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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生辰的诗句 庆生辰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一      1928年6月4日10时许,中南海西侧紧临春藕斋的万字廊――张学良的驻节地,正在举行着气氛热烈的小型宴会。杨宇霆、孙传芳和军团部高级人员以及少数亲友,齐聚一堂,为少帅祝贺生日。
  这些天,同僚们的心情都很压抑。奉军节节失利,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又兼日本人出面要挟,提出中日合资修筑铁路的无理要求,张作霖与日本驻华公使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冲突,他声色俱厉地骂道:“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他见大势已去,决定接受张学良、杨宇霆的建议,下达总退却的命令和出关通告。
  3日夜间,在前门火车站送走了老帅一行之后,杨宇霆、孙传芳就商定,明天要搞一个小型的聚会。因为少帅的生日到了,大家要借此机会庆祝一番,放松放松紧张的神经,也消消多日的晦气。
  岂知,世事茫茫,殊难逆料。任谁也没有想到,聚会刚刚开始,少帅就接到了发自沈阳帅府的特急密电:
  雨帅皇姑屯遇难,速回奉料理善后。
  这十四字映入眼帘,不啻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可是,少帅立刻就清醒地意识到,此时必须冷静。于是,丝毫未现慌乱之态,镇定地告诉大家,返奉途中,大帅受伤。伤势不重,正在治疗之中。因为决策屡要紧急议事,与会者也就在扫兴中悄悄散去了。
  这是张学良在军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过生日。他感到非常沮丧。
  “万事重经始,生民皆有初。”庆生辰,原乃人之情亦理之常也。人是最可宝贵的。这一天,不仅见证了一个家庭新的生命的肇端,也像树木的年轮、崖岸的潮痕,记录下岁月流逝的重重足迹。因此,无分肤色,无分畛域,无分族群,也不论男女老少,都对年年此日,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为祝为颂,饶有兴趣。
  可是,在青年时代的张学良来说,却是少有的例外,他对于过生日,一向持消极甚至抵触的态度。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关联。同其他人出生在白光耀眼、净洁舒适的产院里或者温暖的家中,“哇哇”矫啼在火热的炕头上不一样,他落草在一辆飞驰着的大马车上。他睁开眼睛环顾世界,最先入目的是大野的苍茫和天地的空旷。
  当时,辽原大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的母亲赵氏怀着身孕,乘坐一辆农村的大马车仓皇逃难,飞奔在乡间坎坷不平的土道上,结果提前把他生了下来。由于颠簸得厉害,他的小脑袋被撞伤出血,直到晚年疤痕还在。母亲抱着他躲进附近一个族侄家里,一住就是几年。到了六七岁,他才被接到新民县城,从师就读。他的父亲张作霖,原本绿林出身,接受招安之后,当了一个月无定薪、夜无定所的“保险队”头目,处境也十分艰难。就是说,他的童年是在生活拮据、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家里根本没有条件让宝宝“抓周”,办酒席,吹蜡烛,他也没有吃过爹妈亲手煮的生日红皮鸡蛋。自幼就没有形成“庆生辰”这个概念。
  而且,人们常说:“孩生日,娘苦日。”每逢自己的生辰,都会记起母亲临产、分娩的痛苦,所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下至平头百姓,上自帝子王孙,任谁都没有例外。为此,古代的梁元帝、隋文帝都曾下令,在自己生日那一天,要为母亲吃素,以报答其苦难与艰辛。而张学良说到自己的母亲,更有一种迥乎寻常的隐痛。由于产前饔飧不继,产后失于调养,又兼惊恐、劳累,经受风寒,生下他来以后,他的母亲就羸弱不堪,饱受疾病的困扰。而她的性格又十分刚烈,生就一副“冻死迎风站”的嶙峋傲骨,宁可忍饥挨冻,也决不肯向亲戚家求援。日俄战争爆发后,外国军人在这里杀烧抢掠,村屯男女奔逃一空。母亲擦着泪眼,把几块银元绑在他的腰上,催他赶快逃生,嘱咐说:“遇见面善的老头儿,跪下去给他磕头,捧上现洋,请大爷送你到城里去找你爸爸!”他惊恐地问:“那!妈,你呢?”妈妈哭了:“你不要管我!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过后不久,母亲就病死了,时年三十八岁。
  “我的母亲没有享过一天福!”张学良后来说,“如今虽然极荣鼎盛,光耀世间,又有何用?”不难设想,在这种心态下,他对于庆贺自己的生辰还会有什么兴趣呢!
  父亲的惨死,更给他带来了无涯之戚。他告诉采访的记者:
  我父亲死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真正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真生日,一过生日。我就想起父亲。
  作为一个孝子,他每逢生日这天,或者当人们提到他的生日,什么喜悦,什么兴致,都会被那种漫天塞地的丧父之痛冲刷得无影无踪。
  尔后,情况就更为复杂了。无论是掌政东北,独挡一面,还是戎马倥偬,南北驰驱,烽烟遍地,尘满征衣,都使他腾不出时间。也没有闲情余兴,去庆贺什么生辰。且不说,那让他久负骂名的九?一八事变,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囹圄生涯,既没有条件,更没有心情,过问庆生辰这码事。
  
  二
  
  相对于二十八岁那年的倒霉生日,张学良的九十寿辰,倒是过得隆重而热烈,风光无限,体面十足。
  不是说他对于庆生辰一向不感兴趣吗?那么,九十之年怎么竟大出意外?原来,这里有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情节”。
  早在1989年初,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就商定,组织代表团前往台北,筹备6月3日为张学良举行八十九寿辰庆典。会长张捷迁教授致函张氏夫妇,邀请他们届时赴会。张学良览信后,断然予以回绝:
  捷迁弟大鉴:
  来函奉悉。余何德何能,诸公对余深厚友爱关怀。良何人斯,敢以言寿。此间亲友,已酝酿为我作寿,我已严词拒绝。你们诸位,如此一来,等于推波助澜,岂不是对我内外夹攻。避寿不敢言,我只好“逃之夭夭”,离开台北。良对诸位郑重恳求,千万千万不要万里奔波,虚此一行。我再郑重谈一句,诸位若是来。也绝对见不着我们俩。良绝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感愧。诸位也能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诸位既然这样爱护我。自然也会体谅原宥我。天假以年,后会有期,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手启
  看得出,他对于庆生辰的拒绝,是真心真意、实实在在的,体现了他一贯的思想。就外因来说,显然是怕这类活动被赋予政治色彩,招致不应有的麻烦;而从他的心理分析,对此他根本没有兴致。同青少年时代追逐热闹、喜欢聚堆的心境截然不同,几十年来,早已习惯于那种无声无臭、静水闲云般的恬淡生活,偶有聚会,至多也不超过“两个牌桌”(八人),人一多,他就感到云遮雾罩,“脑袋发大”。他的一句口头语是:“已经成了隔世之人了!”
  1990年的这次贺寿,不同于过往任何一次,它是在特殊情况下、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一场聚会。从年初开始,张学良事实上已经解禁了。为此,在台的一些朋侪故旧,想要通过这样一种举动表示庆祝、纪念,同时也是一种告慰,一种昭示。
  对如此良苦用心,老将军自是感动与理解。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拘禁五十四年,一直幽居独处, 许多故交都不通闻问,今天,那些旧雨新知,厚爱有加,竟然主动安排为他隆重庆贺九秩生辰,岂能不衷心铭感?但他细加揣磨,又有些犹疑:不管怎么看,也不论解禁与否,他终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影响。而参加这次活动,出头露脸的,又大多是军政要人与社会各界闻人,他不愿意同这些“热场中人”公开地搅合在一起,他尤其不想就此终止往昔的宁静生活,陷入红尘十丈。因此,当国民党元老张群资政提出要为他办九十寿庆时,他连声地说:“不妥,不妥。”张群则坐在轮椅上,挥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去,去,去!我不与你争辩!”老将军与张群的友谊十分深厚,在他失去自由的监禁岁月中,张群是看望他次数最多的一个。而且,论辈分,在台湾,以张群与宋美龄为最高。张学良知道,作为大他十几岁的长者,岳公说了的事是无法推辞,必须照办的。
  这样一来,果然不出所料,连日里,位于复兴岗的张宅,门庭若市,车盖如云,客厅里摆满了花篮与寿礼,而宋美龄赠送的庆寿花篮则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发自本岛、大陆与世界各地的贺信、贺电,雪片飞来。6月1日这天,设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十二楼昆仑厅的庆典大厅,更是装饰一新,珠光宝气,喜气洋洋。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请柬:写着“为张汉卿先生九秩大庆洁治壶觞共申祝嘏之忱尚祈高轩莅临以介眉寿”两行大字,下面缀有由张群领衔,包括郝伯村、孙运璇、梁肃戎、宋长志、马英九等九十名党政军要员及社会贤达的署名。另一面墙上,则悬挂着已故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发来的贺电,内云:
  忆昔五十四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势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景仰。思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正午十二时,当张学良夫妇推着乘坐轮椅的张群进入寿庆大厅时,百余名来自台湾、香港、日本和美国的记者蜂拥而上,闪光灯接连不断地闪亮,场面极为壮观。人们看到,寿星老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穿的是一袭黑色西装,系着枣红色领带,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而夫人赵一荻则身着红色套装旗袍,显得雍容华贵,雅致端庄。
  张群老人宣布寿典开始,首先致辞,说他与汉卿先生在东北、华北、华中,一直到抗日初期,同生死共患难,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为恭贺汉卿先生九十华诞,特意写了一篇《寿序》。然后,就高声诵读起来:
  古之良史,不以魁杰英伟之士盛年意气,一失虑失据。而遂非之议之;其必以能悔祸盖愆。卒之守死善道,而伟之重之。如我张汉卿先生者,不当以此论之耶?
  接着,赞誉张学良“以国家统一为重,力排众议”,东北易帜;协调中原战事,“分崩离析之局复告统一,此又先生有造于国家至大者”;至于治军、理政、发展教育、提倡科学、培育人才等多方面的功绩,更是昭昭在人耳目。
  读至最后,张群提高了嗓门:
  先生得天独厚,阅世方新,令岁六月之吉,寿跻九秩,同人等或谊属桑梓,或情殷袍泽,或为著籍之门生,或为缟贮之故旧,永怀雅谊,愿晋一觞。谚有之曰:“英雄回首即神仙”,其先生之谓欤!至于南山北山台莱之什,不足为先生诵也。
  《寿序》出自国民党党史会主任秦孝仪之手,以简古、典雅的文言写成,用典处颇多,“南山北山台莱之什”,指《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一章:“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为传统的颂德祝寿之语。文中有些地方带有官方色彩。
  接着,孙运璇应邀发言。他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感恩的心情来拜寿的。张学良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造就了许多人才。自己过去六十年来能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成为有用的人,全依赖当年先生的眷顾。最后,他趋前举杯敬谢,诚恳地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学良起身,即席敬致答词:
  承张岳公还有孙资政这样地奖誉我,使我实在不敢当。人家古人说“虚度”,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
  只见他腰板挺直,神完气足,话音与笑声朗朗,显得十分劲健,丝毫未现衰惫之态。不了解他的人,决不会相信他已是髦耋高龄。接着,他说:
  我现在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没崩溃:耳朵虽然听不大好,但还没至于全聋;虽然是眼力减退了,但是,还没至于瞎。……现在,我虽然是年迈了,假如上帝有什么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我必尽我的力量。我所能做得到的,我还是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只是我已经老了。
  话语中,倾吐着壮心,撒播着热望。但伏枥“老骥”终有自知之明,最后,曲终奏雅,惨淡地缀上一句:“只是我已经老了”,听来令人感伤。
  平时,当有人向一获夫人问到老将军的有关情况时,她总是说,关于丈夫的事,我从不参与;或者微笑着看丈夫一眼,说:“有他在,我是不该应答的。”这次却是少有的例外。在老将军九十寿庆时,她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场合把憋了几十年的该说的话说出来。于是,撰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刊载在台湾《中央日报》上。主要内容是: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谖。他原来是希望学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的压迫和无理的要求,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加激起他抗日的情绪。他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侵略的,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人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他都甘心情愿的牺牲自己去做。
  整个生日庆典,包括每个人的发言,尤其是这篇文章,再鲜明不过地揭示了,人们是把这一次庆生辰看作一种政治行为。张学良的几十年因功被囚,是本世纪最大的冤案之一。此次祝寿,作为历史聚焦的一个政治切人点,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生命纪年意义。回避也好,掩饰也好,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也好,那些与会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任何人都得承认它的实际上的平反意味。
  就“寿星”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捩点。五十四载监禁宣告结束,从此,重新步入自在自由的生 活。不过,随着接触渐广,沟通日增,他也难过地发现,这种欢乐的开场,很快便收场了,昔年故旧已强半凋零,身旁的熟人越来越少了,真的是“白发故人稀”呀!先是冯庸弃世,接着又传来莫德惠、周鲸文、张大干相继病逝的讯息,王新衡也紧步其后尘,而最令他伤恸不已的,是祝寿刚刚过去半年,一百零四岁高龄的张群也溘然长逝。昔日围桌聚饮、谈笑风生的“三张一王”,现如今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免有“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回各自门”,曲终人散、四顾苍凉之感。忆起前尘往事,他曾很伤感地引用了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
  一度秋风一逝波,故人零落渐无多。
  苍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挽歌。
  桓伊是东晋时的著名音乐家,也是唱挽歌的高手。
  人生多故,聚散无常。也许就是在这种黯然神伤的情态下,他渐渐地滋生了出国探亲以至定居域外的想望。
  
  三
  
  老将军到了夏威夷之后,每年五六月之交,亲友们都要为他举办生日庆典。当然,规模、性质、参加人员与九十寿庆大不一样。如果说,那一次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的话,那么,这里举办的则纯是民间的、亲情的、小型的聚会,亲亲热热,随随便便,欢然道故,促膝谈心,充满了天伦乐趣。老将军对此倒是乐而忘倦,没有产生丝毫的疑虑、感到些微的烦苦。
  1994年6月1日,在希尔顿大酒店彩虹厅里,张学良的儿孙们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早在半个月前,张学良与赵一荻所生的儿子张闾琳,便偕同夫人与长子、长媳,分别从洛杉矶和纽约等地飞到了檀香山。外来的客人只有三位,他们都是老将军六十年前的故旧或其子女。席间,儿孙们纷纷向他祝酒、问安,关心地问他:“您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感觉?”他说:“这里的气候,我很适应。现在虽然热了点,但是不像台北那样多雨潮湿。白天太热时,我就打开空调机;傍晚天凉的时候,我还可以到海边看看海潮,眺望海面。这里实在是养老养病的地方。”无拘无束,亲切自然,当日庭闱欢聚的情景,又重现在眼前。
  对这次庆生辰,他一直留有温馨的、良好的印象。事后,他告诉孙子居仰:“现在我的心情特别好。想想半个月前那次生日宴,觉得很开心。虽然人少,但是天伦之乐浓烈。”不久,他便委托闻琳,以“夫妇年老体弱,没有依靠,投奔儿子”为由,向美国移民局申办长期居留的绿卡。
  老将军的九十六岁寿辰,是在悠扬悦耳的欢快的京剧唱腔中度过的。上年九月,五弟学森病逝于北京,至今思之,犹有余痛。所以,亲友们商定,这次庆生辰,一定要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他最开心、最高兴。这样,就想到了唱京剧。应邀的首选人物是于魁智,一是他的技艺高超,被誉为“最具票房魅力的文武须生”;二是他与老将军是忘年交,早在台湾时就曾被邀到家中作客,而且极力称赞他“唱得好”;三是于魁智是辽宁的小老乡,乡情似酒,久而益醇,老将军一直在想念他。
  寿宴上,于魁智首先代表中国京剧院赠送了贺礼一用京剧脸谱精心绘制的“寿”字图;接着,就唱了传统剧目《上天台》的选段,最后一句原本是“又听得殿座下大放悲声”,他机敏地改为“准备下皇封宴庆贺功臣”,以切合祝寿气氛。老将军一直在神情贯注,闭目击节;听到这一句,会心地笑了。
  专程赶来祝寿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女、刀马旦马小曼,演唱了《凤还巢》。张学良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道了声:“今个儿高兴,我也唱几口,过过戏瘾。”在满厅的欢声和掌声中,即兴唱了马连良的拿手好戏《空城计》。一段下来,兴犹未尽,他又唱了《武家坡》和《借东风》。夫人赵一荻也和大家一道,欢快地鼓掌、腾笑。小曼逗趣地说:“汉公,您唱的还是老词,我教您新词怎么样?”汉公倒认真起来:“好,好,你马上就教。”说着,这一老一少就一对一地唱、念起来。祝寿活动进行了五个多小时,老将军仍觉兴致未尽。他说,这是民国二十六年他被监禁以来,过得最快活、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2000年5月底,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士齐集夏威夷,他们并非前来观光游览,而是要近距离地为世纪老人张学良恭祝百岁诞辰。他们清楚地知道,由于老寿星毕竟已年迈体衰,即使置身于这座美丽的海岛城市,也未必就能幸得一见,只要能够靠近他的身边,总是慰情聊胜于无。
  去年“九九”生日庆典,是在教堂举行的,里里外外,人山人海,不少人争着一睹老人风采,抢着与他合影,竟致挤翻了老寿星的轮椅。今年老人提出,要以家宴形式,在公寓附设餐厅举行。连日以来,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为自己能够活过一整个世纪而感到自豪,逢人便说:“我快一百岁啦。”
  寿宴由他的七十岁的儿子闾琳主持。全家老少和一些至交好友,团团围坐在老人四周,气氛十分融洽。老寿星身着崭新的藏青色西装,头戴瓜皮帽,颈佩花环,面色红润,精神清爽,笑着向与会亲友招手,喜气洋洋地说:“我能活到一百岁。是福气,我很开心,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他还笑嘻嘻地告诉身旁的孙辈:“我有新洋装穿了。”这些年轻人不解“新洋装”为何意,他们的父母代为解释,“新洋装”就是新西服,这是上个世纪初的旧词儿。
  宴会期间,还别开生面地安排了一个小型的记者访谈会。老人说话简捷明快,思路清晰,有时还夹杂着玩笑、调侃,但句句都闪烁着灼灼真情。以下是纽约《世界日报》记者的部分访谈纪要:
  记者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张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我也感谢主,给我那么好的生活,那么长的寿命。
  问:对于百岁以后的生活,您觉得该怎么过?
  答:还是做个小老百姓吧。我现在是政治思想一点也不碰。
  问:国民党现在台湾,已经不执政了,张先生知道吧?
  答: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做个小小老百姓。
  问: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答: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问: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答: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问: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答:我还打啊。
  问:没有啊。您很久不打了。
  答:我没有钱。(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问: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答:那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问:夫人陪伴您这么长一段时间,谈谈您对她的感情?
  答:我太太很好。最关心我的,是她。
  问: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答: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问: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问:外面有传言说,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所以脑子会有些不大清楚。我看不是。
  答: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访谈以笑声结束。老人对自己的回答似乎很满意,自得地微笑着。
  这次答记者问,是他的生命途程中的最后一次。因而,也可以看作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词。里面有四个相互贯穿的关键词:“做个小老百姓”,“过简单的生活”,“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管他呢!”应该说,这是非常低调的;然而,也是他的做人准则的至上而超拔的昭示。
  试想,一个人若能满足于“做个小老百姓”,“过简单的生活”,那还会有什么声名货利的追逐、得失荣辱的挂牵?自然也就能够抱定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管他呢!”
  十年前,张群在张学良九十华诞祝寿词中,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英雄回首即神仙!”那么,汉公眼前的这种情态,无疑就是一种“神仙境界”。“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此言诚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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