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成人来说，十四岁的记忆应该是很清浅的。但即使是在这样单薄的记忆里，也仍然存在着明澈的忧伤。这种忧伤是有生命和呼吸的，这种忧伤是可以沿着心灵的轨道滑行的，而且每一次的盘旋都像一张满弦的弓，冷冷地挂在天空，令我在“西北望，射天狼”的苍茫中体味着生命中的苦痛。时间，在不远处一如既往地流淌，而童年的岁月就如这冬日的太阳，缓慢地升起又安静地沉落。
花儿谢了
她住在我楼下。认识她时，我们都还没有记忆。幸好还有一张相片将过去保存了下来――两岁半的我坐在床上，生硬地抱着襁褓中的她，就像，抱着一个稍大一点的娃娃。她长得不算好看，肤色偏黑，额头扁平，嘴唇厚厚的，眼睛还稍稍有些斜视。但她的声音却异常地洪亮，银铃般，不带一点儿奶气。那时，大人们都说，她将来是当歌星的料。
她是热情的，也是任性的。这两样我都招架不住，所以，好到极致或吵到极致，我都急欲夺门而逃。可她鸽子般的神情和小狐狸样的狡猾，对我，又极具吸引力。于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风暴也便是常常来得迅猛，去得干脆。
但我最害怕她哭，因为她一旦哭起来就很倔强，累了，声音便低沉下去，却轻易不会终止。我那时很是奇怪，她在哪里，能够藏下这么多的眼泪，随用随取，永不枯竭。不过，她的眼神倒是非常明亮，不知道是不是经常用泪水洗过的原因。有一次，我在楼上实在听烦了她没完没了的哭声，气恼地冲了下去，只见她坐在一堆玩具中间冲我大叫道：“我很孤独!”那个下午，我便一直在为一个大叫孤独的四岁的小女孩儿梳羊角辫、穿珠链，以及挥霍掉两盒培乐多彩泥。
其实，我像姐姐的时候也并不是很多，我常会因她毁坏了我的一个娃娃或者撕破了我的一本书而闷闷不乐。这时，她便安静得像一朵花，试探并讨好地伸出一枚又一枚柔软的花瓣，弄得我心痒痒的，软软的。和好以后，她总是会哈哈大笑好一阵子，似乎要把刚才憋住的那些笑一次全部释放出来。
因为好动，她一直不喜欢穿裙子，总是随手就扔给了我。我便怀着小小的私心，盼望逢年过节，有更多的人送她裙子而不是短裤。
我上小学那一年，她莫名其妙地得了白血病。那以后的几年间，她一直在吃药、输液、输血、化疗，一直在发烧、疼痛或者无力走路，也一直在稍有精神时就吵着要我陪她玩，而每次她打电话找我，都要先强调一句：“姐姐，我的病不传染。”
再后来，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了医院。她懵懂的神情，稚拙的言语，她的吵闹，她的眼泪，她响亮的大嗓门，一切一切，都离我远去了。
她住在血研所时，妈妈曾带我去看她。她的头发全掉了，胳膊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针眼，而我，也只能隔着绿色的口罩同她讲话。她并不真的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而我懂。她戴着帽子，我便替她摘去了。我说，你不长头发的样子更好看，本来你就像个男孩子。我走时，她倚着门框哭得很厉害。在散发着浓烈的来苏水味的走廊里，我一次次地回头看她。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她太小了，她太孤独了，她也太无助了。后来，她病情加重，又转到一中心医院。我再去看她时，给她带了一大盒香草冰淇淋，还有一个会说话的布娃娃。病房里很热，冰淇淋和我一起默默地流泪。她可怜地被包裹在各种仪器和管子中，激素和化疗使她完全变了样子，她没有喊我姐姐，她连称呼我的力气也没有了。那时我十岁，我真想她立刻坐起来冲我大呼小叫，我宁愿她霸道不讲道理，宁愿将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拿去给她破坏，宁愿趴在地上被她当马骑，只要她能够马上坐起来，只要她能亲切地叫我一声姐姐。
不久，她死了，死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早上。有关她的所有记忆也到这里戛然而止。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她不用再打针吃药，不用再掉头发，不用再做痛苦的穿刺，也不用再哭。也许，她会像天使一样生出翅膀飞翔。也许，她会记得前生，曾经有我这样的一个小姐姐。
她死了，我没有再去过她家，她的父母也没有再邀请我去过她家。我明白，我的身上有着太多她的影子，有着太多有关她的片断。我明白，但我还是难过了许久。后来，她家搬走了。再后来，听说，她又有了一个妹妹，比她健康，比她好看，比她乖巧，只是，我没有听到过她叫我姐姐。
每当春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花儿开，由白到粉，由粉到红，鲜艳得几乎要燃烧起来，我都会固执地想，这些花儿，这一轮轮光洁四射的小太阳，一定是来自我的童年。
外公没了
外公，是我记忆河床中最温暖，最绵长的部分，牢牢占据了我记忆的中心，却又不敢轻易触碰。人的一生，总会经历一些逝去的生命。或许，这就是命运在有意锤炼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外公去世，是在我十一岁那年的冬天。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我的身上有某种豁达乐观的特质，那一定来自我外公的遗传。外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宽厚坦诚。他当了一辈子的大学校长，却始终最爱的是他的古典文学，他的孔孟之道、老庄哲学和咬文嚼字的之乎者也，也始终是个典型的有些迂腐又有些清高的知识分子。外公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的坚强意志表现到了极致，连对生死已经司空见惯了的医生们都不由得钦佩万分。外公离去时，很平静安详，这是外公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仁慈。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对医生，是从值班室到病床，对我外公，却是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很想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可是，他无法再告诉我了。只有他那粗重的带着啸鸣音的呼吸，那熟悉的亲近的身体气息，那产生幻觉时向前方顽强伸出的手臂，时时像针一般，刺痛了我的现在，继而又沉郁忧伤地刺向我的未来。我幼小的心灵，浸满了真切并且苦涩的悲哀。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走在路上，我觉得每个与我擦肩而过的老人，都像我的外公。但随即便是深深的失望。因为，我知道，如果真的是外公，他绝不会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他一定会让我趴在他的膝头，给我讲那些神仙的故事。外公，你难道真的不想，把那些中断的故事给我一一讲完吗?
那支温暖的笔还在，但握着它的外公没了；那件质朴的衬衫还在，但穿过它的外公没了；那些精彩的故事还在，但讲述它的外公没了；同学们的外公还在，但我的外公没了。一种无形的生命气息仍旧在这些熟悉的物件之间游移，只能感觉却无法触摸。
外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笛，怎么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作文还是写成这样啊?”大概是怕刺伤我的自尊，每次，他都装作并不在意的样子，但那神情却认真得很，眉宇间还带着浓浓的学究气，似乎这是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大事情。
外公去世后的半年，我在报纸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我多想听他高兴地说，“小笛，你真的没有白读那么多书呵!”但没有，也不会再有。
孤独时我就会给外公写信，然后，再以外公的名义给自己回信。我和天堂的这种对话一直持续到我上了中学。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在别人忙着烧冥钱送寒衣的夜晚，我在一小块松软的土地上，烧掉了几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有关外公的文字。我看着风把那些灰烬卷起，我知道，外公，他一定读到了我的思念。
但我和天堂来往的那些信件，却始终没舍得烧掉。
有时走在大街上，外公浓重的乡音就在我身后猝然响起，“小笛!”我匆忙的脚步立刻停了下来。我确定那是外公，因为，只有他是这样称呼我的。可是，我却看不到他在哪里。忧伤侵袭过来，却没有立刻从眼中跌坠，而是，在思绪间打着旋儿，然后，一古脑儿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短暂的美好和忧伤，我却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记忆，或者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