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春天，十个海子》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６日下午５点３０分左右，海子在山海关和龙家营之间的一段慢车道上卧轨身亡，当时他才２５岁，他带在身边的遗书上只有九个字：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带在身边的还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
海子１５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天才诗人，创作时间仅为７年，却在身后留下近２００万字的作品。关于海子的死因，当时有各种说法，虚妄的、猜测的、无情的、嘲讽调侃的，如：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想试试火车的力量；海子写完《太阳》之后，感到难以为继了，想以他的死拔高他的诗；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行为艺术”说，因为海子去世的时间３月２６日是贝多芬、惠特曼的祭日，而地点在山海关，长城脚下，长城是中国沉重历史的象征，这种说法无疑将海子之死看作是一种“表演”，可在现实社会中为表演而离世的又有几人？也有不少人给海子的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盲目地拔高其死亡的意义。
我认为海子的死应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的性格及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孤僻、倔强、过于率直的人，经常陷入对生存的思考而不能自拔，不擅长与周围同事、领导打交道，甚至有些“恃才傲物”。他的生活环境也是相当枯燥，住在远离北京市区的昌平，几乎是完全与世隔绝的写作状态，海子生前的好友、诗人西川曾回顾说：“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海子在献身诗歌事业的同时是以牺牲尘世的日常生活为代价的，他是一个“精神洁癖”患者。
令海子津津乐道的是在瓦尔登湖独居了一年多的美国作家梭罗，其实海子和梭罗完全是两种状态的独居，梭罗的独居有“试验”的成分，他想证明：人类真正的生活必需品通过简单的劳作就可以轻易获得，而现代人为物欲所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梭罗的行为如同我们今天的“行为艺术”，而且梭罗的独处过程是非常愉快的，他身处大自然，每日劳动、和自然对话，身心非常放松，事实上很多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人，经常会有人慕名去拜访他，《瓦尔登湖》是梭罗的超验主义实践作品。而海子的诗句是用心血换来，密茨凯维支在上个世纪的巴黎讲述斯拉夫文学时，说到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启迪时，他说“他是第一个人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以上的观点用来说明海子的生活态度，也是同样贴切的。海子在短诗《在昌平的孤独》中写道“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他正是沦陷于这种“不可言说”的孤独而无法自救。
其次，是海子的感情生活非常崎岖，他爱过四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这在他的诗歌《四姐妹》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感情的失意成了他自杀的直接导火索。
最后，便是海子对生存的危机感和对诗歌精神衰亡的哀叹，他带着这双重的梦魇陷入黑暗和绝望，海子在他达到顶峰状态的诗作《太阳》中表明，他是在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的。他发现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一切都不存在”，而生存只不过是“走进上帝的血中去腐烂”。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而让自己的个体生命毁灭了。他曾渴望像歌德、但丁、荷尔德林那样以整个生命来造就一部伟大的诗篇，而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朦胧诗”的光芒像流星一样消殒，持各种观念的民间诗人一时风起云涌，很多不是以作品而是以宣言立足，大众则是对时尚休闲文化趋之若鹜，对诗歌嗤之以鼻，很多如海子一样的年轻的诗人倍受打击，他们亲历了那个神圣被消解、诗和诗歌遭受践踏，世俗欲望侵占人类精神的时代，那种失去灵魂的漂泊感，那种丧失家园的疼痛感，以及对理想王国的深层渴望深深交织在诗人的心中。如诗人伊沙所写“在冬天”要“给诗人收尸”。
几乎是第一次，诗人的自杀距离我们如此切近，从此死亡不再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难以察觉的生存背景，而是转化为一种生存前景，作为一种情结，一种心绪，一种伸手可及的状态沉潜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了。也许海子在以他的自杀提醒我们：生是需要理由的。当诗人经过痛苦的追索仍旧寻找不到确凿的理由时，这一切便转化为死的理由。当这个世界不再为我们的生存提供充分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对荒诞的生存能容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那么我们是选择苟且偷生还是选择绝望中的抗争？
诗歌里有最真的人性、最善良的灵魂、最美丽的人生。“诗意”是我们对生活美好的祈愿，是人性纯净的本源，又是人间理想的境界。诗歌，让我们亲近自然的质朴和人性的光辉。人，诗意地栖居，成为永恒的渴求。但是书写这些真、善、美的诗人为什么要选择自杀？米歇尔?福科说“为了探索这一领域，我们必须放弃最终总会有结论的想法”。我们面对的诗人自杀问题――一个严重的生命意义追问和价值承担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匮乏时代，真诗人在与伪诗人对垒和对真理的艰难追问中，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冲突的双重夹击下，以生命的终结发出的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天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不断重复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时，一些人甚至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和推崇，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诗人自杀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吗？这是我怀疑的。对诗歌艺术的献身精神与自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质”的行为，诗人并不是独行者，事实上，诗人有众多的同路人――哲人、思想者、作家、所有持有真理和信仰的人。他们沉默而坚毅，以一种强劲的智慧和毅力，发出对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之问”，同时，身体力行地去解历史之秘。
真正诗人个人化的追问和燃烧式的歌唱，耗尽了诗人的全部生命和热情。但是，真正的诗人不是那种挪用陈旧意象拼贴“快餐诗”却又惦记着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不是那种不断打着低俗化的理论旗帜，一味靠给自己缀上“后什么”的人，更不是以诗人的矫情和罩着诗的光环杀人的人。真正的诗人是渴望进入生命以拯救生命的人，是不以任何时髦词句作为脂粉并避免沦为潮流的附庸的人，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法则即使在患难深处也能以爱和宽容抗击死亡的人。命运对于诗人犹如苦难的铁门，然而，诗人敢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击这扇物欲和理性的铁门，并以其纯个性的体验点燃某些带有普遍性的思考，为解除历史和价值的盲点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视点。面对虚无、击溃虚无。不要为自杀去寻找依据，而要为自己和他人的诗意生存寻求意义和朴素的理由。苦难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死亡，正如虚无也不必然使人自杀一样。生存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个体坚韧的人生态度。
在纪念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的文章中，北岛曾这样写：“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适当的时候死去”，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自由而死和死于自由不失为一种人生姿态，只要诗人的死不是对人类和大地的亵渎，只要诗人的死使其精神能光耀世界，就足够了。
死亡不值得赞美，更不值得效仿，我也不认为只要诗人活着就能够为世界创造更好的诗歌和更大的价值，当诗人的精神羽翼已经折断的时候，他无法飞翔，只能回归大地。用大师帕斯捷尔纳克的话为这篇文章结尾，“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疾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而外，让我们怀着一颗悲悯的心，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