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担任《新文学史料》主编的牛汉先生，专程去拜访舒芜，我也随同前往，有幸结识了他。我并不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工作，又没有组稿的任务，跟着去，纯粹是出于好奇，只是想见见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曾一度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舒芜1979年秋调离人文社，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当时已经退休。他住的是皂君庙社科院宿舍的一套单元房，客厅的家具很简单，而且很旧，但西墙上悬挂着的书斋名“碧空楼”，却很显眼，是程千帆先生所书，东墙上的一个条幅，则是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的墨宝，1948年书写的陈子龙诗寄赠舒芜的。诗云：
端居日夜望风雷，郁郁长云掩不开。
青草自生扬子宅，黄金初谢郭隗台。
豹姿常隐何曾变，龙性能训正可哀。
闭户厌闻天下事，壮心犹得几徘徊。
舒芜请牛汉和我在沙发上落座，吩咐保姆沏上茶，自己就坐在南窗下书桌前的一把旧藤椅上。他们是老朋友，坐下来之后，就谈笑风生地聊起来。我坐在一边，只是静静地听。
牛汉说话声音大，笑声也大，舒芜要小得多。记得牛汉希望舒芜给《新文学史料》写关于他一生经历的回忆文章，似乎就是后来刊发于该刊1997年第2期的长文《〈回归五四〉后序》。
1993年，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在人文社出版时，我做了责任编辑。在书里，他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的情感态度，对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文化心态，自我论和宽容论，妇女论，以及“五四”之后的变化，对鲁迅的攻击与附逆投敌等，都进行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与科学、透辟的论述。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解读和阐释，尤其精到，是具有独创性的。
在这本书中，舒芜充分显示出一个研究者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
我边发稿，边体味，感触良深，不时击案叹赏。舒芜则总是很客气，来信一再说“十分感谢您的费心审阅”，“此稿前后费您的心不少，十分感谢”。发稿后，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自己看二校样。
书出版后，他写来一信，把发现的错误单列了一张表，附在后面，说：“真正错字只有两处，衍文一处，这是真正的错处；此外都只是字模横倒，漏了逗号，字体不正，不算大错。所以总的看来，校对质量要算好的。”又说，“也许还有未看出的，您如另有发现，请随时见告，为荷。”他还签名寄赠我一册，扉页上写着“培元兄指正”，还郑重地钤上了他的印章。
后来，他又陆续送给我一些他的新著。我发现，每一次，当他拿到样书后，都要先通读一过，随手改正编校的错误。他送给我的那些书，或在书上直接把错误改过来，或寄来一份“勘误表”。
记得送《舒芜文学评论选》时，他特意告诉我，“太平天国”的“国”字，里边应该是“王”，而不是“玉”，书中全部印错了，改不胜改。我一查《辞海》，果然是“王”。
舒芜1922年7月2日出生于安徽桐城县城内勺园方宅――出了“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方东树、号称“鲁洪方”的一个名门之家。父亲方孝岳是著名学者，著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等专著。他的九姑方令孺是“新月派”女诗人，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后起之秀。舒芜自幼在家塾读书，十二岁那年春天，插入桐城县中心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同年秋，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著名的桐城中学。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做中小学国文教师，直至大学国文系教授。
他小时候曾梦想像曾祖父方宗诚那样，当个有名的理学家，谈“心”，谈“性”，谈“敬”，谈“诚”，立下个宗旨，自成一家之学。刚过二十岁，他就立志对中国的整个文化问题重新清理一番，写一部《现代中国民主文化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给个性解放的要求，奠定一套历史哲学的基础”。
四十年代初，在四川江津过着流亡生活的舒芜，结识了“七月派”著名小说家路翎，并通过路翎结识了“七月派”的领袖、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那时舒芜在研究墨子，已写了《墨经字义疏证》等文章。
胡风在信里告诉他，“今天的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这使他明确了当时要“做什么”。胡风认为，较之纯学术的文章，更需要的是“社会评论”，和“不用术语而能深入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解剖”。这使他明确了“怎么做”。
胡风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还建议他写一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来代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使他非常感奋。
1943年冬，舒芜与住在他家里的路翎朝夕相处，常常一起谈论他们共同关心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问题。一天，他们又凭栏纵谈。路翎忽然神情郑重地问他：
“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什么？”
舒芜答不出，就回问路翎。路翎明确而肯定地说：
“需要个性解放。”
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舒芜，使他脑子里原来那些不太清楚的想法，顿时明晰起来。他想来想去，觉得的确一切都可以归纳为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
通过胡风的介绍，他还认识了在重庆的中共文化人陈家康和乔冠华。陈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恩来的秘书，对他写的墨子研究文章《释无久》颇为欣赏。乔是中共主办的《群众》杂志的主编。
不久，陈、乔二人因分别发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在党内整风中受到批评。舒芜对认同他的墨子研究的陈家康很有好感，为了声援他们，写下了长文《论主观》。在文中，他表示反对“机械教条主义”，大声疾呼“容许一切新的探索和追求”，并主张在探索和追求中“充分发扬”“主观作用”。
此文初稿完成后，给路翎看过，他提了书面意见，第二稿吸收他的意见很多。定稿后，舒芜把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寄给了胡风。
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在“编后记”中指出，作者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的不满，很快在“国统区”的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文化论战。舒芜亦由此声名鹊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曾两次专门约他谈话，批评他的《论主观》，以及稍后发表的宣扬“强烈的”、“战斗的”、“彻底的个性解放”的《论中庸》，是“唯心论”。舒芜不服，两个人辩论得面红耳赤，无果而终。
1953年4月，正在广西南宁中学担任校长职务的舒芜，经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介绍，被冯雪峰调入人文社第二编辑室（古代文学编辑室）作编辑。尽管广西方面不愿意放他走，自治区委宣传部部长还找他谈话，挽留他，许之以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自治区出版社社长和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但都被他谢绝了，他一心想到首都北京去工作。
当时人文社的古编室，人才济济，常常是“文酒之会，以谈为乐”，大家轮流做东。除了下馆子，就是以打油诗互赠。
舒芜一首唱赠张友鸾诗云：“伤风晨上值，淋雨夜归家。白日常寻梦，晴窗偶种瓜。传闻夸鹿马，相见话桑麻。□□□□□，□□□□查。” 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也参加唱和，并用此韵嘲张，第三句云：“文章王卖瓜。”张笑纳，不以为忤，而对末联“错自由他错，谁将字典查”，张则笑着抗议道：“这可是领导在考核工作呀！”聂连忙改为“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问：“这行了吧？”
诗酒酬唱，文采风流，那时古编室的风气，于此可见一斑。
舒芜是堪称人文社学者型编辑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既能编，又能写，编书的过程，往往也是研究的过程。他编的一些书前，都有他自己撰写的学术水平很高的前言。如《李白诗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等。陈迩冬编的《韩愈诗选》，也是请他做的序。
1955年4、5月间，《人民日报》记者叶遥从舒芜手里借走了胡风历年来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书信。舒芜又奉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之命，写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过后，认为这些信很重要，即于5月9日呈送给毛泽东。于是，这些私人通信，加上了经毛泽东改写的一言九鼎的“按语”，被当作确凿无疑的“胡风反党集团”的“罪证”，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公诸天下。由此，酿成了举世震惊的被历史学家称为“共和国第一冤案”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新中国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就这样发生了。
在“肃反”运动中，舒芜虽未被当做“胡风分子”追究，但却被判定为“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他被视为古编室这个“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为张友鸾）。
尽管从1956年起，他担任了二编室副主任，但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他却又成了“舒（舒芜）、张（张友鸾）、顾（顾学颉）、李（李易）右派小集团”的头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撤销编审职称和编辑室副主任职务，由编辑五级降为编辑八级。
一天，舒芜上班在楼梯上与张友鸾相遇，两个人一起默默地往上走，旁边没有别人，张友鸾向舒芜微微一笑，道：
“无言独上西楼。”
166号楼两家出版社各一半，人文社在西，人民社在东。此时此刻，张友鸾还是这样妙语如珠，舒芜不禁感慨系之。
1960年，他调入社内新成立的编译所，总算是过了几年安生日子。1964年冬，他和出版社的另外五个人，被下放到山东沂蒙山区的沂源县劳动，第二年6月返回北京。但是很快，“文革”的疾风骤雨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早晚向毛主席“请罪”，无事找事地干体力劳动，定期写思想汇报，不断地写外调材料……
他在北京市第25中学当教师的妻子陈沅芷，被关在学校里，“红卫兵小将”把她捆起来，活活打死。老家安徽来的“红卫兵”和街道上的一些人，在一个深夜抄了他的家，大衣柜、留声机、收音机等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大人孩子连一件过冬的衣服也没有了，只好向亲友东要一件西要一件，才熬过了那个凄冷的冬天。后来，他写过几首悼念亡妻的诗，其中有句云：“永夜有人闻独鹤，十年无地筑孤坟”。
1969年中秋节的前一天，他离开北京，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5年初才回京，先是在校对科干了两年，1977年才重返古编室。度过了十年风雨沧桑，他已经五十五岁，两鬓斑白了。
前几年，在撰写关于鲁迅与周作人文化人格比较的文章时，我发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鲁迅对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痛切的批判，于是对此产生了兴趣，便开始检寻有关文献资料。舒芜的周作人研究，及其关于古典文学的有些论述，使我获益匪浅。
他1948年写的《王维散论》，简直就是打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之谜的一把钥匙。文中说，王维的《酬张少府》中的两句诗“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道出了他的“全部秘密”，“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地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主义的最美好的花朵。”我从中深受启发，于是写信给舒芜求教，还谈到了对杜甫诗、杜甫的忠君思想的一点感受和理解，谈到了对士大夫在“道”与“君”之间的尴尬处境及其精神限度的看法。
舒芜回信说：“古代士大夫，大概都有‘忠君’思想，没有例外。当时，事实上君、民、国三者不可分，观念上也就难以截然分开。区别只能看发展，看成分，看比重。庸俗士大夫，年轻时‘致君泽民’，后来越来越抛掉民，只记得君，只着眼于自己的利益。杜甫那样的‘穷年忧黎元’，就算难得的。但是，这也是用‘同情之理解’的观点来看而已，并不是放弃我们的批评。”
在另一封信中，他说：“我觉得您研究士大夫，是很不容易的事业。难就难在，陈寅恪那样的末代旧式士大夫之后，从胡适开始，士大夫以新的形式出现，现在大家狂捧的许多名人，都是这个新式士大夫系列。只有研究这些现实的士大夫，才有现实意义，而这是要挨大骂的。”
看了舒芜的信，放弃了拟议中的研究，集中一段时间，翻阅了一些古代作家的诗文，以及鲁迅提倡读的野史笔记。那结果，是写了一篇得罪人的文章《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以及《深冬杂识》、《大人物的艳福》、《甲申感旧》、《在“静穆”与“热烈”之间》等几个近乎杂感的短文。
也就在那个时候，又看到了舒芜1982年出版的谈《红楼梦》的《说梦录》，一下子就被吸引住，几乎手不释卷地读完了。与一般高头讲章式的崇议宏论的“红学”著作不同，《说梦录》是一种“谈话风”，文字亲切、平易、自由。题目的择取，也颇费了一番斟酌和思量，由一般人往往易于忽略处入手，显示了作者的匠心。
全书贯穿了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文字背后闪耀着五四新文化的光辉。而“哀妇人而代为之言”的现代观念，更是这本专著的一个格外突出的精神亮点。开篇即鲜明提出，《红楼梦》“写的是以宝黛钗这个悲剧为线索而贯串起来的整个青年女性的悲剧”，并加以深入阐发，真可谓提纲挈领、笼盖全书。
难怪聂绀弩激赏地称为“说极精，实为独特之见”，“是红学的最大空前突破”。还以诗相赠曰：“红学几家红，楼天一问中。颦晴追妙可，猿鹤悯沙虫。肉眼无情眼，舒公即宝公。女清男子浊，此意谁更通。”
这么好的读《红楼梦》的启蒙书、入门书，为什么不能重新出版呢？《红楼梦》是一部最伟大的经典小说，在中国其读者群恐怕是最庞大的，无书能比。然而，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其中的妙处、好处、幽微处、高明处和深刻处。这就需要好的启蒙书、入门书，引领读者更准确、深入、细腻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鉴赏、品咂、理解、分析，从而真正进入绚丽、神奇、迷人的“红楼”艺术世界。《说梦录》当之无愧地属于这样的书。
舒芜说他谈的，就是“《红楼梦》的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中最基本的东西，是鲁迅所肯定的真理，也是平平常常的常识”。而这，恰恰是普通读者所最需要的。这是一部精神层次很高和学术含量深厚的研究专著，更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导读书。通过它，读者读《红楼梦》，可以读得更明白、有趣和有益，进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灵魂、升华精神。
当即给舒芜打电话。他说这本书1982年后没再印，并表示愿意授权人文社重出此书。我向他建议，新版一定要配图。为什么呢？因为忽然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旧事。
在那个所有的图书几乎都变成了“封、资、修”的垃圾和毒草的时代，在那个无书可读而又正值读书欲望最强烈的岁月，在那个有书就读、不管是《形形色色的案件》、《红色保险箱》，还是《烈火金刚》、《古城春色》、《欧阳海之歌》，只要是书翻开来就读的年龄段，无意之中，我居然幸运地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与所有看过的小说皆迥然不同的、伟大的《红楼梦》！
纸是灰黑色的。书前有一些图。那种人物绣像的图，不是严格写实的，似真似幻，别有韵味，非常适合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关于《红楼梦》人物的一种想象。书中的那些词语，什么“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什么“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那些人事，什么警幻仙子、跛足道人呀，什么风月鉴、馒头庵呀，什么“还泪”、“须眉浊物”、“金陵十二钗”呀……真是又新异、又奇妙、又神秘、又有趣、又深奥、又迷人。
林妹妹、宝哥哥、宝姐姐这些人，不可能是实有之人，而是生活在“大观园”里的人物，是“太虚幻境”里的人物，是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虚构力的产物。他们的一颦一笑、忧乐悲欢，连同书前的人物绣像所发散出的那种特有的神情、风致、格调，一起深深地镌刻在脑子里，构成了我首次阅读《红楼梦》的懵懵懂懂、蒙蒙茸茸、斑驳迷离的印象，至今不忘。
舒芜很赞成配图，说《红楼梦》的插图很多，以清人改琦的为最好。我有点将信将疑，“难道我看的那种，是改琦的吗？”一边想着，一边漫应之曰：“找找看吧。”接着，开始寻索少年时读过的那种版本的《红楼梦》，检拾自己童蒙时代幼稚、纷杂、缥缈、美好的文学梦。
终于，在古代文学编辑室的资料中发现了，是五十年代人文社出的一种版本。何等惊喜而又亲切、温馨啊！沉睡了几十个春秋的少年记忆，霎时间，全都闪电般地复活了。捧着书的手，微微地颤抖起来……
又立即借到了改琦的《红楼梦图咏》，与舒芜商定，五十幅图全部采用。最后，《说梦录》改名为《红楼说梦》，于2004年5月出版。首印八千册，很快售罄，又加印了八千册。
1992年，社里出版了周作人翻译的《卢奇安对话集》，舒芜曾托我代购一本。2004年初，社里出版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又嘱我帮他代买。
他喜读书，写作亦勤，晚年尤其如此。他乐于接受新事物，2000年七十八岁时“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迄今为止，他的近二十种著作（不包括九卷本的《舒芜集》），绝大多数是六十岁以后写的。
与那种埋头牖下、皓首穷经的纯粹的学问家不同，舒芜深受以“新文学的最高峰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熏陶。他是一位具有理论家气质、有思想追求、有理想抱负的学者，始终热心于政治，关注社会现实，“关心着民生国计、世道人心”（舒芜语）。他所从事的文学艺术、思想理论以及编辑工作，形成了与此密切相关、融合着自己的人生血肉和鲜活社会感受的个性特征。
他说，自己投入精力最大的，是《红楼梦》研究和周作人研究。朱正认为，舒芜大约是周作人之后，对妇女的命运、苦难、地位和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得最多的作者。
我觉得，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学的杂感、漫谈和随笔，闪现着“五四”文化精神的批判锋芒，也极有价值。
早在抗战之前，他就确立了鲜明的“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的思想立场。他晚年的文字，又明确地回到了这一思想支点。这是舒芜著述中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晚年，舒芜在长文《〈回归五四〉后序》中，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坎坷和沉浮，清理与反思了自己一生反复曲折的思想迁变。
1949年10月1日，在满目疮痍、民怨沸腾的国民党统治的废墟上，红色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征服了、赢得了一直追求进步、向往民主自由的舒芜的心，使他心悦诚服地在各个方面服膺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在工作中，舒芜感到，“毛泽东思想真已浸透了整个革命的队伍，随时随处看得到毛泽东思想的化身”。他还觉得，“政治上工作上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的地位”，“比什么都重要”；《论主观》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最好是自己早点提出来，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
他开始对自己原来宣扬的“个性解放”发生了怀疑，并意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用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在对文艺界和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他和胡风、路翎等人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1951年10月20日，他写下了《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公开向自己写《论主观》有所本的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告别。实际上，批判罗曼?罗兰，也就意味着自我批判。他把此文寄给了在武汉《长江日报》文艺组做副组长的“七月派”诗人绿原。绿原看出了他的改过自新之意，两个人见面时，就此争论了一番。
11月9日，舒芜写了一首诗，赠给绿原：“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
经过了思虑和考量，他决定公开表态，在思想上与胡风、路翎们分道扬镳。
终于，1952年5月中旬，他写出了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承认《论主观》所宣扬的个性解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此文5月25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很快于6月8日进行了转载，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了编者按语，称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
尽管舒芜对这一提法感到吃惊，但是，事情仍然继续沿着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轨迹发展。《人民日报》来信约稿，要他接着写一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1952年6月22日，他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文中接受了《人民日报》按语中“小集团”的提法，说：“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从1952年9月6日到1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东总布胡同，先后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对胡风进行批判和“帮助”。舒芜亦应邀出席。会后，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把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1至2月公开发表。
1954年7月，胡风写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上书中共中央。这一年10月，即发生了所谓《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的《红楼梦》研究的事件。12月8日，周扬在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胡风再次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建议将“三十万言书”在《文艺报》上刊发，进行公开讨论。看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胡风“不能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日，他写了《我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违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长期拒绝思想改造的“严重错误”。
14日，他找周扬当面承认错误，要求收回“三十万言书”，或修改后再发表。周扬不同意。胡风又要求发表时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第二天，周扬致函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呈毛泽东，建议不发表胡风的声明，说那样会“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一个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于我们不利”。
毛泽东当天即在此信上做出批示，说“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为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批示，21日，中宣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一场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更大规模地展开了。
这一年3、4月间，《人民日报》文艺组记者叶遥，带着领导交办的找人写“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的任务，先拜访了已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的绿原。绿原表示，“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她又找路翎未果，转而找到舒芜。舒芜答应了，似乎还说曾有写这个题目的考虑。因而，也就有了前文所述的“借信”事件。
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舒芜沉痛地表示，“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言，舒芜晚年的那些与“五四”文化精神相契合的文字著述，具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性质。
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他见到了受尽磨难之后总算是活了下来的路翎。他握着这个曾是他年轻时候最要好的朋友的手，激动地说：“路翎，我是舒芜，我是方管！”路翎只是“哦、哦”地含糊不清地应答着，两眼发直、发呆、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这双大眼睛，二十多年前，曾经是多么炯炯有神啊！
看着眼前满头白发的老友，看着眼睛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的路翎，舒芜感慨不已，唏嘘不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来，听说恢复写作的路翎，只能写一点谈自己如何在街道扫地之类的文字，已经不复是当年和他一起住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职员宿舍时写作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的那个才华横溢的路翎了，舒芜愈加伤感，更觉悲凉。
在二十世纪中国，舒芜是一位饱经沧桑、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舒芜，完全赞成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不但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而且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友人进行改造。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对自己后半生所走的道路，做了这样的概括：
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
如今，与他有关的那些噩梦般的往事，那些恩怨情仇，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正如烟尘一般，渐渐地消散了，并终将湮没于历史的深渊。几次和他见面，都觉得他是一个谦和的、蔼然可亲的老人。但是，在外表的平和、平淡和平静中，似乎仍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并没有完全止息。
走过了悲剧性的人生之后，在回首惨痛的前尘往事的时候，他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在痛定之后，他就没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创痛？
他的室名，前有“天问楼”，后有“碧空楼”。他的一本1999年出版的文集，书名叫《我思，谁在？》。书前题记有云：“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的人？”
在这当中，我以为，可以看到一点舒芜的心灵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