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城墙四面围着，似乎聚拢了一股子王气，城墙上面可以跑马，城墙下面垂柳依依，住在城里的老百姓不自觉得有股子骄傲劲儿。一下火车正对着的就是解放路，面对面两排铺面，很繁华。我姥爷刘学义开的白宫西服店在解放路369号.
对面是中国人民银行，青色的砖墙，高高的台阶，金属推拉门，每天下班响亮地合在一起，把夏天在台阶上面乘凉的人们关在外面。银行旁边一个侧门，汽车能直接开进去。西安解放时常拉警报，飞机扔下的炸弹把青色的砖墙炸出一个个边缘焦黑的大洞。
南隔壁是个煤厂，门面不大，院子倒有几亩地大。一排铺面的后门也都开到这个院子里。院子放煤，常有板车进出拉煤。各家铺面也都在院子里放些东西，就这样，院子还是大的很。
北隔壁是个元宵店，总看他们用冰糖核桃红绿丝油面拌了馅儿，再用木板拍啊拍啊拍得实实的，用刀切成小方块放在大簸篮里，里面铺了厚厚的元宵粉，一面摇一面在馅上撒水，方馅子就摇成圆圆的圆宵了。
老板娘姓崔，温和漂亮，亲自煮元宵。这条街上的孩子去吃，总会不声不响地给多盛一个，放在桌上。孩子们总是格外喜欢她，不知是不是看在圆宵的份上。
也有炸圆宵，现吃现炸，金黄着盛出来，香脆的很。常去玩，崔大娘长崔大娘短地叫，就给盛个圆宵，更常去了。
那时的圆宵馅格外好吃，现在好像再没有那么好吃的圆宵了。
跟现在的圆宵店一样，生的卖熟的也卖。那时没有塑料袋，带走的用纸包上，上面放个红纸印的字号，喜庆的很。纸绳只两下，交叉扎好，跟包点心似的，提着就走了。
圆宵店旁是家叫半生园的酱肉馆，卖酱肉酱鸡酱鸡爪子。5分钱能买5个鸡爪子，啃半天呢。
半生园常在大院子里杀鸡。一个大竹筐，鸡们挤撞着，从小小的菱形孔里瞪圆小眼睛，惊恐万状地看外面。
专门杀鸡的伙计，蹲着，从筐里抓起鸡，在脖子上抹上一刀，也不接鸡血，挥手扔得老远。鸡扑腾个弧线落在地下，血流光，头一歪，死了。杀鸡的还蹲着，一割一扔，只一会儿，竹筐里空了，全在地下，围成个扇形，他直起腰。
早有只大铁锅里烧好了热水，别的伙计提了死鸡烫进锅里，翻两翻，拿出来，几下就掳得光光溜溜。
孩子们守着看，完了在拔下的鸡毛里捡来捡去。去我姥爷的西服店要些碎布，放个麻钱缝了，再找根粗粗硬硬的鸡翎管剪开做成键子，挑许多好看的毛夹在书里，键子天天插得漂漂亮亮。
半生园隔壁是王云光镶牙所。王云光是南方人，瘦高个子，细心干净。找了个胖媳妇，生了个姑娘也胖乎乎的。
过来过去的，总是看大玻璃窗台放了许多的牙模。都说王云光牙镶得好。于是总有人大张着嘴仰着头坐在椅子上，让他围着那张嘴忙来忙去。
大玻璃窗台上的牙模越来越多，上下牙模合在一起放着，像张呲着的嘴，发出一种召唤，来呀来呀，缺了牙的，快进来呀。
王云光忙上一天，却好管个闲事。煤厂大院子角上有个厕所，有时街上的人也去，他说这样没人管可不行。于是他常把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遇到街上来上厕所的，就问人家收一分钱。
有一天傍晚遇着个内急的，奔来就往厕所钻，说出来给钱，他拉着不干，说什么也让人先把钱掏了。
整条街的人都笑他，说他能干，管着人上下两个门的事情。
解放路上还有个洗皮货的店。不知用什么办法把皮子洗了，然后撒上一种白粉，晾在阳光下，用力拍打干净。于是总能看见他们在大院子里咬牙切齿地“啪啪”敲击个不停，像跟谁有仇似的。
店里收了很多活，路过能闻着一股怪味。
阴暗的店里挂满长长短短动物皮毛做的东西，有种阴森森的感觉，人都不太敢去串门。
白羊皮袄穿久了变成灰哧哧的颜色。交给皮子店洗完拍完，再打完，一看，雪白的小卷羊毛又柔又顺，像是刚从羊身上脱下来的。
那时流行二毛皮的皮袄，据说是用出生刚一个月的滩羊羊羔皮加工而成，薄而柔软，轻巧坚韧，洁白如雪，有句话说二毛皮子九道弯，是说它的毛穗长而且曲折多弯。
身上穿件二毛皮袄，是很荣耀的事情。脱下二毛皮袄呢？
忽然想起一个笑话，有个家是内蒙的人，说他们家乡的人好客，酒喝得迷迷糊糊了，领客人去羊圈挑羊，好款待他。叫这只，你，过来，把皮袄脱下来让我看看你胖还是瘦，呀，不行不行，一身的骨头。那只，你脱下来我看看……
解放路有家颜记馄饨馆。老板是个大胖子，中等个子，理个平头，他娶了两个老婆。
娶小老婆那天，一条街上的人全去贺喜。长袍马褂，披红戴绿，孩子们叫着闹着。
那天，他的大老婆倒骑着小毛驴，脸上抹着黑，在后面跟着。
小老婆管着家，大老婆什么都依着她，倒也相安无事。好像他没再娶第三个老婆，否则谁去倒骑驴呢？
颜记的馄饨皮薄肉嫩，汤汁鲜美，是难得的美味。
一大早，我姥爷的徒弟们都按部就班地忙活起来，出出进进的，让每天一开始就生机勃勃。
姥爷去城墙下面安安静静地打一遍太极拳，再和别人推一会儿云手才回来。徒弟们赶紧把做好的早饭端了上来。新来的徒弟总要先打三年杂，生火烧水做饭扫地，干得好，才能上缝纫机。
吃完早饭，姥爷就该到前面接活了。
姥爷新娶的老婆，我后姥姥金凤英穿着旗袍从屋里出来，谁见了，眼睛都会亮一下，人漂亮，旗袍更漂亮。
我姥姥是生第三个孩子时得产褥热死了。抓了十副药，还没吃上两副，就过去了。孩子没养活，也跟着去了。算是有福，比活着的两个少遭了多少罪。她丢下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的八岁，是我大舅，小的四岁，就是我母亲。
白宫西服店主要做西服，也做旗袍，金凤英是活广告，天生的旗袍架子，削肩丰臀，她便只穿各色的旗袍了。
那时给官太太们做旗袍。上门去只一看，不能量，回来就做，做好了送去一试，正合适。
也有挑剔的人，上上下下说这儿肥了那儿窄了，姥爷左看右看不能再改了，再改怕是越改越糟。也不辩解，答应下来，回来让徒弟顺着边不放线走一遍空针。再让送去，人一看，一排子针眼，改过的，再一试，合适了。
姥爷带的徒弟一大帮，能学出来的，也就数得上的几个。
我大舅渐渐大了，金凤英凶他，他不怕，顶了嘴还逃学。姥爷成天忙，闲了就是个打，不管用。最后说，你要是上学，明天还去。你要不上学，从明天起烧火做饭干杂活。第二天起来一看，我大舅已经烧好水做好了早饭。姥爷叹口气说，你呀，受苦的命。
自己家人带不出自己家人，姥爷找他一个朋友，让我大舅跟他学手艺去。
跪着拜了师傅，让别惜打。
打不少挨，手艺还早着呢。也习惯了，不都这样吗？
都说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姥爷常讲一个做钹的故事，钹是种乐器，红白喜事里最常用。徒弟学了很多年，也会做了，就是做出来敲的时候两只的声音不太一样。
于是徒弟出师后还年年拿重礼来给师傅拜年。有一年师傅不在，他便向师娘请教。师娘听了他讲做的过程，就问他，你淬火时是一个一个淬，我怎么看你师傅是两个夹在一起淬来着。
徒弟恍然大悟，从那以后，再不来了。
先忍着吧。
我大舅最终也没有熬到开始学手艺。他有一天早上蒸馒头，边烧火边打瞌睡，锅烧干木笼屉也给烧着了，吓得趁师傅没发现就跑了出来，没敢回去。后来去另一座城里当了工人，离开解放路369号那年，他还不满十五岁。
金凤英总让我母亲跟她睡。母亲小名叫最云，是她亲妈给取的名，意思是最美丽的那朵云彩。母亲和金凤英打颠倒，每晚睡在她脚头。金凤英把脚伸在我母亲怀里，让给她捂脚。她的脚是缠过又放了的，半大，脚趾是折的。
没生孩子前，金凤英没在人前面打过母亲。不高兴了晚上睡下在被窝里掐她，衣服穿的少，跑又没处跑，还不让出声。她常常不高兴，于是母亲身上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总也没个好的时候。
母亲临睡总想，今天不知会不会挨掐，不敢脱衣服。
放了学回家，住锅里看看，有饭就吃一口，没饭就饿着。姥爷白天接活，晚上还要干活，忙得很，顾不上管我母亲。偶尔见她，问吃了没，给一毛钱让买饼子啃。
后来姥爷叫母亲认了个干妈，她看见母亲身上的伤，总会叹着气给拿些好吃的出来。也给我母亲篦篦头上的虱子。
回家金凤英看看母亲的头发，一声不吭取来推子，给剃了个光头。她给别人说，这样就省得长虱子了。
到小学毕业，母亲一直剃着光头。
母亲不说话，挨打了不哭，咬着牙忍着。小小的她脑子里成天反反复复地想怎么个死法，上吊跳河还是喝毒药？
母亲给大舅写了封信，她说她活不下去了，她以为那是她最后一封信，她把它写给了这个世上她最亲的人。
大舅把母亲接到兰州上学，她慢慢大了。再回西安，金凤英拿鸡掸子打她，她一把夺下来。金凤英给姥爷哭诉，说我妈从没叫她一声妈，满腹委屈。母亲梗着脖子，说她妈死的早，没叫过，不会叫。
我小时候去西安，金凤英一大早用半大着的小脚急急地跑出去给我们端豆浆油条。母亲还是不叫妈，只是看不出有什么仇恨的痕迹。看书上那些侠义之士报仇，十年中耿耿于怀，十年之后虎视眈眈而来。其实仇恨也是需要毅力的，很多事都会随着时间而烟消云散，包括仇恨。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坏事，其实同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一样有难度。金凤英同这世上的很多人一样，做了许多坏事，但也做过好事。
母亲不叫妈，可她把仇恨搁在了风里。
母亲离开解放路369号前的五六年里，不停的在洗尿布。而金凤英一个接一个男女夹花生着孩子。
我二舅很聪明，一个天才似的人物。很多年里，在他的眼里，我母亲就是个傻子。有一年，我已经工作，他突然对我说，咦，你母亲其实挺聪明的呀。我惊觉，是这句话仿佛突然让我看到母亲那些年傻子般的黑暗生活。
是的，母亲的童年过着傻子般的生活，或者说，她童年时，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傻子。
她在学校里整天不说一句话，成天坐着，像长在凳子了似的。因为剃着光头，从来不敢上厕所，害怕同学说她是男生上女厕所。
母亲的童年没有跑过没有跳过没有玩过，她只能像个傻子般满面忧郁地走来走去，拼命地洗着尿布，洗得慢了就是一顿打。她只有倔强，这却只能带给她更多的痛苦。
炉子上放个烘罩，洗完了把尿布衣服放在上面烘干了才能睡。守着守着，母亲打起瞌睡，烤糊了又是一顿打。
母亲没有睡醒过，她可以以任何姿态入睡。常常是上学路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头撞在电线杆子上，鼓起个包。
有一天，门咣的一声响，大舅的身影撞进门来，母亲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大舅把母亲从那个家里带了出来。母亲慢慢留长了头发，梳着粗粗的两根大辫子。她会笑了，笑起来漂亮极了。
母亲常常梦游，半夜起来，在外面台阶上坐半天，流着眼泪吹冷风，回来倒头又睡了。
“小白菜呀，离地黄呀，三四岁上，离了娘呀”，母亲听不得这歌，一听泪就下来了。那么多的眼泪，像是把过去憋着的眼泪都补回来。
许多年过去了，母亲偶尔还作恶梦。
这一切，我聪明的二舅从不知道。那时，他只是个孩子，快乐幸福的长大。他记忆中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从不说话，目光呆滞，傻子一般。他因为聪明更被宠爱得目空一切，他以为他从没错过。
离开解放路369号时，母亲该上中学了。
看姥爷裁衣服，折起来，一把尺子，略一量，哗啦啦两剪子，好了。
现在教服装裁剪的书，眼花缭乱的图，密集而复杂。我常想，就算姥爷活着，怕是也看不懂吧。
姥爷的尺寸，全在脑子里，不用算，也没有什么计算公式，这里尺寸是多少，脑子里装着固定现成的数字对应，就在那里量上多少，准没错。
这套手艺，要学会了也难。因为没什么道理可言，就是多年经验的结果。哪个行当都有天才，姥爷是天才的裁缝。
有人说天才干什么都可以成功，可是天才也要有能够去干的机会。于是，姥爷一辈子，只是个天才的裁缝。当然，有人说这也不容易了。
解放路369号白宫西服店，曾经是古都有名的老字号。
一天夜里，解放路369号白宫西服店进了贼，在后墙上挖了个洞，偷走了三台缝纫机的机头。
学徒都住在店里，晚上赶活睡得晚，快天亮了有人起夜，这才发现了后墙上的洞，把一家人都叫了起来。
这两天，除了来做衣服的，就是白天来了个卖线的。卖完了又东拉西扯的坐了半天，手扶着缝纫机机头问是多少钱买的。一想就是他。当下几个手脚利落的徒弟直奔他家，敲开门，果然，把机头找了回来。
像不像一个现代版的掩耳盗铃的故事。
家里儿女们都会踩缝纫机做衣服，却都不太会裁。母亲离开老家前，也常盘纽子锁裤边踩机子。
我二舅最聪明，学习极棒。他从来不去学校，天天在阁楼上自己看书。阁楼上一张床一张桌子，全被书埋着。
老师开始不答应，他就提几个问题把老师难住，弄得老师不敢管他。
姥爷便想把手艺传给他。二舅手一挥，眼一瞪，说你这有什么可学的。姥爷气得说不出话来。
过年时，姥爷把他的衣服裤子料扔给他，让他自己裁。
二舅拿着布料上阁楼，拿件旧的比划着，就裁了。姥爷到底还是不放心，过了一会儿，装着上来取东西，拿着看了一下，没吭声，走了。
二舅更得意洋洋了，说，有什么难的，不就立体几何在人体上用一下吗？
二舅具备当一个天才裁缝的资质，可他看不起这个行当，他站在我姥爷肩膀上，有着更高远的志向。
姥爷勉强不了他，他知道，他的手艺将绝迹于这个家族，只能由外人继承了。
姥爷手艺好，他不存钱，不置房子不置地，说是省得将来麻烦。挣几个花几个，养着一家老小，日子还过得去。手艺人不像生意人，生意人把钱看得重，因为要拿钱挣钱。手艺人，动弹一下就是钱，对钱的态度当然洒脱。
姥爷一向朋友多得很，总是结了伙去下城里的大馆子。吃完了去听说书，他记性好，只要听一遍，就可以说给人听了。他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要是说书，保证台上的这些饭碗全砸。
姥爷还好喝上两杯，却不贪，每天中午，先上酒，喝两杯，才吃饭。
他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七十三岁那年，喝完吃完，睡个午觉就再没醒来。
他的儿女徒弟包个戏班，在解放路连演了三天。专门让说书的，连说了好多段。送葬那天，亲戚朋友徒子徒孙曲曲拐拐的在解放路上排了有半里长。
姥爷这下可以听个够了。
姥爷走后一周，金凤英也走了。她陪伴了姥爷一辈子，习惯了在他的身边。合葬了。
西安到处是帝王坟，姥爷的墓地买在皇帝陵的下面。我和母亲去给他上坟，帝王脚下，芳草凄凄，我跪拜在青草之上，倒一杯酒，姥爷我来看你了。他躲在青草背后，不说话。
解放路369号的白宫西服店早已销声匿迹了。宽阔的马路，密密麻麻的楼房和车辆，还有摩肩接踵的人，有谁会记得它？
在它的上面，盖起了高楼，在一层又一层上面，又有多少喜怒哀乐的故事弥漫开来。我闻到它的气息，混杂其中，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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