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铁志 1960年生于吉林省通化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红旗》杂志编辑、《体育报》记者，现为《求是》杂志编委、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如果我死……
都说人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为，那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的。对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不论你荣华富贵，还是穷困潦倒，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不过咫尺之间。有道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生命的长短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相对论命题。如此说来，需要那么在意长寿与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么在意世俗的评价么？
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因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绝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异于延长人的双重痛苦。我知道我虽然叫“铁志”，但其实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经不起癌症的折磨。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病长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评价要以一个病人的痛苦作条件，不是显得有些残酷么？我的家人、我熟悉的医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为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但我由衷地赞成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我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别人为我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的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乞求高评价，说明缺乏底气、没有自知之明，无异于自取其辱；假作谦虚状，显得故作姿态、装模作样，也不免贻笑大方。如果再为被确认是一个“什么工作者”，而不是一个“什么家”而烦恼，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齿。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将死之人，更是出自单位的人、周围的人，谁会对一个弥留之际的生命吝惜赞美呢。评价越高，说明将死之人弥留的时间越短。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有什么不能通达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将随风而逝，几句好话又何必太当真呢？假如一个人活到弥留之际还不清楚自己是谁，还要依靠外在的评价确认自己，做赞美者赞美的奴隶，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不是非常可怜又可悲么？别人怎样想是别人的事，我决不想做这样可怜的人。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一类的会议。喜欢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里，讨厌我的人巴不得我早点儿滚蛋。开那么一个会有什么意思呢？开给谁看呢？无非是在我毫无生气的脸上涂上俗不可耐的胭脂，将我冰冷的尸体装进崭新的西装，然后抬将出来，摆在鲜花丛中，如果幸运，身上或许还会盖上一面庄严的旗帜。接下来是我的亲人悲悲戚戚地竖立一边，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鱼贯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哀，都要绕着我走一圈儿。如果我真有灵魂，我会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拥堵的街道上，我要为展览自己的尸体耗费同志们起码一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还要为瞻仰自己并不英俊的冷脸再耽搁大家起码一个小时时间。两个小时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一个人的半天是何等宝贵，假如真有那么几十人上百人前来，其损失真可用“巨大”来形容。朱某终其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何必死了倒来折腾大家呢？
如果我死，决不购买高价骨灰盒，决不定购墓碑、墓地之类玩意儿。我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巴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我知道人死如灯灭，生命不复返。虽说“物质不灭”，但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人死就死了，转化为别的什么东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关心的。既然生命都没了，还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么盒子里干嘛？不少人一辈子没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时争两室的，有了两室的又争三室的，一生就这样争啊争的，其实最后大家都复归“一室”。而就这一个小盒子，还要分出玉石、玛瑙，檀木、樟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材，真是想不开啊。我死以后，决不保留骨灰、决不把那无聊的东西放在盒子里吓唬孩子。如果妻女听我的话，应该先将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假如它们能在其他的生命里得到新生，我将感到莫大快慰。然后应该将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作解剖教学用，假如学生们从我身上能够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我又将感到莫大快慰――人死还能有一点用处，岂不反证了活着的时候也不是浪费粮食的货？再接下来就该果断地把我火化，趁热把我的骨灰埋在随便哪棵树下，我的灵魂或许可以随着绿叶升腾到天国里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没必要了。咱们国家本来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争地盘儿了。既然连块墓地也没整，墓碑就更没必要了，还是留给农民盖房子、垒猪圈吧。
“政治高度”是什么高度？
在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做法中，说什么事重要，一定要和政治扯上，光说这事本身重要不够，必须上升到“政治高度”，才能显出境界，看出水平。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性，就不足以表达重视的程度。连发一个召开运动会的简单通知，也要说“必须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看待这届运动会”。
从来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似乎没人觉得有何不妥。然而“政治高度”到底是什么高度，仔细想想还真是个问题。为此我采取了一点笨办法，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那上边说：“政治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辞海》的说法与此大同小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说政治的“表现形式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不才愚钝，看了两大权威工具书的解释，觉得政治是很大的东西。从政治主体看，“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无所不包；从活动范围和对象看，既有“内政”，又有“国际关系”，既有“政策”，又有“活动”，真是包罗万象，涵盖一切。难怪说什么重要都能和“政治”扯上，怎么扯都不算过分。
没错，什么似乎都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看，因而都是政治问题。警察不抓小偷，会影响社会治安，那肯定要导致政治问题；房价飞涨，百姓买不起房，会引发不满情绪，也会导致政治问题；官员腐败，失信于民，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如此说来，就没有不是政治问题的问题。所以上级发文说开好运动会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自然是不错的。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政治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一支，毕竟不是全部；政治家作为人群中的一群，毕竟不是全体。什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也就都不是政治问题；什么人看问题都像政治家一样上升到“政治高度”，也未必就是一个好高度。正所谓“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结果的结果也不是结果”。职业政治家讲政治理所当然，领导干部讲政治势所必然，共产党员讲政治党性使然。不仅要讲，还要经常讲，要讲清楚、讲透彻、讲到位，讲出经济社会的普遍发展，讲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美满和谐。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时时刻刻把政治挂在嘴上，都有必要把本该属于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上一番。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起码首先定位于那个问题，从那个问题所属的领域和规律出发，发现存在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给公众一个像样的交待，不是就很实在、很诚恳、很好嘛。比如还说开运动会，我看就不一定非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举办一届运动会，让大家投身到全民健身运动当中来，既活跃了气氛，又锻炼了身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本身就是一件好事，选好场地，组织好人员，做好服务，让大家高兴就行了，干嘛非要和“政治”扯上？在我看来，这一扯，既没有抬高运动会的规格，也不会暴涨运动员的身价，反而有降低政治的嫌疑，起码显得不够严肃和庄重。
其实，一个社会固然不能谁都不讲政治，因为你不讲政治，政治要讲你，政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总在以它特有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时时处处讲政治，把政治始终挂在又高又亮的地方，其实并不一定是政治的高境界。大爱无言，大恨无语，政治的高境界，恰恰是政治的不露痕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与百姓无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咱们的光荣传统。但“有责”的“匹夫”不一定凡事都要以“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办法来体现自己的责任感。全民都是政治家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做好本职工作，尽到应尽的责任，做工的造出好产品，种田的弄出好粮食，教书的带出好学生，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
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倾向是计划经济的同胞兄弟，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使我们不难回忆整个社会“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那会儿的总体格局。甚至可以说，当中国社会全民皆为政治家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遭受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殷鉴不远，在三十年前而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此，中国人民摆脱了庸俗政治的束缚，把全部热血和生命投身到国家建设和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上来。短短三十年，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懂得“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才明白真正的政治不在政治家的口头上，而在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奋斗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离开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离开了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说什么“政治高度”！
有趣的是，就总体而言，过去这三十年，恰恰是普通中国人最少关心政治的三十年，也恰恰是国民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三十年。“最少关心”不等于不关心，而是以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方式关心。是把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委托给社会公职人员，交付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优秀代表来行使。而普通人民腾出手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各尽本份，其乐无穷。从这个意义上讲，老百姓都不过问政治，很可能是政治清明的最好表征，是讲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时我想，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表面上是一种升华和提高，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逃避和偷懒。如果在某个问题本来的层面上认识它，就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没有相关的知识，就难免说话不得要领，工作不着边际，结果贻笑大方。而“政治高度”相对来说更原则、更笼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什么事情一上升到“政治高度”，听起来又冠冕堂皇，又显得有境界，谁能说不对呢。
其实很多事情也许根本用不着那么高的高度，只在它应有的位置把它做好就很好。扫地的一丝不苟地把地扫干净，卖货的实实在在卖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当记者的老老实实采写真实新闻，看病的规规矩矩救死扶伤，那是一种多么温馨和谐的景象。而把什么事情都不在它应有的高度来看待、来讨论，而是“上升”到本不属于它的高度来审视、来研究，究竟是一种重视，还是一种推诿、一种搪塞、一种扯淡，恐怕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