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红伟(以下简称姜)：请您谈谈您的个人工作、创作简历。 巴彦布（以下简称巴）：我在岗四十一年（1960―2001年），先后做过的是：十三年中学语文教员。十七年的编辑工作（1973年―1990年），即从《哈尔滨文艺》月刊诗歌编辑到《诗林》的主编、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副总编辑。从1990年初至2001年（哈市文联党组又把我留任一年至2002年完全退下），是在哈尔滨文学创作所――从创建到任所长，又十余年。即：语文教员――文学编辑――文学创作所的一半行政、一半业内外创作，贯穿了我的“职场生涯”。
正是这四十余年经历，形成了我的诗观和个人追求：
为寻求人生的清新与刚健，我读诗，写诗，编诗，办刊，只求“童心”与“诗心”同在；为追索人间的真诚和光明，我学牛，赞马，更爱骆驼的跋涉，只因人生苦短，而大野无边……
――《北方文学》1996年8期封二：巴彦布
我的“创作”简历，可谓之曰：既长又短，既简又繁。
所谓“长”是说，我十三岁（1954年）小学五年级所写的儿童诗《种向日葵》（组诗《草原上的小鼓声》之一）先后登场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栏目（1954年5月2日播出）和《诗刊》1962年第一期（因该期有元帅诗人陈毅的组诗《冬夜杂咏》，其名句“大雪压青松/松高挺且直”、“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即出自该组诗；本期作者跟着“借光”，所以难忘）。言其短，是指纯粹的“专业”创作可以说没有。来到文创所之前不必说，就是到了“所里”也是在干“业余”，因为我还有个“所长”头衔：主业是随时随地为作家提供服务。至于创办和主持《诗林》期间，连来稿都看不完，哪有心（甚至说：不忍心！）占着位置先去忙活自己的。因此，退休前的五部诗集：《鲜奶与花朵》、《爱的倾吐》、《飞驰的色块》、《东方的节奏》、《跋涉波尔卡》，连同小说、散文等全部是业余“习作”吧。我对文学编辑的敬重，同你一样，对那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如我所怀念和感激的已故陶耶老师和健在的李清泉、陈昊先生等，始终视做良师和楷模之列，原因也就在此了。
姜：《诗林》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办的？
巴：简单点儿说，是在无版面、无园地、无法生存状况下出生的。这也是一种“绝处逢生”或曰“死而后生”吧！
具体到我单位，原《哈尔滨文艺》于1981年10月正式改刊为《小说林》后，就没有诗歌版面了。实践与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办刊改革，而不是当时外传的要以“扼杀诗版面为快”；倘若《哈尔滨文艺》继续与各地市的综合性文学期刊一样，没有特色，“地名+文艺”，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老四样”，各类文学品种平均使用力量，百刊一面，就是“死路一条”！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全国的诗歌从《天安门诗抄》的沸沸扬扬，一下子沉寂变冷。当各种报刊以压缩或取消诗版面当做出路时，确实触痛了我的“神经”。小说应繁荣。报告文学该发展！诗之国的诗歌呢？诗，当务之急就是“图存救亡”、突出重围，因为人间要好诗，“国歌”就是诗啊！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个最能表达民族情怀、意志、精神和公民心灵……的文学品种，就这样萧条下去吗？当然不能。就这样，我一方面很卖力地当起《小说林》“中篇组”编辑，如在北京查病时也不忘为《小说林》约稿――从钱锺书大师到北京作家群新涌现出的“黑马”……同时，也暗暗鼓起劲来：诗歌，同样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就这样，我从1981年到1984年10月《诗林》正式创刊前，前后差不多用了四年时间，我不间断地为申办《诗林》而奔走、游说、求助……从主管官员到全省第二次作代会作家签名（本人至今保留着一份黑龙江省81名作家签名的原件；如今，相当多的签名人走了，如关沫南、林予、潘青、李北开、韩统良、梁南、陶耶……留下大名的程树臻、张抗抗……也远登京华）。这是我在本地的活动，用省委宣传部原老领导陈凤?先生后来回忆起来的话说：“……那时候，我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工作，正好分工联系文艺界。为这个诗刊问世，写报告，找人批，反反复复，很是忙了一阵。大量的实际工作，都由他去做。他有那么一股劲，总算办成了。《诗林》，终于在北方破土而出。哈尔滨市，从此结束了没有诗刊的历史。这当然是省委、市委、宣传部、文联集体行为。可没有巴彦布的热心，用那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也许不一定办成。在我们这里，应该办成而没有办成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每当我看到《诗林》，我就会想起，当年巴彦布办刊的情景。”他又写道：“在办《诗林》的那些日子里，遇到的困难出乎想象。那时的诗风急剧变化，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各有所好，各展所长，办一个为所有诗人和诗的读者都满意的诗刊，实在不易。更为难堪的是，经费捉襟见肘。为了这个刚出土的幼苗不至于夭折，巴彦布真是殚思竭虑，费尽心血。他探索和企业办刊的道路，最早和哈尔滨啤酒厂联系……与此同时，他又办诗歌“沙龙”，又办“中国首届冰雪节诗会”，无一不是求《诗林》的生存与发展。……”（陈凤?：《巴彦布印象》载于《哈尔滨日报》1995年3月15日。）
而在省外，最早如在“东北地区诗歌工作者座谈会”（丹东，1980年8月）、“绿风诗会”（新疆石河子，1982年9月）等这些跨地区的全国诗歌会议，都被我所“利用”――宣传造势有之，结交学习有之；更多的是为了《诗林》一旦问世，在一无办刊经费，二无人员编制，即无钱无人情况下怎么活下去而作着准备。因此，当看到由你主编的《中国八十年代著名诗歌编辑家访谈录》中，有在下的名字忝居其上时，不无苦涩，也自觉相差多多；唯在苦求《诗林》诞生、保其生存和为省内外诗之爱者倾以真心全力上（如中断精力最好时期的文学创作，过劳带来的眼疾腿病等等），实话实说是：扪心无愧。
在这里，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我要郑重强调两点，一是在《哈尔滨文艺》基础上改刊成《小说林》；为弥补诗歌空白而诞生了《诗林》。没有《哈尔滨文艺》母刊，也就没有“二林”，同样没有《小说林》先来，也就没有《诗林》后到。其二，《诗林》的诞生，是我龙江文学界大团结的产儿，促其问世的不止是诗界（如上面对签名者所述）；而哈尔滨市文联对全省诗歌界的付出与开拓，既是对共和国诗歌刊物建设上的献礼，也是一笔精神财富，在地方文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殚精竭力下的如牛负重、如履薄冰，而不敢懈怠。
姜：请您谈谈《诗林》在80年代的辉煌及影响情况。
巴：“辉煌”，不敢当。影响却可从本省、全国和国际三条线来概述一二。
1984年10月（国庆三十五周年）问世的《诗林》双月刊，正式结束了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有史以来无诗歌专刊的历史，或曰填补了诗歌刊物的空白。它在爱诗的青少年、工青妇、党政军、各民族、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是我这个参与创办又主持《诗林》最初岁月的人，所始料不及也预想不到的。各界反响无法一一历数（比较具体的事例，可见我的《喷绿六载流韵八方》一文――载于《哈尔滨市文联文艺志?文学卷》1990，8月），仅就诗歌的主体与未来――青年诗爱者而言，看看《诗林》和由《诗林》创办的“诗人沙龙活动中心”、《沙龙诗报》、《沙龙诗选》及至“中国?首届冰雪节诗会”吧，那狭小简陋而又漏雨的《诗林》编辑部确乎成了当年诗之“鸟巢”、集散地。《诗林》的二十余个栏目（轮换推出）几乎无一不是为各族各界青年所开设（除“旧体诗词”栏青年作者少了点儿）；而“大学生诗选”、“中专生诗坛”、“诗社作品集萃”、“兄弟民族青年诗人”、“苗圃青青”以及专门推出本地的“红松与白桦”和重在探索现代派的“五花山”等等栏目（栏目题字系我向美术家范曾先生讨要来的），成为各类学校（中学、中专、大专院校）校园和厂矿企业诗歌社团、诗社报刊、诗歌朗诵会所关注的目标，又常常有投稿者直指其栏目名要来亮相。因此，在那些岁月中，我的一项长年任务是：除了张罗办刊经费外，就是参加到社会各界诗歌活动里；审稿是下班后熬夜干，而无星期节假日。这样，省城的全部大专院校，从哈工大、黑大、师大……到各中专（特别是与“全国中专语文教研会”合作，已扩展到全国所有有中专学校的所在城市；因为《中专生诗坛》系《诗林》独家开办）。而在全省各地，从南部双城（当年松花江地区最南边一个县级市）的“龙?虎?雪同题诗会”（龙?虎?雪三字是钱钟书先生应邀所题，是钱公晚年留给《诗林》的一份墨宝吧？）到北部黑河、漠河风情篇；从西部“大兴安岭地区诗人作品展”到东部“牡丹江地区诗页”，《诗林》以赤子之心，对龙江家乡父老和缪斯子孙做了真心回报与反哺；黑土诗魂与诗的种子和林木，壮大而丰富了北疆诗的森林啊！
在全国，由于《诗林》于1985年与哈尔滨轴承厂组建了“诗人沙龙活动中心”（《诗林》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就在“哈轴”举行的），继而与哈尔滨啤酒厂、白酒厂等企业联姻建成了“《诗林》文化经济联合体”（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签字仪式），而面向全国开展的“诗与酒”诗歌大赛，也就又一次将全国诗作者聚拢到《诗林》这里来（上一次聚拢为“龙?虎?雪同题诗全国大展”）！波及所至，四川泸州酒厂创办《诗酒报》，本人被聘为“顾问”之一。
更直接、更大量又常态化地为全国诗作者服务的是：“诗歌沙龙活动中心”，其函授成员已覆盖全国各省市；每天的函授信件，每月一期的《沙龙诗报》（由黑龙江名诗人、资深编辑家轮流主编）；出席1988年1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国?首届冰雪节诗会”的名诗人除外，光是获奖的沙龙成员就来自全国21个省市；当他们手捧有自己获奖的作品被收入的《沙龙诗选》，那明眸，那笑容，真是绽放在冰雪节的诗之花啊！且不说，发自港澳台的贺诗、贺信；还有叶文福那富有燃烧与穿透力的朗诵……冰雪节诗会不仅是一次诗的大检阅，更展示了《诗林》已得到全中国包括港澳台诗人的信赖、帮助与厚望。说到这儿，我一要感谢全省老中青三代诗人、业余诗歌爱好者的大力鼎助；二为《诗林》能有市委宣传部全方位的扶持和全力以赴而幸运自豪――从陈凤?部长亲自帮助与企业家共商诗歌大业，到文艺处同志全员出动，以至同中直、省直单位联系，竟常常由宣传部出面帮助（包括出介绍信），这样的领导部门所言的“领导就是服务”，本人信然而肃然。说到我个人，我无法忘记，亡妻当年为我承担的这份工作所做的全部付出，身为高三毕业班教师（又当班主任、又做教研组长），她的英年早逝，是与常年不得休息有直接关系啊……
姜：《诗林》在80年代发现和培养了哪些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发表了哪些有影响的作品？
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青年诗人，现在都已四十多、近五十岁了吧？25年了，四分之一世纪！就黑龙江讲，当时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无一不在《诗林》上以整组、整版的诗作一次次被推出，甚至“处女作”都如此（如依晓峰、何抒秀、戴立然等）；“同期加评”（即在整组作品发表的同时，有诗评赏析、推介），更是司空见惯，成为经常项目。对本地诗社涌现的新秀、诗星，如“马蹄莲”的陈丹妮、潘红莉，黑大“冰帆”的杨川庆、陆少平、沙碧红，“岛畔”的罗凯、吴马克，以及在全省已有影响的李琦、马合省、庞壮国、雪村、邢海珍、张曙光、任永恒、文乾义、冯晏、潘洗尘、马永波等都曾以组诗（“集束手榴弹”！）大篇幅地展示。对外省的新秀亦然（如梁南先生对河北青年作者杨如雪诗作的评析）。毋宁说，现在仍活跃于黑龙江诗坛的中年诗人、评论家、编辑家……无不是当年《诗林》的骨干、中坚力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刊物面临的问题如诗的多元化、轰动效应的丧失，诗作者的转产或改行等等，又无不同全国一样。同样，当时受到好评、有影响的作品和诗论，在《诗选刊》、《诗刊》、《文艺报》等报刊频频转载，当时的《诗林》每年不止一次地统计公布。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每年度编辑出版的《全国诗歌报刊作品集萃》、各种诗选集、个人专集，都有刊载于《诗林》的篇什。获得读者喜爱即有影响的作品，我能记起的有：公刘、牛汉、梁南、叶延滨、叶文福、刘畅园、李琦、陈景文等。当年部队在哈作者白连春（发表在《诗林》上的处女作署名“李当然”）可说是《诗林》第一发现、又很有成就的青年实力诗人之一），90年代他就被《诗刊》社列入《21世纪诗歌之星》，出版诗集多种。其他如至今创作实力雄厚的吉狄马加（现青海省副省长），《大凉山变奏曲》(《诗林》1985年，一期)；著名影视编剧邹静之（《乾隆微服私访》作者，业内同行誉其为“天下第一编”），组诗牛河梁（《诗林》1988年，第6期）等……实在不胜枚举啊！
姜：您认为《诗林》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哪些方面的贡献？
巴：这道题，我以为由文学史家或专门对我省、全国诗歌作过较全面研究的行家来谈更好，通过纵向、横向比较研究分析，会得出更切近实际亦即实事求是的评估。好在黑龙江省第三次作代会工作报告中，（记得）专有一章节论述了自《诗林》创办后，全省诗歌创作、评论所出现的新局面，那当然是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而不是“一家言”。本人作为曾参与创办、又主持了80年代《诗林》的一名老林工，我既亲历了创办之初的艰难、坎坷与乐在其中的快慰，也能体味到“诗歌热”与“黄金时代”过后的种种不易；贵在坚持和“创业难，守业更难”也同样适用于诗歌报刊吧。仅就此而言，我对90年代接过《诗林》担子的几位诗编同行，始终心存感激和敬意，是他们帮我卸下重担（本人已感“透支”了！），不仅“留得青山在”、保住了诗的“火种”，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智慧，以至今天的《诗林》以其特有的英姿神韵挺拔于黑土沃野之上，远播着黑土诗魂……
如要我作一粗浅概括，恐怕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黑龙江本地文学生态来讲，地处“诗国”的北陲“从无到有”开辟出一处“诗垦地”，为文学多门类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地――这也是当年决意创办《诗林》的初衷和根由吧。
其二，从诗歌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来看，《诗林》自诞生之日起就集聚起一个有地域特色的诗歌队伍群落；一代代“关东诗人”发展壮大和艺术上的精进，已为建设和发展有黑土地域特色的诗歌提供了“平台”。而《诗林》，就是这些“诗星”的发射场！
其三，从《诗林》所在地的自然、地缘、人文优势出发，扩大开放交流，与周边国家作诗的交流借鉴，让中国新诗成果更快地走出去。如90年代初以来，诗友潘红莉对台湾诗刊、诗人所作的那样富有成果；此前80年代末《诗林》已与前苏联远东地区诗人建立了联系与沟通。这就是说，《诗林》曾经并将继续为我国诗坛发挥独特作用，作出贡献；而关键是《诗林》的质量与特色及其影响面。
姜：请您谈谈当年和朦胧诗人、大学生诗人及其他青年诗作者交往的故事和趣闻。现在您和他们还有来往吗？您现在对他们还很关注吗？
巴：正如前面所述，《诗林》开设的“五花山”专栏名曰探索，实际就是专门为朦胧诗人举办；仍觉不足，又开“八方云”加以增大。在那五年间，出现在《诗林》上的朦胧诗人的作品有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海子……北岛则译介国外芬兰诗人作品（《索德格朗诗选（十首）》――《诗林》1986，第4期），是他应邀出席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云南厅举办的“《诗林》《小说林》《外国小说》与在京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座谈会”上，将译作交给与我同行的韩非子、刘大平）；而女诗人舒婷则于1987年7月，应邀专程来到哈尔滨，同省城诗人与各界诗友会面并做了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这里重点说说与顾城、江河的一段往事吧。大约是1985年8月末，江河和顾城二位结伴，自费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之前没有打电话，下车就摸到《诗林》编辑部找我：“巴老大叔，请帮助我俩到大兴安岭看看，走走……”顾城的“老大叔”之称，盖源于其父顾工先生。我视诗人顾工为师辈，起码是我的兄长，因为60年代初，在《解放军文艺》上，斐声军内外的诗人顾工的诗同我的习作发在同一期诗版面；我担任《哈尔滨文艺》诗歌编辑的70年代，曾向他约过稿，彼此多有信往……可能顾城看我长得苍老，在编辑部又成疲倦相，故以抬爱之语作了个调侃，也足见诗友间的不外……我陪他俩走到哈尔滨防洪纪念塔，聊到大兴安岭，我问:为什么不早点来，提前打招呼？通过省市作协能安排得更周到……顾城的黑眼睛盯着我：“我相信《诗林》，你有办法！”此话确实让我受宠若惊，难得老少诗友间的信任和互助啊！谈到《诗林》的艰难，初次见面的江河问我怎样评价自己的现实处境，我答：一是老儿童的天真在冒傻气，二是唐?吉诃德式的与商品经济的风车斗……江河说：能为诗歌作出付出，值！就这样，《诗林》在全省的“诗歌网”，迅速地成全了他俩的大兴安岭之旅！我当天就打长途给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长、诗人陈士果（一位值得怀念的英年早逝的诗人啊！），经陈热心安排，在大兴安岭诗友群诚挚而周到的帮助下，此二人完成了大兴安岭深秋之行。
大学生诗人，说说贵州的唐亚平吧。大约1986年冬，正在贵州电视台毕业实习的她，趁哈尔滨冰雪节开幕前，只身赶到长春，约了另一女诗友搭慢车（为了省钱吧），找到《诗林》时早已天黑。隆冬时节，唐亚平一身秋装，脚上是不保暖的球鞋。当她俩由哈尔滨诗友陪同来到我家时，我老伴的疼爱感动之语，不绝于口……这些敢闯、敢吃苦的爱诗的人啊！
现在还保持来往的原黑龙江大学《冰帆》诗社社长沙碧红（曾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讲述》节目任编导）常常同我在北京回忆起，她和诗社同学参加《诗林》和“沙龙活动中心”的工作情景……她曾提起：为帮助《诗林》举办的“沙龙中心”学员审稿，当时我推出了这么一项，曾在《诗林》多次发表过作品、基础好的本地作者，编辑部请来负责审稿和写信给“沙龙”成员，每封信经编辑部审阅合格的付给“五角钱”通勤费。她认为，这样一来，锻炼了本地作者，加强了与外地作者沟通，又了解、体察了编辑部工作……她说：“巴老师，你可能记不得了，你那时真是声情并茂地说：‘大家都是为了诗联系在一起，写诗的甘苦你们都有体会，你们的作品发出来了，而他们呢？不认真看稿，提不出有思考价值的意见，字又潦草……干脆，让《诗林》关门！诗心的上帝就是真善美，不真心实意对待共同追求者，还谈什么爱？’”――沙碧红这几句话，自然勾起我对当年自己一些做法和说法的反思与反省……怎么能这样讲话呢？伤人啊！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起两个人，一个是陈丹妮，一个是韩非子（渐锐）。陈丹妮腿有残疾，《诗林》一开张，她就从杂志社办公室过来帮助我，即《诗林》正式编制就我二人。丹妮自幼酷爱文学，诗与散文并茂，时有新作发表于报刊。到了《诗林》后，一头扑在编辑部日常工作上，家虽近，却常常不能正常吃上午、晚二餐，同我一样无星期假日……也因此，有丹妮在编辑部“坐阵”，我就大放宽心。也可以说，没有丹妮这个搭档，也就没有我广泛“杀”向社会的后方，至少要事倍功半……正因如此，我老伴在世时，曾多次向她的教师同行们提起陈丹妮，又不无深情地说：“老巴身边就有个‘张海迪’！”诚哉斯言啊！
另一个“车轴汉子”韩非子，爱诗热烈，双城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擅长组织与经营，沙龙活动中心大量事务性工作由他承担……几次累病住院，足见《诗林》的工作是地地道道的苦差事，同“吟诗作赋”绝然两个情景。
拉回正题――“现在对他们还很关注吗？”我至今仍关注《诗刊》上青年作者的诗（更多的诗报刊，看不过来了，特别是自1994年眼疾过后的视力消退）；当下青年诗人的诗，是我读诗的首选；当然我也一直在寻找那些富有情感和精神力量的诗篇：深刻、厚重，又有汉语言文字魅力的！
姜：大家都认为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
能否回忆描述一下您印象中的80年代诗坛盛况？
巴：为节省时间，请允许我把这两个问题合到一起谈吧。
80年代诗坛盛况，完全可以概括为：“诗报刊崛起”和“诗社遍地”。――仅东北三省公开发行的诗报刊就有6家，即“五刊一报”，从南往北是：辽宁省的《当代诗歌》（阿红主编）、沈阳市的《诗潮》（刘文玉和罗继仁相继主编）、抚顺市的《琥珀诗报》（关键主编）；吉林省的《诗人》（芦萍、黄淮、梁谢成分任正副主编）；长春市的《青年诗人》（何鹰、滕励前后主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诗林》（陈昊、巴彦布共同主编）。说到诗社，仅以哈尔滨一个城市为例，若说哪所大专院校没有“诗社”，倒是新奇！连相当多的中学都利用校园文化节开展诗歌活动，本人就参加过哈尔滨市五中、九中、十五中的诗歌小组、诗社活动。工厂企业呢，哈尔滨轴承厂的“蓓蕾诗社”、哈尔滨啤酒厂每年一次的全厂大型“三八节诗会”、东安厂的“银燕诗社”和汽轮机厂的“红叶轮”诗社都有定期的大型诗报……朝鲜族小学的诗歌朗诵艺术团、蒙古族“纳达慕”大会上诗与歌舞的同台表演……都曾在《诗林》上作过报道展示。而《诗林》每天收到我省各市县诗社寄来的铅印、油印的诗刊、诗报、诗集……大信封装不完，进入塑料编织袋，再码进书柜――这还不算来自京津沪、西藏、海南、四川、江浙、宁夏、内蒙古等外省区的。也不算“汪国珍热”在名牌大学风起的当时。
怎样评价上述诗歌景观、文学现象？特别是它的发生和由来表明了什么？本人能力不够，却愿将自己的实感和直觉提供给理论家们。中国新诗，这个“西风东渐”的产物，它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品格就是：神权崩塌后，以人为本的心灵诉求与变革，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与表达（表现）。在追求民主与科学，歌咏人性、青春与活力，呼唤公平与正义，向往与憧憬美好理想上，新诗或狂飙突进，或深切入微，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阳光、氧气和清流。埋葬了文化专制主义，中国的春天是最好的歌唱季节。“人望幸福树望春”，社会充满期盼，人人都有要表达美好的心境与热情，不是外界外力所能影响得了的了，因而诗歌这个主情（梦想、激情）的文学品种，一旦受到挤压、冷落，社会提供不了或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时，“物极必反”效应便随之产生；爱诗的追求者们人人参与，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文化沙漠”和“穷得只剩下钱”的空间，决不是人人追求的目标、目的；而在心灵和精神文明的追求上，诗歌的精练优美沟通与感染的群众性、便捷性又一次展示了它的优势。因此，我相信，诗的再次崛起――在新的起点上以更高品位的发展繁荣，只是时间问题。君不见，京城《诗国》的创刊（由丁国成、朱先树主编）、承德《国风》的复刊，《诗林》有史以来成为月刊，这是我当年的一个梦想，而今由陈明、潘红莉、安海茵等三位女将“梦想成真”，我怎能不欣然感动而自豪！连黑龙江省纳河市的《星光诗刊》也开始了又一个春天……这还是我这个退休后孤陋寡闻者所知。我感到又一个诗的“黄金时代”或曰“钻石时代”正在到来……
姜：80年代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诗歌社团和民间诗歌报刊都有哪些？
巴：现在还能记得起的，大约是这么几个：南京的《他们》，四川的《非非》、《汉诗：20世纪编年史》、《巴蜀现代诗群》，北京的《幸存者》，上海的《倾向》，杭州的《北回归线》，美国的《一行》，贵州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等。有诗评家给它们命名为“八十年代全国性民刊运动”，真是叹为观止啊！
为了防止“挂一漏万”，这一项，我还想求助你――你曾主编的中国首部校园诗歌史专著《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20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听到诗友们的好评是：收藏丰富完备，很有史料价值；可惜我至今未能读到。《诗林》收到的毕竟不是全部，又过了二十余年，为了准确起见，待我拜读了您这部书后，专门对校园诗歌社团的民间诗报刊做一下回忆，再同你交流，如何？
姜：大家对您的近况都非常关注，请您谈谈您退休后的工作、创作及生活情况。
巴：在我的慢性疾病中，视网膜病把我搞得最苦！不论读或写，我不得不受制于“管束”，每坐于桌案前只能在35~40分钟间，再长一点儿视力就不管用了；在此我提示诗友们，宁可有其他病（虽然那也是一种痛苦！），也不能把“爱护眼珠”掉以轻心啊！在对时间的“零打碎敲”中，我以“应对”报刊约稿为主（当过编辑，也就深知被约中的信任、期待与抬举，不敢怠慢！），我所在的党派（九三学社，退休前我曾忝居过该学社哈尔滨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政协（前后任过哈市政协三届常委、科教文委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及其文史委成员；2006年在定居北京通州三年后，被人“举报”又被该区聘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所给予的撰写、创作任务，或被授奖，或被收入纪念文集中。前者如散文《“新通州人”的福祉与恋情》；后者如回忆录《落花时节读华章――忆刘绍棠先生复出后首次在哈尔滨讲学二、三事》，网上点击率不低，于是又成为“刘绍棠文集编纂委员会”成员之一；我之所以把当年的社会兼职部门看得如此之重，绝非有其他企图（眼看七十岁人了！），只为“报恩”――在主持《诗林》的当年，是这些部门或摇旗助威，或频开绿灯……我怎敢当“负心人”！在“作家不能缺席”的2008年，抒情诗《生命之光》发于《北京文学》，被《文史选刊》转载，又收入《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版）；组诗《思语于鸟巢与水立方之间》、《奥运三唱》在“第三届北京西山诗歌节”（八大处公园二处广场）被首都青年朗诵艺术团“铿锵”出节奏与旋律时，我谢绝授奖的理由是“把奖状、奖金奖给本地青年作者更有意义，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后“妥协”成与中国作协、北京市作协领导与首都诗人食指等一道上台给我的年轻诗友们颁奖。此事发生在2007年10月21日上午，被《北京晚报》和《参考消息?北京地区版》等各传媒同时报道过。2008年第6期《民族文学》所发的《把酒杯举向南方――我的2008祝酒词》曾被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领导争相朗诵，又一次涌起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文学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内蒙古厅出席文集首发式时的心绪，体味到的不仅是：诗与人同样有苦尽甘来，有耕耘，才有可能收获；更强烈地感受到：只要有人的感情在，诗就不会衰亡；而小说家的诗与诗人的诗是不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诗歌老祖李白的话在逼退着我曾信服过的――“鸡叫三遍了，骑手还能睡多久？人过六十了，号手有心气却不够”（蒙古族谚语），因此，我封笔前的诗作集《京东诗草》（暂定名）想在中国现代新诗的民族化上再作一次“老儿童”的努力，也许是又一次地“与风车斗”？但愿能像《诗林》一样，照预期、成正果。
?唆了以上这些，意在告诉同爱同行们，我这个“准盲人”活得很充实，有忧更有喜，因而也很滋润！
姜：很多《诗林》的老作者，在不同场合都曾表达过对您的敬重和感恩之情，您对他们想说点什么？
巴：首先谢谢您给我带来的这一珍贵信息！能有往昔诗友的记忆（不论是美好的，还是遗憾的）就是最大褒赏。这是因为，我们都曾以真情，对诗爱过、付出过，有诗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生――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
对《诗林》的老作者们，我想说的就是：假如能将自己的一生与诗携手到“白头偕老”，则不能满足于不当“败家子”（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丰厚积累上），也不能停留于作个恪尽职守的“保管员”，要发展，要突破，要精进，要创新，就得学习、借鉴、引进、开放……而新老诗友间的互相学习与互相欣赏，就是最聪明、直接、可靠的办法。这里有“包容”、“和谐”的元素。恰恰是“和谐的中国”绝然离不开、也少不了“诗意的中国”――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爱诗人都能有所作为，至少在心灵、精神和文化上，而不管收获有多大。
在此，我还要向你――姜红伟诗友，表达我的钦佩、赞赏与祝贺！这个“访谈录”本身就是所有诗歌工作者心中的一团火，其燃烧的内核是“爱”――对诗心的珍视与呵护，是精神高地上的一棵樟子松，在喷绿、滴翠……
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