阳光,空气,奶水的滋润,我就能够从容一世了,即所谓别人家的利斧砍不下胡子了。你想,一把斧子,让一个人的胡子都不能砍下来,又岂能砍得下一个人的脑袋?然而,我一天也没有能够跟她到山上去,炼就她希望我得到的那份耐性。与其说这是脐母一生的遗憾,不如说是我一生的遗憾更为准确。我小时候多愁善感,大了又优柔寡断,多少年过去,多少事过去,我竟发现我的脆弱与无能早已把我变成了一个恍如隔世的人,与生活总是格格不入。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所能领略到的真正的寒冷、寂寞、饥饿与孤独是在他的后半生的。要在这个时候再去磨炼意志,为时已晚。
  脐母还认为,死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一个人被大家忘了,那才算真正死了。我曾经为她的这句话支撑着度过我一生中第一个不眠之夜。
  那是在一个父亲远离我们已多日的飞雪黄昏,我母亲突然病危,被人们送到很远的医院去抢救,而我竟也在那个晚上无意间“咽”下一根断在嘴里的针头。虽然那事纯粹是一场虚惊,但那却是我一生中一个最赋有纪念意义的夜晚,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人生会失眠。我母亲要死了,我也要死了,如果没有脐母在这个世上,不知道我会把那一夜过成什么样子。
  我们四个姐妹躺在一个大床上,炉火已经熄灭,水桶里的水正在结冰。我姐姐躺在靠墙的那边,用她的身体为我们阻挡从墙那边透过来的寒气,因为就在墙上挂着的红壁毯后边,结着一层厚厚的霜,在灯光下能发出亮晶晶的星光。我躺在床的外边,算是充当一堵围墙,不至于有人从床上掉下来。外边没有风声,一层一层无声地落着大雪,把带走我母亲的那两道车辙一点一点地埋掉。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咽下针头的事,远在准噶尔那边的父亲更不知道。想起父亲,我泪如泉涌,说不清是在替他难过,还是在替妈妈,或者我,或为我们这个荒草萋萋的家而难过。我把身体蜷缩成一团,咽一口唾沫,又咽一口唾沫,我不知道死亡正在屋里的什么地方做着准备,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悄悄把我拿走。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要到黑土里去了,就像那一个5月那一个老婆婆在那一首挽歌中唱得那样。那时候那个孤独的老婆婆每天上午都要坐在家门前的阳光里捻羊毛线。有人在那边的地灶里点了火,烟雾一团一团从她身边飘过,她连风都不去扇一下,而是一遍一遍地唱,一遍一遍地转着纺锤,好像已经把过日子的事忘了。
  那时,脐母正好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坐在屋里喝奶茶。望着窗外被烟雾锁住的老人,我问脐母她在唱什么,脐母一本正经地说:她在唱她的女儿!她惟一的女儿嫁到外乡,没有过多久就死了,是难产。你们小孩子不懂这个,长大了以后自然会明白的。一个人心里难过的时候,这么唱一唱能好受些。我母亲补充道,其实那已经是过去好多年的事了,可怜老太太就是忘不了女儿。
  她们的话可能使我感到了沮丧,趴在窗台上半天无语。脐母就说:
  “可见死是没有的,如果一个人被人忘了,那才算真的死了。”
  我想,如果我死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我继续的活下去的人,除了我母亲,也就只有我的脐母了。我对母亲已不报太大希望,因为那时她和我一样,生死未卜。相形之下,我更愿意相信脐母,也许在我死后的许多个夏天里,她也会坐在飘过炊烟的阳光地里,捏一把纺锤,给我唱唱挽歌,就像我也是她惟一的女儿那样:
  我把银子戴在了手上
  我把野花绣在了裙子上
  河水干了,小溪断了
  不知我的小驼羔去了何方
  东边太阳出来了
  西边月亮下山了
  可怜我薄命的驼羔啊
  被无情的黑土拿走了
  我这样想着,便悲壮地暗自决定,还是悄悄地死去,反正那针头不会让我感到死得太痛苦。它会像一条沿湍急的山溪漂流而下的小木筏子,顺着我的血管漂到我的心脏,然后悄无声息地置我于死地。  我坚信,这只是一个小小错误,我不会真的就这么死掉,脐母会让我继续活下去,这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事实上,脐母这一辈子根本没有生育过。她家里的那两个孩子,是她从亲戚们那里领养的,而我也并不是她惟一的脐子。除了我以外,她还有好几个脐子,有男孩儿,也有女孩儿,我只是他们中最小的一个。但是,无论是家里的孩子,还是家外的孩子,我们的存在似乎都无法弥补她一生里一个巨大的空缺。听我母亲说,脐母曾对她讲:每次洗澡的时候,脐母都要触摸自己的那对大乳房,并为它们暗自神伤。她对自己说,造物主呀!你赐给了我一对这么美丽的乳房,我却永远不能把它们放进一个小东西的嘴里……然而她还曾对母亲说过,虽然她没有过自己的孩子,但她一点也不因此而怪罪生活和命运。因为在她看来,一个人是既不能抱怨生活,也无法抱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够肉眼看见上帝,并在得到不公的时候对上帝说,我一定要戳瞎了你这上帝的眼睛呢?一个人来到世上,只要能够做到真的哭,真的笑,也就足矣。因为这个世界上值得一个人真的哭,或真的笑的事实在太多了。只怕是该你哭的时候,你强作了笑脸,而该你笑的时候,你又扮出一副苦脸;或者,你这一辈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哭,什么是笑,那你真是枉活了一辈子。人生最大的不公莫过于此。
  我已经早巳不是当初常坐在脐母膝头看着她的两片厚嘴唇发呆的孩子。时光虽然从我的生命中夺走了很多东西,但我却从生活里得来更多东西。我在丧失,也在得到。我想,我已经学会了为一些丧失发自内心地哭,为一些丧失发自内心地笑。比如,为丧失青春感到无奈,却为丧失后的另一种收获而感到庆幸。这得感谢生活赐给了我一个坚强乐观的好脐母。我想,当初母亲之所以默认脐母认我做脐子的请求,全因她有这份好路数!
  老百姓过日子不图别的,只为能好好的活着。
  多少年过去,我如今也已经是当初脐母那个年龄的女人了。为了像她那样活得充实一点,我也学着她的样子认了两三个脐子。然而,遗憾的是,我的脐子们永远不会懂得,在我这个脐母身上,他们再也得不到他们应该享受到的那份油腻腻的奶香了。就像脐母曾经说过的那样,这全因我是一个生在白房子里的孩子。我已经远离5月的阳光,远离产羔的季节,那种生活已经被我荒芜了。这无论对我还是我的脐子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丧失。若说为什么而哭,我想我倒是应该为此而感到悲哀。我不知道我该拿什么来影响我的脐子们,以便让他们多少年后提起我的时候能像我提起我对脐母那样,对生活抱有无限的感激。
  我是苍白的。
  但是,不管怎样,为了弥补我的苍白,每当见到我的脐子们的时候,我总是要尽力模仿着当年脐母的口吻,说:哦!瞧你们这些小家伙,让我死去,让我死去!
  
  帷幔两边
  
  在中午阳光正烈的时候,那个牧人的妻子死了。她的遗体被放在一副担架上,沿着长长的走廊,从我的面前经过。走在担架前面的是我父亲,走在后边的是女人的丈夫。他们走出了走廊北面的那个门,向医院后边的黑山口走去。在那里,住着女人不久前才搬来的毡房。一阵小风从南边吹过的脸,我下意识地向走廊南边的那个门望了一眼,那里,正有一股很粗的光柱斜斜地掉在门框下边,一只白色蝴蝶像一朵会飞的花,飘了几下不见了。我又回头向北,父亲和牧人正穿过一片芨芨草地。草丛里,昆虫们“吱、吱”地叫着,一片鼓噪。一些已经有些枯了的芨芨草,被人脚压得倒下了,又很快地站起来。而另一些有点绿色的,却像被打蒙了一样,不堪重负地晃荡着。而更多的芨芨草,却用它们的身体,轻轻地触摸着担架的底部,好让两个负重的人轻松一些。然而,可怜那女人的丈夫,再也没有什么轻松可言了。   这个女人昨天中午还在医院里,睁着一双大眼睛与我母亲说话。她手里端着我母亲给她烧的一碗奶茶,说,她与盐,与水的缘分已经尽了,就要死了。我母亲说,一个会好好地讲话的人,怎么能端得了碗,又怎么能说死就死呢?
  然而,女人还是死了。
  她可能是我记忆中最早一个故去的人。她的死,让我明白了一个要死的人是不能够端碗,不能够讲话的,而且还知道自己会死。
  女人死后的第二个早晨,我和母亲也走向那个黑沟。我是被她从睡梦里推醒的,她准备了一些油炸的小饼,大概是想让我帮她抬上一段路。她说,天亮以后,会有许多昨天听到噩耗的人,赶夜路远道而来,为死者举行下葬仪式,我们必须为那不幸的女人的后事做点准备。
  我们走过了那片芨芨草滩。芨芨草丛静悄悄的,完全没有烈日下的鼓噪。几只体格很大的蚂蚱无声地跳过草尖,一只麻雀飞进了微亮的晨光。
  走近毡房,我母亲回过头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那屋里毕竟有人死了。
  但我没有回去。
  我们走进毡房里,看见我父亲和那女人的丈夫坐在火塘边上。另外还有三个妇女和衣躺在地毯上打盹儿,每一个人都显得十分疲惫,像是没有睡,显然是守灵守了一夜。火塘里的火虽然一点也不旺,却还没有熄灭。有一些烧柴红着,有一些已经完全化成灰烬,像堆白色的泡沫。一只茶壶坐在火堆里静静地滚沸,满天的晨光正在这家人的天窗上苏醒。
  我看见毡房的左边,挂着一个很大的紫红色帷幔。帷幔的左下角,靠近门边的地方,放着一个条盆,一个壶,一块香皂,有一些水洒在地上,从毡房的篱下流到外边去了,空气里弥漫着香皂的清香。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块“玉兰”牌的香皂。我之所以能够记住那块香皂,实在是因为那个时候得到一块香皂太难了。在我母亲的箱子里,一块香皂的身价与一块金子差不多,没有母亲的许可,我们差不多是不能随便碰它的。我向香皂那边走了几步,看见在紫红色帷幔的那边,露出了那个不幸的女人的两只脚。它们像是被香皂水洗过,干干净净,很安静地放在一块离地面不到一尺的木台子上。
  我感到父亲顺手捂住了我的眼睛,把我的视线从那里拉开了。
  我已不记得那男主人脸上的神情,也不知道他是否当着我母亲的面掉过泪。只记得他也像我父亲刚才那样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那手重重的,热热的,很是厚实,然后就嘤嘤地哭起来。这不矛盾,我确实只记得他的哭声,而不记得他的泪。很多年后我想,那个时候,他看见了我,肯定是联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了他从今以后残缺不全的生活。怎么能不出点声,发泄丧失的痛苦呢?
  天亮以后,真的来了许多人。女人们唱起了挽歌,唱得人人心里酸酸的。
  一些妇女从那女人的箱子里拿出她生前给自己准备好的白纱,剪裁成几块儿,又简单地把它们缝在一起,在紫红色帷幔里给那女人穿上,又用她准备好的一块非常干净的白色毡子把她的遗体裹上,然后摘下帷幔,由男人们把遗体架在一个高大的骆驼背上,向天边的山际远远地走去了。那感觉就像一片远离海岸的孤帆。
  一个女人就那样平静地走了,像她曾平静地活过一样。几天之后,女人的毡房搬离了黑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的家是专为治她的病才从遥远的夏牧场那边搬到黑沟来的,儿女们都留在了山上爷爷家里。
  这个故事的年代实在太久远了,差不多要从我的记忆中淡去。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其中某些细节的真实性。比如落在那个紫红色的帷幔上的晨光,那弥漫在空气里的玉兰香气,还有那一双宁静的脚。但是许多年来,生活在我周围的许多女人又相继走了,踏上了永远不归的路。她们中,有同事,有朋友,有常见面的人,也有我最敬爱的舅母和婆婆。
  她们每走一个人,都要回过头来,在我那不完整的记忆中轻轻地点上一笔,那故事也就越来越完整、清晰,就像前面描述过的那样。而且,我感到,越是随着时间的久远,我越是感到它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们家也有一对红色的绸帷幔,一直放在我母亲的箱子里,那是我母亲和我父来的婚姻惟一可以作为纪念的东西了。这对红色的绸帷幔是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因为它是我童年时,我们家里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那时候,它总是被我母亲挂在她自己的床上,上面挂着一串鹰羽和一串玛瑙。我母亲在这红色的帷幔里生下了我们,我们从这里来到了人间,长大成人,我现在都还能感觉到,我小妹妹未满周岁时躺在里面酣睡的情景,和那一份奶香。可当有一天,它被我母亲从竿子上摘下来,不再挂起的时候,我竟发现我母亲已经不再年轻了。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恍恍惚惚的意识到,这―对红帷幔不全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而是我母亲和父亲浩荡一世的青春,和我们这个家的一片蓝天。他们的青春去了,我的童年去了,可我们家的蓝天却要长久的蓝下去。我们为蓝天而祈祷,我们愿这蓝天永远是一片艳阳天。
  在我,隆事后的一个春天,母亲把家里的被褥拆洗了,把毛毡或压在箱子里的衣物拿到外边,拉起一根绳子,晒在上边。阳光丝丝缕缕,金粉万千。寒冬的记忆像蒸腾的水汽,从雪后裸露出来的土地和我们拆洗的被子,还有我们的衣物上静静地上升,在阳光中散去。母亲的红帷幔和白色的床单在微风中轻轻飘逸,像流过缓坡的溪水,从容而充满柔情。
  那天傍晚,太阳又西去了。母亲拿下还散发着太阳气味的红帷幔,把我姐姐拉到她身边,又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招招手说,你也过来吧,我有话要告诉你们。而后说道:
  “你们姐妹几个中,你俩排在前。有些事,你们是应该懂得的。这个红帷幔以后就不用了,我将把它放在箱子里。记住,一个人是会死的,我和你们的父亲,也是会死的。那是天意所定,迟早要发生的事。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有人间,给你妈遮面的东西在哪儿,你们就把这个拿给他(她)。其他的事,交给他们去做就是了。只是……你们还应该记住,丧失亲人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会让人感到极度伤心,但是任何一种哭,任何一种悲哀都应有所节制。否则,就会让人瞧不起,或让人耻笑,明白了吗?”
  我想,我和姐姐是含着眼泪听母亲说完这番话,并点头表示允诺的。母亲的话又使我回想起了当年那对紫红色的帷幔,那股玉兰花香,那双宁静的脚……我不可能平静。
  我母亲十九岁生下我姐姐,二十三岁生下了我,到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已经十岁了。也就是说,在那个阳光流金的春天,母亲只有三十三岁。
  从那以后,又有二十多个流金岁月从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们六个兄妹身边像跑过的旷野的风,飘过山岭的云,洒过池塘的雨,穿过长夜的梦,远去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的家却总也算平平安安。乐天知命,我们感谢生活给我们的无限恩赐!我们五个姐妹相继出阁,成家立业。在我们含泪告别年迈的父亲和母亲、离开生我们养我们的家以后,竟也有一个好姑娘悄然来到我惟一的弟弟身边,填补了我们离去后给父亲留下的空缺。是的,几十年来,许多事都变了,惟有那一对红帷幔和母亲嫁给我父亲时穿过的一件波兰呢大衣长存在母亲的箱子里。
  我说过:它们之所以能够长存,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家的天!
  我母亲常常感悟说,这世上的事跟人总是有一段距离。一个人会老,而一个件物却不一定老,就是老了也比一个人的衰老要慢得多。我知道,她所指的多半是那一件大衣,而不是那对红帷幔。那是一件做工非常考究的衣服,我母亲说,我弟弟穿上它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说起大衣时,她总是沾沾自喜,而那一对红帷幔却好像被她忘了,就像她的箱子里任何一块布料,只是她想不起做条裙子穿上罢了。但是,只有天知道,那个如今还依然散发太阳气味的帷幔,却是她心中,生活中,生命旅程中一个永远的珍藏。
  红帷幔在珍藏了母亲的一生的同时,也在等待着我们成熟。我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人了,没有理由拒绝生命一再的启示。
  我二十七岁,新婚不久的那一个秋天,在一个飘着秋雨,落叶满地的日子,邻居家的女主人留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来世泥泞不归的长路。
  那天,有许多女人来帮忙料理那女人的后事。我的婚龄在她们中是最短的一个,而最年长的是一个年约九旬的老太太。老太太并不认识刚刚离世的女主人,是被男主人专程请来了帮着料理后事的。因为面对一个生命的完结,我们这些年轻的妇女大多都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就好像已经忘了人是会死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让一个故去的人穿好衣服,干干净净地上路。这使得老太太饱经沧桑的白发和被岁月所扭曲的身板,像一本老辞书。我们必须从这本老书中获得我们欠缺已久的东西,才能面对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也会有九十岁的那一天!在帮亡人缝衣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总是这样,我们忙于工作、写字、上车下车,我们不知道时间天天都在过去,看来我们就这样了。
  没有想到这句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话竟惹怒了那个九十岁的老太太,以至于她的愤怒让我瞠目结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发怒。她就像一个被激怒的老鹰,深藏在缕缕白发下的眼睛不依不饶地盯着说话人,那目光里没有一丁点老奶奶的仁慈与善解人意。
  “好啊!”她说:“说得好极了!看来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家庆贺的事情。听你的口气,你连给自己裹尸的布都不屑于准备。也就是说,你不会死,对不?呸!别让我的老耳朵为居然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害臊……我们是石头,还是木头?一个虫子死了都知道该怎么把自己打发掉。老天哪,我生了八个儿女,埋葬了八个儿女。我把他们干干净净地生在世界上,又把他他们干干净净地送进黑土里。看见我这满头的白发了吗?对!我是一个苦老婆子,我本指望我的八个儿女能把我先埋掉。但老天却偏要让我把他们还有老头子先埋掉……可是,老天最清楚,我给自己准备裹尸布已经有五十多个年头了……以后别让我再听到这样不讲良心的话。别听到,永远不!决不!”
  许多年已经过去,老太太早已不在人世。尽管她那话里深藏了那么深远的无奈,但我坚信她是被活下来的人干干净净地埋葬的,尽管她说她已经无儿无女。对那样一位把死亡与尊严紧紧地绑在一起的老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丝毫怠慢。我能想象她躺在黑土地的深处,长眠在三层白色的纱巾里,陪伴她的是一块头巾,一件纱衣,一条纱裙,和女人月事必用的一块卫生巾。或许,还有一把小梳子,一面小镜子,或一瓶花露水。一个哈萨克女人死后所能带走的全部东西也就这些了。老太太的“辞书”原本就是这样记载的。她曾说,不必给一个死去的女人穿什么奢华的衣服,几尺白布,一把剪刀,一根针线,剪个样子,三针两线缝在一起,就足矣。活着的人能为她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用一块香皂为她洗去岁月风尘。
  这又要使我想起早年那个故去的女人和她简单而又平静的葬礼;想起那一柱从门框里掉在地上阳光,那一只花一样飞过的蝴蝶,那一片为虫鸣而鼓噪的芨芨草滩;又想起那金粉飘洒的阳春五月,又闻到数十年来珍藏在我母亲箱底里的太阳的气味,和她要求我们必须练就的那一份对悲哀与痛苦的永远节制。
  一个女人用一辈子的时光为自己做点事,竟是为了一个短暂的时刻,和一个永远的时刻。而在她的有生之年,这个准备却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像给自己随便做一条普通的裙子一样平平常常。
  我开始真正有点懂得母亲的从容是从何而来了。
  我已经四十岁了。我时常想,虽然我们这些人不一定要像母亲她们那一代人一样,用一个帷幔,或别的什么来为自己做一点可见的事。但是,是不是也该给自己做一点不可见的事,以便像她们那样获得一份从容呢?然而,无论可见还是不可见,真正开始想它时;我才意识到,这份从容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要得到它,就需要先得到一种忍耐,一种默认,一种平和,一种宁静,一种能够容纳一切磨难的常人心态,且能含笑于世。就像一棵冬天里的树,在寒风吹来的时候,弯下腰去,寒风吹走,把腰杆再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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