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女，１９７０年生于上海，已发表小说、随笔１３０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中短篇作品《浮生》、《繁华》、《重瞳》、《花杀》、《哈瓦那》等，有小说集随笔集多部。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并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译本。曾获国内多种文学奖项。现居苏州。
“瞎子摸象”话王尧
王尧是我的邻居。这个小细节原本我是不打算透露的，但后来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讲。因为这个小细节说明了一个问题：至少，在空间概念上，我确实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接近与了解王尧的优势。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面对同一座明朝万历年间的无梁殿。王尧在无梁殿北，我在无梁殿南。透过几棵很有点年头的香樟树，我还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王尧家客厅的灯火……
优势也就到此为止了，但还是不得不提。因为除此之外，我好像一下子找不到王尧给我这次对他“说三道四”机会的理由。
首先，人家王尧是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在如今的文化语境里，意义多少有那么点暧昧与尴尬，但我觉得王尧倒是正宗。是完全可以拿掉引号的知识分子。即便我说不出沈谦先生那样精辟的话：“王尧做学问既客观又精致，写文章既厚重又灵动，兼具学者的沈潜与文人的慧黠”，但我知道，像王尧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提是个扎实的学问家。而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和很多有学问的人在一起，我会感到紧张。感到他们那些无处不在的学问像山一样压在那里，如影随形。让我透不过气来，憋闷得很。不过话真的还要说回来，和王尧在一起的时候，我倒是从没有这种感受，我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老觉得王尧的学问是透气的。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些黑鸦鸦的上下五千年文明，被王尧辟出一条缝，亮晃晃的透出光来――
但不管怎样，选择我这样一个没学问的人“说三道四”，不是我的错，而是王尧的错。不过讲句老实话，这样的机会倒是确实来之不易，所以也就要好好珍惜。所以我也就想了很多。想来想去，突然觉得这种“说三道四”其实好有一比――《百喻经》里的那些个盲人，互不相让的诉说着他们触觉中的大象：“一根绳子”、“一面鼓”、“一把芭蕉扇”。而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那些“绳子”、“鼓”以及“芭蕉扇”描绘得详尽而生动些。
至于最终能不能组成一头大象，那可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当王尧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文革文学”研究，也还没有和林建法、栾梅健两位先生共同组织起后来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家讲坛”时，他曾经送给我一本名叫《把吴钩看了》的散文集。这本小书，现在的王尧肯定已经不会太看重了。那里面有一些江南潮湿的文体，有一些作为一个学者大气雍容的情怀，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愈来愈多的男生烫了头发――据他们说足球明星的头发都是卷曲的。我神经衰弱得不能看足球赛，便由学生的发型猜想马拉多纳的模样
我希望他们的作品发表，这样可以换点稿费。当然，我要提醒他们千千万万别将空酒瓶子扔到楼下去，那样会给我这个班主任惹麻烦的。若是懒得去废品收购站，我就在楼下叫一声：酒干倘卖无！
请王尧原谅我，没经他许可，就擅自引用他早期的文字。因为我觉得这种细枝末节的性情文字是很重要的。从这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往往更直接、更原创，更接近于大象身上那些真实的“绳子”、“鼓”以及“芭蕉扇”，而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锦袍或者骑鞍。
先来说第一个理由。
我一直认为，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王尧，骨子里其实是个充满温情而具幽默感的作家。至少，在王尧的灵魂里，其实有着极为敏感与温情的一面。在前面，我做了个伏笔。我说，虽然王尧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会感到紧张。不会感到王尧所拥有的那些学问像山一样压迫着我。虽然时不时的，王尧免不了会流露些专业的话语，比如说，他会问我：“最近新写的长篇在文体上有没有突破呀？”他就是忍不住会说出“文体”、“突破”之类的词。但是没关系，这是职业习惯，你还是会感到王尧的学问是透气的。它确确实实的在那儿闪着亮光。
其实答案也就在这里。我觉得，王尧那些结结实实的学问之所以会让人觉得透气，原因正在于，它们是附着在一个极为独特的灵魂之上的。它们有着广阔的背景。有着无底之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的杂志、报纸和书本，上面经常会有很多批评文字，它们给人提供这样那样的“知识”和“学问”，这样那样的“概念”和“逻辑”。但是，在这些文字里面，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少。让人从心里觉得感动的更少。其中的原因，我想，除了批评家太有学问、而像我这样的人太没有学问以外，或许还有着张炜所说的这个原因：
“批评家其实应该就是诗人和作家。真正的批评家是让人感动的，那是因为他们的诗心在感动你。批评家是对于诗意极为敏感的人，而绝不仅仅是一些闷在家里组织新词儿的人。”
王尧肯定不是仅仅闷在家里的人。王尧很忙，除了在家里是个好丈夫、好父亲，还担负着各种各样重要的社会职务。前一阵子非典横行，王尧就是苏州大学非典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很多重要的关于“学术”、“文体”以及“突破”的电话，就是从那个闹哄哄的非典办公室里打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王尧太太非常诚恳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的自我调整能力非常强。”这话如果是从旁人嘴里说出，或许还不太难。因为可以从掩饰或者面具的角度进行理解。但是王太太这样说了，性质就很是不同。
说老实话，对于一个能够自如地转换社会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真是极尽之难）、并且还能充分保持内力的人，其实我是打心底里景仰的。首先，这事要做起来，并且做得好，确实不容易。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做到极致其实倒是容易的，做到极致其实并不难。一个闹哄哄的、把“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行为艺术家”，充其量也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老子全都不怕了，你能拿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怎么样。但我总觉得，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这样做了，并不是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最佳方式。因为你其实是夸张与扭曲了这个世界。你是把这个世界人为的弄小了，而不是把它弄得宽阔与正常。这与提倡虚伪、提倡中庸是两码事。我只是说，有时候你还是不得不有一个底盘，不得不建立一个底盘。建立这个底盘的作用，并不是为你的中庸推波助澜，而是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一种全面而立体的判断事物的标准――
好了，绕来绕去，现在我要说我真正想说的话：
我觉得王尧就是个底盘很稳的人。这个人的内心有一种深藏不露的东西，有着强悍的内力。但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因为正常，反倒反过来有助于提升他的内力。这通常是一类能够让人建立信任度的人。因为社会角色的多样，以及对于这种多样的准确把握；因为一个独特而宽广的灵魂，我相信王尧对于这个世界一定有着他特有的解释与看法――而这，则正是我们现在创作界与批评界所最为缺少的东西。
要说“外圆内方”，王尧就是“外圆内方”。一个锐利的眼神，一个起手，就是小李飞刀，就是兵不血刃，就是致命一击。但是，还不仅仅如此，他同时还又是“外方内圆”，是个原则与边缘、理性与感性兼备的高手。诗心、人生阅历、道德感、对于世界的多层面洞悉，再加上艺术的经验，这才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的、具有“文本”价值与现世意义的王尧。或许，也正因为此，才有可能在近年引起文坛冲击波的“小说家讲坛”第一讲，莫言老爷子的演讲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有趣的开头：
能来环境如此优美、历史如此悠久的苏州大学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但同时也感到这是一场冒险。因为作家大都是不善言谈的。我又是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要不断地说话。这是我的矛盾。譬如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我不愿意的。来苏州大学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因为，我既想来苏州，又不想自已买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这是一个有趣的朴实的、因此也是让人充满信任感的开头。除了莫言一贯的“胡说八道”但又充满真知灼见的风格，还不由让人想到，这就是王尧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平台。一个充满了弹性的真实的平台。同时，这样的姿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个讲坛开设之初，王尧所提出的“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以及“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
正因为底盘是如此坚实稳固，几乎可以说是撼然不动，那么，即便上面山花烂漫、空谷幽兰，即便上面妖孽横行，王尧都只会稳稳的说上一句：“嗯，开着吧。没事。”
何谓“外方内方”，王尧是也。
有一句话，原来不想对王尧讲的，不过现在想想，说说也无妨。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王尧：“王尧聪明，王尧真聪明，王尧才叫聪明。”听得多了，难免也要琢磨琢磨。我当然知道王尧聪明，而且这聪明好像还不全在智商上。举个例子，或者说是笑话。有些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后来，有了这样的经验，就会发觉，其实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就是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我想了又想，得出的结论是：王尧的聪明，其实就在于他既是那个得诺贝尔奖的先生，同时又是那个有良心的太太。
好了，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王尧是我的邻居。他住无梁殿北，我住无梁殿南，所以这篇文章原先我想叫它《无梁殿的幽灵》。谁知风声走漏，结果王尧不太同意。王尧说，幽灵让他想起马克思说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无梁殿徘徊”。后来就改了。结果我成了“瞎子”，王尧则成了大象。其实我倒是真没想到共产主义幽灵这类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在王尧的灵魂里，其实有着很多华丽丰富的东西。它们知道，白天的街市过于喧闹，人声嘈杂，太阳又白花花的直晃眼。所以它们一般只在晚上出来。有时候，我在无梁殿附近的树丛里看到一些星亮的萤火虫，就会想到王尧灵魂里的那些东西。
那就这样吧，向萤火虫致敬。向幽灵致敬。向王尧致敬。
王氏临终之眼
事情得从一本书说起。这是本与中国女人有关的历史书，但讲述者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女人，更不是与那段历史同行的人。因为热爱中国，尤其因为热爱中国历史上那个名叫司马迁的人，因此这位胡须浓密、双目深凹的西方学者才有了现在这个中文名字――史景迁。
这书最高潮的地方出现在快要结尾的第五章。讲的是明末清初，１６７２年１月的一个雪夜，在一个离奇而又绮丽的梦中，山东郯城妇人王氏被她的丈夫、任姓男子掐死在枕席上。
那天郯城的雪下得白茫茫的。一点不像要停的样子。然而乡村妇人王氏的生命却已经匆匆忙忙的走完了。她那短暂的、绝无睡梦绮丽的一生大致如此：
她生在山东郯城。这个城市在１６４１年有过大灾，地震过后，人们找不到东西吃，就互相吃。这地方还不仅仅是地震，还有水灾、旱灾，蝗灾，军队来了，邪教也不消停，土匪则像黑夜跟着白天……在１６４１年的县志中，关于饥饿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这一年，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一起走到田野里；有夫妻两个，感情比较好，一日抱头痛哭，说现在我们俩只能活一个了，怎么办啊？关于贞烈，县志里举出的数字，是十三个女人为此自杀；至于通奸，假如被当丈夫的当场抓到，杀人则是完全有理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分享不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偏僻县城，和很多“受苦受难，缴租纳税，却很少得到回报”的女人不一样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妇女王氏做了她一生中唯一的梦――和一个陌生男人私奔――然而没过多久，王氏被孤独的抛弃在了路上。梦成了噩梦。而正是这个未完成的梦给了她致命一击。
在被丈夫掐死的那个晚上，临睡前，“王氏脱掉外套、裤子和笨重的鞋子。她的小脚上穿了一双磨损的软底红布睡鞋。她的夹衫是蓝的，还有一件白单裤。她把这些衣服放在草席上，她入睡时，任在一旁等待。”
在任的双手深深掐入她的脖子前，王氏做了一个变异的性梦。那是无比炫烂的一个梦。充满了色彩和光明。花，丝带，祥云，轻风，被露水打湿了的鞋和袜。这是灰败的郯城、没有丝毫色彩的女人王氏的一个梦。在这个梦将完未完的时候，她被自己的丈夫掐死了。尸体被扔在雪地里，直到她被人发现的时候，她看上去几乎还像是活着：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
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史景迁系列之一――《王氏之死》，封面是素淡一片，茫然而又无解。我更感兴趣的是台湾的麦田版，我在网上偶尔看到过它。想像中王氏的面容深深的吸引了我。沧桑的形貌背后，是沉甸甸的三个字：知天命。
现在终于说到了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并非是对于苦难的铺设，或是对于困境的愤怒。而是这种熔杂了天命、忍耐、安详和漠然的王氏的表情。沉甸到麻木的表情。
黑格尔曾经这样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从这个苦难的王氏妇女的脸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无限庞大的东方帝国，以及无数无数几乎类似的臣民。直到临死，都无法变幻的表情。张爱玲在《华丽缘》里描述正月乡下看戏的民众。“男男女女都好得非凡。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这些所谓的点，讲的就是一个又一个长得相像、或者不相像、已经死了、或者正在死去的王氏们。
对于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来说，通过《王氏之死》，他建构了１７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王氏的身世极其平常，就连是不是孤女也无法得到完全的考证。她就这样被生了下来，可能从小被人收养，然后结婚；她糊里糊涂的（也可能并不糊涂）和另一个男人跑了，那个男人也极其平常，不知道他叫什么，更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唯一有点戏剧性的是她临死时的场景。非常惨烈、悲哀的场景。她的内脏开裂了，她的双脚踩破了席子，但她的丈夫没有丝毫要松手的意思。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死仍然是有着美感的。她穿着软底的红棉鞋，躺在树林的空地上。白雪渐渐覆盖了一切。在这个幽谧的片段里，死亡有着东方式的特别的诗性。
她躺在林子里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越过她的身体，被我们无意中瞥见？这一段被无数人忽视、被无数“雄伟的废墟”掩埋的人生，史景迁从容地把它扒了出来。被人们称作“像天使一样写作”的史景迁，淡然的讲述着它。在苦难里仍然有着梦幻。一切的梦幻最终又归于苦难。
我是一个对乡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阅读者。但《王氏之死》丝毫没有让我感到陌生或者隔膜。古老东方世界的独特悲剧性，完全取代了地域或者乡村的色彩。这是真正的乡村世界。也是完全无所谓乡村的人的世界。
几百年前的那个冬夜，躺在雪地里的王氏或许也看到了一些什么。在这个庞大东方帝国的偏僻角落里，她静静的躺着。上帝在哪里？当然没有上帝。甚至离郯城不远的淄川县的那个蒲松龄，就连他笔下的那些妖怪、精灵，它们又在哪里？所有的无助完成了最终的静谧。这个诗性的东方国度，人们在薄雾满天中恍恍惚惚的生活着。有些人注重美感，有些人安于天命。反正人生就如同“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那是一种如同诗歌的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东方人早就洞悉了生命的一个大秘密――临到头来，无非是赤裸的个人面对无穷大的世界――而从这一点来说，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雪地里的妇人王氏，与一个中国古代长须飘飘、对酒当歌的诗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