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汉将军 拙著《张居正》中，写到李太后出紫禁城往昭宁寺敬香一节，有“大汉将军为前驱”之语。细心读者问我，何为大汉将军，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官员？
明代的将军之设，比之今日要复杂得多。今日部队的将军，仅以上、中、少三级区别。虽海、陆、空兵种不同，但将衔统一。明代则不然，凡称将军者，须得看前面的定语，否则，很容易张冠李戴，弄出笑语来。
明代的将军分三种。第一种是朱元璋的后代子孙的头衔。朱元璋当皇帝后，将自己二十四个儿子封为亲王，派往全国各地。我们今天知道的燕王、辽王、晋王、汉王之类的称呼，便是朱元璋儿子们的藩王称号。二十四个藩王，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但在选择藩地时，朱元璋规定浙江、江苏、云南三个省不准作为藩属。盖因江浙膏腴之乡，国家财赋重地，若于此设藩，则不利社稷。云南不设藩的原因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今日的云南，因其多民族杂居而神奇、丰富，加之山水瑰丽，是游人们心向往之的胜地。但在整个明代，云南却是中国最为闭塞的地方。凡充军云南者，是流徙罪中最为严厉的处罚。因大礼案得罪了嘉靖皇帝的状元杨慎，就是被流放到云南的保山而终身不赦。
明代的分封制度取自前朝，受封的二十四王称为亲王。亲王的后代，长子可以袭封。非长子者称为世子，晋封镇国将军；其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曾孙之子，授镇国中尉。以此类推，到了七代之后，这些天璜贵胄也并没有变成平民百姓。他们仍是登记在册的皇室后裔，而享受朝廷的财政补贴。
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都沿袭这一晋封制度。到后来，由于封授的朱家将尉甚多，几乎已成了社会的一大公害。据《今言》记载，截止嘉靖八年夏五月的统计数字：宗室记载朱元璋后代在籍者有8203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未名封者4300位，庶人275位。这八千多人，都享受着朝廷赐予的庄田，多者上万顷，少者亦有数百亩。他们不但免税免差，而且所在地方衙门，还得无偿为其提供夫役。
所以说，镇国、辅国、奉国这三类将军，全是朱家宗室成员。他们依据各自的品级来享受朝廷给予的特权。
明代将军的第二种，是武官的职称。常言道文臣武将，各有品级。文官是九品十八级，最高的是正一品，最低的从九品。六部尚书，按其品级都是正二品。如果九年考满没有过错，可升从一品，再升正一品，内阁首辅创设之初，只是一个五品衔的位子，到了宣宗（明第五位皇帝）之后，权力渐浓，此后的首辅，都是正一品。内阁的权力，也在六部之上。文臣的晋升，一级级爬上来，诚非易事。如果一名新科进士步入仕途，一般要从九品官当起，这个九品官类同于今天的科长，所以叫九品芝麻官。如果任京职，到六部当一名六品主事，则属于中层干部，类似于今天各部的司局长，主事既可以是从五品，也可以是六品。主事之上，依次是员外郎、右侍郎、左侍郎、尚书。官员的考察，京官是三年一次，三年中无任何过错者则可升一级。照这么算下来，新科进士想升至尚书，最低要21年时间。当然，这只是常例，法外超升的人也不在少数。如嘉靖三年，南京兵部六品主事张璁，因为大礼案得到世宗皇帝的赏识，竟一下子提到内阁担任辅臣，一年后又当上首辅，这个速度，就是今天所说的“火箭干部”。
可是武官的晋升，终明一朝，几乎没有见到一个“火箭干部”，这大约是武官离政治比较远，很难搭便车。武官授衔，如果够得上将军的级别，初授必定是骠骑将军，这类同于今天的大校升职，不可能跳过少将直升中将一样，骠骑将军当了一段时间（最短三年），升授金吾将军，再往上，就加授龙虎将军。一般各地的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各大军区司令）到最后都是龙虎将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总兵官都授龙虎将军。明代的战事，一般都发生在北方。我们经常在明史中看到“北方九边”的提法，这九边，是指九个镇守边疆的总兵级的军事单位。九边的总兵，授将军衔，则有征南将军、镇朔将军、平羌将军之类。观此称谓，则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功能性。
以上三类将军称号，虽然名目甚繁，但只要弄懂了，倒也线条清楚。但是，本文要谈及的大汉将军，与上述三种，又有天壤之别。
大汉将军的选拔和管理，由兵部职方司负责。选拔的首要条件，既不是战功，也不是资历，更不是文凭，而是必须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按明代的说法，选来的这些美男子的用途是“以充朝仪”。凡朝廷举行大朝会，皇帝驾临正殿，或接见外国使节，或参加晋封仪式，或举行祭祠大典，大汉将军们就会身穿镶金的介胄（凯甲的一种），手执金爪、铁钺、龙刀、凤剑，列队在丹墀上，皇帝御座的两边。底下的使节或大臣，眯眼儿瞅上去，见一色的威武伟岸的美男子，簇拥着万乘之尊，心下先已被震慑。临到出班奏事时，便免不了战战兢兢，莫敢仰视。
以上种种，属于大朝，为国家大典。皇上逢三、六、九日御文华殿或会极门接见群臣，称为常朝。逢常朝日，大汉将军一等者，身穿明铁介胄，列队门楣间。次等者，列队在御道左右及文武百官班后，相向握大刀，皆目不转睛，表情严肃。
若皇帝出紫禁城，或临田郊祀，或听讲太学，大汉将军随銮驾出入扈从，负责沿途的警跸与宿卫。凡此等差事，皇帝必指派一名皇亲国戚中有侯、伯、都督等爵位的人，临时充当大汉将军们的指挥官。
由此可见，大汉将军与唐宋两朝的御林军相近，又不可完全等同。因为明代皇帝的出行，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是金吾卫和御林军。而大汉将军的管理权不属于金吾卫，而在兵部职方司。其主要职责不是负责保卫，而是“以充威仪”，它的作用，近似于国家的仪仗队。
这么一说，就知道大汉将军的称谓非常贴切，说到底，他们不是将军，而是大汉。
二 座主
明代的座主，是一个颇有份量的名词。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的晋升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今人往往按现代的观点，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窃以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从势豪大户的博弈转而有了一点“仕”的特点，实得益于科举。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救时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没有科举，他们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我曾在《让历史复活》这篇文章中谈及，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改朝换代，用暴力攫取，是为开国皇帝；二是世袭。宰相的产生也是两途，新朝的开国宰相，都是辅佐新皇下打下江山的读书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历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绝没有文盲宰相。盖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读书人。
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又可当企业的CEO，最不济者，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日子也过得下去。古时则不同，读书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举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经过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三级考试。县试合格者为秀才；省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甲科，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产生。每逢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由礼部任命。特别是会试，主考官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并任命。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若考中举人或进士，则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这种类似神龛的牌位。我小时候，每逢年节，长辈便领着我到这牌位下磕头。这五个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着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都是每个人必须终生“无限忠于”的权威。
座主的称呼源于老师，但比老师更受人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分。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儒、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
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惟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因为在封建专制的时代，朋党政治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古人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这层原因，就不难理解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的的显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门生对座主，是依附和顺从。
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两者之间生出闲隙甚至仇恨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个明代，门生弹劾或讽刺座主的，只发生过两例：一是武宗朝首辅李西涯；二是万历朝的首辅张居正。
先说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统，信任阉党，臭名昭著的刘瑾得以成势。国事迅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秉持正义，与刘瑾之流斗争不懈，眼见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辅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颜受命，每日周旋于刘瑾、张永之间，曲意逢迎，几无臣节可言。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腹诽甚多，但慑于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于指责。李西涯有一位门生，叫罗?，时任监察御史。他看不惯座主的品行，于是修书一封，投到李西涯门下。这封信不长，兹全录如下：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媚以为常，皆为其自身谋也。不知座主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我等门生岂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座主痛割旧志，勇纳门生之议。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门生叛师之罪，生亦甘心也。生蓄诚积愤已多日矣，临械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这封信虽然多有愤激之语，但罗?仍不忘师生之谊。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于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泪，不置一语，想是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此后，刘瑾伏诛，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场。李西涯仍琉璃球儿似的周旋其中。罗?的规讽，显然没有起到作用。但罗?终究没有撕破脸，与座主闹翻。
李西涯主持内阁近二十年，尽管昏昏老矣，仍不肯离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门缝儿里塞了一首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书中书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
诗的意思很明显，要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了，赶紧回他的湖南老家去。这首诗是不是罗?写的，已不得而知。
不过，信也罢，诗也罢，罗?对座主的态度，是激烈而非极端。过后六十年，刘台弹劾座主张居正，就没有罗?那么温文尔雅了。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名符其实的座主。
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当上内阁首辅，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刘台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这对于一个入仕才两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晋升。此时的刘台，对张居正这个座主可谓感激涕零。但是，到了隆庆三年，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秋天，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蒙古作战取得胜利。刘台抢先向朝廷奏捷。按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没有奏捷的权利。刘台出于私心上奏，有邀功之嫌。他的奏章送达京城后，张居正看了很生气，便去信将他训斥了一顿。
斯时万历新政刚刚展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官员的管理甚严。刘台坐误奏捷，虽非原则性的问题，但在这种大前题下，张居正将他当作典型申斥，其意图是让士林看到他的整饬吏治的决心。
收到张居正的申斥信后，刘台感到没有面子，大概年轻气盛，不思后路，竟轻率地作出了反抗的决定。隆庆四年的正月，刘台写了一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呈给万历皇帝。
这篇弹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宰相， 事归部院，势不相慑，而职亦称。文皇
帝始置内阁，参予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荫。二百年来即有专作威福
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今大学士张居正偃然
以宰相自处，自高拱被逐，自擅威福已三四年矣……
接着，刘台列出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条罪状：（1）两面三刀驱逐高拱；（2）违背生不称公，无不封王的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3）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4）任用张四维、张?等私人；（5）接受边鄙武臣的贿赂。
张居正自担任首辅以来，得到了李太后与万历皇帝母子二人的绝对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亦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也远胜过了前面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一连五位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刘台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震怒异常。
前面讲过，明朝门生与座主闹别扭，见诸文字的，刘台之前，只有一个罗屺。但罗屺只是规劝李西涯，尚没有将矛盾公开化。刘台这次却是公开弹劾座主，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首例。因此张居正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当即向皇上写了辞呈，说了“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弹劾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明心迹”这样的话。万历皇帝当然不会让张居正辞官，而是下旨着锦衣卫将刘台押解进京，榜掠之后，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职为民。
但因刘台这件事做得太绝，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劝皇上不要给刘台太过严厉的惩罚，但心中却对这个忤逆的门生恨之入骨。底下人看出张居正的真实心境，于是又编织罪名，再将刘台流徙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当天，这个刘台也在流徙地病死。这一对终生都不肯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许也是天意。
三 助情花
乍一听这个称谓，似应是花木的一种，其实不是，而是房中术的别称，或者说雅称。
所谓房中术，即男女性爱的学问。自春秋时起，代代都有人研究。但明代对于房中术的搜微探秘，可谓积前朝之大成。说到这个问题，不由我想起于嘉靖二十年十月十九日发生的一宗震惊朝野的谋逆案。
当日夜里，世宗皇帝住在曹端妃的居所。这个曹端妃原来只是端嫔，因替世宗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便于嘉靖十四年进封为妃。端妃温存伶俐，很得世宗的宠爱，故常常驾临。
却说世宗睡到半夜，忽有一群宫女涌入，将一根黄丝绳勒住世宗的脖子，并用两方手帕团住塞住世宗的嘴，又有几个人跳上床，坐在世宗的肚子上蹬压。世宗眼看就要绝命。但宫女不懂绾结之法，绳子活络不紧。户外的人听得房子里的响动，立刻涌入，救了世宗皇帝一命。旋即孝烈皇后赶来，当即将造逆的十六名宫女尽行捉拿。
皇帝虽被救下，但昏迷不醒人事。工部尚书兼太医院掌印许绅立即进药，用桃仁、红花、大黄等下血药，辰时进服，未时世宗喉咙作声，被人扶起吐出半盆子淤血。到了申时，即下午五时许，才能开口讲话，听了刑部关于案情的汇报，他当即下旨：
这群逆宫婢杨金英等，并王氏，各朋谋害弑朕于卧所。凶恶悖乱。好生悖逆天道，死有余辜。你们既打问明白，不分首从，便都拿去，依律凌迟处死，?尸枭首，示众尽法。各皆族属，不分籍之异同，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财产抄没交官。艾芙蓉系姊拦阻，免究。钦此。
这件案子了结很快，五天以后，十六名宫女全都绑赴西市凌迟。行刑日，北
京大雾，几乎终日不散。人们暗地议论，这件弑君案中有冤情，故天象有变。舆情所说冤情指的是曹端妃。她平日深得世宗皇帝的喜爱，孝烈皇后一直满怀醋意。是夜案情发生后，孝烈皇后赶到，趁世宗昏迷不醒，立即下懿旨将曹端妃缢死。其实，宫女们策划弑君，曹端妃压根儿不知道，孝烈皇后只是借此除掉情敌。世宗醒后知道了这件事，虽然生气，却也无力回天了。所以，十六名案犯，不列曹瑞妃的名字。
曹瑞妃虽然无辜送命，但冤情并不仅仅限于她。当时就有人隐晦地指出“宫闱秘事，外人难以窥得”。试想一下，十六名如花似玉的年轻宫女，既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想取而代之做皇帝；又与外廷隔绝，不可能让人买通充当杀手。那么她们何以对世宗如此痛恨，非要取他的性命不可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世宗皇帝对她们过于“阴毒”，让她们不能忍受，才冒死弑君。
这个“阴毒”究竟是什么呢？我大胆猜测，可能与房中术有关。
世宗皇帝一生笃信道术，对炼丹、斋醮投入极大的热情。在他执政的四十五年中，许多道人受宠，获得难以想象的殊荣。
有史可查，第一个得到他信任的方士是邵元节。他教世宗如何炼丹画符，用世宗自己的话说，叫“极称圣意”，所以赏了一个礼部尚书给他做。邵元节死于嘉靖二十年春。不久，另一位方士陶仲文迅速得宠。
这个陶仲文本是读书人出身，大约还中过举人。获宠前一直在陕西当一个九品仓官，品秩卑微。他给世宗进献房中秘术，一下子就勾住了世宗的心。
据明代一些笔记文记载，房中术乃御女之法，所炼药饵都是壮阳的春药。炼药所用的引水，一采自初生婴儿的舌血，二采自未婚少女的经血。这两种采血方式都极残忍。婴儿舌上血，采一次，哪怕是一滴，以针刺之然后挤血，可谓摧残，痛苦至极。少女经血，采取量大，若经血不足，妖道们辅以药石，增大少女们的排血量，以及经期时间。此种作用，亦使少女们痛苦非常。用舌血或经血炼出的丹药，色如辰砂，名曰红铅，或叫含真饼子。
世宗遇上陶仲文时，年方三十七岁，正是精气最为旺盛的年龄，吃了含真饼子这些“春药”之后，周身发燥，阳具彻夜不仆。此时，便按陶仲文所教之法御女。被御者没日没夜地遭受折腾，可谓苦不堪言。
我想，那十六位宫女可能既要提供大量的炼丹经血，又要充当世宗练习房中秘术的工具。那种肉体上的折磨与精神上的摧残，实在超过了她们心理与生理所能忍受的极限，故铤而走险，最终落得凌迟枭首的悲剧下场。
十六位宫女的反叛，并没有让世宗吸取教训痛改前非。他仍痴迷于斋醮以及房中术，因之对陶仲文的依赖越来越深。几年间，陶仲文由一个仓库保管累升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除本禄外，还兼支大学士俸。其子荫为尚宝司丞。除了上述官职得到的应该俸禄外（收入超过内阁首辅），还陆续获得世宗赏赐的白银十余万两，锦绣蟒龙斗牛鹤麟飞鱼罗缎近千疋、狮蛮玉带六条、玉印四颗。御赐给他的封号是“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整整二十二个字，比孔圣人的封号还要长。明代那么多有名的股肱大臣，没有哪一个获得过陶仲文这么多的殊荣。而陶仲文所有的显赫，均来自于他献给世宗的“助情花”，因秘术嬖?皇门，这是封建专制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现象。
陶仲文死后，世宗痛悼不已，下旨赐祭九坛。几年后，世宗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当年，便下旨剥夺了父皇赐给陶仲文的所有封赏，天下士民莫不称快。
但闹剧并没有结束，没过两年，隆庆皇帝自己也吃起了根据陶仲文留下的药方熬制的含真饼子，导致性欲大增，淫性大发整夜不能入睡。结果下场比他父亲还要惨，只活了三十六岁，就一命呜呼了。
当然，这“助情花”并非陶仲文的发明。远在弘治年间，首辅万安因酒色过度，加之垂垂老矣，导致阳萎不举。他的门生御士倪进贤登门进献秘方，洗之复起。万安大喜，连忙将这秘方用红木盒子装好，恭恭敬敬写上“臣万安敬献”，然后献给宪宗皇帝。不久，宪宗皇帝驾崩，司礼监掌印太监将这件事抖落出来，万安为士林所不耻。
所以说，在明代，“助情花”已成为某些小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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