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明湖南湘阴人，1965年清明节出生，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高级工程师，注册建造师。先后在广州军区部队和机关服役近二十年。 自1983年开始在《读者》、《美文》、《羊城晚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共计两百余万字。代表作有《滚石上山》、《梦起洞庭》、《微雨独行》、《股海无边》等。先后有20多篇作品在军队和地方的评选中获奖，有作品选入《中国散文年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北京“的哥”
早闻北京的哥能吹能侃，极富口才和幽默，且关心政治熟知天下事，开始时总有些半信半疑。然而只有当你身临其境，亲身领教了一番之后，方会有百闻不如一见之叹。
那是去年的春天，我特意起了个早，看完天安门升旗仪式，之后便返回入住的宾馆。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整个马路像那句话说的，是一片车的海洋，原来半小时的车程，的士竟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便有些不由自主地叹道：老说广州、深圳堵车，原来远不及北京厉害呀。旁边的的哥立即蹦出一句：“?！首都，首都，肯定‘首堵’嘛！”始听，尚有些不得要领，仔细一回味，让你不得不佩服北京的哥出众的口才和幽默，以及那份大大咧咧、把问题也能当作自豪的皇城根味。当我问及北京的哥中为何有的普通话标准些，有的将“得”、“嘛”、“一”等字眼卷舌音特别重的时候，这位的哥又是一声：“嗨！那些都是北京郊区的。”言下之意，他才是正宗的京城的哥。
提及北京的哥关心政治，其言其行更是精彩连连。几个朋友坐在后座聊天，议论着一些时事等话题，冷不防的哥也会饶有兴趣地热烈插话，有时还会跟你争个脸红脖子粗。北京的哥开车时很少将音响设备用来放听音乐，一般都是在收听新闻。车前顺手的位置都会放上几份《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什么的。只要有点空隙，遇上红灯，堵车，他就会翻一翻那些报纸。我一个朋友上车时提着个大包，这位的哥说，“?，哥们干吗，人大会都开完了，还来跑官送礼呀。”
北京的哥还有一大特色就是遇事不拐弯儿，爱认死理，市场经营意识也不太强。记得，那次是春末夏初的一个晌午，北京的太阳正盛。我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出来，要到马路对面打车。因横穿过马路不太方便，就叫了一辆顺道的的士。的哥建议说前面要绕一个大弯太浪费。我顺嘴说不要紧，多不了几块钱。这位的哥却怒了，说：“请你下车。”声音冷，态度坚决。我下了车后又听到他扔了一句，“钱多就攒着，别乱花，记着啊！”我到马路对面好不容易上了第二辆车，我有些怕热，就提议的哥打开空调。他说还不到开空调的季节，我说可以多加一些车钱。结果，我仍是遭到了的哥的白眼：“加钱也不开，你看看长安街满街的车哪辆开了空调？”一句抢白，让我郁闷了半天，直觉北京的哥既牛得可以又傻得可爱。
由此，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林语堂老先生八十年前说过的“林语堂定律”：“假如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各出了一个不肖之子，假如都被父母一顿棍棒逐出家门；再假如浪子回头，都在二十年后衣锦还乡。那么，北方回来一个什么人，南方回来一个什么人？”他给出的答案是：“北方回来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而南方回来的则肯定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也就是说，中国北方人更有政治军事秉赋，南方人更有商业经营才能。因为同样乘坐的士，如果在南方，只要乘车人高兴又肯出车费，哪怕是你想要绕广州转圈，转上一天一夜，的哥也会十分乐意。他决不会问“为什么”。转完圈，数着他应拿的钞票，的哥肯定还会问上一句：老板，要不要再来几圈？也许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吧。
前不久，我又一次出差来到北京。同行有位老人行动不便，我们要从毛主席纪念堂绕道去故宫，因距离太近，结果连问了三辆的士没人搭理，最后一位北京的哥见我满口南方口音，顺便来了一句：“你去找一辆南方人开的的士吧，也许可以。”结果问到第六辆的士，还真让我们上了车。一打听，果然是一位从北京部队退伍留在北京的温州的哥。南方人的亲和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下车时我们互留了联系电话，并承诺下次找车一定给他打电话。
北京的哥作为首都的流动窗口，还有许多属于“高大”的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在这里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兴趣所至，截取他们身上的一些边角料，向人们展示一种特殊的民间视角，权当朋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而已。
长沙“水老倌”
“水老倌”一词出自长沙的俚语，意思是流里流气的青年哥哥。“老倌”本含“老头”的意思，长沙话习惯反讲顺听。至于说到“水”字，本来是无形无色，在长沙话里却成了贬意，有些“提都提不起来”的寓意。二十多年前，我尚是一个懵懂少年的时候，就见识过许多长沙城里的“水老倌”。见他们留着长发，戴着“蛤蟆镜”，蓄着小胡子，上着花格子衬衫，下穿把两瓣屁股绷得紧紧的“喇叭裤”，脚蹬乌黑锃亮的三接头皮鞋，骑着的自行车车头上挂着一台装着干电池的三洋牌收录机，超大声播放着花鼓戏选段。见着靓女，便一齐吹口哨，打榧指。用当时长沙城里时髦的话说，水老倌们的行为叫“拽味”。而老百姓形容他们是：水老倌吹口哨，风吹尿壶叫；水老倌打榧指，一堆臭狗屎。
在城里玩过瘾了，水老倌们有时也会三五成群地跑到郊县的农村去“调口味”。在城中，也许多见少怪，水老倌们的言行举止，最多会遭到老人们的一阵摇头叹息，或被口语调戏过的姑娘骂几声“流氓”，也就过去了。但到了乡下，他们多数会被在田畴中劳作的姑娘小伙子甩出的“稀泥牛屎”、“土圪瘩”等“土制炸弹”的袭击，少数还会被村民们拿起锄头扁担，像电影片中打日本鬼子般地进行追赶。这时的“水老倌”们只能仓惶地跳上自行车，夹紧裤裆，落荒而逃。
记忆中，那时的长沙城没有这么多的高楼，没有这么多的汽车，也没有现在如过江之鲫般的人群。一路自行车的铃声响过，一路口哨吹起，一路“十月怀胎”、“十八摸”等男欢女爱的湖南花鼓戏声飞过……成了长沙城里当时特有的一道景色。
二十多年过去，再回长沙，走在城区的宽道深巷，却鲜见当年“水老倌”们的身影。但在这个经济并不怎么靠前，但四处尽是歌舞厅、迪吧、洗脚屋的省城内，仍有一股似曾相识的气息裹挟着我。那是一股比鱼腥味谈一些，比花草味浓一些的轻?、氤氲之气。
说起城市的特色，长沙城可能是国内所有省城中别具特色的“娱乐城”。这里有数不过来的洗脚屋，据说单是最近五年，长沙城内开的洗脚屋便有千余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沐足城”。至于说到长沙城内如雨后春笋般一家比一家开得红火，开得热闹的迪吧，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且多数均以“太阳”命名，什么“红太阳迪吧”、“金太阳迪吧”、“银太阳迪吧”、“蓝太阳迪吧”……让人目不暇接，名字叫得也有些云里雾里。迪吧内播放着由小到大让人心跳加速的“的士高”音乐，不设舞台，人们肢体“亲密接触”，兴奋所至，还可以跳上特制的茶几和沙发上群歌乱舞一番，整个吧厅里全是摇头晃脑，临近“醉生梦死”的人们，有青年人、中年人，也不乏个别心脏好的老年人。回长沙，友人请客不像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请你喝早茶、吃宵夜，也不像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请你游名胜、吃西餐，而是先请你沐足，再是请你上“迪吧”心跳狂舞一回。交叉影射，随着音乐越大抖动而闪烁得越厉害的镭射灯下，满眼尽是长发倒竖，醉眼朦胧，扭腰挥臂，打响榧吹口哨的，让人大有时光倒流、回到满城尽是“水老倌”的时代。至于城中一家连着一家的星级酒店的歌厅里，也不像沿海城市的歌厅所展现的多是纯歌舞表演、模特走秀、众人唱K等节目，而是一台接着一台嘻笑怒骂、插科打诨的通俗文艺晚会。台上的众多帅哥靓女故意地打扮得流里流气，装疯卖傻，或用俚语调情，或用“荤段子”说事，赚取观众一阵又一阵笑得掉眼泪的笑声。难怪乎，就连湖南电视台也以打造“娱乐节目”走在了全国省级电视台的前列，他们设置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娱乐秀”等节目一度成了省一级电视台的经典。看着常常藏着一脸坏笑，操着一口长沙普通话把观众逗得喷酒喷茶的汪涵、何晶晶，还有奇志、大兵，竟和我记忆中的“水老倌”们的形象重叠。
在偶尔的一次酒宴上，我认识了过去长沙城内元老级的“水老倌”郭晓明先生。已年近六十的老郭仍爱穿红色T恤，留着“山羊胡子”，名牌的西装裤照例把有些松驰下坠的屁股绷得紧紧的。老郭现在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年轻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街道“水老倌”的小头目。一次，他率领十多位水老倌“上山下乡”到长沙城附近的浏阳乡村去“拽味”，结果遭到稻田里插秧的姑娘小伙子们“堵截”和“攻击”，老郭慌不择路，连人带自行车一起摔倒在臭水沟里。后来，他和城内一些“出名”的水老倌就被遣送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长头发铰了，喇叭裤剪了，花格子衣服也被压到了箱底，和过去那些拿起“扁担锄头”追赶他们的农民兄弟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这样的“低调”生活可能太长了些，直到前几年老郭的经济好转，他又和过去一起玩耍的“水老倌”们才自费成立了一个“湖南知青艺术团”，过起了久违的“拽味”生活。知青艺术团曾多次到他们曾经“调口味”的街道社区和农村义演。迎接他们的当然不再是“稀泥”、“牛屎”，而是鲜花与掌声。后来，老郭领导的艺术团还荣获过“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金奖和“长沙市群众文化艺术最佳团队”的荣誉称号。
直到这时，才仿佛有些明白，现时的我为何在街面上再也找不到“水老倌”们的身影了，原来他们早就各就各位“大隐于市”了。
河南“忽悠”
长年的“漂泊”生活，河南这个不东不西不沿海不靠边的内陆省份，我是去得最少的。平时除了与“河南籍”朋友进行有限的接触外，听得最多的恐怕要数有些丑化河南人如何忽悠别人的多种段子了，什么“河南人在厕所里倒卖洲际导弹”，“河南籍班长忽悠炸雕堡的英雄，巨响中，留下英雄最后的呐喊：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等等。春天经过河南，一望无际的中原大地，绵延不尽的单调的大平原，尽是一片黄色。黄河、黄土、黄脸，如果正赶上太阳反光，你甚至会怀疑整个地面上满眼是秋后的庄稼。郑州的天空显得比广州更加灰暗，街头门脸上多是“红焖羊肉”、“郑州烩面”之类的招牌。夕阳下，炊烟中，不管是村庄还是城镇，见得最多的要数一个个端着一个装着面条的盘子似的大海碗，蹲在地上肆无忌惮地把面条吃得呼噜呼噜响的老少爷们。
这些，只能说是自己走马观花般对河南的初步印象。真正面对面地接触河南人，要算是一年前，我陪一位专做公路工程的朋友去郑州参与一次工程投标。我俩是在秋日的一个下午乘飞机前往郑州的。做公路工程的朋友姓何，是个地道的广东人。他前往郑州，是为了参加修建一条由郑州至河南一个地级市的一段高速公路的投标。因人生地不熟，就临时请我同行做“参谋”。刚好，我也想顺便再来河南看看，详细品读一下那表面看似单一，但内涵却无比丰富，表面憨厚木讷，但不经意间又流露出些许狡黠泼皮，表相贫瘠落后，而历史深处却又蕴藏着几千年的文明火种的神秘之地。神奇而又矛盾的那山、那水、那人啊，时常让我留意和牵挂。
飞抵郑州，负责接待我们的小姐姓陈，是当地一家公路工程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陈小姐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皮肤白?，身高脸阔，一路上不时用河南特有的普通话与我们聊天。谈笑间，陈小姐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建在市郊的星级酒店。何经理很快在“指引下”便到宾馆的总台刷卡开了房。我们两个是平时很少见的朋友，出发时已说好俩个人住一个房子，晚上多聊聊。陈小姐用“带电流”的眼神盯着何经理，说：“你们广东来的大老板也那么节约，晚上我和总经理都要来汇报工作，双人房不中啊。”在她的“开导”下，何经理只好换成了两个套房。
晚饭时，陈小姐把我们引到了宾馆酒楼的一个最大的包房内。不久就接踵而至来了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还有甲方代表、工程监理等十多位“河南大汉”。这时，我注意到了陈小姐小鸟依人般地坐在了我和何经理的中间，并不断地帮何经理选茶点菜，递烟拿，酒忙个不停。
河南人的确好客。他们敬酒时总是很尊敬地端起杯子，请你饮下第一杯，叫“门盅”，然后再倒上第二杯和第三杯。开始，他们自己都不喝。见我和老何一脸迷惑，陈小姐在一旁解释道：这是河南人敬酒的“规矩”。当下，老何就在我耳边细声抱怨：这不是忽悠人么？待你三杯空酒下肚，有些云里雾里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互敬。北方大汉个个酒量惊人，不一会儿，四瓶茅台便见了底。这还犹可，就在何经理买单准备刷卡时，陈小姐又在他耳旁提醒：来的都是领导，最好给他们每人拿两条烟，表示表示。这时，我已明显感到何经理有些无可奈何了。
第二天中午，照例又是一顿酒肉，这次招待的是公安、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的朋友。说将来工程开工、注册、拆迁时用得上。照例又是三大杯先让我们喝，照例又是拿酒拿烟作礼物。陈小姐还不忘提示：晚上和明天还要请设计、验收方的朋友……直到这时，我和何经理才仿佛明白一些什么。于是，我找到僻静处辗转接通了一位在河南交通厅工作的朋友电话。朋友一听，就马上说，你们参与的这条公路目前仅在论证阶段，“八”字还没一撇，你们上当了，这帮人极可能是骗吃骗喝的低级“忽悠”；他们抓住你想承包工程的心理，引你至朋友开的酒店，连吃带喝再拿，尔后再根据消费比例私下分成。
回到宾馆，何经理数落着攥在手中数额达四万多元的银联刷卡小票，嘀咕着先前购买标书资料花出的两万元钱，愤怒地连第二天一早的飞机票都不等了，决定改乘当晚的火车快速逃离。火车上，望着有些闷闷的老何，我便和他开起了玩笑：“你听听，火车铁轮撞击钢轨是什么响声吗？”“是哐哐啷，哐哐啷呀。”“不对，你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段子吗？火车在途经河南时发出的声响是：‘骗死你、骗死你……’”
听完，何经理才“卟哧”一笑，把苦脸变成了笑脸。
有道是“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何经理遭遇了一次河南人的“忽悠”之后，就有些不相信河南人了。可越是怕，越是想躲，河南人似乎偏偏与他纠缠不休。我们刚从郑州回来不久的一天清晨，何经理开车从番禺回广州城区。当他行至九江大桥时却遇见两个邋遢的老人站在路中央，不顾生命危险，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用尽全力地挥舞着双手拦截前行的车辆，示意停车。何经理第一个反应就是摁下汽车门锁按键，潜意识地摸摸放置在座位底下的防盗锁，他以为又遇到河南“忽悠”了。就在前面的车辆在两位老人拦截下纷纷停下来之际，何经理才得知，原来是九江大桥桥墩惨遭一艘运沙船的撞击，桥中间一段全部倒塌。正在捡垃圾的两位河南籍老人路过大桥看到一些车辆冲入江中之后，冒着桥面可能进一步坍塌的危险，拼命拦截前行的车辆停车。先后有八辆与何经理一样驾驶的小车因老人的拦截，在死亡线上止步了。后来，据媒体报道：经他们多方寻找，得知两位名叫谢凤运、王文田的河南老人，做了好事之后，又默默无闻地继续收他们的废品去了。更令人感动的是，生活在贫困当中的两位老人硬是把获得的两万五千元见义勇为奖金全部捐给了家乡的学校。据报纸报道，老人在捐钱现场对孩子们说：“人要本分，从小就得学，咱不能给河南人丢份。”
当何经理在电视里再次见到两位河南籍老人憨厚的形象，听着满口土得掉渣的河南土话时，他竟开始怀疑前不久在郑州亲身经历的那一幕的真实性。“同是河南人，区别咋就这么大呢？”何经理告诉我，通过这件事他对河南人的看法开始有些改变了，也对茶楼酒肆里越传越玄乎的关于河南人忽悠别人的各种“段子”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还是何经理，又是河南人。也是去年的上半年一天的晚上，老何喝了酒，不慎将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皮包遗失在自己居住的住宅区的花园过道里。何经理的包里共有现金、购物卡八万多元，还有一张一百多万元的现金支票，三串汽车钥匙和一些证件。又是一个名叫王启运的河南平舆籍保安，在小区巡逻时捡到了这个皮包。来自农村的王启运此时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正患尿毒症，已负债累累，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面对拾到的巨款，他首先想到的是急失主之所急，将皮包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小区物业管理处。后来王启运说，他的所作所为，其中也有替河南人争光的想法。因为在他所工作的这个南方的大都市里曾有人贴出过“防火防盗防河南人”、“招工不要河南人”等岐视性的标语和横幅。
带着感激，也带着疑惑，何经理邀我又一次坐上了从广州开往河南的火车。车过湖北，何经理笑着对我说：“这次听到的火车‘哐哐啷、哐哐啷’的声音怎么感觉也不再是‘骗死你、骗死你’了。”“那是什么？”“好像是‘感谢你、感谢你’的声响……”听后，我和何经理都笑得抱成了一团。
笑声透过开着的车窗，传到了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